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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伟,慕延滨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刊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引用格式：胡伟,慕延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共同体论题:马克思资本范畴诠释的逻辑支点[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5-22.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论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时,对“共同体”概念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揭示了历史演变过程中依次出现和将要出现的三种不同的“共同体”,即体现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第一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形式,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形式。在第二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展示了其统摄社会全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超级魅力”。毋庸置疑,共同体论题是理解资本范畴的核心问题之一,解析共同体论题在马克思初次诠释资本范畴的文本中的出场语境,能够为思考马克思如何诠释资本范畴提供最原初也是最直接的理论支撑。基于此,本文以《手稿》为考察对象,探讨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上实现重大突破的文本中如何通过共同体论题诠释资本范畴的内在机理与逻辑进路,为理解资本范畴的基本意蕴和价值蕴涵,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资本全球化生成的社会问题提供科学的路径与指导。 一、《手稿》中共同体论题的基本定位 作为马克思系统性揭示资本范畴的首次尝试,《手稿》为什么对共同体论题如此关注?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论题是撬起资本范畴的逻辑楔子,是全面深刻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与全貌的重要支撑,马克思由此开辟了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路径。 德国现代社会学的缔造者之一斐迪南·滕尼斯认为,人类在其活动中因相互肯定的关系形成群体并对群体内外一致发挥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共同体”与“社会”的先声。他认为:“对关系本身,因此也即结合而言,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那么它就是共同体(Gemeinschaft)的本质;如果我们将它理解为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那么这就是社会(Gesellschaft)的概念。”可见,有关共同体的概念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如何理解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之内。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与人关系的理解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实规定性的问题,之所以说是“规定性”,在于社会化的人总是被既有的社会关系所规定;之所以说规定性是“现实的”,在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必然呈现为不同的共同体类型,关于人的这种规定性又要到身处的共同体内寻找。所以,如何理解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得以转换为探讨共同体形态、把握差异化社会关系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日本学者望月清司对《手稿》中的“共同体”概念作了总括性分析,他解释道:“共同体与社会作为人的属人的=类的集结和统合原理,其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的集结方式是直接的、没有中介的,而后者则要通过某种中介物,才能将没有人格接触的个人彼此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手稿》中讨论共同体论题时,“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指涉人与人之间交往不需中介的直接集合,而“社会”则用以指涉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中介才能建立起联系的间接统合。在这个意义上,《手稿》中马克思的“共同体”侧重于强调前资本主义共同体,而“社会”则是在共同体意涵的基础上更强调经货币完全中介而重构的资本主义社会。 (一)资本(Kapitel):共同体论题撬动的诠释重心 在《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最发达和最多样性的历史性的生产组织”作为诠释对象。他强调:“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生成受经济生产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支配,探讨共同体形态、把握社会关系的问题进一步展开为把握生产关系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实质上是一种“关系”,作为组织经济生产的特殊范式,成为重组社会结构的主导性力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核心范畴。商品、货币、劳务关系等贯穿历史的概念在资本的统摄下被赋予特殊意涵,只有揭示资本运转的过程与内在机制,才能抓住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窥探这一主体的本质,使人们全面深刻地把握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脉搏。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价值的一般意义上揭示了资本运转的一般过程,讲述了资本关系作为一种价值生产的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这项工作首先完成的是对货币本质的解读。马克思认为,全部商品均为“暂时的货币”,货币却是“永久的商品”。