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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2年美国设立全球首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开始，至今全球大约有超过4,000个国家公园，这些公园的总面积超过600万平方公里，覆盖地球陆地面积的约4%左右。 到2035年，中国基本完成世界最大国家公园体系的空间布局与建设，总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约九分之一（约110万平方公里）。将建成大约52个国家公园，全面覆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生态系统，并涵盖700多个现有自然保护区、多项世界遗产及生物圈保护区。其中约5000种野生脊椎动物和2.9万种高等植物得到保护，覆盖超过80%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及其栖息地，并保护关键的生态廊道及跨境迁徙通道。 
国家公园的起源、演化 国家公园的理念源于19世纪人与自然矛盾加深的背景下。 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科技进步, 然而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言, 却也是有史以来人类对自然施加不可逆破坏的开始。从此以后人类便一次次地刷新和突破对自然资本开发利用的规模、速度以及程度的记录。美国的西进运动加快了对荒野资源的肆意开发，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强化了人们的利欲之心。但凡事都有限度，纵使幅员再辽阔，资源再丰富，终究也会因开发过度而走向枯竭的危机。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美国西进运动造成的环境破坏，使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人与自然之间应有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待自然应有的态度，并产生出与当时主流思潮不同的观点与做法。 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强调个人情感和直觉超越理性思维，认为真正的艺术源于内心深处的感受和对自然的深刻体验。它倡导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强调自然界的美、奥秘与崇高对人的灵魂有深刻影响。 浪漫主义运动的思想及其先驱者的行动是国家公园概念形成的关键驱动力。 浪漫主义先驱威廉·华兹华斯和乔治·卡特林通过作品，倡议强调自然保护的重要性。华兹华斯在《湖区指南》中提出自然景观应作为共享的国家财产，而卡特林则因担忧西部开发对印第安文化的破坏，于1832年向美国国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的建议。尽管这一理念最初未被广泛接受，但其呼吁将自然保护与利用结合的核心观点最终在1872年黄石公园的成立中得以实现。国家公园理念反映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愿景，强调“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促进了国际自然保护运动的发展，成为全球共通的自然保护语言。 
自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自然保护思想的形成受到许多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可以设想，如果这些事件没有发生过, 恐怕人类对资源的破坏和消耗会变得更加严重。除了前文提到的两位国家公园理念奠基人外，一些主要的自然保护思想启蒙者包括： 第一位是美国自然文学家亨利· 戴维·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一生提倡保护自然、简朴生活, 1854年出版的散文集《瓦尔登湖》(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是他在瓦尔登湖畔自耕自食、接近自然、思考人生的精彩记录[13]。此外, 他分别于1846年、1853年和1857年三度进入缅因州探访森林和湖泊, 留下《缅因森林》(The Maine Woods)等散文作品。他身体力行的风范影响了一代代后人, 被后人视为减少欲望, 在自然中获取愉悦与精神提升的典范。第二位是美国外交官及语言学家乔治· 马什(George Marsh)。他是第一位倡议环保及可持续概念的人士。他在1864年出版《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中提到过度森林砍伐将导致沙漠化, 人类福祉能否长久需要视其保存资源的状态, 具有生态科学的意义。佛蒙特州的马什-比林斯-洛克菲勒国家历史公园(Marsh-Billings-Rockefeller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就因他而得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视他为“美国自然保护运动之父”。第三位是美国自然哲学家与自然学家约翰· 缪尔(John Muir)。如果说以浪漫主义者和超验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们还局限于对自然的赞叹、对人类破坏活动进行批评的话, 那么以约翰· 缪尔为首的一批自然主义者则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环境保护的运动之中[4]。他对环境保护拥有罕见的热诚与行动力, 倡导“荒野”保护, 呼吁设立国家公园[16], 曾指出“成千上万的疲惫、精力衰竭和过度文明化的人们开始发现, 到大山中去就是到家里去, 荒野是一种必需品”。[17]并于1892年创立美国最早的民间自然探索组织山峦俱乐部(Sierra Club)。据说他与老罗斯福总统1903年在“约瑟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相处三天三夜, 深深影响了总统以环境保护为优先的施政政策。缪尔生于英国, 长于美国, 一生中扮演多重角色, 其位于加州硅谷附近的故居1964年被设立为缪尔国家历史遗址(John Muir National Historic Site)。他被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视为“国家公园之父”。第四位是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毕业于哈佛大学, 热爱户外活动, 一生经历丰富, 颇具传奇色彩, 被誉为是第一位对环境保护进行长远考虑的总统, 任内设立环境保护区最多。他常给《户外生活》(Outdoor Life)杂志撰稿, 发布自然保护理念和报告国家公园的推进情况。他在任期内共设立51处联邦鸟类保护区、4处国家大型动物保护区、150处国家森林区、5处国家公园(含大峡谷国家公园), 签署了《古迹法》(1906 American Antiquities Act)等保护性法律, 并根据《古迹法》建立了18处国家纪念地。第五位是美国自然保护家奥尔多· 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他以生态学眼光反思资源保护的政策与实践, 赋予荒野以生态内涵。