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争锋地中海：中世纪的欧洲海军

战争磨砺了技术，技术武装了军队。而军队则将战争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人类海军的发展，特别是中世纪到大航海时代的海洋军事化的发展，特别能够说明为什么海军会被称作技术型兵种。如果有人说，大航海时代的海军对于专业技术的要求很好地体现在对导航、定位知识性人才的需求和对火炮等技术性质的武器装备的使用上。

那么中世纪的海洋军事学说的发展则印证了这个命题的另一面——即依托船只技术发展近岸海战相关军事技术，以及在这些军事技术的基础上源源不断地形成新的战法。

在欧洲尚没有远洋航行能力和大规模使用热兵器的时候，为了控制和利用海岸线，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组建了海军，并强调对海洋的军事控制。

目的则很简单，保证航道安全，防止敌对国家势力通过海路输送兵力，以及方便本国本势力将地面部队输送至敌对方范围内，完成封建时代的军事跨区域“快速部署”。

本文将从典型几个中世纪国家的地中海海洋争霸历史说起，介绍中世纪时期人类海军的样貌。

第一节 威尼斯的造船业

中世纪前中期航海的兴盛和当时繁荣的商贸航道密不可分。而提起商业，就不得不提及在地中海航运及商贸历史当中占据头把交椅的威尼斯。

威尼斯是中世纪时期一度为造船业重地，以航海和商贸为生的威尼斯商人以及其组建的威尼斯商船队为地中海沿岸各国提供的航海技术和航海服务也占据了相当之大的比重。可以说，在近岸海军和近岸海洋军事学说的发展过程中，威尼斯形成了最为重要的基调。

而威尼斯造船业重地的这个殊荣，一方面来自于威尼斯的地理位置，潟湖附近对于亚得里亚海周边地区的聚落来说是一片天然良港，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威尼斯人的生活传统。

罗马时代的威尼斯不过是渔民在风暴天中寻找的几处栖身之所，但随着匈奴西进，亚平宁半岛沦为在匈奴人、哥特人、罗马人和伦巴第人的金戈铁马中战火连天的遭难地，更多的人选择躲入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一片潟湖和群岛间寻求庇护。早期的威尼斯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进入公元11世纪前，关于威尼斯的历史记录不算多。而公元4世纪时，一份来自拜占庭外交官员的陈词描述了威尼斯人迥异于欧洲大陆当中宗教和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威尼斯人不仅能够掌握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丰富渔业资源，还可以凭借丰富的航行经验和高超的行商、谈判技巧通过内河航运以及近海航行到处贩卖商品。而到了11世纪后半叶，威尼斯人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造船能力，并在地中海世界拥有了强大的影响力。

所以繁荣的海上贸易成为了催生大体量造船业的摇篮，这一因果关系的例证直接体现在1202年教宗英诺森三世发动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上。

战争发起前，当时的威尼斯执政官丹多洛热忱地欢迎十字军进行东征，并从他们手里接下了接近十万马克（在当时可以说是法兰西一年的财政收入）的航运订单。有十字军血统的丹多洛甚至更加激进地派出了几十艘武装桨帆船，要求威尼斯人一起参与十字军东征。

而这笔巨大的订单可不能仅仅使用威尼斯人平时用的桨动力商船来完成了。在整整十三个月的准备时间中，丹多洛以举国之力进行扩军备战行动。因为威尼斯的造船厂大部分由私人所有，威尼斯政府仅规定船只的标准规格，战时会按需求征用民船商船。而水手也多数是临时征召的。

但在天价订单的面前，威尼斯的船厂和航行家们被充分的动员了起来。大量木材、沥青、帆布和铁被投入到造船厂当中去，满载冷杉和落叶松的运输船一度有堵塞流入潟湖的河流的趋势。大批量的桨帆船、圆船、轻量的风帆船被制造出来，整装待发。

这些舰船的建造有一处值得注意的细节。

1973年，随着对一艘11世纪商船残骸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研究发现，这艘船并没有采取像更早期的古船一样将船壳做阴阳榫衔接、然后插入船架固定的建造方式，而是采取了先造船架，再往船架上固定船板的建造方式。

造船工艺由先造船壳后绑船架转向先造船架后铺船壳的改进，在当时意味着造船工艺要求的降低，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造船效率和成船良品率。威尼斯人在大批量建造新船的过程中就采取了这种建造方式。由此也能够解释威尼斯人是如何能够为数万名十字军提供300艘左右的船只的。

