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小枫 威尔斯及其“公开的密谋”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本文原刊于《天涯》2024年第2期。 在我国读书界，科幻小说名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又译“韦尔斯”“威尔士”）享有声誉已逾百年。早在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就翻译出版了他的《环游月球》。1915年，进步书局出版了留美商科进士杨锦森（1889—1916，字心一）翻译的《八十万年后之世界》和《火星与地球之战争》。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威尔斯的“科学寓意式小说”对我国各色新青年的吸引力持久不衰，“《新潮》《学术界》《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都刊载了有关威尔斯的文章”（陈娟，《威尔斯在现代中国的译介》，载于《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页152）。从1919年至1949年，威尔斯的“盛名”在我国文化界“热”了足有三十年之久。
民国时期的新青年们并非没有注意到，威尔斯也是“写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作家”。尽管如此，当时的新青年对威尔斯同样多产的政治作品的了解，既不完整也相当粗浅，其代表作《公开的密谋》没有受到重视就是显著例子。新中国诞生后，译成中文的威尔斯政治作品仅有《俄罗斯之谜》（Russia in the Shadows，三联书店，1959年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56年出版的《隐身人》是“文革”前的高中生最为喜爱的读物之一，人们一直记得威尔斯的科幻作家身份，他的政治作家身份则逐渐被人淡忘。 1920年9月，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尚处于危难之际，威尔斯曾以政治作家的身份前往考察，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还拜见了列宁。威尔斯本来以为，他将见到一个“喜欢教训人”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未料列宁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他交谈，而且“讲得很快，津津有味，十分坦率，直截了当，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表现，就像一个真正的学者讲话一样”。《俄罗斯之谜》出版后，列宁马上就读了，还不时“在书上做了非常惹人注目的眉批”。威尔斯也许希望美国能出手援助处境艰难的俄罗斯合众国，毕竟两者有相同的历史抱负，他在书中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是唯一可以扮演在最后关头出现的救星角色的大国”——列宁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两条横线。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敢于设想星际飞行的幻想小说家”，威尔斯竟然认为列宁的国家电气化计划“陷进了乌托邦”。 威尔斯既是科幻小说家，又是关切人类社会进步的政治作家，他的科幻小说与其政治作品有什么关系吗？或者说，其政治作品是否带有科幻品质呢？ 1903年2月，时年37岁的威尔斯加入了乔治·萧伯纳（1856—1950，又译“肖伯纳”）等人发起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团体费边社。一个月后，威尔斯在这个社团的聚会上发表了题为“关涉市政事业的科学行政管理区域问题”的演说。威尔斯提出，技术统治的时代已经来临，应该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力发展公共企业，推动社会改革，以解决困扰人类的种种政治弊端。威尔斯在晚年的《自传实验》（1934）中说，他的这次亮相演讲没有在听众中引起“丝毫动静，好像根本没有听过什么似的”。其实，当时的费边社领袖人物悉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对这次讲演印象深刻，他们后来起草的《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某种程度上就来自威尔斯的启发。威尔斯在演讲中还呼吁费边社开展大规模宣传运动，“在世界上引起一场轰动”。由此可见，以写作科幻小说成名的威尔斯颇有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
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威尔斯加入时，该社已有近20年历史。威尔斯入社后发表了一系列政治作品，诸如《正在塑造中的人类》《现代乌托邦》《代替旧世界的新世界》——这些书据说是“在英国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著作”。1906年元月，威尔斯在费边社发表短论《擦皮鞋者的悲惨境遇》，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被费边社第二代高层人士视为“对社会主义宣传最有影响的贡献之一”。 在威尔斯的文字感召下，不少年轻人加入了费边社，并把他视为启蒙导师——威尔斯俨然成了费边社的新领袖。然而，1906年2月，威尔斯在费边社发表演说《费边社的错误》批评社里的老同志后，情况就变了，尽管他的批评口吻十分友善。威尔斯抱怨社团规模太小而且很穷，应该调整政治路线，以形成更大声势。用威尔斯在回忆录中的话来说，费边社不仅仅追求“雅”，不想与金钱沾边，“更有意要把思想从金钱上面推开”，实在不明智。 在威尔斯的推动下，费边社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修改组织建制（发展地方分社）和社会政策，还准备大办刊物和出版书籍。改革措施虽然让费边社成员有所增加，却招致社里老同志反弹——包括介绍威尔斯入社的萧伯纳。