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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就是把生命与不朽连接起来，演化成永恒的精神象征和庄严的祭奠。竖立石碑原是古人为了纪事，逐渐又形成了各种铭文。碑文具有不同于书籍文献的独特功能，传世典籍一般都曾经过后人的整理还辗转传抄。石刻属于出土文献范围，文字一经上石就不易改动，由如地下档案，一经出土便成了最原始的文献资料，真实性值得充分肯定，属于定义性文献。 《中国墓碑研究》:“从先秦到西汉是中国墓碑的滥觞期。东汉是墓碑的兴起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墓碑的沉浮阶段、隋唐是墓碑的高峰阶段……”。其中南北朝时期是一段特殊的发展时期，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动乱，人民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纷纷皈依佛教，大肆营造石窟，开凿摩崖造像与题记，石刻造像碑形式迅速得到了发展。全国的碑铭文献，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之最，历经千余年曾有十余个王朝在关中地区建都，积淀了无比丰厚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碑版石刻，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极为宝贵的财富。 碑文是古人记述和表达思想的重要载体。历经千百年，她承载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义经典本身，还渗透着古老民族文化的积淀，成为当下各学者研究历史各领域的重要资料。其姓氏溯源的研究，也是其他文献不可代替的选项。 本文凭借历代碑铭文献，争对党氏溯源考证，碑石文献有两本，每个碑石有碑文、著录、注释、汇考等等。又与“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为理论实据，三本书交叉分析，选择书中章节，照章实录。
邓艾祠堂碑 建元三年（367年）六月 碑文 ……军录事和戎瓽陆，……军主薄宁戎瓽共，……军录事宁戎瓽投……。 注释 瓽：即“党”字。《后汉书·西羌传》有当煎、当阗诸种。“瓽”与“当”同音，或即其后裔。《魏书·太宗纪》：泰常四年（419）六月“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魏书·王遇传》：“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可知冯翊党氏，确系羌人，西羌之别种。今汶川、茂汶等地羌族有“常”“尚”等姓，与“瓽”古音相近，或与古羌人瓽姓有关；今陕西关中之“党”姓习见，多应是羌人后裔，“瓽”变“党”，只是文字不同而已。 “共”，《金石续编》作“世”，非。《汉魏石刻文学考释》释“瓽”作“当”，同音而误。又，释“苌”作“长”。 汇考 邓艾，《三国志》卷二十八有传。曹魏时，邓艾率兵迫使刘禅投降。前秦冯翊将军郑能邈立碑纪念邓艾。碑文叙述邓艾事迹及郑能邈的官銜，明确指出冯翊护军管理和戎、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个城堡以及辖区内的“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部族杂居状况。马长寿先生在考证关中部族杂居情况后，发现各部族人数实力并不相同。氐羌人数最多，实力亦最强。碑铭罗列军府僚佐29人，全为部族。其中，羌族22人，占75%；氐族、卢水胡、屠各均各有2人，分别占6.9%。这些羌人绝大多数来自和戎、宁戎二堡。说明和戎、宁戎二堡是羌族聚居地。前秦的历史短暂，仅44年，存碑很少。因此，该碑对研究前秦陕西关中地区部族的迁徙和分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1965年）马长寿：前秦留在现在的碑铭只有两幢：一幢是建元三年（367年）的《邓太尉祠碑》……。 在此碑题名中以西羌军吏为最多，姓雷者七人，姓钳者四人，姓瓽者三人，姓㑺蒙者二人，姓屈男、利非、西羌者各一人，共十九人，占军吏全数二十九人的68%以上。姚薇元教授在《北朝胡姓考》中考证雷氏为西羌累姐种的后裔，钳耳氏为西羌虔人种的后裔，皆属可信。瓽氏，《闺姓类集丽语》认为是党项之裔，恐无根据。《西羌传》中有当煎、当阗诸种，“当”与“瓽”同音；而宕昌之名又早于党项，《旧唐书，西戎传》云：“自周氏（即北周）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那末为什么说瓽氏一定起源于党项呢？携蒙氏，《广韵》云：“西羌复姓有携蒙氏。”屈男氏，《氏族略》五谓为关西复姓。