货币是商品价值的外化,货币的产生意味着“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开”,这是因为“不是每一种物品都能和任何一种物品相交换”。也就是说,货币是在分工愈来愈发达的状况下调和特殊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而诞生的普遍交换手段。不过,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资本虽然表现为一种基于货币、劳务、实体商品互相交换与转化的体系,但这些要素并不为资本主义社会独占,单独依靠其中任何一种并不能实现资本的持续运转。在《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最终完全揭示资本一般性运转过程的内在原则是进一步通过阐释共同体论题完成的。 (二)第二循环(Kreisauf):共同体论题中介的诠释特征 马克思认为:“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资本是在价值依赖货币获得独立外观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两个步骤实现增殖的体系。此循环以定量货币为起点,持币者购买劳动力与原材料来生产商品并通过商品交易回收更多货币,即G-W-G’的过程。此时,马克思以私有财产作为分析起点,似乎仅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针对资本主导的经济现象抽象出的公式作出了一种新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就其表面来看同之前的经济理论并无本质差别。此公式既可以表示11—13世纪的环地中海商贸,也可以表示14—15世纪的环球贸易;既可以表示工场手工业的产销活动,也可以表示银行业的金融业务,这些具体的生产与交换活动都能够抽象出投入定量货币收回更多货币的循环。 而解答问题的关键在《手稿》文本中“资本章”第二篇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资本流通]三节得以披露。通过考察MEGA2的文本,我们发现马克思在《手稿》中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术语来区分资本的流通与循环:在《手稿》的目录以及正文中,马克思使用了Zirculation(相当于英文词汇Circulation),中译本往往选用循环或流通作为这一词汇的对译;在[资本流通]一节,马克思引入了一个新的术语“Kreisauf”。从词源学来讲,Zirculation是表示普遍从起点到终点上的活动,Kreisauf则对应英语的Rotation一词,拥有旋转、圆周运动的意涵。也就是说这个语词不仅拥有Zirculation概括的运动起点和终点相衔接的意蕴,更强调一种绕着轴心运转的闭合圆周运动。在日译本中,Kreisauf被直接翻译为第二循环。在首次循环中,作为起点的货币的确可以源自偶然与非连续的行为,如资本主义滥觞时期剥夺土地、贩卖人口、倒卖商品的血腥行径或辛勤劳作、节衣缩食的温和手段。只有将首次循环结束产生出的剩余价值投入新一次循环即第二循环才是资本的本性,第二循环的开启意味着资本自行创造自身增殖的前提,这种连续的循环运动是真正实现了“自在自为”的资本关系。 透过文本结构,我们发现正是在[资本积累]一节首次提到这种不一样的循环后,经[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一节的中介,马克思才得以提炼出Kreisauf这个术语,而[各种形式]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探讨共同体论题。在资本统摄整个共同体的过程中,它却湮没在物的关系后,以货币、商品等外在普遍性掩盖自身本质,似乎同前资本主义共同体时代并无差别。若缺少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分析,在第一循环与第二循环之间就存在一种认识上的断裂,马克思对资本一般性的论述就遑论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在马克思吸收所改造的唯物辩证法下,分析资本不仅要说明资本是此,还要分析资本非彼。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入手论述资本围绕价值生产的是此,并通过共同体论题来论述资本非彼。诠释资本不能仅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理论上,其过程也不仅仅在于揭示其内在运转机制,而且还要包括资本产生可能性前提与基础。这些论述通过[各种形式]一节得以落实。
(三)资本主义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共同体论题开拓的诠释路径 通过对资本生发前提和基础即共同体论题的探讨,马克思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结构:一方面,“资本家要成为资本,就必须把通过他本人的劳动或通过其他方式(只要不是通过已经存在的过去的雇佣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投入流通这样一个条件,这属于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资本之所以具备如此强大的能力在于这二重结构的有机结合。在物质生产方面,劳动条件与劳动能力的分离与重构席卷整个社会生产,工场手工业对资本的隶属从形式隶属过渡到实际隶属;在精神生产方面,吸收“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等理论成果,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作出超历史性的论述,将资本包装为固有且永恒的生产关系,将阶级特殊利益论述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实现对物质生产生活和精神生产生活领域的双重控制,它所要求的社会存在既在现实中又在思想观念中得到了实现和补充,实现了社会的再生产也造就了历史。资本的生发本身具有现实和历史的基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不仅在于其理论本身,还在于资本的现实与历史维度的耦合。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共同体类型的探讨,最终转化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讨论。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初步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扬弃,终结了庸俗经济学说在思想领域依据表象讨论问题的传统,科学诠释了资本的一般属性。马克思写道:“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共同体这一概念承担起观念和现实之统一任务,马克思通过探讨共同体衔接起关于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来完成对资本一般的诠释,可谓切中要害。就马克思在《手稿》中完成的对资本的批判而言,一方面在社会存在维度上阐述资本一般性生产和实现的本质与逻辑,另一方面在社会思想维度上揭示资本超历史性理论的前提和机制。马克思抓住了共同体论题,就是在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原则上抓住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小资产者理论的命门,为进一步研究剩余价值的分配奠定了基础。