十字军当时同威尼斯人的约定就是从威尼斯出发，不计水手满载33000人的船队将驶过亚得里亚海，直插埃及——此后因种种变故转而攻击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比起主要在海上进行战斗、争夺海洋控制权的海军攻击群，这种船队更像是一个大型的两栖打击群。

在远征过程中，十字军需要乘坐尺寸不一、配有艏楼和艉楼的高侧舷圆船；马匹则要装进改装了铰链式舱门、吊索，并经过防水处理的桨帆船当中。如此安排的目的，是方便十字军在船只靠岸后就能够冲出船舱，在地面形成冲击力量，以让敌人措手不及。

在船只的首尾添加艏楼和艉楼的设计在13世纪逐渐铺开。起初这种给船只上加个塔楼的设计只起到侦察作用，但随着越来越密集的海战，艏楼和艉楼的设计也更加倾向于“在船只上建造一座军事城塞”。

“军事城塞”逐渐和船壳融为一体，本身是为了中世纪海战当中的跳帮战（接舷战）而不断被优化设计出来的，只要敌人踏上甲板，船只守军就可以进入艏楼和艉楼，使用弓箭、石头和沥青等对甲板上的敌人继续造成杀伤。

而威尼斯人提供的“两栖打击群”的护航船，则多数是轻量的桨帆船。中世纪的桨帆动力船在西欧、南欧多数地区的称呼也被音译为加莱船。这种船通常以桨为主要动力，风帆为辅助动力。人力为主的动力使得船只用于安置划桨人员的空间过大，且船身越大、越重，速度就越难以提起来。

一般来说，恰恰是因人力导致的补给困难，使得桨帆船无法进行远洋航行。而这种技术限制的另一个体现，则是因甲板无法比拟大航海时代的风帆动力舰，而只能安装较少的固定武器，如投石机、弩炮等。

威尼斯人造的加莱船吸收了拜占庭海军的造船经验，一般一艘加莱船要塞进150多名或更多的桨手，由几名桨手同时操作一支重型船桨，较长的船体既可以用来搭载士兵、设置一定固定武器，也能直接拿来运输货物。

当全船桨手在皮鞭和有节奏的呼号声中保持一致动作进行划桨时，结合加莱船的风帆动力、通常来说不设置大型艏楼和艉楼的设计，其能够获得最大8节左右，平均4节左右的航速。

故战船也顺应了这种速度，一边做尽可能的轻量化设计，一边又延续了古典时期的船只撞槌部分，但进行了优化——尽管撞锤的应用在11世纪后的地中海就逐渐减少，13世纪后更是罕见了。

大部分战船，即使要进行撞击战斗，也会选择安装重型支柱，这既是战法的改进，也有先造船架的造船工艺下再行安装撞槌会引起船壳震动，严重的话会导致船壳散架的原因所在。

古典时代的船只因先建船壳、再接船架的建造技术和时代本身的工艺水平问题，导致船身通常不够稳固。船只利用海浪势能或大风冲撞向敌船，这对于敌船来说也是毁灭性的伤害。13世纪后的船只因建造技术改进，这种“毁灭性”的撞击影响比较小了。

但面对当时的船只多用木材建造，只有在少数位置才会铺设防护性质的铁皮的状况，撞角仍然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当撞角或者支柱冲进敌方船身，船舷相接，士兵们亮出刀兵的时候，中世纪真正的“海战”，或者说“还上陆战”就这样进入了高峰。

同一时期的舰船设计思路和以跳帮战、接舷战为主的海战思路相互补充，又在战争过程中相互促进。但是，不论舰船如何设计，其动力都无法脱离桨帆的范畴；不论战法如何精进，其打击方式都因没有远程火器而超越“海上陆战”的界限。

这能够同时说明，中世纪时期的海战就是为了让船只高速接近敌船，然后命令士兵跨过船舷，跳上敌船进行搏杀吗？

这个单纯从中世纪海战战术背景和以技术限制为基础的战法出发的答案，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弓弩技术的进步使得中世纪的海战有了另一种形态，即接近敌船后，船上的弓弩手、投石器会向敌船上的士兵射击。

