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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文首发于2018年6月6日 钱壮飞，原名钱壮秋，字潮。1895年9月出生在浙江湖州。原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 1931年4月25日，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钱壮飞，及时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告知中央，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钱壮飞长孙钱泓 近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钱壮飞长孙钱泓。据了解，周总理在战争期间和解放后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钱壮飞，他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值得全党永远纪念！ 因生活所迫误入国民党情报机构 1895年，钱壮飞出生在浙江湖州。钱泓说，“我爷爷的父亲是搞丝绸生意的，是一个中等家庭，我爷爷的父亲和母亲也都是有文化的人，所以我爷爷从小没念过私塾，念的是洋学堂，后来爷爷就念到了湖州中学”。 钱泓说，“后来发现，在我爷爷上学的那个时期，在湖州中学读书的人中还出了四个名人：一个是我爷爷钱壮飞，一个是茅盾（沈雁冰），还有两个是国民党的徐恩曾和胡宗南。” 甲午海战之后列强入侵，钱壮飞父亲的丝绸生意破产了，家里也就破落了，所以他在湖州中学还没念完，就到外地去求学。最后在钱玄同（钱三强的父亲）的帮助下，去了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读书。 钱泓说，“爷爷在上国立医专的时候，遇见了奶奶张振华。我奶奶家在安徽桐城，是名门望族，祖上是康乾雍三朝汉族宰相张英、张廷玉的后代。我奶奶他们家有钱，加上爷爷家里破产了，我奶奶还资助过爷爷”。 1919年，钱壮飞在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同年，钱壮飞和张振华成婚并生下了钱壮飞的第一个儿子钱江。钱泓说，“毕业后，我爷爷在铁路医院做医生，我奶奶在传染病医院做医生”。
钱江工作照（供图/钱泓） 1925年，张振华先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张振华和她二弟张暹（xian）仲又介绍了钱壮飞和胡底入党。钱泓说，“胡底也是后来的'龙潭三杰’之一，是安徽舒城人，跟我奶奶是老乡。” 加入党组织之后，钱壮飞和胡底就开始做地下工作。但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钱壮飞和胡底都被北洋军阀通缉，二人就跑去了上海。钱泓说，“当时在上海，爷爷找不着党组织，日子过得还是挺惨的”。 在上海，钱壮飞给小报做过编辑，给黄包车写过牌照，还挂牌行过医。1928年，钱壮飞偶尔的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有个上海无线电培训班招聘。因为生活所迫，钱壮飞就考了进去，最后到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处。 进去之后，钱壮飞负责营销和宣传，业务做得比较好。这时，无线电管理处的负责人徐恩曾发现，钱壮飞和他都是湖州人，还都是同一个学校（湖州中学）的同学。这样，徐恩曾就看中了钱壮飞，就将钱壮飞留在了身边。 帮助徐恩曾敛财成为其得力助手
1926年，钱壮飞在北京（供图/钱泓） 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召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虽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统一”了中国，但因连年的军阀混战，致使国内的工商业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浙江的财政可谓“捉襟见肘”。当时的省主席张静江，出身于浙江省湖州市的丝绸大户，又在法国开过公司，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一直予以经济上的援助。他上任后，立即宣布召开西湖博览会。 因他深知，要扭转一省的财政拮据之局面，最快速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搞一个大规模的博览会。据了解，第一届西湖博览会是中国会展史上一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展销会。整个博览会设有8馆2所3个特别陈列处。 八馆分别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二所是：特种陈列所、参考陈列所；三个特别陈列处为：铁路陈列处、交通部电信所陈列处、航空陈列处。 特种陈列所主要对外展览的就是无线电器材。当时，徐恩曾就任命钱壮飞为这个所的所长、主任。钱泓说，“这在当时是很时髦、很新鲜的一件事，很轰动，爷爷把展览办得特别红火”。 有些厂商要想参展，就想办法对办展会的负责人行贿，钱壮飞就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在展会结束之后交给了徐恩曾。徐恩曾办展会受到了表哥陈立夫的表扬，钱壮飞不但把展会办得好，还帮他敛了一笔财。所以，他就更加信任钱壮飞。 徐恩曾受到嘉奖之后，就被调到了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实际上是中统的前身。他就把钱壮飞也带到了南京。到了之后，我爷爷发现这是国民党的情报中心，就汇报给党组织。周恩来作出指示：拿过来，打进去。
