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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洲坝工程指挥部 回到军区的第二天，我向曾思玉司令员、刘仁政委报到我到职后，武汉军区有12位副司令员，其中李迎希、杨秀山正在接受“审查”，没有“解放”:尚在工作的有孔庆德、姚品、韩东山、徐国夫、李化民、林维先、闵学胜、张树芝、江文等。 当时，军区担负的军管任务很重。孔庆德后来负责修建焦枝铁路，韩东山担任江汉油田指挥长，姚喆还要兼管沉湖农场的生产。军区有4位副政委，他们是叶明、张玉华、潘振武、谢胜坤胜坤同志是我在长征中相识的老战友，又在新四军第4师和华东军区共过事他为人正直，工作积极，是半年前从南京军区调来的。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现在他已年过九旬，在武汉安度晚年。 谈话中，曾思玉对我说，准备分配我协助孔庆德副司令员管国防工业.这项工作对我来说甚是生疏，我做好了一切从头学起的准备，遂向两位主官表示，服从这安排.没有不同意见。 1971年元旦过后，曾思王又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批准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军区分工你到那里工作。对工作的重新分配，我虽然没有更多的考虑，不过乍一听到让我去搞水利工程建设，确实感到十分意外。这时，我的心情也比较矛盾，几年没有工作，情况生疏，尤其没有领导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实践和经验，担心难以挑起这副重担。 1月上旬，军区召开党的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结1970年的工作，部署1971年的任务。我列席了这次会议。随后不久，经军委中央批准，增补我为武汉军区党委委员、常委。 在这次党委佘会上，曾思玉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葛洲坝工程建设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是在1970年12月26日批准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他在批示中写道:“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谁备修改设计。”主席的批示，明确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 近年来读《周恩来年谱》,得知在毛主席批小之前，周理曾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专门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设计的情况汇报。总理逐字逐句地审查了湖北省革委会上报的《长江葛洲坝水电工程简要说明》，要求把葛洲坝工程方案建设在非常可靠、安全的基础上，要加强领导，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总理还指出，不能回避矛盾，要暴露矛盾，解决矛盾，允许唱反调，摆明两种不同观点，投资要节约。随后，他又致信毛主席和林彪，报告葛洲坝工程酝酿情况，表示“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 总理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真可谓弹精竭虑。曾思玉在讲话中，还向与会同志打招呼说，正在考虑葛洲坝工程的领导班子，准备由他担任第一指挥长兼第一政委，张体学为指挥长，张震任政委。这就又一次向我发出了去葛洲坝工作的信息。 1月15日，武汉军区党委常委和湖北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联席会议，令题讨论葛洲坝丁程指挥部的组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明确了指挥部的领导成员，除曾思玉、张体学和我的上述任职外，还确定了副指挥长、副政委的人选。副指挥长有王英先、宋养初、刘炳华、胡茂梯、俞侠、江含章、赵修、朱俊功、林一山、滕宏杰、李地山、邹光炳、程建仁.余光秀、赓荣禄任士舜、阳冰、史维汉、张浙、刘志毅、博殿阁、项关福等22人， 副政委有何镇浪、司鲁民、麦汝强、王子卿、黄世忠等5人。其中，既有国务院有关部委、湖北省和武汉军区的干部，也有一些水利专家，但大都是兼职，一直在葛洲坝工作的并不多。 这次联席会议还批谁了指挥部的机构设置。仿照军队的体制指挥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江含章兼任司令部参谋长，何镇浪兼任政治部主任，滕宏杰兼任后勤部部长。他们都是军队干部，在部队的工作岗位分别是武汉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54军副政委和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曾思玉特别向我介绍了滕宏杰的情况，说他艰苦朴素、管理严格。事实表明，他是一个好干部。 会议还明确，葛洲坝工程代号为330工程。