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 赵永修 原创 | 乡土中原 2024年3月18日，是我们唐河八高72级同学毕业50周年的日子。半个世纪匆匆过，当年学子今日翁。遥想昔日求学事，唯有岁月最深情。今日从自己的记忆中搜索高中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中有欢欣也有无奈，有付出也有收获。岁月的磨砺早已令我释然，苦也好，乐也好，一切皆成美好。提笔写下些许回忆，谨作往事的一点儿记忆储存。  我能进入高中学习，并非一帆风顺，也曾经历过一场挫折。 小时候由于家庭困难，我上学比较晚。到我十周岁那年，大哥、二哥都已辍学，只有三哥在上学，我才在学校老师的动员下进入了小学一年级。自知学习生活来之不易，我学习一直很勤奋，从没有缺过一天课，老师们都很器重，小学阶段担任班长。 自小学四年级下学期起，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自此没发过课本，课堂上就是学毛主席语录等一些政治性很强的内容，学写心得体会以及大批判文章。 上四年级时，学校开展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活动。我自然不甘示弱，总是力求走在别人前面。那时学片（共五所学校）举行巡回讲用活动，每校选出一名学生代表参加。我被选为我校代表，自己写了发言稿，未经老师修改，参与了巡回演讲。 四年级结束，我没升入五年级，跳级到了六年级。六年级毕业，1968年正赶上大队学校办初中（小学附设初中班，也叫“戴帽初中”），就地升入初中。加上在外就读生回大队办的一个初中班，共有一年级、二年级两个初中班。 当时的学校领导班子叫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按照上级要求，学校革委会由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学校负责人和学生代表组成。我作为两个初中班的班长之一，糊糊涂涂地成了学校革委会委员，名义上参与学校的领导班子会议。有时候会在星期日或晚上开会，内容为政治学习居多，我就会和另一个班的班长参加，其实就是列席会议。 “文化大革命”中，取消了升学考试制度，升学采用推荐入学的办法。1971年初，我校两个初中班同时毕业，唐河第八高中分配给学校的名额为六名。学校会同大队领导班子将六个名额上报第八高中，我是其中之一。 但是，令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竟然发生了。过罢春节开学时，高中下发到我们学校的开学通知书上只有五人，唯独没有我的名字。学校负责人张永安老师也不知所以然，便提出带我一起去高中问一下。 当张老师带我去八高中领导那里后，并没有问为什么没有我的《通知书》，只是简单说了我在校表现好，问了有没有机动数。那领导只回答了“没有”两个字。就这样，我的升学愿望落空了。我的升学名额究竟被何方神圣顶替了？我无从知晓。 无奈之下，我只有复读一年了。开学一个星期后，我又回到原来的学校开始复读，也就是我没跳级前的班级。新调来的班主任郝修超老师说：“班长的位置给你留着呢。”我仍然不放弃努力学习。有时我想，也许晚升入高中一年并不是坏事，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基础打得更扎实一些。 一年以后，推荐升高中的规定并没有改变。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二） 我们的村庄并不大，文化相当落后。在我升高中之前，还没有一个人上过高中的。和我同龄的人中，有的没进过学校门，有的只达到初中毕业。我也算是破了天荒了，简直比现在的高考还难。 1972年春期开学之前，奶奶亲手为我编织了高粱篾子凉席，父亲为我准备了书、作、杂费（每学期共四元）和零用钱，哥哥为我织了新稿荐。 开学那天，我独自挑着一应用品和换饭票的粮食去唐河第八高中报到了。第八高中在大河屯集镇上，距我家12里，还隔着一条泌阳河。那时河上没有大桥，只有冬季搭一个只能步行通过的摇摇晃晃的便桥，夏季河水较深时有渡船。家居泌阳河北面的学生平时都是蹚水渡过。那时的学生都是独自或结伴往返，从没有让家人接送过。 开学初，我只向学生食堂交了17斤小麦，一直到毕业，再也没交过一两小麦。因为当时生产队每人每年只能分到几十斤小麦。一个家庭年来节到、人来客去，没有白面是不行的。如果一家人分到的小麦全部让我拿到学校，也不够我一个人吃。那17斤小麦换到的白面馍票，我一直不舍得吃，存在手里给自己留下一种念想，这有点儿阿Q的精神胜利法吧？有一次，我父亲从我舅家回来，还拿有重物，正好中午放学时来学校看我。