山公寺碑颂 正始元年（504年）七月十五日 汇考 碑文记述北魏正始元年（504），幽州刺史山累带头兴建三级浮图的史实。幽州，北魏“皇兴二年为华州，延兴二年为三县镇，太和十一年改为班州，十四年为邠州，二十年改焉。领郡三、县十”。见《魏书·地形志下》。因古幽国城而获名，治赵兴郡城（今甘肃宁县）。西魏改宁州。隋复改幽州，治定安县（今宁县）。一直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氐、羌、屠各、卢水胡、粟特等部族活跃于此。题名中有庞、雷、彭、荔非、弥姐、屈南、瓽、昨和、地连等姓羌人，杨、樊、梁、苟氏等氐人，山、长孙、扷扷、库、奚、伏、受洛氏等鲜卑人，曹、史氏等粟特人，郭、董氏等屠各人，卢水胡成氏以及族属不明的大非、供乌、丁尾氏等。在正始元年（504）幽州各级政府机构中，除担任刺史的山累为鲜卑贵族外，担任军府、州郡县级官职最多是部族，特别是县级僚佐，尤以氐羌最众，显示出北魏州、郡、县佐吏例用本地人的政策。……碑铭中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少数民族与分佈、幽州郡县名称、地方僚佐等资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瓽法端造象记 正始三年（506年）三月十九日 碑文 夫灵光秘影，缅盈云/度。留眷先容，实湏时/显。清信女佛弟子宫/内作大监瓽法端，不/幸迈终。其以生资，集/俟神啚。是以冗徔仆/射、长秋承祀，允为造/释迦像一区，并二菩/萨。願端值生妙乐国/土，又願/皇化层隆。大魏弥历，/利祚千基，福鍾万代。/ 注释 大监：北魏置，后宫女官，掌宫内事。《魏书·皇后列传》：“作司、大监、女侍中三官视二品。”《八琼室金石补正》：“《补访碑录》有'瓽法端生资造象’，即此刻也。”瓽：即“党”字。 汇考 据《魏书·太宗纪》“泰常四年六月有司马德文建威将军、河西太守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可知冯翊党氏早在北魏明元帝（409-423）时就已内附北魏。及至王庆时，已推望至冯翊，成为羌中强族。《魏书·王遇传》：“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同书《世宗纪》：景明三年（502）“五月，杨州小岘戍主党法宗袭萧衍大岘戍，破之，擒其龙骧将军邾菩萨，送之京师”。造像主法端行事在北魏宣武初年，同时期又有武将党法宗，两人名中同有“法”字，符合羌人取名重同一字的特点，推测两人或许有近缘血统关系。法端以羌中女性的身份，为北魏皇室内官。正始前后，北魏朝廷又有羌人王庆时，且正值其任事盛年，说明北魏王朝不仅任命羌人事武职，而且徵用羌人为朝廷内职。故《从龙门石窟造像遗迹看北魏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称瓽法端是“北魏西羌盛族党氏之胤女”，是也。
夫蒙文庆造像碑 神龟二年（519年）七月十五日 汇考 这是一通典型的北魏家属造像。题名夫蒙、雷、屈阑、瓽氏，皆关中西羌著姓。像主夫蒙氏、祖母雷氏、母雷氏、妻雷氏、父亲妻瓽氏，说明北魏时期夫蒙氏与雷氏两姓间通婚连绵有序，是西羌族内异姓婚的体现。 《北魏造像碑》按语：此碑供养人夫蒙文庆一家成员为二妻妾、二子、二女。夫蒙氏与雷、瓽通婚，这三姓均是西羌姓氏，为西羌族内异姓通婚。 ……西安碑林藏前秦《广武將军□产碑》有【夫蒙氏】题名二十九人、雷氏四人。韩城《瓽氏佛教造像碑》（北朝）供养人的姓名中，表现婚姻关系是：像主瓽□祥的母亲为夫蒙氏，瓽氏娶夫蒙氏女为妻。此碑是夫蒙氏娶瓽氏为妻。从文献和碑中题名均可以着出，夫蒙、瓽（党）氏、荔非氏、雷氏，相互通婚，流行同族异姓内婚。这几个碑中所涉及到的西羌姓氏基本相同。
邑主儁蒙□娥合邑子卅一等造像记 永熙二年（533年）五月初八 汇考 此为“北雍州宜君郡黄堡县邑主儁蒙□娥合邑子州一人等”造像碑，题儁蒙、夫蒙、荔非、钳耳、瓽、王、雷等西羌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参加造像的全是妇女，这在北朝造像中很少见。造像实际题名为57人，另有1人不能辨识，比发願文所记“卅一”人多近一倍，主要是增加了僧尼官和亡故的清信妇女。题名者，羌人占一半以上，余为汉族。说明北魏时黄堡县的这一村邑，是以羌人为主，并与其他民族杂居。 《北魏造像碑》按语：此碑艺术特点鲜明。龛楣繁缛装饰和线条自由流畅等风格已发西魏造像手法之端倪，但碑两侧佛龟内主尊保存完好，具有典型北魏时期佛像清秀的特征，是北魏中后期佛像风格的代表作品。此碑内容为西羌族妇女结邑。社邑中除二位僧人外，从姓名上看，几乎全部是女性。供养人服装也只女装一种，在发願文中说是三十一人合邑造像，但刻在碑上题名估计应在六十人左右，并有七位已去世成员。此碑结邑特点是亡人也刻出生前邑职，推测可能是这个妇女社邑存在的时间较长，曾担任邑职的妇女已经去世，但人们并不忘记她们，留出碑阴上层位置刻出她们姓名。此碑可考姓氏仍是以西羌姓氏为主，内有同���氏二十四人、夫蒙氏六人、儁蒙氏二人、瓽氏四人、雷氏一人、钳耳氏一人、荔非氏一人。