主要是为纪念毛主席1958年3月30日视察长江三峡工程坝址，因为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三峡工程练兵，创造一些条件，搞完葛洲坝工程之后，还将继续整个三峡工程的建设，所以称之为330工程。 为了增加一点水利工程的感性认识，我到葛洲坝之前，张体学同志专门陪我参观了汉江丹江口库区，收获很大，真感谢他的周到安排。体学同志十几岁参加红军，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第5师的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在湖北工作，对水利建设很内行。丹江口水库等多项大型工程建设，都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体学同志对葛洲坝工程抓得也很紧。遗憾的是，他没有见到葛洲坝水利枢组工程的竣工，因病十1973年9月3日在北京逝世，年仅58岁。 为了加强对葛洲坝工程的组织领导，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军区党委决定:从军区机关、部队抽调261名干部，作为军代表，派往葛洲坝工作。春节过后，这批干部集中在滨江饭店办学习习班，由我主持。2月1日开学那天，我请体学同志作了关于葛洲能搞坏。他还谈了葛洲坝工程的领导关系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其间，我们还组织全体军代表察看了葛洲坝工程的现场。今天，到此地游览的人们，都会为葛洲坝工程的宏伟壮观赞叹不已，但很少有人能够想像出当年的葛洲坝是个什么模样。 葛洲坝地处长江西陵峡口的河床中部，是一个江心洲，长1500米，宽300米，地面高程59米。我到洲上去过，当时住有几十户人家，长满了桔子树。与其相邻，还有一个西坝洲，长3000米，宽800米，地面高程69.5米。这两个洲把长江分割为大江、二江和三江。大江为主干道,宽800米，江底高程30米:二江宽250米，江底高程45米;三江宽300米，江底高程48米。枯水期，大江水深10米，二江、三江断流。从地理条件看，这是修建水利工程的理想位置. 专家们经过反复论证，最后选定在葛洲坝洲修建万里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并且采取低水头径流式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大坝不需要修得太高，上下水位相差比较小。这样，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考虑到国防的需要，即使突然爆发战争，大坝被轰炸，对下游的危害也小一些。 2月10日，军代表学习班结束。我作了总结讲话，主要是分析了建设葛洲坝上程的有利条件，要求大家增强信心，同时要充分认识工程建设的艰巨性，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同时，我还特别要求军代表要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搞山头，不能闹特殊性，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尊重地方于部，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虚心向他们学习。 2月16日 ,我和200多名军代表一起，踏上了葛洲坝工地。工程指挥部没在靠近葛洲坝工地现场的一所中学里。学校已搬到宜昌市内继续办学，原有的教室成了我们指挥部的办公室与宿舍。 我到葛洲坝之前，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水电部、交通部、长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已经做了一些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勘察坝址、抽调施工队伍等。在毛主席批示的第4天，已在工地现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拉开了葛洲坝工程建设的序幕。 这时，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多达5.5万多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水电队伍，有湖北省的丹江水电上程第十局、陆水工程总队和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还有山东省马颊河水电工程第13局，共有1.2万人，组成3个分部，仿照部队体制，编为11个团。民兵队伍，是从恩施、咸宁、荆州等地区调来的3个民兵师，均由各地县主要领导带队，共3.8万人，编为23个团，分别配属3个分部。勘察设计队伍，来自长江规划办公室和长沙水电勘察设计院，编为勘察设计团。国务院还将基建工程兵第61支队调来了，有5000人，设备先进，号称为水电部的“四大家族”之一。 数万人马一下子拥到工地，住房时难以解决。于是，就在原来的荒山坡土，临时搭起一座座席棚，犹如我在延安学习时作过的排排的窑洞。不过，延安的窑洞冬暖夏凉，这里的席棚可比不上，四面透凤，寒气袭人。可以想象，到了夏天会热成什么样子。工地一时没有新鲜蔬菜供应，大家啃咸菜就饭吃。 生话条件艰苦，还可以克服，但压力最大的是工期太紧。按照工程计划，第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在二江、三江的上下游修筑围堰。搞过水利工程的人们都知道，要在江河上建电站，必须先建坝。