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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只能通过行医来传播福音。当我竭尽全力为前来求医的病人提供治疗时，我就会想起《马太福音》里记载的耶稣治疗病人、净化麻风病人的故事。 ——富马利 星期三，4月23日，对于广州医疗事业和慈善事业发展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启。这一天充满祝福，这些祝福将传递给这座伟大城市里的很多妇孺。 ——1902年柔济医院落成典礼时的香港报纸报道 富马利医生意识到要减轻中国千万女性的痛苦，需要大量的女性医生，她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责任。 ——邝富灼博士 1917年致辞 “杀死他们！”“宰了他们!” '把他们开膛破肚！”“淹死他们！” 这是138年前——1886年在广西桂平所上演的一幕极其残暴的暴民攻击事件。其中的“他们”，正是女传教士富马利（Mary Hannah Fulton）与其兄富利敦牧师（Dr. Albert Fulton）一行。这次以1886桂平教案而记载史册的攻击事件，差点让富马利他们被杀死，也宣告了富马利与其兄在广西桂平传扬福音信仰与医疗事业的终结。
女传教士富马利图片 而在暴民们“杀掉洋鬼子”的声嘶力竭喊叫与攻击中，人们早就忘记了富马利医生已经在当地治疗了大约4000名病人，其中包括一些失明和肿瘤患者。这在当时是多大的造福于民的功德啊！但这一切终究没有抵得过当地群众对“洋鬼子”的偏见与对现代医疗解剖学的愚昧（用于人体解剖学的头盖骨），他们将造福者们视为“恶魔”而残暴攻击！ 当我在龙年春节的阳光下，阅读《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一书关于桂平攻击事件的篇章时，依旧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138年前那令人胆寒的杀气，它清晰的彰显了当时的福音传播者所遭遇的险恶环境。 所幸，历史又展现了另外的选择与道路。 自此，幸免于难的女传教士富马利不得不重返广州，回到这一在当时中国少数的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中，回到这个在1835年就开创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博济医院，The Canton Hospital）的城市，回到先驱医疗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和赖马西（Mary West Niles）们已经开创、发展壮大的博济医院和医学院的起点上，开始自己新的使命历程。
然而，当这位曾被广西桂平的暴徒悬赏100美元买下人头的女传教士，在广州与当时中国妇女严重缺乏现代医疗救助的苦难命运相遇时，她以使徒般的信念，回应了这一艰巨的挑战，化身为中国现代妇女医疗事业的缔造者与先驱者之一，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女医学院——夏葛医学院（Hackeet Medica College for Women）、妇孺医院——柔济医院（The David Gregg Hospital For Woman and Children）和护士学校——端拿护士学校（The Julia M Turner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历经演变，造福百年，就此走入了中国人跌宕起伏的现代史，也改变了中国史。
富马利（左）与夏马大（中）、罗秀云（右）探望卵巢囊周患者 本篇就是在写作《188年来，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与其4位伟大的医疗传教士》后，继续为这位先驱者做见证！ 那么，富马利（Mary Hannah Fulton，1854—1927）到底是谁？ 她为什么要承担这样艰巨而又开创性的使命？ 富马利是谁——140年前怀抱福音使命来华的医疗传教士 富马利是谁？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她是一位怀抱福音使命来华的传教士。 富马利（Mary Hannah Fulton），185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阿什兰（Ashland）。其父富尔顿将军是“阿什兰最伟大的法学家和俄亥俄州北部最著名的法律代理人”，她的母亲富尔顿太太，因为她在这座城市的公共道德提升上所做的贡献，被赞誉为阿什兰'最著名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其兄长富尔敦，是神学博士，本身就是美国长老会的牧师，1880年就奔赴中国传教。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信仰虔诚而又满怀行动力的基督教家庭，对于富马利的人生成长轨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兄长富尔敦对于富马利在广州开创的先驱事业做出重大帮助，而其母富尔顿太太则在1893年陪同富马利来华传教，最终在1914年在广州去世。 然而，对于富马利的早期成长岁月，我们实际了解的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对她的亏欠。