二、《手稿》中共同体论题的基本内涵 在《手稿》中,共同体论题既是一个普遍问题,又是有着具体历史规定的问题。马克思以劳动与产品是否同一为线索,论述本源型共同体、三种前资本主义共同体、前资本主义共同体解体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MEGA2的[各种形式]一节中,使用了除Gemeinschaft外的两个语词,即Gemeinde、Gemeinwesen。渡边宪正认为,Gemeinde是指“不构成整个共同体和共同社会的政治组织”,而Gemeinwesen是指“先于Gemeinde的总括性经济再生产组织”。韩立新则认为这三个词汇的“最好译法都是共同体”。但在中译本中,Gemeinde的对译往往采用了“公社”,Gemeinschaft的对译大多采用了“共同体”,而Gemeinwesen有时采用“共同体”作为对译,有时则翻译成“社会联系”。因此本文在引用中文译本时将对应词汇后面标注以具体德文。 (一)共同体的起源:本源型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本源型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Gemeinwesen)”,在家庭基础上逐渐扩大,以血缘将数个部族联合在一起进一步形成部落联合。早期人类劳动力低下,不足以应对自然界的挑战,每个自然共同体成员都必须参与到劳动中。个体以共同体为中介直接占有自然条件,从事范围有限的采集狩猎等活动。经过共同体中介,一方面个体实现了生物意义上的再生产,这无疑为共同体这一具有官能的“器官”提供了“细胞”;另一方面合作劳动的形式得到维持。这双重生产使共同体得到了存续并拥有进化的可能,也就是说,本源型共同体绝非稳固。马克思认为本源共同体的分裂始于定居,“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Gemeinschaft)就将随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在他看来,定居表明共同体开始从事农耕活动,生产活动不再受限于直接获得自然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对自然条件特别是土地提供的材料进行加工,将这些材料作为自身官能的延伸作用于自然界以更好地生存。也就是说,劳动成果开始出现分化,以劳动工具为主的生产资料开始作为部分劳动成果出现,而这种分化已经蕴含着生产部门分工的萌芽。因此,马克思强调,在差别极大的地理条件下展开的定居式农耕生活,意味着共同体依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分裂出迥异分支的必然,这标志着共同体生产组织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同时也预示着依靠旧生产组织模式的社会结构的消解与重组,随后马克思便转入了本源型共同体分化出的三种共同体的讨论。 (二)共同体的分化:三种前资本主义共同体 随着本源型共同体的分化,马克思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共同体类型。 第一类是亚细亚型。马克思说:“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为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型共同体的决定性特征在于其结构:彼此孤立的小共同体集合与高位存在并存。个人以小共同体为中介与高位存在分配的土地相结合,作为公共财产的占有而非所有者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组合。这种类型因小共同体的局部差别出现诸多亚型: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单一首领、联合家长制;在劳动方式上采用完全孤立制、小共同体指令制或高位统一体决定制。但总的来说,无论产生了多少种排列组合,小共同体与高位存在并存的根本特征并未发生质变,进一步体现在产品分配上:无论组织形式与劳动过程有着何种差异,基层小共同体的成员总是需要以徭役为高位存在提供无偿劳动,或以贡赋上缴部分实物,这意味着小共同体成员不能保留全部劳动产品。需要注意的是,亚细亚式共同体成员参与的徭役也并非总是为了满足高位存在的个人享受,马克思特别强调:“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Gemeinde)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除去徭役中为歌颂专制君主和祭祀神秘存在的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如灌溉与交通系统仍会用于保障小共同体的再生产。 第二类是古典古代型。实际上,这种类型指涉的是古希腊、罗马、迦太基等环地中海和爱琴海文明的城邦。古典古代型共同体与亚细亚型共同体的差异显著体现在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所有上。在古典古代型共同体内,土地分为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据此马克思强调古典古代式共同体是一种私人所有者的联合。他写道:“在这里,公社(Gemeinde)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Gemeinde)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容易等等来维持的。公社(Gemeinde)成员的身份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Gemeinde)成员,单个的个人又是私有者。”也就是说,共同体成员意义上的人只能是私有者,有限的权利只存在于私有者阶层,奴隶仅作为生产要素被视为这些私有者的所有物被强制在私有土地上进行劳作,亦即活的生产资料。在这种共同体内,私有者可以不亲自从事经济生产,他们聚集的公共空间不仅产生了独特的城邦政治活动,也意味着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进一步分化,特别是战争职能。因此,古典古代型共同体往往具有按照军事方式组织的特征,通过对外战争扩大公有地和私有地的绝对数量,除了掠夺直接的生产成果,人口也被视为重要的战利品。不过就其总体而言,私有者因占有生产资料而拥有处置劳动产品的权利,共同体的生产目的仍是自给自足,通过内部联合和外部征战获得并维持个人私有土地所有的资格,将自己作为私有者联合的成员再生产出来。 第三类是日耳曼型。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共同体“并不集中在城市中”。马克思写道:“各个家长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即使从外表来看,公社(Gemeinde)也只有通过公社成员的每次集会才在。”也就是说,日耳曼型共同体更是一种非可视的定在,其形式表现为一种非聚合式庄园的松散联合,只有在集会时才能体现共同体的属性。在生产资料的划分上,如果说亚细亚型的成员是通过共同体这种中介占有而非拥有土地,古典古代式的共同体成员作为土地私有者的联合同时支配一部分国家土地,日耳曼型的土地则作为公有地以供成员从事放牧和狩猎等生产活动,是个人所有者的共同财产。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生产目的均以获得使用价值为目的。在前资本主义共同体内,共同体成员以共同体为中介实现对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的掌控:一方面,依附于共同体的个人能够将劳动条件视作自己的所有物,另一方面,依附于共同体的个人能够完全或部分地支配这些通过劳动过程得到的使用价值。就劳动过程和劳动所有的同一而言,前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所有并未完全分离。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对前三种共同体的讨论最终还是落实为前资本主义共同体如何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问题上。
