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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巩永孝绘制《任重道远韩文公》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丁亥岁怀韩文公七律 道丧文衰幸有公，震兴八代出樊笼。 承传绝学休天命，化育英才致圣功。 存志惟新惟履正，人生愈挫愈心雄。 如椽巨笔本孤直，自信吾儒造大同。
黄德劲先生诗评： 韩愈是“文章巨公”，一生跌跌撞撞，起起伏伏，因言获罪，因文而名，而终以其忠直心，率然情，覃深思，卓然见，成为真儒者，大文豪，名垂千古。“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任重道远之韩文公，远非一个“文”字可以涵盖之。彬宇先生怀韩文公七律，夹叙夹议，笔墨含情，亦以如椽大笔，极为精到地描摹、礼赞了昌黎先生的一生。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屡经坎坷，直言敢谏，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后世也称他“韩文公”。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散文创作成就举世公认，被誉为“文章巨公”“百代文宗”。韩愈和柳宗元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主张继承先秦两汉以来的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使当时的散文创作生面别开，气象一新。与韩愈同时代的刘禹锡称他为“文坛盟主”，苏轼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其诗歌创作雄厚博大，奇崛高古，“不平则鸣”，“笔补造化”，开创一代新诗风，对宋诗影响颇大。作为文学家兼教育家的韩愈一生多次在国子监任职，喜欢奖掖后进，培养形成了以孟郊、李贺、贾岛、卢仝等人为主要成员的“韩孟诗派”，形成了共同的雄奇险怪的诗风。钱穆先生曾有回忆—— 犹忆幼年入小学，无锡顾子重先生授国文。一日薄暮，先生举酒微酌，诸学童环集案头。余最稚，方十二岁。先生忽抚余顶，告诸童曰：“此儿文气浩畅，将来可学韩文公（韩愈），汝辈弗及也。”诸童竞问：“韩文公何如人？”顾先生曰：“韩文公，唐代人，文起八代之衰，为唐宋八大家鼻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韩愈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高擎道统大旗，坚决主张维护正统儒家而排斥佛老，对后世的文学和思想影响深远。 彬宇先生自幼读佛典，平素对佛典推崇备至，认为佛学博大精深，对于探求宇宙人生之际，可谓无所不包。但同时也认为于家国天下方面，则又非儒不可。彬宇先生曾说梁武帝吝于佛，还能宣讲佛法，与达摩见面时沾沾自喜，而在达摩看来，却毫无功德可言，毕竟帝王的职责与天命是要造福苍生，梁武帝忘掉初心一味崇佛，忘掉了本职工作不关心民生疾苦，这恰恰丢失了“佛心”，丢失了悲悯情怀，在其位不谋其政，走向不务正业，陷天下于危险之中，辜负了天命，这就反而本末倒置了。所以彬宇先生认为，韩愈的辟佛，不是说佛不好，而是吝佛的行为对于帝王而言有所不妥，亦如此般不过是对当朝皇帝的劝谏，唯恐他走向梁武帝般道路重蹈覆辙，所以言辞激烈而恳切。由此看来，韩愈发心正大，值得深思。 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称，凡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韩愈因而成为宋明理学之启端者。由此可见韩愈既为文学之巨擘，亦为思想之宝山也。 谨依彬宇先生诗意，以“文兴八代”，“化育英才”，“愈挫愈雄”，“儒造大同”评析之。 文兴八代 “道丧文衰幸有公，震兴八代出樊笼。”彬宇先生首联，妙用坡公之评语，概论韩文公之文学地位也。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言，已为昌黎定评：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唐代古文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及宋朝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有类欧洲的文艺复兴。“古文”概念最先由韩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指的是先秦和汉朝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明道。 古文运动一反六朝以来柔靡浮华、陈陈相因的骈文僵化程式，重新创立一种清新自由的文体，语言也比较接近民间，所以能从文坛流行到社会，进而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韩、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两人性格与政治识见不同，但友谊深厚，艺术造诣上各有千秋。柳宗元在柳州逝世后，韩愈写过《祭柳子厚文》《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三文，皆是佳作。 清人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中评云:“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以韩志柳，如太史公传李将军，为之不遗余力矣。”