他在1949出版其生态保护思想的结晶——《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其中的“土地伦理”思想影响巨大。在利奥波德等人的努力下, 美国林务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推行了一些荒野保护政策, 1964年《荒野法》则进一步通过立法手段有效强化了对荒野的保护。《荒野法》中表明将设立国家自然保护区, 以确保当代和后代的美国人民享有持久的荒野资源的利益, 其管理方式将使这些地区在未来作为荒野地区使用和享用时不受损害。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仅是美国荒野管理部门的其中之一, 但管理着最大面积的荒野。这些有识之士虽然在面向自然保护的思考虽然角度不一，但对自然保护的思想却殊途同归，催生和完善了现代自然保护思想。正如1903年罗斯福总统造访加州的约瑟米蒂国家公园时，就是由65岁的缪尔全程陪同当时正值45岁的罗斯福总统。在3天的考察中，他们是以露营的方式共同生活在一起。对日后罗斯福总统签下的前所未有的大量有关资源保护区法案的事实可以推测，缪尔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然保护组织的兴起加速了国家公园的全球推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成立于1948年，通过制定保护地分类和管理标准，引导了国际上国家公园的建设。IUCN强调国家公园应保护重要资源和环境，保持自然状态和生态完整性，并提供研究、教育和休闲服务。尽管各国情况不一，但大多数国家采纳了IUCN的国家公园模式，它成为当今世界环保运动的核心价值之一，提倡“人与环境之间的最适关系”。IUCN国家公园规制及主要国家实践情况
19世纪末期，世界各地的自然保护地不断设立。由于它们的设立出于不同目的，规模差别很大，命名方式也不规范，且各自依据不同国家的立法和其他倡议运行，保护地被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所管理和拥有，缺乏共同的标准和术语，其管理处于一种复杂混乱的情况之下。1978年, IUCN尝试通过对保护地进行分类来解决这个问题。1994年，IUCN采用了包含6个保护区类别的管理系统：
IUCN保护区类别： 类别 Ia：严格自然保护区
这类保护区旨在保护自然环境免受任何人类干扰，通常供科学研究或环境监测使用。 与其他类别相比，这里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生态系统的自然状态，不针对游客使用或资源提取。 实例：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可视为类别Ia的例子，该保护区管理着约1900万公顷的未受干扰野外地区。 类别 Ib：荒野保护区 荒野保护区保护大片未开发、低人为影响的自然地区，强调保护自然过程和提供极简的游客体验。 与类别Ia类似，侧重于保护和科研，但允许有限的游客访问，重点在于广阔地区的整体保护。 实例：加拿大的“伍德巴菲罗国家公园”涵盖自然荒野，保护覆盖面积超过44,807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自然保护区之一。 类别 II：国家公园 专注于保护大片生态系统同时为公众提供教育和休闲机会。 比I类更开放于公众访问和教育活动，但仍强调自然环境的保护。 实例：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其设立标志着现代国家公园的构想和自然保护的开始。 类别 III：自然纪念物或特征 保护具有特殊自然特点、地质结构或特殊文化属性的较小地区。 同样注重自然和文化特征的保护，但规模一般较小，侧重于单一特殊属性的保护。 实例：澳大利亚的“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主要保护乌鲁鲁和卡塔丘塔两座巨大的沙岩，以及丰富的原住民文化。 类别 IV：栖息地/物种管理区 重点保护特定物种或栖息地，可能需要特定的管理措施来保护这些资源。与其他类别的保护区一样，注重保护自然资源，但更加集中于具体的生态或物种保护目标。 实例：英国的“多瑙河三角洲保护区”，主要保护了稀有鸟类和水生生物的栖息地。 类别 V：保护的景观/海景 在该类别中，自然与文化资源共存，人类活动与自然保护相结合，支持可持续的社区生活和旅游。 与其他类别相比，允许更大程度的人类活动，强调自然和人文相结合的景观保护。 实例：德国的“黑森林自然公园”，保护传统的林业和农业生产方式，同时维护该区域的生态价值和文化遗产。 类别 VI：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区 允许在不损害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 与类别V相似，更加注重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强调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实例：巴西的“亚马逊国家森林”，通过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和社区参与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保护。 IUCN的这一分类系统得到了广泛的采纳和使用。国家公园在国际上被公认为资源保护区，其核心功能是为生态系统提供合理利用的保护地。
美国作为国家公园体系的先驱，其实践和成果对世界各国的自然保护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国家公园不仅保护了自然和文化资源，也为科学研究、环境教育、休闲旅游以及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例：美国国家公园做出的重要贡献
1. 生态系统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
2. 环境教育与公共意识
3. 促进科学研究
4. 休闲旅游与经济发展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的统计数据，2019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吸引了超过3.27亿游客，直接对美国经济贡献了超过410亿美元，并支持了340,500个工作岗位。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作为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对当地和周边区域的旅游业有巨大贡献，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
5. 社区参与和可持续管理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地也在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全球自然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 欧洲瑞典：斯瓦尔巴德群岛国家公园
英国：湖区国家公园