为了建坝，需要围绕坝址修建临时性的挡水建筑物，通称围堰。尔后，将围堰内的水抽干，方能在干涸的情况下挖掘基坑，修建大坝。由于是枯水期，二江、三江围堰是在滩地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5月1日前完成，一旦讯期到来，就将无法施工，在建部分也会被江水冲垮，付之东流，整个工期就要推迟一年。按照设计方案，二江、三江围堰全长2123米，土石方量180万立方米。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号称葛洲坝工程建设的第一个战役。 1月20日，指挥部召开第次指挥长会议，分析施工形势，对3个分部的任务作了分工，确定要集中全力抓围堰建设，确保五一劳动节之前，完成围堰任务。 施工之初，机械很少，大部分还是靠人工。工地上，数万民工冒着严寒、昼夜奋战，不辞辛劳，不计报酬。为了枪时间、赶进度，肩挑两只小筐，来回奔跑，就像穿梭样。工地广播站不停地表扬先进，公布施工进度，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整个施工现场，一派战斗景象。有人说，那时是搞“人海战术”。实际上，我们何尝不想搞机械化作业呢?只是没有这个条件。后来，从国外引进的一些先进设备逐渐到位，一台电铲工作一天，可以抵一个民兵营的劳动量，如虎添翼，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 3月20日，我主持召开指挥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听取了围堰工程进展情况汇报，对施工进度表示满意。由于上下齐心协力，尤其是数万民工艰苦奋战，终于在4月10日胜利完成了二江、三江围堰的建设任务，比计划提前了20大。任务能够提前完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设计人员及时修改设计方案，减少了土石方挖填量50万立方米，既节省了经费，又赢得了时间。 围堰如期完成，大家都很高兴。4月11日，工程指挥部举行了“庆祝围堰战役胜利，向大坝进军”的誓师大会。曾思任司令员和中央有关部委、省地市的负责同志来参加大会，带来了对数万建设大军的问候和祝贺。与会同志群情振奋，对早日筑成大坝充满胜利信心. 在来葛洲坝之前，张体学同志曾与我谈到，说一个人一辈子最多搞一两个这样大的水电工程。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认为，既然大型水电工程的建设周期这样长，现在刚刚上不能操之过急，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扎扎实实地做好打基础的工作。当务之急是抓好班子建设，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 3月19日，葛洲工坝工程指挥部党委正式成立，曾思玉、张体学分任第一、第二书记，我为书记。但他们两位的主要精力，是抓军区和湖北省工作，葛洲坝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我在那里张罗。 指挥部党委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阅历不同，性格各异，而且大都初次共事。作为党委书记，我多次强调: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块了。在这个战斗集体中，要谦虚谨慎，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党委成员之间，有问题摆在桌面上谈，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但决定了的问题要坚决执行;大家要同心协力地工作，按毛主席的批示办事，尽切努力，搞好葛洲坝工程建设。 指挥部党委成员，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都很强，有着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工作很负责任，经常深入施工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情况，劲往一处使，遇事多商量，为工程建设日夜操劳。在十活方向，大家严于律己，都是宿舍兼办公室。尽管工作中有不同意见，但人家相处得都很好，合作得也愉快。 地方干部懂技术，有专业知识，搞水利上程比我行。所以，我特别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起初，他们中有的人因“文革”初期受过冲击，思想上有顾虑，不敢大胆工作。我就找他们个别谈心，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放开手脚。对于他们分管的工作，我也从各方面给了，支持。 当时，水电部派来两位副部长:钱正英和王英先。正英同志在上海读大学时学的就是水利工程，并且参加了地下党，后来到新四军第4师工作，那时我们就已相识。解放后，她一直从事水利建设，工作很有魄力。我与英先同志是初次接触。他工作勤奋，作风扎实，与大家相处得很融洽。水电部还派来水电专家刘志毅、林汉雄参加指挥部。 副指挥长林一山，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长年战斗在长江水利战线，经验丰富，被誉为“长江通”。他为人直率，责任心极强，很受周总理器重，对葛洲坝工程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我对他很尊重。