韩愈祭文，真情在心，力透纸背。 钱基博先生在《韩愈志》中写道： 刘熙载《艺概》曰:“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在当时真为补虚消肿良剂！”又曰：“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著于一偏。《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此两条真道得韩文尽！ 钱基博先生对韩文有十分全面的论述。比如： 韩愈议论学贾谊、董仲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模《国策》、《史记》，碑表出班固、蔡邕。而运之以司马迁之灏气，泽之以扬子云之奇字。韩文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 韩愈之文，所以开八家之宗，而不为伧野者，在运气以驶辞，又铸辞以凝气，所以疏而能密，雄而不快！ 就造辞论：韩、柳疏而能密，而欧、苏、曾、王则下笔骏快，能疏而不能密矣；就结篇论：韩、柳密而能疏，而欧、苏、曾、王则匠心布置，能密而不能疏矣。特是柳之出笔峭,，而韩之来势雄，所以面目各异。 韩愈之文，李翱得其笔，皇甫湜得其辞，皆于气上欠工夫；欧阳修得其韵，苏氏父子得其气，又于辞上欠工夫。韩愈所以为不可及。 韩愈文有两种笔力：《原道》笔能奔放，如风发云涌，笔力之能雄肆者也；《对禹问》语有断制，如刀斩斧截，笔力之能崭峭者也。王安石崭峭而不雄肆，苏东坡奔放而欠崭峭，各得韩愈之一体。 《杂说一》、《杂说四》、《获麟解》。短篇文字，而浑灏流转，滂沛寸心，真有尺幅千里之势。 自古短篇拗折，莫如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然安石笔峭而势不厚，瘦削峻嶒，不如韩愈之海涵地负，放恣纵横。韩愈雄峭而能浑化，远胜安石之巉刻见骨。 宋儒多在韩退之门下讨生活，欧、苏、曾、王之论文，二程、张、朱之尊孟，其灿然者已。独司马光超然绝出，不囿风气。 韩愈书体博辨明快，盖得《国策》之体，而沉郁顿挫，又得太史公之神。《昌黎集》卷十五《与孟东野书》、《答尉迟生书》，皆以沈郁顿挫见意，一卷之俊。 《送孟东野序》、《送廖道士序》、《送高闲上人序》，凭空发论，妙远不测，如入汉武帝建章宫、隋炀帝迷楼；而正事正意，止瞥然一见，在空际荡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声；此太史公《平准》、《封禅》诸书，伯夷、孟、荀、屈、贾列传法也。特其以转掉作起落之势，未极神妙自然之境。惟《廖道士序》，直落直转，直接直收，具无穷变化，纯是潜气内转，得太史公笔意。《送孟东野》、《高闲上人》两序，则得太史公之章法，而未得其笔意，章法可以迹求，而笔意则神明之运。 《祭十二郎文》，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饰，纵笔一挥，而于喷薄处见雄肆，于呜咽处见深恳，提振转折，迈往莫御，如云驱飙驰，又如龙虎吟啸，放声长号，而气格自紧健。 碑志文有两体：其一蔡邕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文选》、《文苑英华》诸碑多属此宗；其一韩愈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宋八家以下多属此宗。 《送穷文》人后称“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正与《进学解》归结于“动而得谤，名亦随之”同一机杼。惟《进学》譬解自己，而此托之鬼口，意尤诙诡。《进学》之文，闳放有气势，而此则节短势险，文特峭健，能者亦何所不可。 《论佛骨表》辨切而多风，急言竭论，气自优衍；《潮州刺史谢上表》情高以全采，仰首鸣号，文却雅壮，跌宕昭彰，不为缥缈浮音。学佛本非为长生，而事佛必以凶折，却亦并无证据。韩公无中生有，两两相形，语出悬揣，却说来凿凿有据，可以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 …… 钱先生最后写道： “余自十八岁读《昌黎集》，细诵而深思，长吟而反复，亦既三十年于兹。余发如此种种矣！会心不远,写之眉间。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 由此可知韩文之魅力！ 罗联添教授在《韩愈研究》中总结了韩愈的文学理论，认为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以文章载道为理论中心。韩愈自称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此谓从学的方面说。如题欧阳生哀辞云： 愈之为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其次，从作家修养方面说，韩愈认为道是文的根本，作文必先修养仁义。答李翊书云：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再次，从写作方面说，韩愈认为“文所以为理”，故写作必须“出入仁义”。途陈秀才彤序云：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 韩愈第二个文学观念就是“陈言务去”、“辞必己出”。所谓“陈言务去”，即凡前人已用过的词句成语都不能再用。所谓“辞必己出”，即作文自己树立，不因循前人。韩愈不仅注重文辞创新，更要求奇异。因为一般人都有好奇爱异心理，文辞奇异，作者自己珍惜，也必受人重视。 韩愈另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就是“不平则鸣”与“穷而文工”。也就是认为文学佳作是来自不平与穷愁。