黨屈蜀造像记 大统四年（538年）六月初六 碑文 黨屈蜀/自为己身/造像一区（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六），/願生【世】，/直遇诸佛。/清信士佛弟子/黨屈蜀，一心/佛。 大统四年/六月六日/造像记。/ 注释 《龙门石窟魏唐碑铭所见民族史料集绎》脱“为”。黨氏，亦作党氏，西羌望族。《八琼室金石补正》：“《左氏传》杜注：'党氏，鲁大夫。’释文音'掌’。后世'瓽’'党’等姓，皆即黨氏也。”《魏书·王遇传》載：“王遇……”同书《太宗纪》：泰堂四年（419）“六月，有司马德文建威将军、河西太守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可知党氏在北魏建国初就已入附。在龙门石窟发现《党屈蜀造像记》，表明西羌部落遗民颇已显身于洛京。
富平雷氏造像碑 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 按语 ……从形式上看，它有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的题记，所表现的特点是：开北周圆胖风格之先声，造像组合为五到七尊，双兽的风格在北魏时期不见。用八螭龙纹碑首表现所用碑石形制等级很高，以此推测造像主西羌雷氏为富平当地大族。 富平东北与蒲城交界处有万斛山和碑子山，两山周边有党家山（西羌党氏）、老庙镇莫东村（西羌莫折氏）、杨家村（氐族杨氏）、美塬镇雷北村和雷古坊（西羌雷氏）、雷村乡附近的党家沟（西羌党氏）、郭家堡、宫里乡的庞家堡（西羌庞氏）、蒲城广阳的井家堡和井家原（西羌罕井氏）等等。从现在的地名看，这个地区在古代是氐羌的聚居地区。石碑供养人以雷氏为主，当出于富平万斛山附近的美塬镇一带。
聖母寺四面像碑 保定四年（564年）九月初八 汇考 造像碑为“合邑一百五十人等”造，实际存题名122人，羌人最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八琼室金石补正》《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曾对诸羌姓氏和人数作过统计。今据题名略计如下：昨和氏19人，屈男氏9人，罕井（亦作“罕开”）氏8人，荔非氏3人，同���氏3人，弥姐、钳耳、地连各1人，雷氏28人，瓽氏7人，姚氏2人，姜氏1人，占题名总数的67%以上，表明北周时蒲城碑石所在地是一个以羌人为主的聚落。羌汉交往，羌人受到强势汉文化影响，其姓氏向汉民族靠近，是必然的趋势。但在南北朝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下，羌人在吸收他文化的同时（如对佛教、道教的接受），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该时期大量的造像题名就是很好的例证。 《北魏造像碑》按语：这是一通在蒲城、白水交界处发现的北周保定四年……以西羌族为主的二百五十人（现存供养人题名一百二十人）结邑造像碑，地域和时代特徵明显。……为北周时期关中造像碑中各种佛像和菩萨像的雕刻形式提供了一个断代参考标准。 此碑雕刻为造像碑中上品，在朝代频繁更替的南北朝动荡时期，发願文中提到「万国朝宗，疆员归化，公卿将士，保国安民。」反映了北周西羌百姓渴望安定的願望。
瓽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记 建德元年（572年）四月初八 说明 碑石出土于陕西省白水县西固乡潘家村内。《关中石刻文字新编》云：“碑当在铜川、白水二县间。”详细地点难考。《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作“原在蒲城县”。现藏白水县文管会。长方体，下端有榫头，碑座遗失。高190cm，宽58cm，厚25cm。四面刻。碑阳，额螭首，上开方形龛；碑身开上下二龛，上龛圭形，内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下龛内有香炉、供养人、狮子。龛下刻发願文。碑阴题名。碑两侧上龛尖拱，下龛方形。龛内，右侧均为一佛二菩萨；左侧为一菩萨。记22行，满行19字；余题名。楷书，有纵横界格。该碑又题《邑子瓽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记》。 汇考 碑阴题名，造像人可省识者9人：瓽氏为主8人，郭氏1人。其中，一瓽氏为矿野将军、殿中司马，一为县主簿，谓北周瓽氏羌人有较高社会地位。瓽，为西羌常见姓氏。前秦至北周碑铭中常见。如前秦建元三年（367）《邓艾祠堂碑》有军録事和戎瓽陆道□、军主薄宁戎瓽共永长、錄事宁戎瓽投钦详等瓽姓3人。北魏永熙二年（533）《儁蒙□娥合邑字州一人等造像记》有邑主清信瓽姬娥等瓽姓4人。北周保定四年（564）《聖母寺四面像碑》有都唯那瓽荣达、邑子瓽荣昌等瓽姓7人。《闰姓类集丽语》认为瓽氏是党项后裔，马长寿先生据《旧唐书·党项羌》：“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以为不可信。其观点可以采纳。