整个过程即使拉开距离，也可以说是硬碰硬的过程。因为当时的桨帆船即使有甲板，也多数是单层甲板，使用桨帆船进行机动的士兵通常缺少以船只为依托的防护，所以弓箭、弩箭、石块之类的抛射武器能够给暴露在外的士兵予以很大的杀伤。

但依托圆船等船只进行机动时，如果躲进艏楼和艉楼，士兵们通常又无法发挥出更多的“火力”，即无法使用等量或更多的弓弩石块进行反击，固也必须增强己方在同一时间的抛射武器投掷数量。

“硬碰硬”也有技巧，这既是在说弓弩手们要保持一定阵列，轮替进行射击等，也有水手们的功劳——水手们会在整个船只的“接敌运动”当中不断操控战船驶向上风向位置，占据风向优势，以方便己方的抛射武器能够打到更远的距离。使用现代一些的词汇来描述，则是延长己方火力投射距离，保持对敌的火力优势。

海战也并不是像陆地战斗那样具有一些仪式性的味道在内，最突出的表现是中世纪混战各方基本不在海战当中接收俘虏。一些热那亚弓弩手被俘虏后，敌方将领第一时间下达的命令是砍断他们的双手，戳瞎他们的眼睛，因为留着这些雇佣兵，最大的后果是他们又会被召集回去，然后站在船舷旁边继续把弩矢射向自己。

当然，马可波罗是典型的例外。他作为威尼斯一方的参战人员参加了威尼斯同热那亚的战争，在战争中被俘虏。正是在狱中，他创作出了可以说影响欧洲历史进程的《马可·波罗游记》。

而直到今天，我们则可以通过观察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当中十字军阵营海军的战斗过程，来看当时的人类海军是如何使用这些各具特色，也殊途同归的船只组织战斗的——特别是除登陆行动外，中世纪的海军针对水域沿岸城市发起的军事行动。

就在以各式圆船为核心，威尼斯桨帆船为护航船的船队历经一年有余准备完毕，正磨刀霍霍准备施展各式战法技艺时，十字军却毁约了。预定的出发时间过去了数月，实际到威尼斯的十字军集结人数才不到三分之一。尽管十字军方面一再承诺，但威尼斯人等不了。

因为十字军下的航运订单并不是预付款项的，威尼斯人在重重的负债压力下最终撺掇十字军当中的一部分先打亚德里亚海北部东岸的基督教国家拉扎，而后当十字军将矛头指向拜占庭帝国时，他们紧紧地跟上，并要求进城劫掠财富，或者获得十字军战果的一部分。

1203年6月23日，如果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向外望去，就可以看到远处令人震撼的一条黑线——它们是装载了一万余名十字军战士，从西方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挺进的威尼斯船队！

十字军第四次东征的高潮随着傀儡安格洛斯不被拜占庭人承认而到来，高耸的城墙上没有人夹道欢迎来自另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士兵，迎接他们的只有一轮又一轮锋利的箭矢。

威尼斯人作为十字军海军实际上的话事人，他们的作战计划也非常明确。君士坦丁堡的对海防御依赖主城高大的城墙，但只要进入其船只停靠的内港金角湾，那里就有一段低矮一些的城墙，封闭金角湾的铁链所在的塔楼，以及联通内城的交通要道。这些内容其实可以统称为军事学说当中的关键地形，关键地形形成了战场上的关键节点。

而十字军海军要做的则是在攻城战斗中突击并控制关键节点，然后利用这些关键地形，将十字军的地面单位输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后面去，或者突破拜占庭人的防线。

那么，十字军海军是如何做到控制这些关键地形的呢？

威尼斯人选择在一个早晨从水路进军，由加莱船拖着运输船向金角湾方向行进，轻量的护航桨帆船在运输船两侧屏护来自岸上的攻击，并持续不断压制拜占庭弓箭手的反击。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塔楼附近的郊区投放地面部队，由地面部队攻击塔楼、斩断铁链，破坏金角湾入口的障碍物，后十字军的大部队就可以由金角湾长驱直入，寻找有利的进攻点攻城。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海陆联合战斗——而当时海军的任务就是辅助陆军对这些关键节点进行突击。我们可以清晰地得知加莱船等“两栖打击群”的护航船，也是海洋战斗当中的战斗船在如此规模的大型战役中的核心任务所在，即掩护运输船只到岸输送陆军、从近岸利用船上武器掩护陆军进行攻城。