后来，我到总后工作，一山同志组织长江源头的科学考察，需要总后支持的事情，我都是“一路绿灯”。 长江水利专家文伏波，是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提议人之一。可巧他也是湖南人，乡音好懂。一些有关水利建设的书刊资料，我读不懂的地方，就经常向他请教。 我在葛洲坝期间，如果说工程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话，与这些地方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幸亏有他们这样一批既懂专业，又有责任心的同志，否则任务是很难完成的。我以他们为师，学到了不少水电方面的知识，对做好工作帮助很大。 在工地的各级领导机构中，军代表主要是做政治工作。要做好人的工作难度是很大的。党委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更为严格: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民主生活制度，努力当好政治代表;要尊重地方下部，大胆放手让他们工作，努力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作凤、好经验，工作中发生矛后时，军代表要勇于自我批评，要一心一意地搞好工作。我们还规定，军代表不准在葛洲坝找对象，不要在晚上找女同志个别谈话。大家都能严格执行党委的规定，积极工作，俗尽职守，严守纪律，保持了良好的内外关系，表现出了良好的政治素质，为葛洲坝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责献。 葛洲坝工程建设，专业性、技术性很强，这就要求领导必须成为内行。在领导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军队的同志，过去没有接触过水利建设。我自己就是个外行。再说，葛洲坝工程建设种类很多，即使是专家，也不一定门门都精通。为此，党委一再要求，领导干部不能总讲外行话，要尽快熟悉业务。这样，才有发言权，也便于与工程技术人员沟通。我对军代表们说:在水电部门当军代表，必须努力钻研水电业务，从熟悉名词、术语入手，逐步深入到设计、施工以及防洪、发电、通航等各个领域中去，尽快提高业务能力。总之，要向地方干部学习，向专业枝术人员学习，向群众学习. 我到葛洲坝之前，原以为勘察、设计工作都已经搞好了。到工地后，方知是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后面的工程，只有设计任务书 ,没有扩大初步设计，更没有单项技术设计。对此，我很着急。虽然是外行，但也知道，搞这样的上程，就像打仗一样，上了战场还没有作战计划，这怎么能行?所以，在围绕工程紧张进行的同时，党委也认真抓了大坝工程的设计工作。 为了搞好设计方案，需要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为此，指挥部党委研究决定，派副指挥长廉荣禄率领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多瑙河铁门枢纽工程进行考察、学习。s月下旬，他们写回一封信，谈到铁门见闻和对工程设计的建议。在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我读过这封信。除派人到国外考察，我还要求技术人员研究国内外的有关资料，要多看书，多看材料，鼓励他们不要怕别人说“崇洋嵋外”。这样做，在“文革”中是要承担风险的。但为了保障工程质量，我也顾不了许多了。 围堰工程完成后，党委的主要精力几乎个都放在研究工程设计方案上。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我们多次召开常委会、党委全会和党委扩犬会议，研究葛洲坝工程的设计问题。党委分工王英先、刘志毅、林汉雄负责设计工作。他们都是水电专家，对设计工作抓得很紧。 起初，他们提出了3个方案。第一案，大江设电站、泄洪闸和船闸，二江设泄洪闸，三江设电站、船闸和泄洪闸:第二案，大江上的建筑物不变，二江全部用于发电，三江全部用于通航;第三案，大江泄洪，二江发电，三江通航。 3个方案拿到会上讨论，意见不一，争论的焦点是在三江航道泥沙淤积和三江建筑物的布局方案问题。主要是二江用于泄洪时，上游两侧会出现两个大回流，影响三江船闸上游的水流条件，容易产生严重的泥沙淤积，妨碍船只进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的主张“长流水不淤积”，要在三江设电站。而有的人则认为，电站的进水，会导致船闸上游横向流速过大，船只不易靠岸，有碍通航。对此，党委没有急于作出结论，只是要求把各种意见充分摆出来，进一步深入展开讨论。同时，确定做1:500的模型，按不同方案进行试验，为最终统一思想创造条件。 大坝设计方案，事关葛洲坝工程建设的全局，不是指挥部能够决定得了的。为了能及时得到国务院的指示，听取各有关部委的意见，指挥部决定向国务院作一次汇报。4月23日，我带领搞方案设计的同志赶赴北京。曾思玉、刘丰、张体学等也随后抵达。 28日，国务院业务组听取我们关于葛洲坝工程情况的汇报。会议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收务组成员李德生、粟裕，余秋里、华国锋在座，到会的还有国家建委的宋养初，交通部的杨杰、余侠和水电部的张文碧、钱止英、王英先等。 林汉雄代表工程指挥部，汇报了葛洲坝上程的3个方案。会上讨论甚为激烈。