韩愈送孟东野序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因此文章佳作不出于气得志满的王公贵人，而是发自“羁旅草野”。韩愈友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即来自多年贬谪永州的穷困愁思。柳子厚墓志云： 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作为文坛领袖人物，韩愈凭一己之力创造了331个成语，是中国古代创造成语最多的文人！千钧一发、异曲同工、无与伦比、出类拔萃、轩然大波......当下广为熟知的“踔厉风发”，便来自《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之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等，种种体裁，均卓然可观，蔚然领袖。 “道丧文衰幸有公，震兴八代出樊笼。”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正是骈文由形成到鼎盛的时代，亦虚指时间长。韩愈应时而出，功莫大焉！苏子言，“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又言，“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信哉！ 化育英才 “承传绝学休天命，化育英才致圣功。”韩愈很自觉地担负起了文坛盟主、道统传人、承传绝学的重任，身边团结了一批好友与弟子。如“韩友四子”李观、欧阳詹、柳宗元、刘禹锡；“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湜，张籍，孟郊，贾岛，李贺，卢仝等等。谨择数人以述。 张籍，字文昌。贞元十五年（799）北游时经孟郊介绍，在汴州认识韩愈。韩愈为汴州进士考官，推荐张籍。次年在长安进士及第、任秘书郎。韩愈为国子祭酒（相当于今日教育总监），荐张籍为国子博士（教授官）。在韩门弟子中，他是著名的一个，两人因而常有诗篇赠答。 韩愈的《病中赠张十八》为汴州初见时之作，从诗中看，张籍的性格很倔强伉直，谈话时曾有争辩，韩诗比之为两军角逐，最后为韩愈制服，就像孙膑在马陵树下之败庞涓一样。次年又作《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的五言长诗。当时韩愈在徐州，一听到张籍入城，便以车去迎接，相见之余，常常从早谈到深夜。这时孟郊在会稽，李翱游浙江，张籍到来，自然使韩愈很高兴。等到张籍要回故乡，更为恋恋不舍，即以第一句的“此日足可惜”为篇名，末段说:“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子又舍我去，我怀焉所穷？” 韩愈上距李杜百余年，当时人们对李杜诗评价不一，有的还加以贬抑，韩愈颇为不平，在《调张籍》中开头便说: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李杜并称，自韩愈始。末段说：他希望能长上翅膀，远逐八方，和前辈的李杜精诚相通，使千奇百怪的诗境进入心肠，并希望还在地上的友人，不要为经营俗务而忙碌，也应该飞上垂着霞珮的高空，和他一同翱翔上下，追求李杜的精神。可见韩愈对张籍的期望。最有名的当属《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贫困，到四十六岁才登进士第。两人虽然相差17岁，却成了一生的至交。韩愈对孟郊极为赏识尊重，至今流传的“不平则鸣”这句成语，就是出在韩愈《送孟东野序》的开头一句。 韩愈在《荐士》中称孟郊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其实也是夫子自道。二人最为传奇的是“联句”，韩愈的诗集中，除《石鼎》和《晚秋郾城夜会》两首外，都是和孟郊搭档的。这不仅由于两人友谊的深厚，也因为诗风有相近处。刘邠《中山诗话》:“东野与退之联句诗，宏壮博丽，若出一手。” 韩、孟联句的方式，各篇不同，《斗鸡》是先为每人两句，然后增为每人四句，也有每人首尾皆两句，有一首《城南联句》最为别致，也是他们独创： 竹影金琐碎。(郊)泉音玉淙琤。 瑠璃剪木叶。(愈)翡翠开园英。 流滑随仄步。(郊)搜寻得深行。 遥岑出寸碧。(愈)远目增双明。 乾燧纷拄地。(郊)化虫枯锔茎。 全诗一百五十四韵，三百零八字，每两句都用对仗。联句并非始自韩、孟，但跨句联却是他们首创的。 孟郊的《游子吟》，是一首万口传诵的名篇，作诗时他自己年已五十，而犹惓惓于三春之晖，故将其母裴氏迎至溧上。不料至元和三年，他的三个儿子都在几天内死去，时年五十八。他的《老恨》诗说:“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其晚景之凄凉可见。孟郊失子后，曾作《悼幼子》一首： 一闭黄蒿门，不闻白日事。生气散成风，枯骸化为地。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 又有《杏殇》九首，前有小序:“杏殇，花乳也。霜剪而落，因悲昔婴，故作是诗。”这是以花苞遭霜殒落比喻婴儿夭折。白居易也曾丧子，故有“天下何人不哭儿”语。世间一等文章，往往成就于骨肉至情上，因为是用涕泪写成的。王建《哭孟东野》云:“老松临死不生枝，东野先生早哭儿。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可见他的《杏殇》诗感人之深广。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孟东野连产三子，不数日皆失之。韩退之尝有诗，假天命以宽其忧。三人者(另指白居易、元稹)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爱为难也。”文中说的韩退之尝有诗，即指《孟东野失子》。 无论联句或慰唁，都表现了韩、孟友情的深挚真切。