而圆船等运输船则充当了进攻过程中坦克或步战车一样的作用，即通过改造船体让固定的重型武器上船、经战船牵引作为快速冲击载具的方式为陆地战斗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以及向岸上直接投放十字军的骑兵部队。

而基于大型船只这种“改装潜力”较高的载具平台，威尼斯人也拥有其他可以用于支援或投送兵力的技术。

威尼斯人和十字军拿船的桁端在大型船只上搭建了“飞桥”。这是一个用木板连接起来，使用兽皮和帆布包裹用于防御投掷武器和拜占庭人的“希腊火”攻击的，能够升至船的桅杆顶端的可供弓弩手射击的平台。

必要时，它也可以在威尼斯的大型船只靠近海基城墙后作为攻城用的云梯来使用。针对海基城墙段的攻城战斗发生时，就是由三艘威尼斯人的帆船率先冲击至城墙下，后用飞桥撞击到城堞上形成了步兵可以利用的通路。步兵利用船和通路完成了整个属于中世纪的冲击流程，然后他们开始到城墙上同拜占庭人血战。

从威尼斯为十字军东征以新建造工艺和举国动员准备船只的过程，到君士坦丁堡攻城期间十字军海军各型舰船高低搭配、各行其职的战斗方式，均能够使人感性地理解什么是“海上陆战”。没有远洋船导致军事行动必然以各个补给良好的城市等陆地目标为战略节点，海军的战斗方式受装备技术制约，这些因素均导致了“海上陆战”成为一种必然的战斗形式。

而海战未能独立于陆地战斗的战略背景和战略目标的状态，也深刻影响了中世纪时期海军的组织建设。

第二节 拜占庭的海军

在中世纪，造船、招募水手并维持训练来组建舰队本身就是一种异常昂贵的建军方式。造船、训练都意味着大量劳动力会脱产，这些人力资源不会在船上生活和训练的同时还生产粮食，以及可以擅自脱离战斗序列，跑到欧亚地中海沿岸的世界各地去进行贸易活动来交换商品。

所以对于海战需求不算大的国家来说，指挥成建制的海军的意义就是打开一条令敌人意想不到的通道，然后将地面部队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地带，夺占占据重要航道、补给通道的、以城市为主要形式的战略节点，或者以更短的距离发起急袭行动。那么维持一支常备海军确实也没什么必要，只是徒增财政负担罢了。

地中海沿岸的商贸国家通常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仅在平时保留少量的军事船，用于护航及应对海盗活动，战时才按标准或直接征用商船组建“联合舰队”。这里的“联合”显然不是军种或者兵种间的联合，而是军事组织和民间主体的联合。

然而，国防建设总的来说决定于国家安全态势、安全需求和国家生产力水平，这个规律在中世纪时代也同样奏效。在地中海以外，以英国为例，为抵御维京人常年的劫掠甚至大规模入侵行动，英国也组建了一支常备舰队，就像是陆地上的边防军一样防备这些彪悍的海盗的进攻。

公元7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就面临和穆斯林世界以及萨珊波斯的严重冲突。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内部则因宗教意识形态问题而导致社会凝聚力不断被削弱。在强大的内外部共同压力下，拜占庭帝国也不得不放弃地中海西部和中部可以被控制的航线。

被削弱的军事行动和商贸活动同样导致了拜占庭帝国海上力量的萎缩，拜占庭船只的数量一度越来越少——讽刺的是，能够支撑拜占庭帝国开创的基石之一，恰恰是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当中君士坦丁指挥200艘桨船以弱胜强的军事胜利。

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拜占庭帝国组建了一支需要应对时刻会发生的战争的常备舰队——“卡拉比西亚诺伊（（Karabisianoi，意为战舰上的⼈）”舰队。舰队所用战船基本由公元5世纪时拜占庭帝国主力舰“德罗蒙”（Dromon）——一种单层甲板快船发展而来。

到了公元7世纪时，频繁的战争令主力船型有了些许迭代更新的动力：能够有效保护载员的甲板进行了加固；主要动力依然保持两列桨的同时，拆掉了撞槌，更换为在吃水线以上的重型支柱用于接舷战斗时撞碎敌船的舵和桨；平均每艘船要搭载一百余名甚至两百名桨手，并以三角帆作为辅助动力。