(三)共同体的重构:前资本主义共同体解体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共同体生产与交往范围也日渐扩张,人口数量的波动和战争冲突的频发时刻刺激着共同体的神经。面对新的格局,已经以生产工具间接作用于自然的共同体必然试图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以维持共同体的再生产。马克思认为这种再生产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他说:“资本的原始形成,完全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资本积累了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一句话,积累了同土地相分离的、而且本身早已将人类劳动吸收在内的劳动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前资本主义共同体再生产内蕴着新社会形态产生的温床:首先,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人类在土地使用上土地面积的绝对值增加的同时实现单位面积土地工作所需劳动力下降,这就为拥有创造价值能力的劳动个体从土地游离创造了可能;其次,生产部门分化为吸收游离的劳动力创造了场域,部分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形式从农耕分离,流动于各个手工工场;最后,在劳动力游离和生产分化的基础上,货币调和了交往中特定使用价值交换的冲突,标志着价值开始以具有普遍性的外观独立于使用价值之外,其活跃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为劳动力商品化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写道:“绝不是资本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反,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自由的工人那里买到活劳动本身。”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拥有劳动能力的个体最终完全同劳动条件分离,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以货币为中介实现了再结合。 总而言之,《手稿》中共同体论题涉及多个社会科学门类,引起争议在所难免。望月清司就认为论述日耳曼型共同体的部分“略显陈旧”。但他同时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共同体论题“在构建大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时是否发挥了其不可代替的作用”。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共同体在分析资本的历程中是否起到了应有的支点作用。就《手稿》中[各种形式]一节的内容而言,通过对不同共同体形式的分析,在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中揭示了资本的独特意涵,从而为马克思诠释资本提供了具体而现实的路径。
三、《手稿》中共同体论题对理解马克思诠释资本范畴的三重意蕴 《手稿》将共同体作为基本考察对象来讨论共同体论题,更加直接凸显共同体论题同资本范畴的关系。作为对资本一般性的初次剖析,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价值生产而非使用价值生产的体系。对这一体系的揭示和批判一方面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一方面是通过论述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论题。马克思通过共同体的论题来窥探资本的奥秘,既跳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讨论资本的旧模式,又揭示了资本生发的前提和内在机制,最终展示资本运转的基本图景。这意味着在共同体论题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初步实现了三大统一,即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同阶段理论的统一、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同理论的统一以及资本范畴历史性与阶级性的统一。 (一)资本范畴诠释的历时性维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同阶段的统一 就马克思诠释资本的历时性维度来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同阶段统一于《手稿》中对共同体论题的论述。路易·阿尔都塞曾提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认识论断裂”的论断,他以新唯物主义的出场为标志,进一步将承载马克思思想的著作分为“青年期(1840-1844)”“断裂期(1845)”“成长期(1845-1857)”“成熟期(1857-1883)”。仰海峰有着类似的理解,他从马克思思考的总问题出发,认为马克思思想大致可以划分为“主体理论阶段(1841-1844)”、“生产逻辑阶段(1845-1858)”、“资本逻辑阶段(1858-1883)”。虽然划分节点略有差异,但显而易见的是《手稿》处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位置。马克思从1843年起就开始研究经济学,在略显青涩的巴黎时代,马克思就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直到《手稿》,私有财产的神秘性质才第一次被揭示了出来。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共同体论题的中介界划出第一循环与第二循环,揭示了非资本性质的劳动积累如何作为本源性积累向资本转化,预示着“资本一般”这一描述资本最普遍属性的概念形成,为马克思下一阶段论述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各阶级内流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马克思创立自身经济学体系的新阶段。 (二)资本范畴诠释的共时性维度: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不同派别的统一 就马克思诠释资本的共时性维度来讲,马克思对不同派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统一于《手稿》中对共同体论题的阐释。建构自身政治经济学体系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同时并行的两条线索,马克思是在批判中逐步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始终缺乏对共同体历史性的考察,无论从个人主观意志还是从社会客观现实出发,他们往往对第一循环与第二循环不加区分,混淆资本产生前的非资本积累与第二循环产生的资本积累,将资本描述为同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生产关系没有什么不同的产物。除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外,马克思还批判了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者的理论。蒲鲁东主张的“私有财产是盗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时当盛行的高利贷与投机行为,但对私有财产不加区分的驳斥不仅不足以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的辩护,还因将全部个人所有都指责为盗窃反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抓住破绽。在投入第二循环之前,个人可以靠节欲、发明等偶然行为在非剥削的情况下完成本源性非资本积累。只有将剥削来的剩余劳动投入再生产过程,才标志个人所有的蜕变与阶级的属性嬗变。虽然客观上蒲鲁东主义者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些声援,但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致的是,他们都缺乏对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分析。马克思正是通过共同体论题提供的支点,使得资产阶级立场上滋生出的观念与思想所掩盖的剥削本性得到科学的诠释。 (三)资本范畴诠释的总体性维度:资本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的统一 就《手稿》中马克思诠释资本的总体性来讲,资本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统一于共同体的分析。资本的历史性一方面在于它与支撑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经济关系存在“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生产”的本质差别,另一方面在于“价值生产”的固有矛盾,即资本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与“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的对立。资本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保存并扩大自身:在价值生产上资本不断征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以提高生产体系的自动化水准,试图创造出新使用价值并开发出旧使用价值的新使用方式;在价值实现上资本“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提高自身周转速度使商品流通更迅捷,将既有生产模式推广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社会生产力的空前上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幅缩减意味着在这种高度自动化的体系内,物质生产越来越不依赖于劳动者提供的直接劳动,劳动者将越来越游离而不是嵌入生产体系。 对此,马克思强调:“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资本主观仰仗的科学技术革命与管理制度创新在客观上使人从劳动过程的参与者转变为监督者,在缩减就业岗位创造失业的同时却试图保留就业,将劳动者逐渐剥离这一体系时却试图继续盗窃劳动者的时间。但是,如何理解资本范畴的历史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些抽象范畴的交错,如何才能呈现它的现实内容?阶级性就是历史性得以呈现并具体化的直接载体,阶级的剖析是共同体论题不可缺少的部分。资本的历史性之所以能够通过共同体论题摆脱抽象的超历史性呈现为具体的历史性,正是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拥有同前资本主义共同体完全不同的阶级,即伴随资本在时空中的扩张逐渐分化而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具现为掌握劳动条件的阶级与出卖劳动力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性,价值生产的具体流程才得以可视化,也只有通过阶级性作为载体,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资本的历史性。
结语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对资本内涵的剖析出发,在树立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作为一种关系如何成为塑造一种社会形态的动力,进而批驳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传和主张的资本具有超历史性的论调。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通过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阐明了资本普遍性的运转逻辑,同时通过共同体论题明晰了资本将自身与其余经济关系区分开来的第一循环与第二循环,论述了前资本主义共同体为资本诞生提供条件又最终被资本所转化吸收的全过程。而这一思想冒险中,我们能够看到共同体论题的基本图景,即《手稿》中共同体论题出现的缘由、内涵以及在资本诠释中的基本定位和价值。通过共同体论题,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形成和运转的机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张力。通过共同体论题的中介,《手稿》科学地搭建和展示了资本范畴的出场舞台,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奠基,从而成为后来在其政治经济学鸿篇巨制《资本论》中全方位透视和揭示资本范畴的理论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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