瓽氏佛教造像碑 北朝 出土地点 不详。现存韩城市博物馆。 尺寸规格 此碑为长方形，圆碑首，高一百五十二厘米、宽四十四厘米、厚三十四厘米。 造像、线刻及题记 此碑为长方形，圆碑首，高一百五十二厘米？宽四十四厘米 此碑碑身为上下双龛或三龛的形式。可辨供养人题名三十余人，碑中题名全部为西羌姓氏，以西羌瓽氏为主，还有荔非、夫蒙、同���等姓氏。 按语 此碑无年代，推测其年代的依据有三： 一、此碑面开上下双龛或三龛的形式，见同一地区的造像碑，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孙伯珍佛教造像碑》。但此碑佛像衣纹刊刻在龛外，为北朝时期流行的特徵。 二、供养人的姓名为西羌族，表现的婚姻关系是瓽昌妻同���氏、像主瓽□祥的母亲为夫蒙氏，碑中还有荔非氏、雷氏、均为西羌姓氏， 为同族异姓内婚制，这种民族婚姻关系的记载应是北朝时期关中的特点，隋代以后，民族渐为融合，姓氏逐渐汉化。 ……
钳耳神猛造像记 开皇四年 （584年）十二月十五日 汇考 题名涉及钳耳神猛，及姑母钳耳女休两个家庭，是家庭造像碑。包括4对夫妻，即猛父钳耳氏和猛母雷明姬、钳耳神猛和妻瓽神妃、猛子钳耳遵略和妻瓽晖容、姑父夫蒙种扷和姑母钳耳女休，及子女3人，属羌人同族异姓内婚，表明直到隋代关中渭北羌人的婚姻形式主要是内婚制。其中猛子妻与猛妻同姓瓽氏，或为表亲。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1965年）马长寿：……可以看到北周时的关中羌民具有下列的两大特点：第一，在渭河以北同州、华州东部虽成为北族麕集之区，而蒲城、白水、宜君、同官（铜川县）、宜州（耀县）等地则仍为西羌诸姓的集中分布所在。但这些州县自古以来就有汉族分布其间，故当羌族徙入之时，汉羌二族分别居住，形成汉村和羌村的犬牙相错状态。最初有一部分汉人还回避与羌人同居，但时间一久，相安无事，汉、羌两族逐渐产生同村杂居的现象了。 第二，关中西羌的婚姻，在隋代虽然有些羌民如钳耳神猛的家庭仍然保持着同族相婚之习，但越到后来婚姻的范围越渐扩大，特别到了中唐以后，就是僻居在渭北各州县的羌民，汉羌通婚已经成为数见不鲜的风俗了。
雷香妙造像碑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 按语 此碑雕像身材较短，造型圆润，线条流畅。佛龛下的传统双狮变成了蹲踞双兽。家族造像，女像主雷氏为亡子发願。【祖嫜天标】的姓应该与雷香妙的亡夫同姓，为【瓽】姓。【嫜】指丈夫的父亲。雷、瓽、夫蒙氏通婚，这三姓均是西羌姓氏，为西羌族内异姓通婚。《魏书·王遇传》记载：【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夫蒙】是【不蒙】异释，姚微元《北朝胡姓考》【不蒙氏】條有详细考证。西安碑林藏前秦《广武将军□产碑》有【夫蒙氏】题名二十九人、雷氏四人。北魏神龟二年（公元五一九年）《夫蒙文庆造像碑》表现的是夫蒙氏娶瓽氏为妻，《韩城瓽氏佛教造像碑》（北朝）供养人的姓名中，表现的婚姻关系是：像主瓽□祥的母亲为夫蒙氏，瓽氏娶夫蒙氏女为妻，从文献和碑中题名均可以看出，夫蒙氏、瓽（党）氏、荔非氏、雷氏，相互通婚，流行同族异姓内婚，这几个碑中所涉及到的西羌姓氏基本相同，这种民族婚姻关系的记载应是关中北朝到隋唐时期的民族分布聚居的特点。
卢谊兄弟造像碑 开皇十一年（591年）三月二十八日 汇考 此造像碑与隋开皇六年（586）《雷香妙造像碑》刻碑时间相距五年，行文风格一致，所用俗讹字亦相同。……同为家庭造像碑，《雷香妙造像碑》题名“祖嫜前部郡同官令天㯹”“亡夫柱国参军瓽文表”，瓽氏当为显族大姓。祖姑、子妻皆夫蒙氏，瓽氏与雷、夫蒙氏互为婚姻。《卢谊兄弟造像碑》亡父卢景任“□都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宜祐陵三州诸军事、三州刺史、□□防主平齐县开国公”，较之瓽氏军号、散官，官职更高。“弟儁妻啖”“弟兴妻瓽”，羌姓。“弟兴妻瓽”，表明羌人瓽氏与出自鲜卑的卢氏联姻。足见隋代渭北瓽氏羌人既有族内婚，也与族外通婚，两种婚姻形式并存。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1965年）马长寿：……拓跋鲜卑自古有同姓相婚之习。北魏太和七年(483年)孝义帝会下令禁止鲜卑人实行同姓相婚，一时虽有成效，但隔了七十多年到北周武成二年时，㩉拔纂一家又故态复萌，实行同姓相婚了。总之，不论同族异姓相婚或者同族同姓相婚，都属于族内婚制的范畴之内。所以族内婚制是唐代以前关中渭北羌族和北方诸族婚姻的主要形态。
合村老少造像碑 大业二年（606年） 汇考 此碑“合村老少等造像一区”，存题名67人。夫蒙氏为主，40人。加上同���氏3人，雷氏5人，瓽氏2人，钳耳氏1人，羌姓占总人数76%以上。这表明隋大业年间耀县冯家桥村仍然是一个以羌人为主，间有氐、汉等民族，合族聚居的村落。因所居夫蒙氏为主，历史上以姓氏命名祠堂，曰“夫蒙祠堂”。造像碑就出土于该遗址。