国务院业务组提出了两点原则要求:一是无论哪个方案.必须保证航运与发电，要在保证航运条件下搞岛好水电;二是要研究淤塞的影响。 汇报之后，搞方案的同志留在北京，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继续研究、修改方案，搞了10多天。后来一部分人员光行返回湖北，组织有关试验;一半人员留京，等候向总理汇报。但他太忙，实在安排不出时间，又委托先念同志两次l听取我们的汇报。由于指挥部内部意见不一，李副总理也不好马上敲定方案，便指示我们回去继续试验，尔后再行决定。 在京期间，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节前，钱正英同志曾问我是不是军区党委常委，因为按照中央的规定.大军区党委常委可以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得知这一情况，我很高兴，又能见到许多老首长了。 在天安门城楼，我看到了陈毅副总理。几年未见他消瘦多了。我很想立即向前打招呼、但看到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和他说话,只好再等一会儿。谁知没过多久，他就匆匆离去。原来他病情很重，提前回医院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是和陈老总见的最后一面,竞然连句话也没说上，真乃憾事。我多么希望再能看到他谈笑风生啊! 邓子恢同志也到天安门城楼上来了。多年不见，格外亲切。第二天.他和夫人陈兰同志请我到他家肚吃饭。闲聊中，邓老又谈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坚持认为自己50年代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是对的。老领导的心情，我十分理解，内心也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但鉴于当时的形势，我怕他由此又引起新的麻烦，劝他不要急，多了解一点说。席间.邓老还对我讲：昨天毛主席曾问他，谭震林同志是不是叛徒，如不是，应该“解放”。邓老问我知道情况否。我说：你们都是老一辈的领导，比我更了解情况。据我所知，1938震林同志到南昌领取新四军第3支队的关防印信时，曾被国民党一个县政府拘禁了半天，说清楚身份后就放了。我认为他不是叛徒。后来听说，邓老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写信报告了毛个席。只是当时政治条件尚不成熟，震林同志两年以后才获“解放”。当时，子恢同志的处境并不好，但他还是那样地关心同志，令人十分敬佩 后来，子恢同志生病住院.因我在武汉工作，一直没机会来京探望。但作为老部下，盼望着他早日康复。19722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举行邓子恢同志追悼会的消点.才知道他已去世了。后来得知，“九一三”事件后，子恢同志的处境稍好一些，但生活待遇没有恢复，生病住院部是由夫人陈兰同志照顾一天，子恢同志起床，不慎摔倒，脑部受伤。周总理知道后，亲自干预，专们派了一个同志去照顾他，还在病房里増加了一块地毯，并批评说：为什么要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去照顾呢？但子恢同志终因伤过重，永远离开了我们。没能最后见到子恢同志一面，为我的良师益友送行，是我终生的遗憾. 我们在北京整整工作了一个月,5月24日返回葛洲坝。之后，指挥部党委一连10多天，进一步研究修改设计方案。大家决心，整个工程要达到70年代的先进水平。6月9日，指挥部党委召开会议，由张体学主持，钱正英等同志都参加了，根据1：500的模拟试验结果，再次讨论葛洲坝枢纽布局方案。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综合方案，并决定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同时组织基坑的开挖。 在研究方案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要不要保留葛洲坝洲。原来设想利用葛洲坝洲作为大江中的一个横坝，后来经模拟试验，发现一旦这样把坝建起来，坝下将会出现折冲水流，江水顶冲江岸，极易导致崩岸，威胁宜昌，荆州的安全。若要避免坝下折冲，水流，就必须挖掉位于江心的葛洲坝洲，在洲的原址上修建深水泄水闸。这个主意，是一个年轻人提出来的，为会议所采纳。钱正英同志也是积极主张挖掉葛洲坝的。所以，今天人们看到的葛洲坝，已是“名存实亡”了。 6月12日，我与张体学一行再次赴京，向国务院汇报。行前，我们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水利电力部、交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名义，起草了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葛洲坝枢纽布局修改方案的报告》。13日，国务院有关部委党的核心小组讨论了这个报告。根据讨论意见，我们对报告作了修改16日向李先念副总理以及李德生、余秋里、华国锋等作了汇报。随后，根据先念同志和国务院业务组其他领导的指不，再次对《报告》作了修改。 23日，周总理听取我们的汇报。在场的还有先念等同志。总理不时插话、提问，十分仔细，最后表示原则同意这一方案，嘱咐我们要进一步搞好设计，并语重心长地一再提醒大家:对于水利工程，要综合考虑，太急容易出乱子。