我给父亲买了两个白面馍和一碗饭。 学校食堂每天都有白面馍和黑馍。同学们平时大都是吃黑窝窝头，是用红薯面加碱蒸成的，又黑又餈，同学们诙谐地称这种窝窝头叫“黑地雷”。 尽管这种窝窝头，有时我家也供应不起，为了我能坚持读下去，只能另想办法。学校食堂的炊事员夏金山是和我们同村的，我称他“小叔”，同学们称他“老夏”。他是一位老退伍军人，单身一人。我哥就找到他，让他向司务长说一下，从司务处借一些饭票，待秋后红薯干收获后再还上。由此暂解燃眉之急。 同学们有时会从家里带到学校一些馍或红薯，放在寝室里，适时送到学生食堂去馏一馏，自己用网袋装着，馏一个馍或一个红薯出一分钱。如果带得较多或高温季节，很容易长毛。有同学开玩笑说：“这样好呀！老鼠不会偷吃，有毛（猫）看住哩。” 每年冬季，为了解决学生的取暖问题，上级给每个班级发几百斤煤。在班主任老师指导下，同学们将散煤做成煤球，在教室前面墙角处垒一火炉。有一次，有个同学为节省下一分馏馍钱，将馍放在煤炉上加温。家住本街的一名同学吃罢午饭来到教室后，可能途中很冷，来到煤炉旁要烤脚，便说：“JBZ，别人烤火哩，你在这儿烤馍哩！”烤馍的同学哭起来了。这真是人不伤心不落泪呀！ 学生食堂里每次的菜有好几种，根据各自家庭条件可自由选择。条件最差的可以每次出一分钱，炊事员用小汤匙舀一匙稀稀的辣椒水。 （三） 条件的艰苦并没有妨碍我对学习的执着，反而更激励我加倍努力。在高中阶段的学习过程中，我总是力求认真学好每一门课程。如果有时候本周作业没有做完善，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宁可不回家，也要把作业完成后才离开。 高中期间，我一直担任班级的学习委员，有了较多和各科老师接触的机会。教我们高一政治课的是马万钦老师。我上初中时的班主任郝修超老师也是马老师的学生。当我还没进入第八高中前，郝老师就向马老师介绍了我的学习情况。 高中阶段，王金锁老师一直是我的班主任，师生之情让我铭记于心。每年五一节、国庆节、元旦节学校都要出特刊。每一期特刊必有我的文章选用。如果班级单独出展板，王老师只写个刊头，选文、修改、设计全由我为主去做。学校有什么集会活动，总让我发言，给足了我锻炼的机会。 王老师不但语文教得好，做他的学生令我受益终生，而且他的书法功底深厚。我在上高二期间的年三十上午，我正好在街上赶集，买了红纸去王老师那里，让他给我写对联。王老师用黄广告色写了我家全部对联，还写了中堂毛主席像两边的对联：“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令见到的人们赞不绝口。只可惜由于房子拆除重建，对联早已不复存在。 王老师因患癌症去世较早，病重期间我曾几次前去探望。现在唯一能看到的王老师的笔迹是我的高中毕业证上用毛笔书写的姓名和住址。 方毓昌老师是河南大学地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学识渊博，风趣幽默，教我们物理课。方老师仅年长我十岁，是当时八高教师队伍中最年轻的。在校时，方老师对我非常关心。方老师后来曾任唐河县文教局副局长、大河屯公社副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南阳三师教师，曾介绍我去马振抚中学代课，给我过多次帮助。 （四） 那时唐河八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学工学农做得很好，也是适应当时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同学们在学雷锋活动中无不争先恐后。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中互相关心。班级建立有一对一帮学小组等群团组织，活跃学习生活，促进思想进步。 我除了平时积极做好事外，有时星期日没回家，做些公益事情，喂猪、做卫生、帮助打面师傅加工面粉等。学校板报组曾作报道。 1973年春天，泌阳河牛沟大桥正在建设中，学校老师带领全体同学们去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出发时，大家背着被子，整齐列队，让我作了鼓动性发言，然后浩浩荡荡向着相距16里的工地进发。由于几个公社的每个大队都有工程队，同学们的吃住就安排到家庭所在大队的工程队。 到工地当天，我被老师们安排到工程指挥部起草一篇《感谢信》，并用红纸抄写后宣读赠送予指挥部。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每人发一把锤子和一双手套砸鹅卵石，也算是为大桥的建设贡献了我们的一份力量。