美国长老会纹章 反倒是嘉约翰的夫人（Mrs. John G. Kerr）在1924年回顾自己来广州50周年的演讲中，提及自己在阿什兰中学做教师时，自己所遇到的学生富马利的情形：“就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富马利，她是一个精力旺盛、忠诚可爱的学生。在同学中是一个领袖人物。她是在一次席卷整个学校的宗教复兴中加入教会的。”（见《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 这个宗教复兴，所指的是19世纪在大西洋两岸英美所兴起的基督教福音觉醒与复兴运动，而火热的福音信仰觉醒，不仅影响了大西洋两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呼唤出满怀热忱和使命的海外宣教运动，力图将福音信仰传遍世界，而当时古老而遥远的中国恰好是重要的一站。而从先驱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抵达广州，开启福音入华的艰难历程中，以教育与医疗开辟福音信仰传播之路，已经越来越成为来华传教士与海外宣教会的共识。 显然，富马利在其中学时代，已有被呼召的使命，随后她为海外宣教所做的充足医学教育准备就顺理成章了：她在1874年毕业于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获得理学硕士学位，而后又在1880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而在1884年，年仅30岁的富马利，以医疗传教士的身份，受美国基督教会北长老会派遣来华，抵达广州时，这座城市已在传教先驱者马礼逊开辟的福音信仰、教育与医疗事工的道路上，历经70多年的积累，不仅基督新教的一些教派，诸如英国循道宗、伦敦会、圣公会、美国北长老会、美国浸信会等，已创立了数量众多的教堂和信众，更重要的是发展出博济医院和医学院这样的中国首创的现代医院、医学院，还有未来基督教会大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前身等等，这些都为富马利未来开创出引领中国妇女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先驱事业，奠定了基础。 而当富马利在1886年经历广西桂平教案的生死劫难，于1887年重返广州，继续践行其医疗传教士的福音使命时，所有这一切积累与她结合，竟造化出造福中国妇女的现代医疗先驱事业。 富马利是谁——130多年前中国妇女苦难的见证者与拯救者 然而，说来有点惊人，推动富马利开创这样的先驱事业，一个更大的背景竟然是130多年前中国妇女苦难的现实与命运。 当富马利作为博济医院嘉约翰院长助手以及传教士女医生赖马西的伙伴，参与博济医院女患者的救治时，富马利就不可避免的与当时中国妇女普遍的苦难遭遇了。即使是当时已经作为开放前沿的广州，黑暗与苦难的情形也并未少减。
很多年后，当露西.W.皮博迪在美国加州追访生病退休在家的富马利，将其来华33年的经历，整理为《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一书发布时，我们可以从中到处看到这些苦难的真实记录。 “又有一次，我正在治疗一名年轻的母亲，一名男子突然冲进房间把一个锅扔在地上。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这样能驱散邪灵......最让人悲伤的一次，是我发现一名年轻女孩穿上寿衣，被安置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等候死亡降临，而她的意识已然保持清醒。” “我记得曾去救治一名患有白喉病的年轻女子，她穿着寿衣......被放在一间空房子的床板上等待死神降临。家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家都害怕接触死人......” “我遇到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妇女，她被锁在一块石头上，身体躺在冰冷的地面上，一日三餐都是自那块石头上被喂食......” ......
《富马利中国见面录》的英文版 而这样的苦难，比富马利更早（1882年）抵达广州的赖马西医生，早已见证到了。作为博济医院嘉约翰医生的助手，负责女病区的赖马西医生更早的呼应了上门为女性看病的需求，其中一半以上是生孩子的病例。大量的难产案例，都被耽误了，当赖马西辛苦赶到时，难产的妇女已经死亡或者接近于死亡。（见《百年博济医院（1835—1935）》） 而作为当时广州城除赖马西之外唯一的西医女医生，富马利也透过不断上门的医疗服务，接触到了那些掩藏在家庭里的妇女患者，也就直接面对和见证了她们所遭受的苦难。 她们不仅受苦于严重缺乏现代医疗和医院，受苦于没有为妇女服务的现代妇产科，她们也受苦于严重缺乏女医生，更受苦于捆绑她们的种种礼教与习俗。 这些苦难来自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案，而当这些个案汇聚起来，就指证了一个苦难的共同大背景。
正如，我在龙年开篇之作《两百年来，传教士为中国带来现代文明火种，燃烧为文明之光，光耀中华》所做的大背景分析——在19世纪的现代文明曙光开始向全球传播时，西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们远渡重洋抵达中国，试图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入这片古老的东方大陆时，他们遭遇了同样的见证：在这个皇权专制与对自己文明骄傲自负都抵达顶点的东方国度，其个体生命、家庭与社会生活的本相是如此冷酷，广大的妇女地位低下，不仅匍匐在君权、父权与夫权的权威下，而且从小开始被要求裹脚，最终成为畸形的小脚女人，才能出嫁，这种残害妇女的习俗已经通行了近千年，成为所谓的中华文明传统，而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社会工作的权利，即使作为家庭的附属物生儿育女，也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因为没有任何为产妇、婴儿服务的医院和医生，只有古老的传统接生婆，一旦难产，基本面对的就是死亡；即使当时的传教士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医院，但妇女们依然不能也不愿意让男医生看病，从而丧失救治的机会......