党□等造像碑 武周长寿二年（693年）九月 汇考 瓽，西羌别种。《北朝胡姓考·外编·羌族诸姓》：“冯翊党氏，本出党项，羌族人也。”并引《闺姓类集俪语》党氏：“望出冯翊郡，世居党项，有降唐者，赐姓党氏。”以为党项后裔。《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据《旧唐书·西戎传》“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以为不可信。其观点可从。早在唐党项强盛前，石刻中就常见瓽氏题名。如前秦建元三年（367）《邓艾祠堂碑》题名军录事和戎瓽陆道□、军主薄宁戎瓽共永苌、录事宁戎瓽投钦详等赏氏3人。北魏永熙二年(533)《邑主儁蒙□娥合邑字卅一人等造像记》题名邑主清信瓽姬娥等瓽氏4人。北周保定四年（564）《圣母寺四面像碑》题名都唯那瓽荣达、邑子瓽荣昌等瓽氏7人；建德元年（572）《邑子瓽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记》可识题名瓽仲茂、瓽定昌等瓽氏8人。《后汉书·西羌傅》有当煎、当阗诸种。“瓽”与“当”同音，或即其后裔。《元和姓·三十七荡》：“党，本出西羌。姚秦将军党耐虎。自云夏后氏之后，代居羌豪。”《魏书·太宗纪》：泰常四年（419）“六月，司马德文建威将军、河西太守、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又《王遇传》：“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今汶川、茂汶等地羌族有“常”“尚”等姓，与“瓽”古音相近，或与古羌人瓽姓有关。陕西关中“党”姓习见，多应是羌人后裔，“瓽”变“党”只是文字不同而已。陕西渭水以北，有许多以党为名的村庄，历史上应是党氏聚居地。如光绪《蒲城县新志》东乡的党家庄、党家、党家沟、腰党村、党家湾，西乡的党定李家、党家，南乡有党睦镇，北乡的东党前村、党家。《民国澄城县志》有党家巷、党家河、党家原、赵党原、南社党家村、党家庄、南党前村、南党后村。《民国大荔新志》有党石村、党客村、北党、北党湾。道光《重修鄜州志》有党亥、党家庄。《民国黄陵县志》有党家沟、阿党村。《民国同官县志》有阿党河、党家原、党家塔。《乾隆续耀州志》有吕党村、党家堡、党堡、党北堡、东党堡、党东堡、北党堡、南党堡、党家山、油党堡。光绪《三原新志》有党家沟。 该造像碑由“冯翊郡党□”带领，合邑造像，存党氏15人，常氏1人，雷氏7人，羌人。碑上存多为女性题名，所以羌人题名实际远远大于上述数字。造像碑出土地点不明，据端方光绪三十年（1904）题跋，“焦山定慧寺”“金山江天寺”俱在江苏镇江。造像碑或出江苏。“外迁王冯翊郡党后当家老兄弟五人”，确指冯翊郡党氏“外迁”，他们与雷氏等羌人至迟在唐长寿二年（693）前，即已有徙至江苏一带者。
拓拔守寂墓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八月十八日 说明 墓志于1995年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韩岔乡元盆洼村出土，藏于农民家中。2003年3月上旬，陕西省榆林市文管办徵得。……该碑又题《静边州都督拓拔守寂墓志铭并盖》，是现存最早的党项碑刻。 著录 1.《中国藏西夏文献·金石编》18-19图，22文。2.《榆林碑石》51图，224文。3.《唐党项族首领拓拔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3)。4.《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拓拔氏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04（6）。 汇考 该墓志回答了西夏王族拓拔部族属和世系排列的问题，史料价值高。 ……。 关于党项拓拔氏的族源，是来自北魏皇族鲜卑拓跋氏，还是源自羌人，自唐代以来学界就有两种观点，《元和姓纂》《辽史》《金史》认为出自鲜卑，《隋书》《旧唐书》《宋史》认为出自羌族。开元二十五年（737）《拓拔守寂墓志》的出土，为此争议提供了确凿的实证材料，志文：“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源自《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意为志主先祖为炎帝之后姜姓支脉，表达了对羌族的认同。《旧唐书·西戎传》党项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干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成书于元和年间(806-820)的《元和姓纂》，晚於墓志撰写几十年，把党项拓拔氏定为鲜卑之后显然是揣测，缺之依据的。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王福春《唐党项族首领拓拔守寂墓志考释》一致认为：“如若没有确切的论据，党项拓拔氏源於北魏拓跋氏的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党晔等香山 题名大历七年（772年）二月十二日 说明 碑石位於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现存原址。窟龛号2125-2800。……。后刻唐元和十一年王造续题字，4行，行存字数不等。 著录 1.《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27-116。2.《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634图、文。3.