因为穆斯林崛起过程中接触的船只和航行技术也基本是拜占庭帝国的技术，故同时期的穆斯林舰船也没有超脱拜占庭帝国舰船设计的框架，只是船型更大，速度也更慢了。

关于卡拉比西亚诺伊舰队的历史文献记载目前还不算明晰，一些有依据的推论认为舰队的指挥结构是非常接近于古罗马“都督-百人队”结构的，总体来说和陆军类似，由一名将军领导。整个舰队的任务侧重于维持乞里奇亚和古叙利亚沿岸的安全。

卡拉比西亚诺伊舰队的缺憾自其核心任务确定以后就暴露出来了——仅存一支的大型舰队，在不改变指挥结构、补给体系的前提下，必须要有一个眼光超前的人为其确定战略方向，并且切实部署到该方向并完成任务才能够完整发挥自己的作用。但这种理想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同阿拉伯世界的对垒中，仅君士坦丁堡就经历过数次围城。舰队逐渐转移到君士坦丁堡，执行首都卫戍任务成了一个必然趋势。

但是舰队在乞里奇亚和古叙利亚沿岸部署规模的降低和活动程度的下降，又给了阿拉伯人更多袭击的机会。所以分兵的军事理由就在此出现了。

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来自于舰队甚至拜占庭帝国内部。权力斗争难以控制的后果是舰队历经了数次叛乱。背叛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允许的。

而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了这支常备舰队，在希腊火这种类似火焰喷射器的武器出现前，拜占庭帝国依靠舰队在战争方面取得的成果也相对很小。同时，因为历史上数次军事冒险，舰队的规模也在缩减，且因为连年的战争，拜占庭的财政问题一直都存在，这加剧了舰队的维护和补充问题。

极易顾此失彼的军事战略、维持常备舰队的巨额费用和相对薄弱的财政、正面战场无法取得战果的窘迫、舰队不光彩的历史，都在推动着这支舰队走到改革的道路上去。

公元8世纪，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化的海军组织和指挥体系诞生了。基比拉奥特海军军区作为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海军军区， 经由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在拜占庭帝国原有海军制度上改革和演变而来。

基比拉奥特军区的海军有着比历史上的卡拉比西亚诺伊舰队更加细化的组织，更具效率的职能划分，以及启用了诸多新装备、优化了海战战法等诸多新变化。

海军将领的职位更加清晰明确，将领的手下有两到三个中队长，

从海军组成上来说，基比拉奥特军区的舰队没有再强调使用以往那种大舰队集群行动的方式，而是将舰船划分为包含3~5艘各型舰船的海军中队。海军军官的职位在中队模式的编制中更加清晰明确：将领的手下有两到三个中队长，中队长指挥营队长官来控制船队航行，而每艘船设置一名百夫长来作为实际上的船长，同时也有大大小小的负责航行、行政等事宜的技术军官被包含在内。

与此同时，中队的组织形式在军事领域上带来的好处是利于海军部队根据敌情进行调动和编组。尽管防区范围变得更大了，但海军中队的响应速度变得比大舰队散落出去的离群舰船更快——因为指挥系统是分散式的，且可以依托完整的指挥体系执行集结命令。

而决定是否可以支撑这种组织体系和灵活的编组方式的，是海军的补给支撑地能不能够尽量划定到有较多沿岸城市和军事设施的区域里去。只有依托防御水平较为优良的城市和军事要塞等，这些海军中队才可能在补给尚好的前提下出海抵达另一座城市附近的编组海域。

拜占庭改革后的海军军队当然可以以灵活性为先组织舰船集群并投入战斗，但这种编组受限于导航方式，也不可能在临近战斗海域完成，而是一定在城塞补给支撑点附近才可以。同时，因为通讯受限，远距离调度军事力量则因船队规模太小而变得更麻烦，同一区域内可以投入战斗的海军军事力量始终是有限的。

这就使得拜占庭的海军依然无法绕过以城塞为中心的战斗，在这一点上就算是阿拉伯人也一样。双方如果选择在远离城塞的位置进行海战，并谋求在海战中尽可能消灭敌有生力量，那么缺乏岸防军队协同的防守方海军恐怕会因支援力量不足而无法真正阻挡敌方的大舰队群；而大舰队群真的选择在大洋上展开血战，进攻力量的折损很有可能会使得整场渡海军事行动失败。