愈尝说：“少时梦人与丹篆一卷，令强吞之。傍一人抚拿而笑，觉后，亦似胸中如物噎，经数日，方无恙，记其上一两字笔势，非人间书也。及识郊，似与之目熟，思之，乃梦中傍笑者。”梦中神交，可见友谊非同一般！ 李观赏郊诗而哀其穷，为上书补阙梁肃曰:“郊之五言诗,其有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两谢。”而郊再不第，吟诗曰:“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又曰:“一夕九起嗟，梦知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及贞元十二年，吕渭知举，登进士第，年四十六，欣喜若狂，有诗曰：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旷荡思无涯。青春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诗句极其有名。但也有人据此推断孟郊气度窘促，恐是薄命之人。果不其然！ 贞元十七年（801年），孟郊五十一岁，又奉母命至洛阳应铨选，选为溧阳（今江苏溧阳）县尉。贞元十八年赴任，韩愈作《送孟东野序》说：“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去做县尉是与他的愿望很相违背的，因此耽于山水，心不在焉。县令报告上级，另外请个人来代他做县尉的事，同时把他薪俸的一半分给那人，因此孟郊穷困至极。 贞元二十年（804年），孟郊辞去溧阳尉一职。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河南尹郑余庆任孟郊为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自此，孟郊定居于洛阳立德坊，终于免于冻饿，然而不久又遭丧子之痛。 元和九年（814年），郑余庆为兴元尹，奏孟郊为兴元军参谋，兼任大理评事。孟郊闻命自洛阳而往。同年八月二十五日（814年9月12日），孟郊以暴疾卒于河南，终年六十四岁。 韩愈在长安惊闻孟郊暴疾，悲痛不已，不仅出钱为他操办后事，还在自己家里为孟郊设了灵位，召集朋友一起来哭祭。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写道： 将葬，张籍曰：“先生揭德振华，于古有光，贤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贞曜先生’，则姓名字行有载，不待讲说而明。”皆曰：“然”。遂用之。 众人一起给了孟郊一个封号：贞曜先生。可见对其之敬重。自孟郊之死，而韩愈极称贾岛以为可继郊之后也。盖二人苦涩之趣有相同。韩愈曾赠诗曰：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自此名著。郊寒岛瘦，遂以骈著。只是人称“诗奴”的贾岛，苦吟一辈子，穷愁一辈子，诗亦多写荒凉枯寂。还有写下《七碗茶诗》的卢仝，狷介类孟郊，雄豪近韩愈，“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诗鬼”李贺，哀愤孤傲，皆是“不平则鸣”的代表。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由此也可知韩愈对身边弟子友人的熏陶浸染。魏晋以下，人不事师。独韩愈奋不顾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以故韩门弟子独盛。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旧唐书·韩愈传》总结道：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 陈寅恪先生亦有精到论述： 则知退之在当时古文运动诸健者中，特具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退之同辈胜流如元微之、白乐天，其著作传播之广，在当日尚过于退之。退之官又低于元，寿复短于白，而身殁之后，继续其文其学者不绝于世，元白之遗风虽或尚流传，不至断绝，若与退之相较，诚不可同年而语矣。退之所以得致此者，盖亦由其平生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甚专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 “承传绝学休天命，化育英才致圣功。”韩愈以文豪之尊，弘通之才，携手柳柳州，领袖群伦，呵护后昆，掀起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一场飓风与新风。 愈挫愈雄 “存志惟新惟履正，人生愈挫愈心雄。”此一联的核心，在志新履正，在愈挫愈雄，而其妙处，在将韩愈之“愈”，妙用于联中。韩愈名愈字退之，其实韩愈一辈子，幼失所怙，长多挫屈，几乎没有退过，总是勇猛向前，雄心不减，志气不颓。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旧唐书》） 韩愈早年和当时一般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一样，怀抱壮志，求举觅官。但在现实环境中，却走过了一段相当坎坷的道路。 韩愈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即公元768年生于长安。他的父亲韩仲卿，是当时典型的文人官僚，曾任县令等地方官，和著名诗人李白、杜甫有过交往。晚年在朝廷任秘书郎，是秘书省里掌管四部图书、不具实权的“闲曹”。韩愈父辈的经历、地位大体与他类似：有名望，善文辞，但都屈居较低的官职。 韩愈刚一出生，便不断地遭遇家庭不幸：未满两个月，母亲去世；三岁父亲去世，就养于长兄韩会和嫂夫人郑氏。