“正元实业社”（供图/钱泓）
南京中央饭店“长江通讯社”（供图/钱泓） “正元实业社”位于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旁边，是一幢西式两层洋楼，名义上是经营无线电器材，实际上是“中统”特务秘密机关的大本营，秘密搜集、汇集各种情报，也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开设的一家机构。 “买卖无线电器材接触面比较小，我爷爷就跟徐恩曾提出来说，干脆就成立通讯社，后来就在中央饭店四楼成立了'长江通讯社’”。钱泓说，徐恩曾要扩大组织，我爷爷就通知了李克农和胡底，考进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这样，周恩来就让他们三个成立一个特别党小组，组长是李克农，上线是陈赓，陈赓的上线是周恩来。这个特别党小组，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这三个人就是以后所说的“龙潭三杰”。
油画“龙潭三杰”（作者/王金安） “长江通讯社”成立后，又成立了“民智通讯社”。钱泓说，“'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就是胡底，我奶奶的三弟张家昽（long）是他的帮手。而李克农在上海，搞无线电管理处，负责新闻编辑”。 因为日本人在东北老是有些动作，徐恩曾就想要掌握北方的情况，所以就把胡底和张家昽派到了天津，在天津挂牌成立了“长城通讯社”。这样，就在天津、南京、上海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情报网，这个情报网实际上也就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都在国民党情报系统里头，所以可以经常一块开会。名义上是给国民党搞情报，实质上他们三个是拿着国民党的经费，拿着国民党的介绍信，干的是共产党的事。 钱壮飞经常把掌握的情况塞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信封里头，用国民党的交通系统传递到上海交给李克农。之后，李克农再用共产党的交通系统，把情报传递给周恩来。 徐恩曾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处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的社长胡底。 徐恩曾说，有了他们3个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南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内部各派，或者其他党派的情报，都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破译加密急电挽救了上海党中央
钱壮飞（供图/钱泓） “但是，有一些最绝密的情报，需要徐恩曾亲译，我爷爷是拿不到的。”钱泓说，所以我爷爷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他发现，徐恩曾每次接到这种电报的时候，都从兜儿里掏出一个小本，拿着对照。“我爷爷觉得这里头一定有东西”。 徐恩曾这个人非常好女色，她老婆就经常因为这个事打到中央饭店，跟他大吵大闹。钱泓说，“我爷爷就给徐恩曾出了个主意：你把女朋友送去上海，住我奶奶家。她到了上海，你老婆看不见了也就不打了”。 徐恩曾觉得钱壮飞这主意非常好。钱壮飞不但能帮徐恩曾日常的工作，还能帮他敛财，又能帮他金屋藏娇，所以徐恩曾就更加的信任钱壮飞，并且把钱壮飞任命为“长城通讯社”和“正元实业社”的负责人。 徐恩曾也经常出去泡别的女人，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我爷爷就跟他说，你身上有什么机密的东西千万不能带到这种场合去，万一丢了或者出了什么问题，你说不清楚”。 徐恩曾觉得钱壮飞说的对，于是他就把密码本锁进了保险柜。一次，在徐恩曾出去的时候，钱壮飞就偷偷的打开保险柜，把密码本用照相机给复制出来了。可是，复制完了以后，再来的徐恩曾亲译的电报，钱壮飞拿着密码本，还是翻不出来。 后来，钱壮飞发现徐恩曾的桌上，有一本《曾文正公文集》的书。钱壮飞一想，徐恩曾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不喜欢文言文，为什么会在桌上放这本书呢？钱壮飞觉得，这里头有文章。 后来，钱壮飞就把这个《曾文正公文集》拿过来，再加上密码本，慢慢研究，终于发现了破译方法。 掌握了密码，就能更多的了解国民党的情况。正好，这个时候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剿。钱泓说，“其实，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剿之前，我爷爷就已经从徐恩曾那里掌握了国民党整个围剿中央苏区的计划”。 