那么，海军中队会如何在海战中发挥作用，阻拦敌人呢？

答案是使用高速船进行突袭或伏击。

战时，军区的海军会分为战斗队和辎重队。在沿海的军事基地完成集结后，辎重队退出，战斗队进行临战编组。当时的拜占庭海军已经在使用信号旗发送旗语以及灯笼打光的方式来传递战斗信号了——这些船只会编组为直线阵型、半月阵型等阵型，用于行军及战斗。战斗队依然会使用远距离接触使用抛掷武器射击，近距离高速撞船、接舷以及跳帮战斗的步骤来进行战斗，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强调尽可能使用抛掷武器，如石头、标枪、箭、希腊火罐等，来消灭敌有生力量，以降低跳帮后的己方战斗损失。这也称得上是一种古早的优势火力学说了。

当然，对于中世纪的生产力和军事思想来说，不能够强硬地以现代的目光来看待乃至苛求这样一支“专业化”的海军。实际上，基比拉奥特军区的范围也随着后勤条件在不断变化，由于利奥三世一直秉持海洋防守战略，拜占庭的海军面对穆斯林世界也少有主动出击的时刻。没有地面部队配合开拓新的补给支撑点，拜占庭海军也无法对不停来犯的穆斯林海军形成绝对的军事优势。

海军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打，怎么打，但是要不要打，打到哪里，这对于拜占庭的海军将领来说反倒成了难以启齿的问题。这也不仅仅只是几个简单的军事决策就能够解决了的。

但是，这个矛盾当中蕴含的事关兵者的重要思想直到19世纪才被清晰、准确地描绘出来，并引发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的拜占庭海军还是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衰落。军事失败甚至是这个衰落上份量较轻的那一类。11世纪后穆斯林的萎缩对于拜占庭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是拜占庭百年有余的战争压力终于有所缓解，坏的是当战争的威胁稍微松动一些，官僚们就发现维持一支如此庞大的常备海军对于帝国来说是多么沉重的财政负担——基于财政压力而削减与时代不符的庞大海军常备军力确实是一种理智，但理智也不等于战略眼光。

随着更多的资源被挪用给陆军，拜占庭的舰船数量在11世纪后又大幅度减少了。而这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样的决策令帝国在13世纪迎来了它结下的苦果。

那就是当威尼斯的大型帆船冲破金角湾封锁时，拜占庭竟然只能拿得出少数几只船队来增援战斗。这些船队在十字军的“两栖攻击群”面前实在是螳臂当车，难以为继。而在14世纪末期，昔日庞大、先进的帝国海军甚至于只剩下了几十艘老旧战舰，爱琴海的海权也由意大利和奥斯曼海军掌控了。

在11世纪到15世纪期间，风帆动力战船技术的突破、甲板的演化、热兵器的使用令海战军事学说拥有了向全新领域突破和发展的动力。尽管直到17世纪后，欧洲舰船才彻底完成了桨帆船向风帆动力船的过渡，但使用桨帆战舰组织海战的余晖已经于1571年到来。

第三节 中世纪海战的尾声

1571年，奥斯曼帝国迅猛的扩张势头已经发展到了难以被遏止的地步。不论是出于地缘政治利益、商贸航道的控制，还是出于宗教意识形态冲突，西班牙帝国和威尼斯共和国均决定出兵奥斯曼。

他们领导的神圣同盟组织了统共300余艘桨帆战船、嘉莱赛战船，以及7万余人兵力向奥斯曼帝国开进，而同期奥斯曼帝国海军的舰队则仅有200余艘桨帆船，以及50余艘快船和其他的小型船只。

奥斯曼帝国在兵力上处于弱势，且缺乏能够进行接舷战的精锐步兵、火炮、火枪，在中近距离上仅部署了复合弓手用于补充火力区间。与之相对的基督教舰队则可谓武装到了牙齿，其桨帆船上安装了上千门火炮以及备有充足的炮弹。

基督教的舰队并没有一开始就着急选择进攻，他们反而登上了战场附近的山体制高点观察奥斯方面的兵力和船只状况。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海军因防守兵力空虚，总指挥阿里帕夏不得不选择在勒班陀附近地区征用了更多的壮丁。

未经多少训练的人上战场并不是什么好事，但人数众多的场面也给基督教舰队方面带来了压力——他们以为情报出现了一些错误，从而静默并开始试图将自己的船排成一字阵列。

如果从上空看去，战舰列阵或许更像是陆战当中经常会出现的列阵一样，基督教舰队和奥斯曼舰队都在试图排成一条线，并分成了一个个的“方阵”——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双方都对桨帆船的战斗能力心知肚明。

