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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具有注重实际功效的特点，容易使人产生实用的文化心理特质。在这一特质的影响下，中国人在看待事物和接受新的思想和理论时，往往特别看重事物或理论的性质、功能、作用和效果，而不去分析事物或者理论的元素、实体和构成。就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具有一整套完备理论体系的理论，其传入中国后，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首先抓住的就是关于阶级斗争学说这一非常实用的社会改造方法论。 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认为阶级斗争像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联络起来。基于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包含丰富思想和内容的著作也单纯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进行诠释和阐发。例如，在对《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名著的解读和宣传中，没有超出阶级斗争的视角和范围。而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也回忆道：“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和中国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需要有关。由于近代中国特定的斗争环境，使得人们在主观上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坐而论道，进行书斋中的学术研究，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时间集中在急迫的斗争实践中。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这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思想理论的准备阶段是不同的。其次，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实用的文化心理相联。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正如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表述，它讲究的是“理论是生活的解说，生活是理论的表见。所谓'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乃为学之理想境界。在日常行动上表见真理，要作到著衣吃饭都是'至理之流行’”。因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为学而学，而是学以致用，为用而学。他们所看重的知识，也并非“本体”、“先验”之类远离现实的思辨，而是经世致用的实践之学。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唯意志论、实证主义等各种“知识论”色彩很重的西方理论和思潮在中国昙花一现，而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得以传播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不是哲学意味浓厚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立即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拿来指导革命实践的原因所在。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这“很有用”，不仅表明了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要求和目的，也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实用功效的现实主义精神。 不可否认，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和革命战争年代，对于直接应用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服务于现实，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是在并不太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前提下进行的，加之受传统实用文化心理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存在，既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和系统的了解，也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实用化了。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研究并提出，“承认或否认从而积极参加或消极拒绝（或积极反对）阶级斗争，便几乎在中国成了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上的区分界线和标准尺度”。毛泽东不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但把唯物史观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就把唯物史观的内容简单化了。 实用文化心理在今天仍然存在，这就是常常在具体科学的实践价值的层次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有用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能庸俗化。我们知道，具体科学是对知识的探索和积累，可以通过实验进行证实或证伪，并主要通过具体科学的方法进行论证，具有可重复性和精确性的特点；而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和体悟，难以证实或证伪，更不可能像具体科学，例如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精确性。如果仅仅从具体科学的实践价值的层次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导致一旦在实践上出现曲折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能对某种社会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时，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信仰危机，认为马克思主义失去了相应的价值，不再适合中国社会了，以至于要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纯粹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单纯的政治口号来对待，要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符合自己需要的任意解释和片面理解。那种当实际斗争需要阶级斗争理论时，我们就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斗争哲学”，当现实需要和谐理论时，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和谐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诠释方法，可以说正是中国传统重实用功效的文化心理的一种表现。(作者：张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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