不要把重点放在发电上，要保证通航、发电和泄洪的安全。总理特别强调，对未认识的问题要继续认识，解决不了航运问题，就不要修坝，因为长江是条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汇报进行了5个多小时。我看到总理工作十分忙碌，其间还不时有急件要他审批，身体也非常消瘦，心里很不是滋味。辞行时，我关切地问起总理的身体情况，他说:“还好”尔后又叮嘱我一旬:“现场一定要抓紧。” 回到葛洲坝后，7月3日，我向指挥部党委成员和勘察设计团的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我特别强调:不能认为修改后的方案就是天衣无缝的，设计中还会遇到新的矛盾和问题，要多做调查研究上作。这样，上下进一步统一了认识，确定要集中力量，搞好设计。 在抓设计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很明确，一定要依靠知识，依靠人才。没有知识和人才，是干不了水电建设的。那时虽然没有把它作为口号明确提出来，但在实际工作中是这么做的。葛洲坝工地的领导也都很尊重、依靠和关心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 那时调到葛洲坝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少，除前面所讲的林一山、钱正英、王英先和林汉雄等水利专家外，在勘察设计团、各个分部和指挥部的技术处，也都集中了一批枝术人员，加起来有千余人，可谓人才济济。 当然，对专业枝术人才光讲数量还不行，还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一些老知识分子，经历比较复杂，有的历史上或多或少有此“情况”。在“文革”中，大讲阶级斗争，使得他们不敢大胆工作，有的领导也不敢放手使用他们。会上对这种情况，我在党委会上多次提出:“要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对技术干部要大胆地使用，对于历史问题，挂起来，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都要使用”。我还提倡:“工程技术人员多看书，多看资料，多做研究工作，不管中文也好，外文也好，要多看”这样一来，使这部分同志感到很温暖。他们诚恳地说，在葛洲坝，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这批专业枝术人员在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有许多发明创造。比如，为r解决泥沙淤积间题，工程设计人员经过多次观察、试验，提出了“静水通航，动水冲沙”的新思路，较好地解诀了这重大难题。 一 次，我到设计困去，发现图纸上均无设计人员署名。我感到，这种做法是不尊重知识分子芳动成果的表现。再说，整个工程的图纸量这样大，都不署名的话，出了问题找谁?为了健全设计责任制，我向党委建议:今后绘图，都要把设计人员、绘图人员的名字写下。这样一来，调动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加强了责任性，绘图的速度明显加快，质量也更好了. 对工程技术人员，指挥部党委既在上作中大胆使用，又在生活中给予关照。尽管葛洲坝条件艰苦，但广大工程枝术人员，包括一此颇有名望的专家，和大家一样，不计较条件，埋头工作，任劳任怨，令我十分感动。为了保证工程枝术人员良好的工作环境，党委要求后勤部门尽力为他们安排稍好一点的住房。为解决吃菜问题，派船、派车到武汉等地采购，优先供应工程技术人员集中的勘察设计团。在炎热的盛夏，党委成员把自己办公室的电扇送到了设计现场。梅雨季节，阴雨绵绵，遇到个晴天，指挥部就有意识地给设计团放假，因为那里的女同志比较多，让她们洗洗涮涮,晒晒衣被。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她们却记在心里， 20多年以后，遇有记者采访，她们还动情地谈起这些往事。 为了集中兵力搞好设计这仗，党委还十分注意发挥集体优势。7月初，党委对设计团的组织形式作了适当调整，将技术处的有关人员全部放到设计团，参加第一线的设计。对设计任务也做r相应区分，要求每项建筑都有单项设计。另外，还强调搞好干邻、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二结合。这样做，既解决了技术人员忙困不均的问题，又发挥了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在设计工作中，我要求坚决克服“设计凭估计”的不良现象，一定要注重科学实验。自7月下旬起，一些单项设计，如船闸、机电厂房、泄水闸、大江截流工程等，陆续搞出了方案，并提交党委市议。为了确保没计的可靠性，指挥部分别在宜昌、武汉、南京等地，搞了几个试验点。同时，在工地、长江规划办和清华大学等单位，建立了5个实验室。通过试验，获取有科学价值的数据，及时提供给设计人员。设计中，数学计算的任务很重，当时工地没有计算机，就带着图纸到长沙，请有关院校用计算机帮助计算，既谁确又缩短了时间。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从第三季度开始，设计工作进度明显加快。勘侧设计团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拿出了初步设计。 8月，国家建委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在现场召开葛洲坝枢组初步设计现场审查会，又用了10多天时间听取汇报，进行论证、审查。