《全唐文补遗》7-454 注释 [1]“晔”，《全唐文补遗》作“哗”，非。党晔：同州，今陕西渭南大荔县人。先后任大理评事职、监察御史，官至职方郎中。元结撰《与党评事》：“大理评事党晔，好闲自退。”即此人。西羌党氏郡望冯翊。同州党氏，亦羌人。《资治通鉴·晋纪》：“兴卒。羌酋党容叛，泓遣抚军将军姚赞讨降之，徙其酋豪于长安，余遣还李闰。”李闰，今陕西大荔县东。《晋书·乞伏乾归载记》有羌酋党龙头。《民国大荔新志》载有以党氏为名的地名，如石村、党客村、北党、北党湾等。党晔应为羌人。 ……。 党姓的来历 经考证，东晋十六国之前，陕西关中乃至全国，各种形式碑石铭文中没有出现过党（黨）姓。目前发拙最早的瓽姓是前秦，前秦是五胡十六国时期(351年-39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瓽姓（邓艾祠堂碑：367年）出现后，经历了北魏、西魏（黨姓出现）、北周、隋朝、唐朝（党姓出现）的演变。经考确凿，瓽姓出自西羌民族的一个族群，“瓽”与“当”同音，只是字不同，《集韵》宋朝：“瓽，丁浪反，又音黨”。《姓韵》清朝：“瓽：一作党，见'路史’。桉：瓽、党一字，今随各书所作体分别之”。“黨”姓是汉人对少数民族（族群）集团的称呼，瓽姓因惯性改黨姓，体现了西羌瓽姓氏汉化的演变。唐朝初（618年-907年）时期，又一支西羌族群东移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后汉人称之（黨）党项。《辞源》：“党项，我国古民族名。汉、西羌的一支”。以“黨”之称都是汉人对少数民族的蔑称，这一只西羌族群将“黨”改为“党”，并将“党”字成为自己的汉姓，《常用汉字源流字典》：“党，从儿，尚声。用于'党项’，我国古代民族名”。这两支前后出现的、同族源不同姓的西羌民族，汉人称之“党项羌”，瓽改黨与黨改党，这两支党的重合、融入、演变至元朝之后。 西羌与三苗 《后汉书·西羌传》南朝：“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王明珂：“'三苗’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凶人的化身，曾被华夏祖先'舜’打败而遭流放于边远之地”。“……羌人是'姜姓之别’，也就是说他们是姜姓炎帝之族的一个支系。在战国末至汉初文献中，炎帝常被书写为败于黄帝之手的古帝王。因此称羌人为姜姓之别，也是喻指他们是被华夏英雄打败而居于边地之失败英雄的后裔”。 从公元前的东汉迄於隋唐，关中的少数部族始终是以氐、羌、匈奴为先和为主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西羌人始于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前35年）入关中，原因是马援为陇西太守镇压西羌，西羌人徙置三辅，于是扶风、冯翊，远及河东皆有羌族与汉民杂处。越到后来，关中的各少数部族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西晋政权的分裂，使中原一带的统治处于真空期，十六国前赵时期，并州的五部屠各乘虚大量徏入关中，到十六国时已有“六夷大都督”。《晋书·苻坚载记》前秦：“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各少数部族展开了对中原控制权的争夺，其后的五胡十六国，也叫五胡乱华。 西羌在关中的分布以文献记载，户籍数目相当多，其陕西渭南地区是主要的结集地。《邓艾祠堂碑》立于蒲城县东北七十里东河川（洛水西岸），为前秦冯翊护军郑能邈建立，碑文叙述冯翊护军所辖的五部城堡和部族名类，最后还详记军府吏属的姓名。还有同时期的《广武将军□产碑》，题名中以西羌军吏为最多，雷氏、钳耳氏、瓽氏、㑺蒙氏、屈男氏、利非氏、夫蒙氏、井氏、同蹄氏等。《晋书·苻登载记》前秦：“登征虏冯翊太守兰犊率众二万自频阳（富平县东北六十里)入于和宁，与苻纂首尾，将图长安”。此时为后秦十六国时期，由西羌族人姚苌建立的政权（384年—417年）。《元和姓篡》唐朝：“党：本西羌姓。姚秦将党耐虎”。《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宋朝：“党氏：党，去声，今人呼为上声。本出西羌，姚秦有将军党耐虎，自云夏后氏之后，代为羌豪”（姚秦指后秦）。党耐虎是冯翊郡（今渭南大荔县）羌中强族，为现代党氏先祖，具体入关中时间无文献可考。
党氏和西夏的族源属性 西夏党项人为西羌的一支族群，《旧唐书·党项传》（945年）：“党项羌，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唐朝初年，党项诸部因吐蕃势力所逼，相继内徙。关于党项名称来历的问题，中外学者讨论甚多，有一个问题基本是一致的：“党项”一词，是内陆汉人对他的称谓。而“党项”一词的原意，中外研究者的看法分歧很大而不确定。那么，是否有另一种推论？“党项”一词，是沿用百多年前已汉化的“黨”姓，为之迁讹而复数，故汉人称之为“党项羌”人。 在概念中，西夏人就是党项人，这并非准确。西夏由党项人建立，政权建立后融纳了各民族成为一个多元的族群，应为西夏人。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西羌党耐虎，以其党耐虎的后裔、当今党氏一族才实为党项人。 历史文献支持这一观点：