大历十二年（777）韩愈十岁，韩会在朝依附的权臣元载败灭，受牵连贬官岭南，韩愈随同南行。这是他第一次南下贬所。不久后韩会病殁，韩愈随同嫂夫人郑氏扶灵柩返回河阳故里。 建中二年（781）“河北三镇”再度大规模叛乱，很快波及中原。大概韩家在宣州有产业，郑氏遂率领百口之家远赴江南避难。虽然这一时期韩愈处在艰苦、动荡的环境中，却潜心向学，胸怀大志，特别是对儒家“古训”的倾心，对“古人”文章的偏好，已经培养起来。 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来到长安求贡举。但直到贞元八年，屡试不第。贞元三年，唐王朝与吐蕃在平凉会盟，吐蕃劫盟，韩愈的堂兄韩弇作为唐会盟使、朔方节度使浑珹的判官死于劫难。中唐名将、封北平王的马燧当时主和戎之议，韩弇是他的部下。基于这一层关系，韩愈“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可见穷困之状。后来韩愈在给友人的信里回忆说： 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与李翱书》) “京漂”八九年，身无分文，痛定思痛，仍然努力读书。贞元八年，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二十五岁的韩愈擢进士第。按唐时制度，进士及第要经过吏部铨选，才能释褐进入仕途。这一步韩愈又很不顺利。所谓“三举于吏部，卒无成”，三应博学宏词选皆落第。贞元十一年正月，无奈之下韩愈直接三度上宰相书，毫无结果。极度失望之下，东归故里，再到洛阳。 次年七月，兵部尚书董晋出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韩愈应征入幕，为观察推官，例带京衔，为秘书省校书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朝廷仕途艰难，颇有些不得志的士大夫到方镇寻求出路。至十五年二月，董晋死，死前已预知汴州必乱，遗命既殓即行。韩愈护丧西归。不出所料，董晋一死，镇兵即作乱，韩愈以从丧得免。离汴时妻子不及随从，逃难至徐州。徐州是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治所，韩愈与之有旧。韩愈赶赴徐州，与家属相聚。建封辟署他为节度推官。在建封幕府，他遇事敢言，为建封所不满，不得已又离开徐州。不久建封死，徐州兵变，韩愈再次幸免于难。这几年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藩镇幕僚经历，给予他十分痛切的感受。 十六年冬，韩愈赴洛阳参选；次年,得四门博士，这是国学四门学的学官。至十九年冬，升任监察御史，这是检察机关御史台的属官，但不久即遭严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令。这是他第二次踏上南贬长途。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六岁。 志高才大的韩愈，一生几乎都在这样的屡挫屡起之中。其实也正是这些磨难，让他动心忍性，写出了诸多千古不朽的名文。比如抒发怀才不遇之慨的《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比如心忧灾情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右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虽宏，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比如表达亲情的《祭十二郎文》——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韩愈之屡仆不倒，根本便在其“存志惟新惟履正”！再列两件事以证之。 谏迎佛骨。 唐宪宗是中唐时期的一代英主。其执政时期被舆为“元和中兴”。然而目睹天下归服，渐生骄侈之心，弊政迭出，崇道佞佛，服食丹药，走上了不归路。 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塔内藏有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一开塔，据说开则岁丰人泰。元和十四年（819）正值开塔之年，这年正月，唐宪宗派宦官杜英奇手持香花将佛骨从临皋驿迎至大明宫供奉三日。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不及。普通百姓竟然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韩愈目睹这种不惜自残的佞佛行为，内心十分不屑，不顾君臣之礼，愤愤然写下一篇《论佛骨表》。 ……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 韩愈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在佛法传入中原之前，许多帝王的寿命很长，显然跟佛法无关。并以佛法传入之后的历史，得出“佛不足事”的结论，提出“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甚至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唐宪宗读完这封奏疏震怒。他愤愤地对裴度、崔群等人说道:“韩愈说我信奉佛祖太过分，我还可以宽容。他竟然说自从东汉奉佛以来，帝王的寿命都短促，怎么能说得如此荒谬呢？韩愈作为人臣，竟敢如此狂妄，我一定要杀了他，决不赦免。”（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旧唐书》） 这便是韩愈。虽然在诸多师友的求情下免于一死，但活罪难逃，贬令下达，目的地潮州。