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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岱考古》2023年第1期，刊登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写的《临淄徐家村南墓地M32发掘简报》。文中披露，临淄出土了距今两千多年的贝壳画。 199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徐家村南墓地进行配合性发掘，首次科学发掘的贝壳画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为探究中国绘画早期形态、物质媒介、风格特色以及所反映的社会习俗与时代审美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该墓地共发掘墓葬162座，主体年代为战国至汉代，也有少量宋代墓葬。其中M32为带墓道的中型墓葬，在棺外西侧中部有一方形漆盒，漆盒北侧放置彩绘贝壳3件(套)。贝壳均为帘蛤科琴文蛤，贝壳为长椭圆形，壳质较厚，前端圆，后端略尖，壳面有光泽，楯面呈现紫色，壳表可见同心生长线。 标本M32 : 10-1，保存较好, 仅前端略残。内外均有图像，加工方式不同。壳表经雕刻、修饰，左右壳布局及纹饰相同，以右壳为例，以凸弦纹强化楯面与壳表分界，且呈现不同风格处理方式，楯面保留浅紫色角质层为纹饰，其余部分剔除至壳层，纹饰抽象，大致为两小圆弧相切，似凤鸟之尾纹，自壳顶至边缘处共5组，中间3组形象完整，左右壳略不对称。下部为4组宝贝纹，减地雕刻长椭圆形作宝贝轮廓，保留中间长径与其间竖向短线组合以示壳口和齿部，宝贝纹间以较粗的短线间隔。内部饰彩绘图像，左右壳图像主题各异。左壳描绘编钟演奏场景，中间立一钟师着窄袖深衣，宽束腰另佩细带束之，头部及发式不清晰，面向编钟，手持钟锤作敲击状，左侧钟锤清晰，柄细长，球形锤。钮钟4枚以红色系带悬于簨虚之上，钮、钲、枚、篆、鼓等基本形制特征均有明确表现，钟体大小略异。簨虚为单层，马身鸟首状怪兽底座相背而立，前足挺立后足微曲，颈、腹均有装饰，目圆睁，长喙厚首，头顶立柱（虡部）以承横梁（簨部），横梁宽大，簨上饰四组鸟首，两侧鸟首朝外，内侧者朝内，各有冠羽，圆目张口作引颈长鸣状，另有5组草叶状纹饰不知所指。右壳描绘桥面游玩场景，5根立柱式桥墩经斜向支撑形成三角形结构，桥板铺于桥墩上。双鱼前后相依于水中遨游，外形、首、尾、躯干及鱼鳍、鱼鳞表现细致。桥面4人，中间左侧一侍者持伞，伞柄细长立于桥面正中，柄中上部有圆形杠箍，伞面红色，顶部为较大的球形盖斗，持伞者站立，面向右侧主人，颈部偏下束发后自然下垂，着交领窄袖深衣，宽束腰；其左侧也应为侍者，略模糊，装束、发式大致相同，于桥端作俯身回首状；伞右侧应为男女主人，男主立于伞下，抬首面向右侧，手执右侧女主之手，手中似握一物交与女主，头戴尖顶小冠，以带系结颔下，着交领窄袖深衣，宽束腰又以细带束之，左腰佩剑，剑柄微下斜；右侧应为女主，站立执男主手，昂首朝向天空，装束发式与侍者无异。两幅图像绘法相同，均以褐彩勾勒线条，以不同颜色、留白、填充短线纹等形式区别不同部位，主体以褐色或浅褐色涂彩，留白较多，次为红彩，仅极少数钮钟枚部以蓝彩点缀。壳高6.7、长7.8、宽4.1厘米（图二一、图二三）。   标本M32 : 10-2, 双壳均破碎,大部可复原。内外均有图像，加工方式与前者相似。壳表经雕刻，与前者相似但略有异，楯面3组鸟尾羽纹，楯面之外的扇形区域全部饰以三角纹，并以同样的方式组成边长约2厘米的方格纹，加工方式与前者相同，近楯面和中心区域方格纹完整，缘外侧亦有方格纹变形及不完整情况。内壳亦分别绘制不同主题图像。左壳所绘似神怪图像，所指不明且有残缺，仅简要描述如下，贝壳中心为大小相次两正方形图案嵌套，中心小正方形饰红彩，两者之间饰斜线纹，以较粗的对角线分隔。