顾顺章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袖，在工人里头有一些威望，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钱泓说，“但是，他有些习气也很不好，吃喝嫖赌，还有姘头”。 钱泓说，“顾顺章要养活姘头，所以他的钱不够花，他就经常以化广奇的身份，登台演出表演魔术挣点外快”。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 钱泓说，“到武汉完成任务之后，其实就可以马上回去。但是顾顺章不干，他居然在当年的4月24日用化名登台表演魔术。最后，他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报告给了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最后被捕”。 蔡孟坚亲自审问顾顺章，但是顾顺章什么都不说。顾顺章说，你把我送到南京，我要见到蒋委员长我才说。没办法，蔡孟坚就用军舰把顾顺章送往南京。这个时候，顾顺章跟蔡孟坚说，不要跟南京汇报。 但是，蔡孟坚没听，赶快用电报向南京的徐恩曾汇报。顾顺章是1931年4月24日（周五）被抓的，而4月25日是星期六，那个时候徐恩曾已经到上海去会见他的女朋友去了。 1931年4月25日晚，钱壮飞独自在“正元实业社”值夜班。当晚，武汉给徐恩曾连发了五封特急密电。钱壮飞当机立断拆译密电：原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 钱泓说，“我爷爷看完后惊出一身冷汗，顾顺章是完全了解上海上百个机构的地址、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的，他叛变了，那上海不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吗？我爷爷就赶快让女婿刘杞夫连夜前往上海，找李克农迅速把情报送到党中央”。 把女婿刘杞夫送上去上海的火车后，钱壮飞回到“正元实业社”，此时已经是深夜。值班人员送来了第六封电报。电文为“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这封电报中说，顾顺章自首的事情，切不可让徐恩曾以外的人知道。这话的意思不言而喻：徐恩曾身边有靠不住的人。从电报分析，顾顺章很可能出卖了钱壮飞。经过冷静的思考，钱壮飞最后下定决心离开南京。 他把自己的账目和相关的文件进行了处理，再到“民智通讯社”通知他安置在那里的一位同志转移。因为时间太晚了没找到人，他就用刀子将桌子上的一张地图从中间划为两半，暗示已经“破裂”，今后要“切断”联络。 而他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考虑到离开南京时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钱壮飞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自己走了，家里人怎么办？国民党特务手段很残忍，钱壮飞担心家里人遭到徐恩曾的迫害。 出于爱子之情，钱壮飞离开“正元实业社”时，他还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与徐恩曾讲明利害关系，给他一些必要的警告。 钱壮飞写道：“可均先生（可均，就是徐恩曾的字）大鉴，行色匆匆，不及面辞，尚祈见谅，政见之争，希勿罹及子女，否则先生之秽行，一旦披露报端，悔之晚矣！” 因为钱壮飞掌握了徐恩曾大量的不光彩隐私，估计徐恩曾不敢对他家人做过分的事。否则，钱壮飞便要将掌握的徐恩曾贪污特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 这个时候顾顺章也到了南京，就把他押到了“正元实业社”。在门口，顾顺章对蔡孟坚说，我不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头还有我们的人……等到徐恩曾知道钱壮飞是共产党时，准备要去抓钱壮飞的时候，钱壮飞已经坐上火车走了。 徐恩曾在得知钱壮飞是共产党后，而且还跑了，就赶快跟陈立夫汇报。陈立夫和徐恩曾一商量，就决定把这个事压下来，就到了顾顺章和蔡孟坚面前说，你们见蒋介石，不许说钱壮飞一个字。就这样，这件事就压下来了。 顾顺章见到蒋介石之后，蒋介石就对顾顺章说了一句：归顺党国很好，你要好好听蔡孟坚的话。后来，顾顺章就把中共的领导机关全供出来了，紧接着就是一场大搜捕。但是，周恩来已经把这些都提前布置转移了。 刘杞夫接到任务后，第二天清晨就抵达了上海。几经周折，在一家小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报告了顾顺章的叛变后，又急忙回到了南京。然后，李克农又告诉陈赓，最后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上海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党组织大迁移工作。 钱泓说，“当时在上海幸免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有瞿秋白、周恩来、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 钱泓：“周总理说没有照顾好钱壮飞” 1931年8月，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1933年5月，钱壮飞任中革军委二局局长；同年8月，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与军委二局合并后，钱壮飞任军委二局副局长。 钱泓说，“在苏区，我爷爷继续做情报工作。