尽管安装有火炮，但是加装的3到5门火炮全部都在船首，并指向前方，可以转动的幅度——也就是可供使用的射界相对很小。这样虽然能够尽可能小的减少开炮过程中的震颤和对船只机动形成的不利影响，但是却不利于火力的发挥。且对于桨帆船的设计来说，船首也是可以聚集大量士兵的地方。故桨帆船舰队的进攻能力基本集中在船首，冲击起来时，这种类似陆军战斗的方阵可以在接触的第一时间投射最多的火力，并可以方便士兵快速跳帮。

帆船的船体对于装备了火炮和重型支柱的双方来说基本是不存在什么技术代差的，只要撞面，很容易被冲击或者炮弹摧毁。如果侧舷或者船尾遭到另⼀艘桨帆船的攻击，就只能坐以待毙。所以奥斯曼方面的指挥决定采取向敌人侧翼进行包围的战术，在一开始列阵的时候选择将船只阵列安排成新月型。

这样不仅仅是奥斯曼帝国的标志和象征，还方便奥斯曼方面的舰队可以利用自己机动性较强的优势在近距离混战中切割、破坏敌人的阵型。

最初，双方进场并借助海风来操纵舰船进入交战阵列位置。在列阵过程中，风向对奥斯曼方面的舰队更有利一些，基督教舰队则不得不使用更多的时间来调整舰队阵列。

一场海战，阵列问题竟比陆军战斗还要麻烦。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维持舰队阵型正面的完整和连贯对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基督教方面的桨帆船更沉，速度更慢，所以能够相互支援比各船在接舷战前可以发挥优势火力还要重要，船和船之间的距离必须恰好在一百步左右，这样可以做到不打桨、不脱离其他船只的箭矢和火枪支援范围的同时，防止奥斯曼方面的船强行插入到侧翼来。

但也因为风向问题，这个阵型只能勉强做到排成一线，最后还是会形成前后凸起。奥斯曼方面也不尽然，风力优势使得他们可以快速排成阵列，但当阵列接近完成时，奥斯曼指挥发现“新月”阵型的两翼实在是太靠前了，到了快要脱离阵列的地步。所以他到最后也不得不下令将奥斯曼方面的舰队排成一条线在迎战。

短暂的试探和长久的、沉默的列阵过后，双方便由试探性攻击转入了混战。

奥斯曼人在交战前期试图在近岸方向包抄装备有更多火炮的威尼斯重型船只，因为船重的原因，威尼斯人也不敢靠近海岸，这为奥斯曼方面的侧翼攻击力量留出了机动的空间。冲击开始后，快速移动的奥斯曼桨帆船可谓将威尼斯一翼的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多船在第一时间都被射成了刺猬，甲板上指挥官在箭羽中成片死去。

但是奥斯曼人的侧翼舰队在真的接近威尼斯船时，一部分土耳其人船上的基督徒奴隶哗变了，他们向穆斯林主子们大打出手。而此时基督徒舰队的预备队也冲到了侧翼近岸交战位置，使用火炮猛轰奥斯曼舰队，和顽强战斗的威尼斯人一并加入了反击。

奥斯曼舰队在这一方向上的旗舰在基督徒预备队上来后不久就遭受了重创，船身遭到冲撞，舵被打掉了，然后开始沉没。最后，一身华丽服饰，一看就是指挥官模样的奥斯曼侧翼进攻力量的指挥官舒鲁奇半死不活地被威尼斯人从水里捞了上来，然后给了个痛快，当场被斩首。

除侧翼方向外的其他舰队在混战中可以说就是避无可避了。他们首先是炮战，后弓弩火枪开始发力，双方最终以惨烈的跳帮战斗为结尾，整场战斗极其残酷而血腥。12公里宽的海面上到处充斥着燃烧的舰船残骸，一些被跳帮后的船只船员已经全部死亡，像是鬼船一样在海上飘荡。⼠兵们仍在⽔中挣扎和搏⽃，紧紧抓住梁柱，有不少⼈被淹死。

幸存的穆斯林士兵也没有成片成片的投降，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顽抗到底。以至于没有了武器时，他们还拿起船上存放的各种水果补给向基督徒士兵砸过去，并受到了基督徒的嘲笑。