五十年前，我们亲眼见识并参与了那种近似原始的建桥方式，和今日被称为“基建狂魔”的我国基建和制造业的突飞猛进相比，简直不能令人相信。 此次公益活动只有三天，我和赵义权仍不忘走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抽空为工程队的伙夫挑水。 观看飞机投弹也是我们不能忘怀的一次经历。那是1973年夏季的一天，飞机在大河屯东十几里的沙滩上练习投弹。老师们事前与地面指挥人员进行了沟通，带同学们去观看投弹演习。我们第一次见识了飞机投弹；第一次听到了飞机驾驶员与地面指挥员的地空对话；第一次聆听了指挥人员讲的有关抛物线轨迹的知识，让我们加深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除此之外，那个时候正是注重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阶段。学校办有兽药厂、菌肥厂，有土砖窑和学农基地。做砖坯和到学农基地劳动是所有同学都参加的义务劳动，两年中大家没少为此出力流汗。即使过暑假期间，同学们也要编好班轮流返校管理学农基地和喂猪。 我们那年代的农村青年人，生自农村，长自农村，经过二年的高中生活历练，仿佛更像农民了。这就叫作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 （五） 自“文革”开始，不但废除了升学考试制度，缩短了学制，而且学年的起始和结束也改为和自然年一致。我们72级同学到1974年春节前就该毕业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按时毕业，到了过完春节后又照常开学了。 开学后我们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按照上级决定，学年的起止要恢复到原来的制度。为了避免新旧制度更替带来的年级空档，我们需延长一个学期，也就是到1974年夏季毕业。 同时，我们了解到，1974年1月31日，中央发布了“（74）五号文件”。事件起因是：我县马振抚公社中学二年级15岁女生张玉勤在考试英语时不会做题，在试卷背面写了六句顺口溜，在受到老师批评后跳水库自杀。江青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为搞乱教育界，派两人到马振抚调查。回京后将调查报告以“五号文件”发布全国。该校负责人罗长奇和班主任杨天成被捕入狱。 唐河八高原有一位贫农代表孙秀英（学生们称“孙大娘”）管理学校，此时县里又派来三个工宣队员进驻学校，主要领导师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工宣队成了学校的实权派。 在工宣队主持下办起了学习班。在当时看来，很有些郑重其事的样子。高一、高二就那八个班学生，四百多人，还向各班印发了正儿八经的《通知》，编印了《简报》。第一期《简报》内容还是我写的。我也不明就理，是工宣队拿走了我的日记本，将我平时日记中的一些体会编印到了《简报》上。 所谓学习班，无非就是学习上边材料、讨论、写体会。工宣队提示要结合实际，查找“复辟回潮”的事例。他们特别提出：“学习雷锋的榜样因窃题受到不公正处分”云云，似乎要把我树成“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其实我并没有窃题，也没有传播，只是背了黑锅，自己也没有申辩而已。（详见乡土中原《高中生活拾零》，百度可见） 两个星期的学习班结束后，学校领导说：愿意留下的学生在校学工学农，不愿留下的可以毕业。不言而喻，已经没有教材可学了。学工，农村高中没有条件；学农，就是到学农基地劳动和喂猪。大多数同学都愿意毕业回乡，早点儿回家为家庭多挣点儿工分实惠。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去教导主任张建章住室辞别时，张主任还对我因泄题一事受到的不公正处理表示了歉意。我感到挺不好意思，我一个普通学生，怎么承受得住德高望重的张主任道歉呢？ 第二天，工宣队将我的信用红纸抄录后张贴在了宣传栏里，引起了一片轰动。 当我还未离校时，学校接到了上级通知，宣布让我们这一届学生全部毕业。班主任给同学们发了《毕业证》，没有举行毕业典礼，没有照毕业像，就连《毕业证》上贴照片的位置也是空着的。至此，我们的高中生活画上了句号。 在我们高中毕业五十周年到来之际，同学群里已经发出通知，决定在四月上旬举办联谊会，期待着届时欢聚一堂，共叙同窗之谊！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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