威尔斯感觉到自己的改革面临来自老同志的强大阻力，而在萧伯纳看来，威尔斯虽然文才过人，但口才极差，不适合做社团魅力人物。威尔斯后来在自传中多少承认了这一点，他自嘲地写道： ［我］讲演时结结巴巴，声音小得让人几乎听不见，通过一丛根本于事无补的胡须低头说话，讲演中常常很不明智地转换话题，时常纠正自己的话，好像在修改一份草稿。 1909年，威尔斯退出费边社，开始单枪匹马去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 1926年，威尔斯发表了三卷本长篇小说《威廉·克利索德的世界：新天使小说》，长达797页。在威尔斯一生所写的小说中，要数这部篇幅最长。小说以虚构人物威廉·克利索德之口叙述，威尔斯仅仅在“扉页前的注释”中露面。其实，全书有近半篇幅在说教，而说教者正是戴着虚构人物面具的威尔斯。激发此书写作灵感的是一战后美国的繁荣景象，威尔斯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了诸多政治想象，但这并非是威尔斯逐渐转向“教喻叙事”的标志。毋宁说，威尔斯的政治作品几乎无不带有叙事文学色彩，颇有感染力，1905年的《现代乌托邦》就经常被人称为“小说”。 小说叙事固然益于潜移默化，但也容易让所要传达的政治观念模糊不清。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掌握《威廉·克利索德的世界》中的教喻，威尔斯以散文化文风撰写了简洁明快的《公开的密谋》，1928年出版，副标题为“一场世界革命的蓝图”。按照这份想象中的蓝图，大西洋国家的各界领袖和组织者将凭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开展一场“在旧世界的混乱中帮助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威尔斯称之为“一种无预谋和无组织的密谋”。威尔斯承认，这种“重新组织世界”的革命构想本是“乌托邦式”的想法。但是，在“苏联五年计划所带来的精神激励”下，世界各地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沿着'公开的密谋’所预示的路径思考”，因此，“在我们目前危险和不和谐状态下去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想法”不再是一种乌托邦。 其实，威尔斯的“世界革命蓝图”构想与俄国革命政权模仿美国建立合众国无关，而是基于他自己的费边社理想。1905年的《现代乌托邦》已经提出，费边社应该是一个以凭靠技术进步促进人类繁荣的组织者为己任的虔诚武士团。威尔斯相信，新型的科学家和企业界人士有能力把世界整顿得井井有条，只要用他的“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武士们能形成一个领导世界的阶层，“现代的世界国家要完全实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在正统的费边社人士眼里，威尔斯的科技武士理想不过是想要“更加适合于可能具有种种奇想和怪癖的普通人”罢了。 在威尔斯看来，要让“世界革命蓝图”成为现实，最为重要的是施行全球化教育。与费边社的老同志产生分歧后，威尔斯决意独立担负起教育世界的使命。按他自己的说法，要理解《公开的密谋》，需要先了解他的三本大著，即《世界史纲》《生命之科学》和《人类的劳动、财富和幸福》，因为它们“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人类如何为控制自己的思想而斗争”，以及“如何发现正确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智力工具”。显然，威尔斯把自己的这三本书视为宣传“世界革命蓝图”的基础教材，它们共同构成了威尔斯的教喻体系。
《生命之科学：当今关于生命及其可能性的知识概要》部头很大，是威尔斯与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爵士合作的成果，后者是“达尔文的坚定追随者”，即鼎鼎大名的《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不过，此书与《人类的劳动、财富和幸福》（1931）都成于《公开的密谋》之后，首部为理解“世界革命蓝图”奠定基础的教材，其实是威尔斯在1920年出版的大著《世界史纲》。据威尔斯说，这部“对世界历史主要事实的大胆汇编和整理”，起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结束时，他发现人们无法解释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应该产生什么结果”，于是着手重述世界历史，希望由此能“得出一些关于人类政治状况的更有用的结论”。威尔斯故作谦虚地说，这部书写得“既不艺术也不高雅”，而且是在“相当匆忙和激动的状态下”完成的，但同时又说此书销量十年间达到300万册，这足以证明他与世界上“一大群各地的普通人拥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想知道真相”。 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它对理解“公开的密谋”意义何在？ 《世界史纲》面世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的同盟会会员朱经农即将结业回国，他读到此书后非常兴奋，马上撰文介绍给国内读书界，随即引起学界人士高度重视。尚未到知天命之年的梁启超让自己正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梁思成着手翻译这部书，一则练习译笔，二则接受世界史的启蒙教育。译事历时五年，由于《世界史纲》篇幅太大，而梁思成功课又太忙，译者实际上先后有五位，校订者则多达十人，其中不乏当时的学界名流。《世界史纲》受到我国知识界何其隆重的对待，由此可见一斑。 中译本在1927年问世（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逢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世界史的雷海宗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年仅25岁的雷海宗随即撰写书评，称这部书“恐怕是近来外书译品中最无价值的”，若用它来教育中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必贻害无穷。因为，威尔斯是“富有改造社会热诚的小说家”，世界大同是其“信仰的立脚点”，《世界史纲》不过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说杰作”，“本身无史学价值，我们不可把它当作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