韩愈被要求即刻上道，不容停留。这是韩愈一生中第三次踏上赴岭南的路。 此去潮州，距离长安城足足八千里路。因此也便有了那首广为人知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就是这一次贬谪，韩愈最心爱的小女儿夭折路途中。长庆三年（823）十月，韩愈任京兆尹，乃将女儿尸骨移葬故乡河阳，并撰祭女文： 呜呼！昔汝疾极，值吾南逐。苍黄分散，使女惊忧。我视汝颜，心知死隔。汝视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随谴。扶汝上舆，走朝至暮。天雪冰寒，伤汝羸肌。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饮食，又使渴饥。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岂不缘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瘗随行，谁守谁瞻？魂单骨寒，无所托依。人谁不死，于汝即冤。我归自南，乃临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岁之吉，致汝先墓。无惊无恐，安以即路。饮食芳甘，棺舆华好。归于其丘，万古是保。尚飨！ 全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语言极为通俗，虽较《祭十二郎文》简短，却可看作姊妹篇。贺贻孙《诗筏》说韩愈绝妙诗文，多在骨肉离别生死间，“亦是至哀即哭，真情流溢，非矜持造作所可到也”。真是知音之言。 其后，韩愈由蓝田入商洛，次邓州，过南阳，进韶州，渡泷水，一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终于在四月二十五日抵达贬所潮州。 韩愈刺史潮州不过七八个月的时间，却在潮州城市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驱鳄鱼，重农桑，放奴婢，办学校，潮州百姓感恩戴德，交口称赞。为了永久纪念韩愈，将当地恶溪更名为韩江，笔架山更名为韩山，所谓“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独闯敌营 韩愈可不仅仅是个文弱书生！而是智勇双全，勇于任事。长庆元年（821）七月二十六日，韩愈自国子监祭酒转任兵部侍郎。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 同月，镇州（今河北正定）军乱。成德军节度使田弘正被潜怀异志的都知兵马使王廷凑勾结牙兵杀死，田弘正的家属将佐共计三百余口同时遇害。王廷凑杀了田弘正，自称留后，代理节度使，一面逼迫监军宋惟澄向朝廷上表请求任王廷凑为节度使，一面攻取冀州，杀冀州刺史王进岌。唐穆宗震怒，下令征调集结附近各镇兵力讨伐王廷凑，以河东节度使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任命田弘正之子泾原节度使田布代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命王承宗旧将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成德军节度使。结果官军讨伐不利，再加上朝中有人掣肘，叛军气焰十分嚣张。朝廷不得已选择妥协，于长庆二年（822）二月下诏赦免王廷凑的罪行，并授为检校右散骑常侍、镇州大都督府长史、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 虽已下诏，派谁去军中宣谕，却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此时的王廷凑已经不受控制。经过审慎思考，朝廷决定派兵部侍郎韩愈前往镇州宣谕。《韩愈》（王红利）对这一段故事有比较精彩的描述： 韩愈接受敕命以后即刻上路。 无论家人还是朋友以及朝中同僚都觉得这是一个万分凶险的任务，很可能有去无回。元稹上奏说:“韩愈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又是朝中老臣，此去必定凶多吉少，失去韩愈实在是一件令人痛惜之事。” 唐穆宗听了元稹的话，心生悔意，赶紧下急诏，叮嘱韩愈到镇州边境后仔细观察形势，相机而动，不必非得进入镇州。 韩愈接到诏书后慨然道:“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意思是既然接受了诏令就不能再顾及个人安危。到了镇州边界而逡巡不入，显然不是韩愈的做事风格。 性命关头，韩愈完全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以身报国，舍生取义。 韩愈长驱直入镇州城。王廷凑率领士兵在城门迎接他，士兵皆剑在手、箭在弦，横眉冷目，杀气腾腾。韩愈昂首阔步，走进驿馆，如入无人之境。韩愈和王廷凑、监军使宋惟澄三人坐定。 王廷凑看到韩愈神态自若、毫不畏惧，气焰便自矮了几分:“之所以如此纷乱，都是这些士卒们的主意，不是廷凑唆使。” 韩愈厉声说道:“天子认为您有将帅之才，所以赐予您符节，怎料到您竟然会与贼人一道造反呢？” 话还没说完，一个士兵站了出来，激愤地说:“先太师(王武俊)为国家攻打朱滔，血衣犹在。我们这支军队哪里对不住朝廷了，却说我们是叛贼？” 韩愈淡然一笑，说:“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忘记先太师对朝廷的功劳与忠诚了呢，如果还记得，那真是太好了。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这些人有儿子或者孙子在吗？还有在做官的吗？” 众人异口同声:“没有。” 韩愈接着说:“田公率领魏、博六州归顺朝廷，担任中书令的职务，父子皆受旗节。刘悟、李佑都是大军镇的节度使。