《百家姓考略》清朝：“党：商音。冯翊郡。夏后氏之后。支裔世居党项。遂姓党氏。宋有党进。”
《北朝胡姓考》（1962年）： 【本党项羌】 冯翊党氏，本出党项，羌族人也。《姓纂·三十七荡》、(氏族略》四《党氏》下并云“本出西羌”。按《魏书》卷三《太宗纪》云： 泰常四年六月，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 又同书卷九四《王遇传》云： 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 据此，可知冯翊党氏确系羌族，明元帝泰常中归魏。 《闺姓类集俪语》卷一《党氏》下云： 望出冯翊郡，世居党项，有降唐者赐姓党氏。 按《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党项本汉西羌之别种。”是此氏乃羌族党项种人之来归者，以种名为氏也。 党，石刻皆作“瓽。”《广韵·四十二宕》：瓽，丁浪切。《姓解》三“党”下注：“丁浪切。”《氏族略》四《党氏》下注：“去声，今人呼为上声。”可知“党”原为“瓽”之省借，俗读作“黨”，误。 【姚泰党耐虎等】 苻秦有军主簿瓽共永苌，姚秦有将军瓽耐虎、羽林监党成、吴平男党娥、羌酋党容，西秦有叛羌党龙头，赫连夏有光禄卿党智隆，后魏有羌酋党道子、北地公党宏、大将党法宗，北周有瓽荣达，唐有广州刺史党仁弘等，皆此族人。
党项在东移时期族群结构比较单一，西夏政权建立后，吸收了不少各民族的人口，以至以在晚唐时被唐人称为杂虏。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日〕杉山正明：“西夏这个国家，虽然是以藏系党项为立国的中坚，但却是一个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羌族和吐谷浑之外，又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回鹘和汉族的多种族国家。在同为异族的混合体以及由此形成的复合国家……”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党项人从人种起源上说，很少是征服的结果，联盟中也包括汉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尔多斯地区和今甘肃省的较小的种族集团。”
《西夏姓名研究》《西夏姓氏辑考》佟建荣：“从族属类别上看，西夏姓氏有番姓与汉姓两类。西夏番姓，是指西夏社会中除汉姓以外的其他姓氏，主要是党项姓氏……。西夏汉姓，在西夏社会中也存在多种情况。部分与汉名搭配，与汉地姓名无异；部分则与西夏番名搭配，出现汉姓番名的现象。” 这两本西夏姓氏专注，西夏党项人番姓有数十个，这体现了西夏帝国时期，由于民族的属性，西夏党项大多没有演变为汉姓，或演变为汉姓番名。夏王李元昊由唐僖宗赐姓“李”，西夏建国李元昊登基后，把“李”姓给扔掉了。 这两本书出现了两个党姓，其一是“党移”，属汉姓番名勘同。其二是“夏武功大夫党得敬”。其注释：“按：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证，北魏“党”姓出自党项。西夏“党”姓置于“汉姓名”中，当为汉化证明。” 出自北魏的“党”姓（五胡十六国时期），是西羌党耐虎一支，正说明了同族源不同族群的西羌党项，在不同时期东移中原后的融合，这两支西羌党项人都是西夏征伐立国的中坚力量。党得敬属于“瓽”改“黨”又改西夏专用“党”姓的典型案例。 党氏人的情结 《续汉书》西晋：“西羌自赐支以西，至河首左右，居今河关西，可千余里，有河曲。羌谓之赐支，即析支也。” 河关在兰州西南，以西千余里为河曲。析支，指河曲一带，党项原生活在古析之地，属西羌人。西羌诸种分布在河曲附近及其以西以北诸地，各部落以地名为符号，迁移中原后一直保特和流行同族异姓的内婚制，至唐过后逐渐融入而汉化。 今天的党氏一族，大多是党耐虎的后裔，也有西夏党项在西夏国失败后，回到了西羌人数百年来已椒衍瓜绵的陕西，融入后又随族号而姓而汉化。失国后不在荣耀的心态默默的沉浸在这族群里，消失在时代变迁的仓促之中，她和西夏国的故事一样，几百年的沉默而成为了“绝学”，她的历史溯源被边缘化。但是，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血性和文化特征，在党氏人的血液里依然流淌，这是一个很纯粹的宗族，至今留存着先民们独特个性和容貌特征。百年来随着家谱流失和断壁残垣，她的历史本源变得迷茫和无定性，但是，世代犹疑在党氏一族的渊源情结魂魄不散。 河南豫东《党李氏族谱》乾隆伍十伍年（1790年）：“我始祖原陕西同州府澄城县鸡子凹人也。……俊祖苗裔更为李姓，从此一脉别派，二姓同宗”。河南党李一家是党氏很重要的一世系。党聚星《族谱引》咸丰贰年（1852年）“党李族谱，党李氏之族也。……各蔓延于天下。旧传吾族兴干河崖，李派出一原”；《跋文》“然当披贤古今姓苑绪书，知吾姓本属商音，冯翊郡夏后氏之后，支裔世居党项，逐因为氏（党）”。 