日本箱根国家公园白神山地国家公园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的国家公园体系各有特色和主要区别，体现在管理架构、法律背景、保护重点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 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管理架构：由单一的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统一管理，实现了从多管理体制向单一机构管理的转变。 法律背景：《古迹法》《公园、景观道路及游憩区法》等一系列法令为国家公园提供法制保障。 保护重点：强调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的保护，通过分区管理实现资源保护与公众利用的平衡。 特殊机制：包括退出机制，允许根据资源与管理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
加拿大国家公园体系管理体制：采用分区使用的管理方式，强调生态系统保护态度，并通过《国家公园法》进行支撑。 系统结构：包括国家公园、国家历史区子系统和国家海洋保护区子系统，实行各自的专属计划。 公众参与：推崇“由下而上”的组织框架，鼓励民众参与管理和共同决策。
英国国家公园体系管理模式：“由上至下”的特点，由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机构共同管理，每个国家公园设立独立的管理局。 法律体系：拥有众多法律，反映了英国对国家公园保护的重视以及现实情况的协调。 社区发展：鼓励园内进行可持续农业、旅游业等经济开发，以推动当地社区发展。
日本国家公园体系体系组成：由国家公园、国定公园和都道府县立自然公园组成，涵盖自然景观到适合休闲活动的区域。 管理架构：实行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综合管理体制，涉及多级政府部门和部分民间机构。 经营机制：禁止公园管理部门制定经济创收计划，主要通过政府拨款和特许承租人制度维持运营。
每个国家的国家公园体系反映了其自身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需求，通过不同的管理方法、法律制度和公众参与方式，实现了自然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多重目标。 国家公园的理论依据 作为自然保护地的一个类别，国家公园的理论依据来自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维护以及自然资源合理管理的科学认识和伦理理念。包含了如下主要的理论依据： 保育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础和保证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保护地提供了关键栖息地，用于维护物种多样性和防止物种灭绝。
确保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提供了清洁的水、空气、肥沃的土壤等服务，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自然保护地有助于维护这些服务，保证其长期稳定存在。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这一理念强调不仅要保护个别物种，还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功能，如养分循环、水文调节等。 例子：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中，实施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策略，包括重新引入狼，以恢复食物链的平衡，促进生态系统健康。 伦理和审美价值：人类对自然的欣赏和尊重构成了自然保护地建立的基础。这涉及到人与自然共处的不仅是利益关系，还有深远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联系。 例子：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旨在保护这一全球最大的珊瑚礁系统，以其尊重自然生态的同时，也满足审美和娱乐需要。 生态廊道与联通性：动植物需要合适的空间移动和扩散，以维持种群数量和基因多样性，自然保护地和其他连接生境构成生态廊道，促进生态网络的建立。 例子：中美洲的生物多样性走廊项目旨在通过创设一系列保护地链接不同生境碎片，促进物种迁移和基因交流。 持续资源利用：自然保护区域可以是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的样板，保护渔业、林业和其他自然资源不受过度开发与破坏。 例子：东非的社区保护区如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保护区，通过控制游牧和旅游活动来实现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 生态退化与复苏理论：部分自然保护地聚焦于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复苏，助力恢复生态平衡和增加生物多样性。 例子：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是一个成功的生态退化与复苏的例子。该公园在上世纪末引入灰狼的措施，帮助重新平衡了生态系统，通过恢复天然捕食者，帮助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恢复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多样性。负面的放牧压力减少后，植物群落得以恢复，河流和溪流的自然形态也随之改善。
气候变化适应与缓冲：自然保护地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通过储存碳、防控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等。 例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木国家和州立公园体系保护了世界上最后的原始红木森林。红木树具有极高的碳储存能力，因为它们巨大的生物量和长寿命。这些公园还实施了一系列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如减少人为干扰，防止森林砍伐和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与抵抗力。通过这些措施，公园不仅保护了这一独特的生态系统，也为抗击全球变暖做出了巨大贡献。 景观生态学：强调各种生境类型和土地使用形式间的空间模式关系，保护地作为保护大尺度生态过程的工具。 例子：欧洲绿色带计划，这是一项国际保护区协作项目，沿着前铁幕从北极到黑海保护自然景观和生态走廊，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历史遗产的维护。
国家公园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虽然被认为是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实践中，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也面临着多种理论上的困境和争议点，主要包括：