这些在军中想必也是人所共知的。” 众人说:“田弘正为人苛刻，所以才会军心不安。” 韩愈说:“田公确实为人苛刻，可是你们已经杀了他，而且把他的家人也都杀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众人都说:“侍郎大人说得倒也对！” 王廷凑担心军心摇动，急忙挥手喝令士兵们都出去。然后对韩愈说:“侍郎大人此番前来，究竟想让我干什么呢?” 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丢弃他不管。您长时间围困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王廷凑说:“嗯，我马上就放他出城。” 韩愈淡然地表示:“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事了。” 狡诈的王廷凑察颜观色，一看韩愈并无过分要求，便大致揣摩出了朝廷的态度，迅速安排宴会为韩愈接风洗尘。 韩愈孤身一人，深入虎穴，谈笑间便化解了一场重大危机，可谓折冲樽俎，不辱使命。 回到京城，韩愈立刻面见天子，详细汇报了这次宣谕镇州之行所取得的成果。唐穆宗听完龙颜大悦。（愈既至，集军民，谕以逆顺。辞情切至，廷凑畏重之。《旧唐书》） “人生愈挫愈心雄”，从史实去看，韩愈于公于私，都是胆气充沛正气浩然之人，愈挫愈雄，愈奋愈进，而决不是贪恋权位安逸的小人。至于汹汹之议，也不过是局外之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罢了。 儒造大同 “如椽巨笔本孤直，自信吾儒造大同。”韩愈高擎一杆如椽巨笔，孤直而行，骨子里是真儒者的梦想与践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苏子言韩愈“道济天下之溺”，正是拯救世人错误陷溺，振兴儒家道德文章之义。韩愈在《进学解》中，假托弟子之言以自况： 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韩愈对儒道复兴有如此大贡献，因此宋石介以与孟子、扬雄、王通并称，其尊韩篇云： 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 又怪说中篇亦云： 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尧、舜、禹、汤、义、武之道也。 是以韩愈为儒道传承的重要人物，不能仅仅把他视为文士。韩愈尊儒道、排佛老、建道统、崇孟子、立新学、定三品，正是“自信吾儒造大同”的具体表现。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本以振兴儒道为目的。因此作原道篇探讨道的根源，说明儒家道德与佛老道德不同之所在。断然指出儒道即是仁义之道，并对仁义道德加以明确的解释：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然后说明儒教的典籍、规范、儒教国家的百姓以及彼此的关系：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 又认为儒道容易明白实行，可以修己安人，也可治国平天下： 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 此外，他肯定儒教圣人的伟大：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官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息动；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 韩愈极力赞扬孟子拒杨墨，称其功不在禹下。与孟尚书书云： 孟子虽圣贤，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宋人把韩愈排佛老之功比为孟子之辟杨墨。《新唐书·韩愈传》赞云： 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跆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扬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 孟子辟杨墨的目的在尊儒，韩愈排佛老，目的也在尊儒。原道篇云:“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认为不把佛老学说堵塞，儒家思想便无法流行。可见排佛老与尊儒，二者实际上是一件事。在韩愈之前，虽也有排佛老的议论，但说得不够透彻，理由不够周全，声势不够浩大，到韩愈才以真诚的信心，大张旗鼓，从各方面予以抨击。《原道》《论佛骨表》《与孟尚书书》等都是排佛老理论的重要文献。 韩愈排斥道教，尚有二点可注意者:第一，老子是唐皇室所攀认的祖宗，韩愈以臣民身份痛加排斥，不称避讳，其胆识超过当时同辈。第二，道教乃韩愈稍早和同时之君主所特别敬奉，如玄宗好神仙、尊老子、无神不祭；肃宗用妖道王屿为宰相；德宗以李泌长于鬼道，也用为宰相。君主如此，民间可知。 韩愈认为仁义道德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递传而下，孟子后虽有荀卿、扬雄，然不能直承此一道统。原道篇云：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韩愈排佛老以弘扬儒学，其功同于孟子辟扬墨，故自认可以接孟子之后，承继道统。韩愈所以要建立道统，目的是为了证明道的传受渊源，以资取信。陈寅恪认为我国学术最重视传受渊源，盖非如此不能取信于人。另一方面，建立道统是为维护儒家学说于不坠，也是为本国学术文化树立支柱。 韩愈指出《大学》正心诚意之目的在治国平天下，与佛家治心而“外天下国家”的目标大不相同。