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南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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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金陵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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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进入现代之时，他无疑是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学贯中西，将西方精湛的写实技巧融汇到中国绘画之中，为传统艺术的革新与发展开拓了新的广阔天地。他在绘画理论和实践上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在美术教育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被国际评论誉为“中国近代绘画之父”。他就是徐悲鸿。

辗转求学：中国公费留学美术第一人

189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屺亭桥镇的一个平民家庭的徐悲鸿，原名寿康，后改名为“悲鸿”。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徐悲鸿9岁起从父习画，每日午饭后临摹晚清名家吴友如的画作一幅，并且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

1916年，21岁的徐悲鸿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次赴日留学，达日本后，他遍访书画名家、收藏大家，遍迹各个博物馆，观看大量的藏画，这为其以后的写实主义绘画观的形成做了技术上的铺垫。

1919年3月，在蔡元培和傅增湘的帮助下，徐悲鸿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赴法国留学，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巴黎当时号称世界艺术中心，博物馆中历代名家大师的作品琳琅满目。在法国留学期间，他先进入朱丽安画院，1923年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在校长弗拉孟的班上学习，并掌握了基本的西画技巧，进而转入油画学习部分，有了名家指导，徐悲鸿进步很快，留学4年之后，徐悲鸿的绘画水平已达到可与欧洲同时期的艺术家相媲美的地步。

《自画像》

徐悲鸿还先后走访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及瑞士、德国等地。长达8年的旅欧生涯，塑造了他此后一生的审美意趣、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徐悲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这对当时中国画坛影响甚大，他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并称“金陵三杰”。

学成归国：南京十年 创作高峰

1928年，从海外归来后的徐悲鸿受聘于中央大学，开始了他在南京长达10年的生活，并在这里从事艺术教育和艺术实践。徐悲鸿来宁之初，先居于石婆婆巷内的中央大学集体宿舍，后迁居于丹凤街52号的中央大学教师宿舍内。

据《徐悲鸿年谱长编》载：由于空间狭小，没有足够的条件绘制大幅作品，所以常常趴在地板作画，并感慨说：“有时设备好，反而画不出什么东西，条件不好，为生活去克服困难，甚至可以画出些作品。”

1931年，为了改善居住和作画条件，徐悲鸿于傅厚岗购得荒地2亩，开始营建私宅。1932年12月，傅厚岗6号新居落成，房屋的右边完全按照徐悲鸿绘画需要而设计的画室。徐悲鸿携家人迁居入内。

徐悲鸿在搬入新居时，正值国家民族风雨交加之际，于是他将新居取名为“危巢”，并在《危巢小记》中写道: “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这一段时间是徐悲鸿艺术创作高产期，他充分融合中西绘画艺术之所长。

在此期间，艺术实践上他创作了《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牧童与牛》《松、石、猫》 《墨竹》等诸多传世名作；艺术教育上他延揽名师、发掘璞玉，为学校的艺术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田横五百士》

从1928年开始，徐悲鸿除了教课外，全力创作取材于《史记》田横故事的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故事说的是齐国的田横与五百壮士拒绝刘邦的招降，均自刎死。司马迁盛赞田横高节，感叹“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徐悲鸿慨然担此重任。至1930年，积两年多时日，此画才告成。

女儿徐静斐深知父亲作画用意，她说：“父亲意在通过田横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歌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所尊崇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以激励广大人民抗击日寇。”1933年春，徐悲鸿又以血泪和愤慨凝结成一幅油画新作《徯我后》。此画取材于《书经》：“徯于后，后来其苏。”意为商代初年，人民期待英明君主成汤去讨伐暴君夏桀，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徐悲鸿情系南京，热爱南京。他在南京10年，所有山川名胜无不涉足登临，尤爱漫步垂柳飘拂的玄武湖十里长堤，观台城月色。对南京的古城墙，他极为珍爱。1987年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女士将故居捐赠给南京师范大学。2003年经全面修缮后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南京馆。

丹青巨擘：中国美术复兴的第一声

尽人皆知徐悲鸿擅书画，尤以画马享名于世，除了是美术家外，他还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教育思想和艺术革新精神，对中国近、当代美术发展影响巨大。他十分关心中国的教育发展，1945年曾上书朱家骅请准国立第十四中学迁回南京及恢复北平艺专事宜。

旅欧的求学经历使他在古典历史油画中找到了中国美术现代进程中所需要的内涵精神，即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在南京任教期间，徐悲鸿继续反对荒诞画风，提倡写实画风，并以中央大学艺术系为阵地，从事教育、创作，并向世界宣传中国的艺术。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现实的种种沉疴积弊，在此背景下，他以大量作品寄志抒怀、讴歌正义，同时奔走各地，以艺术之力尽社会之责，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救彼苍生起”的爱国情怀，以画笔做刀枪，表现民族危难和百姓疾苦，创作出了诸多大型现实主义主题绘画。

《九方皋》

1930年，《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参加中央美术会绘画展，并被评为“中国美术复兴的第一声”。1933年1月，徐悲鸿携中国名家绘画赴欧洲巡回展出，在欧洲引发轰动。

《徯我后》

在中国画的现代转向上，他以“改良中国画”为历史认知与实践路径，重视中国画艺术的现实文化意义，于写实造型与笔墨表现的统一中开山立派，无论油画、中国画还是书法，都体现出深厚的民族艺术传统、西方画学经验与现实主义观念三方面的相互交织。

徐悲鸿在其作品前

《奔马》

徐悲鸿清醒地辨识民族艺术遗产，着眼于中国画发展新的路向，他说“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在当时画坛已堪称振聋发聩，在中国美术的当代发展中仍然颇有启益。在中国美术的发展中更是有着隽永的影响。

1946年8月，徐悲鸿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 8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拟出关于聘请梁思成等为国旗国徽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顾问之函：“兹聘先生为本会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顾问，此致梁思成、艾青、徐悲鸿（国旗国徽评委会顾问），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国歌词谱评委会顾问）”。

中央档案馆整理、编辑的两卷本（上、下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记录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原北平艺专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合并，名国立美术学院，一个多月后，又将国立美术学院改建为中央美术学院，任命徐悲鸿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首任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人生和艺术生涯，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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