只有西来的基督传教士们挺身而出，对已延续千年的冷酷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提出反对并加以改变，他们不仅反对中国妇女缠足，反对对女性的压迫和残害，而且将福音信仰、现代医疗、现代教育、现代职业，带入中国妇女的苦难世界，就此也拯救了这种苦难，改变了中国妇女的苦难命运。 医疗传教士富马利也就此在广州开创了引领中国妇女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先驱事业。 富马利是谁——开创夏葛女医学院、柔济医院和端拿护校，造福百年 在中国第一所现代医院——博济医院（1835年创始）在广州发展和积累60多年后，博济医院的三位著名医疗传教士嘉约翰、赖马西和富马利，又满怀福音信仰，各自开辟了新的使命历程：嘉约翰开办了惠爱医院，开创了中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而赖马西则开办了为盲人女童授课的明心书院，开创了中国现代盲童教育的先河；只有富马利继续在现代中国妇女医疗的道路上前进，开创出夏葛女医学院、柔济医院和端拿护士学校这样“三位一体”的现代女子医疗体系，开创了引领中国妇女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先驱事业。
而所有这一切的开创都起源于富马利在见证和诊治苦难的中国妇女患者时产生的一个心愿，就是培养更多的女医生来治病救人。然而培养女医生，就要有女医学校，而培养女医生必然需要有实习和临床应用的女医院，而有了医院，就必然需要护士来护理，这样环环相扣的逻辑和需求，竟然推动富马利在125年前的中国开创出这样的先驱事业。 因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从“0”到“1”的突破，更不要说是三个从“0”到“1”的突破。这是何等的信仰与力量才能成就的事工啊！ 然而，先驱者的事业往往是从坎坷走向荣耀的。 1899年，当富马利在广州辗转到西关逢源街，创立“广东女医学堂”（夏葛女医学院的前身）时，她手上只有两名华人助手与博济医校仅存的五名女生，而同时附设的一间赠医所作为“施医施教的基地”，就是后来的柔济医院的前身，1899年12月12日，赠医所接诊第一个病人，这天被视为柔济医院的创始日。
柔济女医院最早期老照片，来自《发现·柔济》 然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在动荡的时局中，富马利带领学生暂避澳门，直到动荡平息，富马利她们才回到广州，安身于富马利哥哥富尔敦牧师在逢源街的小教堂内，用教堂的一间会客室做教室，一间会客室做学生宿舍，另外的三个小房间，一间用来给当地妇女看病，一间用做药房，一间是医生的休息室，就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看病授课两不误的“广东女医学堂”竟然初步形成。 在此，要特别注意的是，富马利所开创的妇女医疗先驱事业，是在教堂中形成，而且后来也是伴随着教堂一起成长。 《富马利中国见闻录》真实的记录了这样的开端，在富马利与其哥哥富尔敦牧师为新建的教堂与医院筹集到2500美元的资金后，他们立即寻找更大的空间去兴建教堂与医院。 最终他们在广州西郊逢源西街找到一块开阔的空地，但这里在125年前是名符其实的一个恶臭难闻的“猪村”——“有200头猪正躺在泥泞里，北边的河流上架设了一些矮小的棚屋。每天晚上棚屋里的猪被驱赶出来，养猪的人全家睡在猪圈的上层。”
柔济医院早期图片，左为哥利舒教堂，来自《又见柔济》 就在这样恶臭难闻的环境中，富马利与其哥哥富尔敦开始兴建新的教堂与医院。因为，他们当时手上的资金相当有限，只够在这样环境恶劣的地方买地和建造。但正是在这个恶臭难闻的“猪村”，富马利所开创的夏葛女医学院、柔济医院和端拿护士学校，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成长空间，并发展为造福百年、传承至今的现代医疗文明先驱事业。 而在此处，我们必须花费一点笔墨，谈一点钱的事情了。当时，富马利开创这样先驱的事业，首先需要的就是宝贵的资金。在这一点上，她和所有来华传教士开创学校、医疗事业一样，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帮助。而这样的投资，首先来自于教会资金的支持，而后又来自民间社会资金的捐助，尤其来源于欧美社会的基督教信徒与关注福音传播事业和关注中国发展的民间人士与资金。
柔济医院早期老照片，右侧为麦林伟堂，来自网络 当时用于购买“猪村”建造用地的2500美元，主要也是广州当时的基督长老会信徒捐助用于新的教堂建设的，并非是富马利赠医所收入所来（《发现·柔济》P33），这是富马利在《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中亲自证实的。而在“猪村”第一个被建造起来的也是当时广州城内最大最好的教堂——哥利舒教堂。而柔济医院，则是在哥利舒教堂建成后，富马利的哥哥富尔敦牧师回到美国，争取到美国长老会纽约拉法埃脱教堂3000美元的捐赠而建立了起来。唯一的条件是要求将新建成的医院命名为The David Gregg Hospital（因为捐赠人是大卫·格雷格，David Gregg），即柔济医院。