陕北榆林市横山县党岔镇；有党余二姓居住于此，认定先祖从西而来，他们没有文字记录而口口相传颇多，他们崇拜白色，信仰佛教，他们供的是流泪的佛像，并断掉了蒙古宗喀巴佛像的左手。 陕西渭南市富平县莫子村；世代传承留下了躲避蒙古人的追杀，逃亡、定居、改党姓具体的迁徒之路，老人党锡璋文字记录：“……吾先祖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自甘肃敦煌东迁入陕至今约六百四十八年相传达二十四世。根据吾祖北神沟十八亩马莲坟茔碑碑文记载：'党氏系夏禹王的后裔，支裔世居党项，遂姓党氏’”。当年迁徒来到富平的党氏是一族群，他们还带来了西夏的文教和造纸制作工艺造福一方。 “党”氏这个不寻常的姓也注定了她不寻常的历史，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党氏还有许多末知被尘封在历史深处。有关党项后裔的故事还很多，不言而喻根植在党氏一族的记忆里。党氏典型的人物，一个是十六国时期出现的党耐虎，一个是隋唐时期东进中原的李元昊，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今天党氏人的历史荣耀。 主要阅读与参考书目 《早期羌族研究》人民出版社，李健胜、武刚。 《商周金文姓氏通考》中华书局，张亚初。 《佛教造像集》文汇出版社，李云中，2017年。 《古今姓氏书辨证》台湾商务印书馆， 《后汉书-西羌》432年 《隋书-党项》656年 《宋本广韵》1008年 《集韵》1039年 《寻根问祖-黨、税、文氏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发展工程整理收藏。 《源晋姓氏与寻根》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张海瀛、张晨，2017年。 《中国少数民族姓氏》民族出版社，杜若甫。 《中华姓府》台北中华丛书编審委员会印行，陈慧僧，1956年。 《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四川出版集团，龙显昭，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吴建中，胡戟。 《党项文献研究导论-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教材》上海古藉出版社，聂鸿著，2022年。 《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韓蔭晟。 《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马长寿，1984年。 《东魂-北齐石窟造像研究》科学出版社，唐仲明，2021年。《后汉书》宋朝。 《后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琼卓玛。 《羌族历史文献辑要-西南民族大学优秀学术文库》民族出版社，安群英，2018年。 《羌族史略-中华羌族历史文化集成》四川民族出版社，耿少将，2020年。 《五代十国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仇鹿鸣、夏婧。 《中国墓碑研究-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博士文库项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卢蓉，2015年。 《甘肃佛教石刻造像》甘肃人民出版社，张宝玺，2001年。 《甘肃散见佛教石刻造像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李宁民、王来全，2018年。 《陕西碑石精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文物局。 《西夏番姓大族研究-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甘肃文化出版社，杜建录、史金波，2017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誌疏證》中华书局，罗新、葉煒，2016年。 《长安学研究文献汇刋》科学出版社，贾二强，2019年。 《中国北朝石刻片精品集》大象出版社，李仁清，2008年。 《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向以鲜，2015年。 《中原北方早期弥勒造像艺术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刘慧，2016年。 《中国藏西夏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史金波、陈育宁，2005年。 2024年3月于海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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