随着奥斯曼方面抵抗士兵继续战斗的动作，零星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同盟军也不对俘虏有过多要求——战斗结束后的剩余奥斯曼士兵多数沉入了大海。

神圣同盟方面以阵亡7000余人的代价俘虏了奥斯曼帝国方面130余艘桨船和桨帆船，并且在战斗中击沉了50余艘战舰。而奥斯曼方面则损失了大约30000名士兵。

与此前的海战不同的是，在勒班陀大海战当中，火炮赋予了参战舰船超乎往前几个世纪的战斗射程。近现代战术战法的雏形在这场海上大会战当中显露无疑：双方都充分运用了火力与机动战术的原则，每一次交锋都有正面突击与侧面迂回互相支持的影子。

尽管依然是以撞击和近身搏杀结束战斗，但火炮、风帆动力战船的应用并不会随着这些桨帆战船的退役消失，而是延续到了中世纪后的时代，成为了海上炮战新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的一把启发予人的钥匙。

所以1571年勒班陀海战的结束，不仅仅是桨帆动力船海战时代的技术，也标志着中世纪近岸海军时代的结束，“海上陆战”也正在被新的海权思想所塑造，变为真正的舰船与舰船间的海战。

第四节 海洋战略与海军

从古到今，海洋始终都作为人类社会存续、交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而存在。人类对海洋的利用意识从“兴渔盐之利，通舟楫之便”，到维护商业贸易往来，再到控制帝国安全的重要“生命线”，其内涵的海权意识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当战争从一叶小舟走向高舷坚船，再走到火炮轰鸣的时代，抑或是走到雷达导弹都不再成为海战中最高效打击手段的今天，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人类都能够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在海洋当中的“生命线”。

威尼斯人对造船业的贡献，在商船队中发展起来的航海技术，随十字军攻击拜占庭而取得了地中海航道关键位置的殖民地，这些历史图景当中的每一步都为中世纪时的舰船技术的改进和舰船规模的扩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放眼整个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一千年，海军的发展始终伴随于欧亚非交界地的人类游弋于地中海而没有产生巨大的突破。“战争磨砺了技术，技术武装了军队”，在桨帆船的技术框架内，接舷战斗一直是一种核心，也是最后必然会执行的战法。

但也正是在不断的战争当中，船只的技术细节得以被改进，新武器出现并被装备到舰船当中，在动力革新后，这些技术会成为新技术迭代、铺开的基石，并继续为海军的战斗提供经验。

拜占庭人在漫长的统治历史当中形成了大地域、大帝国的土地占领和国土观念，常备舰队这种对于威尼斯和热那亚这种“城邦共和国”来说是极大负担的东西，成为了拜占庭国防安全的基石。

因为要应对穆斯林世界长期的战争，因为有着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国防需求，即使拜占庭的国力在百余年间会像海潮一样发生涨落，但其依然维持了常备舰队的存在，并根据帝国漫长的海岸线对其进行了改制，形成了和英国不同的舰队建设路径。但是也正是因为拜占庭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完善的常备舰队最终伴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弱而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军队将战争推向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如果回到当时，回到历史的一角当中去，我们会发现，当战争从一叶小舟走向高舷坚船，再走到火炮轰鸣的时代，抑或是走到雷达导弹都不再成为海战中最高效打击手段的今天，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在恒久的历史和不断产生又消弭的矛盾当中，人类都能够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在海洋当中的“生命线”。

千年以后的今天，或许我们会站在最客观的角度说“战争也是人类文明交流的一种方式”，于宏观来表达这是一种壮美的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进程，却也是最冰冷、最血腥、最残酷的生存斗争。

与很多人认识所不同的是，在生存的斗争中，弱者如一座最初是避难所的小城邦,并不会永远恒弱。而强如横跨了整个地中海的帝国，也并不会永远恒强。

重要的是，是否真的会有那么一批人，在时代的洪流中着眼于安全，而以燃尽一生的热情，去投入到这种壮美的历史和文明发展的中去呢？ 

我相信，他们一定存在。

参考文献

1. 于波，军事技术进步对海权思想的影响研究[D].北京：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9.7；

2.[美]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4；

3.胡长江，张业， 利奥三世时期海军制度变革初探[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7：75-82;

4.[英]罗杰·克劳利，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

5. [英]罗杰·克劳利，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