1. 人与自然的关系困境：如何平衡保护自然与人类活动（例如旅游、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困境。国家公园的创建往往需要限制人类活动，以保护自然环境，但这同时也可能影响到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和传统生活方式。 争议点：保护优先 vs. 可持续利用的策略。一方面强调未经干扰的自然保护，另一方面则支持在确保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利用自然资源。 例子：加拉帕戈斯群岛国家公园，厄瓜多尔。该公园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但同时也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护其独特生态系统的同时，管理和控制游客流量，以及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2. 公园管理策略困境：如何设计和实施有效的管理策略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游客压力，同时保护生态系统免受破坏。 争议点：集中管理与分散管理。不同的管理策略在各自的架构下具有优劣，如何在全球和地方级别找到最有效的管理模式是一个争议点。 例子：班芙国家公园，加拿大。作为加拿大最古老的国家公园，班芙面临着如何平衡保护和发展的问题。一方面要保护公园的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另一方面要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
3. 土地使用与权益困境：在一些地区，国家公园的建立可能涉及到转移或改变土地的传统使用权，尤其是当涉及到原住民和当地社区时。 争议点：土地所有权与保护权益之间的权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尊重当地社区和原住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文化传统之间如何平衡，一直是讨论的焦点。 例子：萨格拉马斯国家公园，墨西哥。该公园的创立涉及到了与土著社区的协商，因为这些地区传统上被当地土著居民用于农业和居住。保护这一区域的自然资源要求在尊重原住民土地使用权和保护自然资源之间找到平衡。
4. 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困境：国家公园是否能够充分保护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在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变化时。 争议点：保护重点的选择。如何决定保护重点种群或生态系统，以及如何评价保护效果，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差异和争议。 例子：马达加斯加的安达西贝国家公园。该公园拥有世界上独有的物种，但由于侵蚀和人为活动，这些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威胁。马达加斯加的保护工作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有限的资源和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保护这些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5. 经济利益与社会公正
困境：旅游等经济活动可为国家公园带来经济利益，但也可能带来环境压力和资源过度利用的问题。 争议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权重分配。如何确保国家公园内的经济活动不会损害其长期的生态健康，同时也解决当地社区的经济需求和社会公正问题。 例子：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这里是世界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然而，保护区的存在和扩张同时也对当地马赛社区的传统生活方式构成了挑战，涉及到土地使用权、经济补偿和社区发展的问题。
2014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世界公园大会通过了《悉尼的承诺》（The Promise of Sydney），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它也标志着自然保护和国家公园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和进化。这份承诺综合了8项核心议题，涉及保护目标的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增进健康与福利、支持可持续生计、识别和应对发展挑战、强化治理、尊重原住民知识与文化，以及启发新一代。这些议题构成了会议的核心主轴——公园（Park）、人（People）、地球（Planet）即“3P”精神的追求，并强调了自底向上的思维模式和决策态度。 
10年后回顾《悉尼的承诺》，可以看到自然保护和国家公园领域的几个显著发展趋势： 扩大保护区域：许多国家和地区响应《悉尼的承诺》，扩大了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范围，旨在保护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和关键生态系统。 气候变化政策的融入：在国家公园和保护地的管理中，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被认为是必须的行动，强化了保护地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 社区参与与共治：强调社区参与和共治的重要性，更多原住民和地方社区被纳入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其传统知识和文化也受到重视。 卫生与福利的整合：自然保护策略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健康和福利方面的效益，强调访问自然环境对心理健康和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 全球合作与承诺：国际合作和全球承诺方面得到加强，例如通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加强了自然保护的跨国合作。
《悉尼的承诺》体现了保护地和国家公园在可持续发展宏伟构想中的重要地位。它描绘了一个全球性愿景，即通过一系列具有实际意义的保护措施和策略，整合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共同促进地球及人类社会的繁荣。这些承诺和行动提醒我们保护和恢复地球自然资产的迫切需要，以及这些努力在未来将会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从2021年正式宣布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 依托先进的生态文明思想、深厚的自然资源禀赋、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独特的自然景观、最具精华的自然遗产、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悠久的中华文化智慧, 逐渐丰满国内关于国家公园的实践与科研积累,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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