四边外侧分别绘容貌相近，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神怪头像，红色面部呈扁三角形，双目及口部扁圆，无鼻，双耳肥硕，头顶有褐色双角，双角间戴倒三角形冠，颈部与方形图案相连。神怪头像之间绘有长身圆首的怪物。壳缘两侧分别绘一带柄的桃叶形纹。右壳绘凤鸟啖蛇图，凤鸟站立面向左侧，右足抓握彩蛇送入口中作啖食状，左足屈立，脑后五支冠羽，圆目细颈，躯体肥硕，左翼后扬欲张，尾羽上扬。以褐彩绘制轮廓，各部位分别饰红彩、蓝彩、褐彩或留白以示区别，大量使用蓝色、红色，褐彩运用较少，整体斑斓艳丽。壳高5.5、长6.9、厚3.8厘米（图二二、图二四）。   标本M32:10-3，仅保留右壳，残为数块，大部可修复。内外均有图像。外壳楯面保留原始浅紫色角质层，其余部位经雕刻施彩，氧化脱落较甚，楯侧外缘处可见较明显成组羽状纹饰，中间部位残留少量红彩、褐彩，其余部分则漫漶不清，推断应为凤鸟图案。内壁绘制宴饮图，两层高台建筑邻水构建，三尾小鱼前后相依向左遨游，一层五立柱面阔四间，大门居右二间中部，二层单间双柱，四阿庑殿顶，屋脊有三脊兽装饰，屋顶铺成行板瓦。宴饮者跽坐于上层正中，均戴尖顶小冠，以带系于颔下，身着交领宽袖深衣，宽束腰，双手呈于胸前，两人手合向一处，似对饮。二层外左侧有高大树干，右侧有一侍者，作俯身回首状。一层右端似蹲坐一犬，左二间有一人，仅见面部，昂首望向右上方，发式、姿态不明。除一般绘制外，右侧下缘处减地雕刻后涂彩。壳高7.2、长8.5厘米（图二五、图二六）。 首次科学发掘有明确背景的贝壳画为了解当时绘画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是了解当时绘画原料、基质、技法以及图像表达的直接素材。画中钮钟、簨虚、伞等，均有同时期的出土实物相映照，大致未失真，这样看来，其中宴饮、奏乐、游玩等图像虽有夸张成分，但整体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写实性，这些主题在同时期的帛画、刻纹铜器、漆器中均有体现，同时出现的往往还有扶桑、狩猎、射礼等母题。与之不同的是，贝壳画并未展现出连贯的叙事性风格，而是以独幅画和单一场景方式展现，是否通过多组独幅画及多种单一场景展现某种连贯叙事，则是后续讨论的问题了。凤鸟啖蛇也是当时常见的绘画母题，在刻纹铜器，尤其是丝织品上常见，多以凤鸟啖蛇、凤鸟践蛇、凤蛇缠斗等形式表现，可能与当时社会信仰有关。而神怪图像并不常见，从整体构图而言，或许与曾侯乙墓棺足档花纹有些联系，中间为方形窗格，四方分别有人面神怪，其间饰龙凤纹。贝壳画丰富的内容，为了解当时服饰、建筑、社会生活、风俗和信仰等也提供了全新的素材。 贝壳在古代被作为货币、工具和装饰品使用，隋唐时期还出现以金银为材料仿造的贝壳盒，用作化妆品的盛器，时至今日，也时常被用于盛装蛤蜊油等日用护肤品。江户时代，日本曾流行一种贝壳画，文蛤内绘制以金箔为衬、以源氏物语为母题的图案，贵族妇女以此为玩具进行“贝合”游戏，且有专门的贝桶盛放，甚至被当作女方重要的嫁妆。至于墓葬出土的彩绘贝壳，是盛放化妆品的容器还是作为观赏或其他用途的玩具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参加发掘工作的主要有罗勋章（领队）、魏成敏、王会田、张子晓、王德田等。田野绘图由王德田、张子晓等完成。器物绘图主要由于华、郭欣雨完成，器物摄影由董芷铭承担，拓片工作由李胜利负责。贝壳种属鉴定由王华、王心言完成。整理过程中得到了魏成敏、王会田的大力帮助，初稿完成后徐龙国、郎剑锋、徐倩倩等给出修改意见。发掘简报执笔人为赵益超、侯霞。 本文来源于《海岱考古》2023年第1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写的《临淄徐家村南墓地M32发掘简报》，作者为赵益超、侯霞。 来源：齐文化 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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