另外我爷爷还负责设计了苏区六大建筑，因为他在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当过老师，我爷爷还画漫画，演话剧。他有美术功底，能设计这些东西”。 “燕山侠隐”海报（供图/钱泓） 钱泓说，我爷爷是非常多才多艺的，他在1926年就拍了电影，叫《燕山侠隐》。受爷爷影响，我们家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搞电影。“我们家现在是四代电影人，这种情况在电影界是很少的”。 1934年10月，钱壮飞参加长征，还是负责情报工作，不间断的侦听国民党的电台信息。钱泓说，“情报工作在长征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有人说整个长征，红军没有一次落入过国民党设计的口袋里头，都是情报工作起到了作用”。 钱泓说，“我爷爷在遵义会议时是负责保卫工作，在遵义会议之后他被任命为军委政治部副秘书长，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到任，就牺牲了”。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部队到达贵州金沙县，后为躲避国民党飞机进入丛林，随即失踪。 钱泓说，“当时山里是原始森林，爷爷进到山里头就迷路了。我爷爷碰见一老乡就跟他问路，没想到这个老乡是反动民团的头目，他看我爷爷像个军官，又有骡子又有枪，想图财害命，就把爷爷带到乌江边，推到悬崖里了”。 当地老百姓就知道了这里牺牲了一个红军。老百姓就把红军的遗体给埋了。解放后，乌江要修坝，整个水就要涨上来了，而这个墓地离江边还挺近，就怕淹着。所以老百姓又把这个墓地给移到山顶上去了，就说这是钱壮飞的墓。 队伍过到乌江南边去了之后，发现钱壮飞失踪了，就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派了认识钱壮飞的欧阳毅将军，带着一个保卫队，将近一个排的人，让他到北岸寻找钱壮飞，最后没找着队伍就走了。 钱泓说，“国家的相关部门经过调查，曾经下了一个文件，称'在没有发现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把钱壮飞牺牲的地点定在了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 1941年，周恩来把一些烈士的后代给聚集到了重庆。后来，这些烈士后代就从重庆跟着宋庆龄给延安送药的车就到了延安。钱泓说，“我父亲因为原本就是学美术的，所以到了延安他就去了鲁艺。” 钱泓说，“周恩来每往返重庆到延安，总是会给我父亲钱江带一些笔、纸、颜料。周恩来跟我父亲说，钱壮飞牺牲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去找邓颖超妈妈”。所以在延安的时候，周总理只要到了延安，就会把我父亲叫去，问长问短。 钱泓说，“我母亲家是大地主，我母亲1938年就到了延安，上了抗大，也入了党，最后被分配到保育院。我父亲呢，从鲁艺被借调到保育院做儿童画展，俩人就认识了，开始谈恋爱”。 一次，在延河边上，李克农骑着马看到钱江谈恋爱了，就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就通知我父亲，让他把女朋友带家里看看。最后知道了我母亲是河南人，邓颖超就跟我母亲说：河南妹子都特别厉害，你可不许欺负钱江。 1946年春，周恩来知道我们家人都在重庆，就通知我们家人到曾家岩50号请客吃饭。到了那之后，周恩来跟我奶奶说钱壮飞牺牲了，我奶奶就哭了。周恩来就朝着爷爷牺牲的西南方向，跪下了。周恩来说了一句：我没有保护好钱壮飞。 据了解，周总理在战争期间和解放后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钱壮飞，他还深情地这样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值得全党永远纪念他！ “不管怎么闯不许给爷爷抹黑” 钱泓说，“隐蔽战线和地下工作，是两个概念，不能混同在一块。隐蔽战线是真正的打入敌人内部，而地下工作一般是党员在地下发动群众，搞集会、罢工”。钱泓认为，两者概念不同，是两码事，不能说隐蔽战线就是地下工作。 钱泓说，“隐蔽战线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打入内部，另外一个是交通。你打入内部获取的消息的传递，就得依靠交通。而交通又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负责传递消息，一个是负责掩护”。 隐蔽战线是很隐蔽的，绝不是说像现在电视剧里演的，是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搞隐蔽战线的人，不要很突出，扔在人堆里要找不着他。不可能会去那种场合，因为那种场合最容易暴露。 进入隐蔽战线，就别想别的了，你就是要准备好随时牺牲个人的性命。钱泓说，“所以我现在去讲课的题目就叫做忠诚与信仰。他们之所以能随时准备牺牲自己，我想支持他们的就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信仰”。 “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普通人，路都得自己去闯。父亲告诉我们：你们不管怎么闯，但是有一条，就是不许给你爷爷抹黑”，钱泓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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