9月6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国家建委、水电部交通部、农林部、一机部、六机部等8个单位，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葛洲坝水利枢组初步设计现场审查会情况报告》。12月份，根据国务院审查意见，又提出了修改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大江设装机7台的大江电站、15孔的泄水闸、1号船闸和3孔闸，三江设装机6台的二江电站和16孔的泄水闸，三江设6孔的冲沙闸和2号、3号船闸。总装机容量221万千瓦。总泄洪量按每秒8.6万立方米设计。总工程量，挖填方为2748力立方米，混凝土浇注量为390万立方米。 在研究大坝方案时，对如何解决过鱼问题，也曾反复研究过长江里的中华鲟鱼，是国家一类野生保护动物，为了它的繁衍，开始曾考虑修建专门的击道。但在最后确定方案时，鉴于对中华鲟鱼的习性不清楚坝下水流和泥沙情况复杂，难以找到鲟鱼过坝的位置，就没有修建专门的鱼道，只是确定在下游建产卵场，进行人工孵化的研究。尽管想了许多办法，但终因缺乏经验，这个问题后来才逐渐得以解决。 此时，设计方案丛然明确了，但对长江水利建设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正像毛主席当年批示中所预料的那样，后来在设计、施工中又遇到了一些此新问题，主要表现在航道泥沙、泄洪、泄水闸消能等方面。这里的教训是.这样大的工程一定要先设计、后施工，边设计、边施工是根本不行的! 1972年11月，周总理果断决定:主体工程暂停施工，由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修改设计，并且成立以林一山为首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技术上全面负责，同时将总洲坝工程指挥部改为总洲坝工程局。1974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工程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修改初设计，并于同年10月恢复主体工程的施工。后来确定的方案与1971年的方案相比.主要不同点是在大江建冲沙闸，大江电站装机由7台增加为l14台;在二建的泄水闸由16孔改为27孔，三江电站装机由6台改为7台。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3个船闸也各有分工，一、二号船闸过大船队，三号船闸过小船队。这个方案，是经过多年反复研究和试验得来的，很不容易。但此时，我早已调离了工地。 我在葛洲坝时，工程指挥部对于质量问题，始终是十分重视的。从一开始，党委就反复强调，葛洲坝工程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保证质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工程施工受“文革”的影响，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弃，没有定出严格的质量检查标准，施工中也发生了一些质量问题。突出的是在挖掉葛洲坝后进行围堰施工中，有的施工单位急于赶速度，捣固不到位，浇注混凝上出现了“狗洞”。好在验收中严格把关，及时发现，炸掉重来，消除了后患，但也造成了浪费，教训十分深刻。 葛洲坝工程规模大，人员多，环境艰苦，后勤工作能否做好，关系到几万人的生活，影响到工程建设的进度和质量。因此，我和党委一班人在抓工程进度、抓设计的同时，也把后勤保障作为大事来抓。 首先是努力搞好工程建设的物资供应。按照党委关于“先生产，后生话”的原则和“大工程不要有大浪费”的要求，后勤部门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事的优良传统，在物资供应上，优先保证生产之需。为了保证物资的正常供应，70多名采购人员奔走在全国各地，还从各分部调来一些人做调运工作。指挥部也注意在后勤保障方面协调分部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互相调剂与支援，最大限度地发挥机械、设备的效能。党委还号召物资管理部门大搞枝术革新，提高机械、设备的维修能力，做到小修自己动手，中修、大修不要出分部。 为了逐步改善生活条件，后勤部门做了大量工作。考虑到工程建设不是短期的，即使建成大坝也还要留下人来管理。所以，从1971年4月份开始，便有计划地盖些房子。先搞了“干打垒”，后来自己烧砖，生产水泥，又盖起了楼房，居住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以后，随着工程建设的发展，建起了机械厂、砖瓦厂、水泥厂和制氧厂等，既满足了工程建设的部分需要，又解决了陆续来到工地的工人、技术人员家属的就业问题。为解决工地看病难的问题，经请示军区，决定临时抽调一所野战医院进驻工地。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工程指挥部自己的医院。同时，还兴修了一些道路和公路桥，大大方便了交通运输。 在改善物质生活方面，指挥部党委成员坚持走在广大职工的后头，不搞一点特殊化。坚持不盖办公楼不盖招待所，不送礼，不买违反制度的东西，把钱用到工程建设上。一次，管理处给会议室买了20多把藤椅。我当即批评了这一做法，让他们将藤椅送到设计团，给专家们用，会议室仍用原来的木椅子。