夏葛女医学院学生在做操图片，来自网络 这也形成了一个通例，富马利和哥哥富尔敦牧师用主要的捐助者之名来命名新建造的机构。随后，美国《韦恩哨兵报》的主编夏葛先生（E.A.K.Hackett）一次捐赠4000美元用于兴建女医学院的学生宿舍，后来又为实验楼和教学楼捐助2000美元，夏葛女医学院——Hackeet Medica College for Women建成；而后来来自费城的端拿夫人(Mrs. Charles Turner)捐赠5000美元用于产科病房的建设，并为护士学校建设捐助，端拿护士学校——The Julia M Turner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建成。 可以说，正是在美国长老会的支持下，在哥哥富尔敦牧师的鼎力帮助下，在民间资金尤其是美国民间人士的资助下，富马利所创立的夏葛女医学院、柔济医院、端拿护士学校，在1901到1904年间全部落成。 富马利在其《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中曾对此深情回顾：“我们的'猪村'终于开花结果了......长出来的第一根芽是哥利舒教堂。第二根芽是柔济妇孺医院的创办及马利伯坚堂的落成。第三根芽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医学堂——夏葛女医学堂的创办。第四根芽是端拿护士学校......第五根芽是赞斯维尔长老会之家落成，在这里，每位要寻求内心耶路撒冷的旅客都得到了休息。” 至此，当年恶臭难闻的“猪村”，教堂与医院相伴成长，奇迹般的演变出一个福音信仰的中心（美国长老会华南传教基地），一个引领广州与中国妇女进入现代医疗文明的中心。
柔济医院早期病房老照片，来自网络 1902年，柔济医院与夏葛女医学堂落成典礼时，香港的报纸曾经如预言般报道：星期三，4月23日，对于广州医疗事业和慈善事业发展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启。这一天充满祝福，这些祝福将传递给这座伟大城市里的很多妇孺。 是的，一个新时代正式开启了，这不仅让备受苦难的中国妇女进入现代医疗的文明之光中，而且其价值又从医疗领域跨越进入了社会，当时备受礼教和家庭束缚的中国女性，由此具有了校长、教师、学生、医生、护士、院长、基督徒、慈善人士等多重的社会与职业身份，最终在现代教育、现代医疗、现代职业和福音信仰的滋养下，变为具有信仰、独立人格、身份与社会职业的现代女性，走向社会，服务社会，而且组团结社，承担社会进步责任，推动妇女解放，开一代风气之先。
迎接小天使 而富马利这位伟大的医疗女传教士，亲自担任夏葛女医学院的院长、柔济医院的院长、端拿护士学校的校长，并兼差会董事局主席，又同时担任妇产科、儿科和外科的教授，肩负重任，推进建设，培育人才，治病救人，忠诚而勤勤恳恳的工作了13年之久，直到1915年，饱受哮喘病折磨的富马利经美国长老会同意，接受中华医学会邀请，离开广州移居上海，专门进行医学书籍的翻译事工。 在此期间，她继续自己伟大的事工，先后翻译了惠特尔的《谁是上帝？对祈祷者的非凡回应》、霍普金斯（Hopkins）《一本关于儿童病的书—绷带卷》、《腹部手术的护理》、卞劳（Penrose）的《妇科学》、霍尔特（Holt）的《婴儿疾病的教科书》等著作，造福她所投身的医疗传教事业。 1917年，来华整整奉献33年的富马利，回到美国加州帕萨迪纳，最终在1927年安息主怀。
富马利在加州的墓碑，如此朴实无华 而在这位伟大的医疗传教士身后，她所开创的先驱事业，被继续发展与传承，历经晚清、中华民国与人民共和国大时代的演变，存续至今，造福百年。 夏葛女医学院，发展壮大，在1921年演变为夏葛医科大学，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大学地位的女子医学高等院校，也是除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外的第二所医科大学。1929年，夏葛医科大学是当时全国公认的两所甲级女子医科大学之一。1936年，夏葛女医学院与博济医学院一起合并进入当时著名基督教会大学岭南大学，为岭南医学院，后为纪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命名为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Dr. Sun Yat-sen Medical College of Lingnan University））。后来，演变为名震华南与全国的中山医科大学，后与中山大学合并。
孙中山与富马利在夏葛医学院10周年庆典合影
岭南医学院旧址，目前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作者拍摄 柔济医院，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妇幼医院，在1915年就发展为设有内外科、妇产科、儿科等门类齐全的医院，在1933年又兼收男性患者，成为一所男女共治的医院。而在民国时代，柔济医院在广州市各大医院名列前茅。1950年，随着医院原董事会最后一任主席辞职，美国长老会对于柔济医院的资助与管理结束，广州政府接办柔济医院。1954年，改名为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2006年转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2013年更名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而在2015年，又增设创院之名“广州柔济医院”，复活“柔济医院”的盛名（见《发现·柔济》序）。这是一个满怀勇气与远见的极大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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