然儒佛二家出发点相同，都注重“心”的修养。此一提示，使《大学》成为宋明理学家所根据之重要典籍，韩愈亦被尊为理学家之先驱。陈寅恪推崇韩愈为开新局面的人物，其故在此。 传统儒者对人性的看法颇不一致：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扬雄主张善恶混。韩愈认为三者各有所偏，故作原性篇以折中调和，并将情性二者一并讨论。性是与生俱来，情则接于物而生；性与情均有上中下三品，性有仁、礼、信、义、智五种，情分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类。性上品为善，下品为恶，中品有善有恶。情性相互关连，上品之性必具上品之情，即性善其情亦善。中品下品亦复如此。 陈寅恪先生总结说： 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然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 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公元824年十二月 ，长安大雪纷飞，天气寒冷彻骨，韩愈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终年57岁。 作为“道丧文衰幸有公，震兴八代出樊笼”的文章巨公，韩愈“承传绝学休天命，化育英才致圣功”，概在其“存志惟新惟履正，人生愈挫愈心雄”，而“如椽巨笔本孤直，自信吾儒造大同”，因此历经风雨烟云，道德文章依然雄立于天地间矣！韩愈以吾儒造大同之志向本心，御其才，扬其气，鼓其勇，成其文，“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焦铄，斯文灿然”，而为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不负百代文宗之名也！ （本文多参考《韩愈志》·钱基博；《韩愈研究》·罗联添；《夜阑话韩柳》·金性尧；《韩愈》·王红利；《韩愈诗文选评》·孙昌武；《从孤儿逆袭成一代宗师，有一种人生态度叫“韩愈”》·“央视一套”） 张红星教授注： 震兴：振兴，兴起。晋·陆云 《答兄平原》诗：“哀矣我世，匪蒙灵休。开元迄兹，震兴迭微。” 八代：八世。 《文选‧陆机＜辩亡论上＞》： “于是讲八代之礼，蒐三王之乐。”李善注：“八代，三皇 五帝也。”后又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宋·苏轼 《潮州韩文公庙碑》：“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樊笼：关鸟兽的笼子。比喻受束缚不自由的境地。晋·陶潜 《归园田居》诗之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唐·韦应物 《忆沣上幽居》诗：“一来当復去，犹此厌樊笼。”此处比喻文章受限于骈体文的格式从而走向空洞与辞藻的堆砌缺乏新意。 圣功：谓至圣之功。 《易‧蒙》：“蒙以养正，圣功也。”唐玄宗 《幸凤泉汤》诗：“阴谷含神爨，汤泉养圣功。”清·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神化》：“庄生欲蔑圣功，以清虚无累之至为神人，妄矣。” 惟新：更新。语出《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毛传：“乃新在文王 也。” 《后汉书‧杨脩传》：“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唐·杜甫 《别蔡十四著作》诗：“异才复间出，周道日惟新。”宋·陈亮 《中兴论‧论励臣之道》：“无以小事塞责，无以小谋乱大，相与熟讲惟新之政，使内外有序。” 履正：躬行正道。 《后汉书‧刘陶传》：“（朱穆 、李膺）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 《三国志‧魏志‧崔林传》：“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之士，足为海内所师表者。”晋·葛洪 《抱朴子‧明本》：“道者履正以禳邪。” 《元典章‧刑部八‧取受》：“品爵以荣其身，禄赐以厚其家，期于履正奉公，有裨国政。” 孤直：原本形容松竹之类的姿态高而挺直。唐·宋之问 《题张老松树》诗：“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明·刘基 《题赵学士色竹图》诗：“竹性本孤直，罄折良可怜。”后指代孤高耿直。《北齐书‧厍狄士文传》：“士文性孤直，虽邻里至亲莫与通狎。” 《北史‧房彦谦传》：“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谄巧官，翻居上等。”宋·苏辙 《免尚书右丞表》：“如臣迂阔而寡谋，孤直而多怨，进用兹始，已或纷然。” 大同：战国末至汉初的儒家学派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与“小康”相对。 《礼记‧礼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脩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与，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曾为许多人所向往。康有为、谭嗣同 和孙中山都曾受过“大同”思想的影响。 ————————————————————— 《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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