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钩 宋人笔记《蓼花洲闲录》载有一事，很有意思：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确奏事。 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 确曰：“方欲奏知。” 上曰：“此人何疑？” 确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 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 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 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曾有朋友反问我：这个故事中，漕官是生是死，就看皇帝与大臣的博弈结果，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这不正是人治吗？这个反问很有力。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宋人笔记往往带有浓厚的演绎成分，前面这个神宗欲斩漕官的故事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找出故事的原型，以原型为根据来分析宋朝法制。 这则神宗逸事提到“宰相蔡确”，查蔡确执政的时间，为元丰二年（1079） 至元祐元年（1086）；逸事又称“陕西用兵失利”，那么故事的背景要么是元丰四年（1081）的五路伐夏，要么是元丰五年（1082）的永乐城之役。但检索正史，未见神宗当时有批示斩某转运使的内降指挥，倒是元丰六年（1083）发生的一件事让神宗发出了“朕平生未尝作快意事”的感叹。 当年四月初六，抗夏名将种谔病逝于陕西延州，十几天后，四月廿一日，神宗发现种谔弥留之时给朝廷发了多份奏状，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于是诏陕西转运副使、权鄜延路经略司范纯粹体量以闻。五月，范纯粹回奏：“今体量得种谔未死以前奏请，皆是徐勋裁处。”徐勋是鄜延路经略司的管勾机宜文字官，种谔的幕僚，竟然冒用主帅种谔之名给朝廷发送奏状。 神宗震怒。早朝时，他对辅臣说：“朕通夕不寐，思与卿等相见。种谔死鄜延，其属有徐勋者盗用经略司印，调发兵马，奏举官吏，几何而不为乱也！可命所在斩之。”尚书右丞王安礼认为徐勋究竟有何罪责，应该由大理寺来裁决。神宗问他：“卿独安取此？岂以勋文吏故，且大臣有荐之者，而善为之地？然则韩存宝何罪？” 神宗所说的韩存宝是宋朝将领，元丰四年受命征讨泸州蛮，因为“出师逗挠，遇贼不击，杀戮降附，招纵首恶”，被以军法处以死刑。神宗心里可能是很不愿意判韩存宝死刑的，所以才拿他来说事。 王安礼说：“臣不识徐勋，而存宝之罪所未谕也，陛下以存宝为非罪而就戮，则如勋者，尚可效尤耶？” 神宗叹息说：“朕平生未尝作快意事，如卿兄安石不斩沈起，至今有遗恨。”熙宁末，宋王朝与交趾打了一仗，时任知桂州的沈起被认为是挑动交趾与宋朝之战的罪人，所以神宗恨不得斩了他，却未能如愿，所以才有“平生未尝作快意事”之叹。 门下侍郎章惇这时回了神宗一句：“快意事岂宜作？” 元丰六年神宗与王安礼、章惇的对话情景，与宋人笔记中的神宗欲斩漕官逸事何其相似。我们相信，前者正是后者的故事原型。 尽管神宗很想杀了徐勋，但他不能凭自己的好恶爱憎处死一个人。徐勋究竟有何罪行，当负什么罪责，须走司法的程序。神宗遂派御史张汝贤、入内供奉麦文昞至延州置狱，追劾徐勋案。 神宗还不放心，又要求三省给张汝贤发敕令：“敢出勋罪者，以重论之。” 王安礼说：“臣欲有所请，愿于诏语'出’字下增一'入’字，则于文为完。”将敕令的措辞改为“敢出入勋罪者，以重论之”，表明朝廷的态度是不偏不倚，既禁止罗织徐勋之罪，也不准放纵徐勋之责。 最后查实：徐勋在种谔患病后，以种谔的名义撰写奏状，奏举鄜延路几名文武官员，并擅自使用鄜延路经略司的官印，给奏状盖了章，发给朝廷。经大理寺检法定谳，徐勋被处以“除名”的责罚，即开除公职。蔡确知道神宗对这个判决不满意，鼓动神宗：将徐勋“投诸荒裔”，即流放远恶之地（蔡确的意见，与《蓼花洲闲录》所载逸事又有不同）。王安礼说：“陛下察知勋情，付之于法，而确有此举，不过乘陛下前日之怒耳。”最终徐勋受到的惩罚就是“除名”。 这个史实告诉我们：宋神宗虽是比较强势的宋朝君主，但他也不能随意干预司法系统的运行，臣子有没有犯罪，究竟犯了什么罪，当受什么惩罚，不是君主说了算，而是要通过司法系统的审理，依法作出裁定。 “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这并不是宋神宗一个人的牢骚，其实是宋朝君主处处受掣肘的常态。今天许多人以为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但这一想象并不合宋朝史实，因为宋朝君主的权力是受到法律约束的。 首先是祖宗法。宋明两代最重祖宗法。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做出让步。宋真宗曾经想给他宠信的内侍刘承规讨个节度使的名衔，宰相王旦即以“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为由，断然拒绝了真宗皇帝的要求。 在非成文的宪法性惯例之外，宋朝当然也有规范皇室行为的成文法，叫作“条贯”。开国之初，宋太祖已意识到条贯乃是预防后世君主肆意妄为的妙法。来看宋人笔记记载的另一个故事： 太祖即位，尝令后苑制造熏笼。数日不至，太祖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行遣至速须数日。”太祖怒曰：“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左右曰：“可问宰相。”上曰：“呼赵学究来！”赵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盖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若无熏笼是甚小事也。” 按照宋朝的条贯，内廷要增添几只取暖用的“熏笼”，需经过繁复的程序，层层审批，走完这些程序，最快也得几个工作日。其间如果台谏觉得不妥，还可以驳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对这样的条贯开始时很不耐烦，但经过宰相赵普的解释，太祖就明白过来了，庙堂不比民间，民间可以用数十钱买一熏笼，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当然需有条贯约束，否则后世君主挥霍无度，岂不后患无穷？ 对宋朝君主的权力构成有力约束的还有“誓约”。誓约是宋太祖所立，宋王朝每一任嗣君即位之初，都必须恭读这份誓约。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份誓约呢？你可以说它是太祖的遗诏，但更准确地说，这其实是宋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誓约，则“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的遗诏更大的约束力。从历史事实来看，两宋三百多年，皇帝也确实不敢违背这份誓约。 所以在上文我们讲述的第一个故事中，宰相蔡确才敢硬怼宋神宗：“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不得不让步，便是因为有这份誓约存在。既然君权受到誓约、祖宗法与条贯的约束，难怪宋朝君主要感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了。 今人囿于偏见，多以为传统中国尚“人治”，但宋人并不这么认为，宋人称他们“尚法令”。天高于皇权，天子应当服从于天，这便是宋人的“法治”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