党委还明确规定:“工地不请客，不拿公家钱请客，私人请客自己拿钱。” 正因为指挥部的同志能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不搞特殊，广大群众虽有许多困难，但毫无怨言，工作更加自觉、更加努力。 葛洲坝的建设虽然很忙，但我脑子望仍然常常想到部队的工作。当时，“硬骨头六连”所在团队在葛洲坝执行任务，6连就为工程指挥部放哨。闲暇时，我常到6连去坐坐，与连队的干部聊聊天。彼此慢慢熟悉了，连队干部给我讲了部队的一些真实情况，其中说到每当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上面都要他们马上在电台、报纸上表态。连队没有办法，为了应付，就事先写好各种种表态稿，临时填写一下，拿出去发表。有时发表了，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我听了以后，感到很吃惊。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历来都是实实在在，讲求实效。现在怎么能这样搞?自“文革”开始后，我与部队接触很少，如今听到这一情况，不由得多了几分担忧。 1971年9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叛围出逃，摔死他乡。随后，李先念同志代表中央到武汉，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此事。我既愤慨，又震惊。抗战初期.我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工作时，曾到115师师部，汇报晋南地方党组织和兵员动员情况，林彪与聂荣臻起请我吃过一次饭。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四野，我在三野，可以说是“天南海北”，各处一方。但四野在林彪、罗荣恒的指挥下，首先解放了全东北，后又入关，攻略平津，直趋两广.从北到南，战功卓著。新中国成立后，我到军委作战部工作时.林彪称病，工作不多，没有接触。“文革”中，林彪红了起来，我虽对他的某些言行有反感，却没想到他会变得这样坏，最后得个折戟沉沙的可耻下场。 党中央果断地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随即解散军委办事组，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副主席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军队建设有了新的希望，我由衷地表示拥护。 “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参与军区党委的活动陆续增多，经常往来于葛洲坝和经常往来于葛洲坝和武汉之间。随着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困斗争的深入，1971年1月.军委调整了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刘丰免职，王六生接任政治委员。此时，军区党委常委重新作了分工,听说要我负责军事训练，但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后来又得知，军区党委常委于1972年1月17日再次分工，由副司令员李化民和我负责作战、训练.并发给我军区常委会议纪要。我对葛洲坝的工作做了安排与交代，于12月2日返回武汉。 这样，我在葛洲坝工程指挥部.也整整工作了一年。在这一年中，进入了水电建设这一个新的领域.学到了不少新知识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严格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工作作凤，丰富的水利电力建设经验，都使我受益匪浅。 1987年吞天，我又一次来到了葛洲坝。阔别15年，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整个工程已基本完成。我登上雄伟的大垻，下到宽敞的坝内.望着飞速旋转的水轮发电机，听着江水宣泄的轰鸣声，想起当年创业时的艰苦情景，思绪联翩，不能自已。 1989年8月，在北京举办葛洲坝工程开工20周年展览，我应邀出席。在展览会上，我见到了参加葛洲坝工程决策和建设的李先念、钱正英等同志。大家谈到当年艰苦创业、步履维艰的情景，对工程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感到十分高兴。 鉴于葛洲坝工程是为三峡建设创造条件的，当年我曾和钱正英、王英先一起，专程到三斗坪考察，听取了三峡工程预选坝址的情况介绍。大家都很高兴，议论着三峡大坝建成后会是什么样子，还是一副美好的憧憬。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到2003年，三峡一期工程已经顺利完成，在蓄水防洪、发送电力、改善航运、旅游观光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综合效益。从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设想到毛泽东卞席“高峡出平湖”的宏图，几代中华儿女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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