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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章 东方樵 写文章好比做菜。对自己的作品，写文章的人与做菜的师傅有着同样的心理，都很在乎旁人的评价。一道菜，尽心尽意地烧好了，端上来却没人动筷子，厨师心里肯定有说不出的失望和悲哀。若是客人抢着吃了，并连声说“好吃”，他的心里就肯定比缎子还光。一篇文章出手后，哪个作者又何尝不是这样？有人说，自己的文章是写给下世纪的人看的，不在乎当代人怎么看，那实在是自欺欺人。我未能免俗，文章写出来了，不论好坏，总希望能多有几个读者。有时文章发表了，免不了主动给熟人看看。后来，却渐渐不再这样做了。有一次，我把一本刊有某篇拙稿的杂志赠给一个也写点文章的同事，可以赌咒，我绝非炫耀。谁知第二天，我见他办公桌上搁着一本厚书，书皮用那本杂志的铜版纸封面包裹着，杂志内芯的命运可想而知。也许他不至于像扬言要用左思《三都赋》盖酒瓮的陆机那么狂傲，但这个细节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也经常有渴望自己的文章能广为人知的朋友问我，他在某报、某刊上发的某篇文章看到了没有，面对这样的询问，我未免心虚而为难。如果确实读过，总得谈点意见，而我生就榆木脑袋不知变通，不习惯于说那些言不由衷的恭维话；如果没有读过，我又不敢谎称读过，对方的目光顿时就会生生地暗下来，眉梢隐隐掠过让人抱愧的失望。有了取辱和为难的经验，替自己想，替别人想，我也就尽可能不在人前提起自己的文章。世上只有非吃不可的饭，哪有非读不可的文章？要别人关注自己的文章，就是在变相地“逼”别人读，既属不仁，也属不智。中国有句老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而我极少有这样的感觉。写文章在我，并不比生小孩子容易，“难产”是常有的事。这并不是对自己要求特别高，而是因为才分不够，常常弄得五技而穷也没法把文章整得比较地满意。我最怕某些选本的编辑要我拿出“得意之作”，那些发表过的东西我都是打磨到精疲力尽了才怀着惴惴之心出手的，实在没有所谓“得意之作”。因此，除了给习作者谈创作甘苦要涉及到自己的文章外，我从来不愿讲自己的作品。曾听一位熟人讲过他在湖北师院进修时上写作课的情形，那位老师主讲诗词创作，像俄国寓言家克雷洛夫笔下的杰米扬一样，老是向学员推销自己的“鱼汤”，结果使学员大倒胃口。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效果总是适得其反的。巴尔扎克说，“有才气的人从来不谈自己的作品”，我很敬佩当年西南联大文学系的那些教授们，尽管这些人文章名满天下，但他们立下一个铁的规矩：编教材概不编入自己的作品。不推销自己的文章，是自重，也是德行。我有两个也许不好的习惯。文章没有成型的时候，最烦人要看，倘使有人未经允许而看了未定稿，我一定有说不出的嫌恶，就像一个正在分娩的孕妇，讨厌那些莽撞的人戳在旁边目睹不雅观的分娩过程。我也不喜欢把文章拿去就教于方家，并不是不谦虚，也不是太自尊，而是这种“就教”往往难以得到诚恳的批评，多半只能听到一些受当不起的溢美之词。人难得不世故，连钱钟书先生那样严肃的学者在称人文章时也语多夸饰，“可敬可佩”啦，“喷珠漱玉”啦，“叹佩之至”啦，这之类的话作者要是信足了，写作上的长进也就到头了。而事情就是这么怪，人们明知言过其实的赞誉是一杯鸩酒，但很少有人谢绝干杯，我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溺死在这样的“杯”里。因此，当吃不准写成的稿子是否过得去的时候，我更多的是“问道于盲”。这个“盲”，就是我的文盲妻子。我把文章念给她听，只要她觉得听不出味儿，就必定推倒重来。我认定，所有的人，不论有无文化都有潜在的文学天赋，作品的好赖都能凭直觉分辨出来，我很珍视妻子的直觉，这直觉比任何人的评判都要真实。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永远写不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我深知自己的文章未入佳境，人家偶或谈起，我总是谦称那些不过是“臭狗屎”。但这自贬，我其实又不愿听的人当真，写每篇文章我都是像绣花一样认真的呀！人心就是这样矛盾着：既不愿张扬自美，又恐人真的不屑。推己及人，我想，每个写文章的人，骨子里怕是多少有点那喀索斯式的自恋，自己的文章，正是作者生命和人格面相的“倒影”。（选自作者散文集《榴园秋雨》） 
东方樵，本名张鹏振，湖北大冶人。武钢职教系统退休职工，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无心的云》《流年飘雪》《榴园秋雨》等散文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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