威尔斯《世界史纲》（1921年）书中简图 雷海宗一语点出了威尔斯的政治理想——“世界大同主义”，更为恰切的译法应该是“世界公民主义”。尽管有雷海宗如此毁灭性的评说，但在随后短短五年间，《世界史纲》仍然接连有了四个新的中译本。正当我国新青年捧读《世界史纲》之际，日本入侵我国东北的战争行为打断了“世界大同梦”在我国的传播。直到时隔五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之初（1982年），《世界史纲》才又有了全新的中译本，而且是依据威尔斯自己离世前多次订正的版本（1971年版）迻译。译者阵容与梁启超当年组织的译者队伍也不遑多让，其中既有我国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也有著名小说家，而且都有留洋经历。曾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世界史学家吴于廑，隆重推荐此书。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新译本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历史时刻问世，标志着我国的世界史通识教育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语境：我们需要对世界敞开眼界。《世界史纲》的新译本再次接踵而出，迄今已有不下五个新译本，雷海宗的告诫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随着我国在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式教育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比较易欺的国人”已经不复存在，世界公民论的“普世价值”逐渐成为我们的新“常识”。 西方政治人不“易欺”，南太平洋的英联邦成员国政治人相信，如果“一战是理解20世纪历史的关键”，那么，人们有理由担心，一百年后的今天，“欧洲历史是否会在亚洲重演”： 如果中国真的在未来几十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将是自从乔治三世统治英国以来第一个获得这一地位的非西方、非盎格鲁-撒克逊、非英语和非西式民主国家。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不会对现有全球规则和秩序造成任何影响的话，那么只能说他的历史还没有学到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记住的是，欧洲和所谓的“西方”已经对亚洲——尤其是中国——造成了长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陆克文，《1914年的欧洲给2014年的亚洲带来的启示：对一战爆发百年纪念的思考》，见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史蒂文·米勒主编，《下一次大战？：“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陈鑫、程旸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页310，比较页301-303） 这位英联邦成员国政治人物清楚知道《凡尔赛和约》对中国的欺辱，以及“中国共产党让中国有能力摆脱长达一个世纪的外侮——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但他没有提到朝鲜半岛战争，以及美国对新中国的长期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他对美国建立的战后全球规则和秩序的正当性不置一词，只能说他的历史还没有学到家。
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 21世纪初，研究东亚史的美国学者柯娇燕写过一本《什么是全球史》的小册子，据说在我国史学界很受欢迎。她在书中说道，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算得上是世界史书写的转折点或全球史的开山之作，因为他超越了国别史或区域史，面对“人类观念和经验的无穷变化”，致力于提出“一种简单结构或因果关系的解释”。这里所说的“简单结构或因果关系的解释”，即指世界公民论的解释。 按照这种解释，世界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诞生于16世纪至19世纪崛起时的欧洲民族国家，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国家史学的烙印： 进入20世纪以后，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进化与政治解放，有时还伴随着其扩张和控制其他民族的能力，构成了一种原型故事，而所有历史叙述的结构都由这种原型故事所支配。大约在1850年至1950年之间，所有史学或多或少都是与单个民族国家在历史或地理上相关的多个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汇编。这是威尔斯所担忧的倾向，即担忧这种倾向会抑制个体读者洞察历史意义的能力。 柯娇燕教授还说，全球史是“一项新兴事业，有一套明显不同的假设和问题”。但她没有明确说，威尔斯提供了怎样的“假设和问题”，也没有说这种“假设”从何而来。我们在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中则可以读到： 文明在历史上是一件那么新颖的东西，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它又是那么局限于一地的东西，以致它得征服和同化我们大部分人的本性来适应它的需要。我们中间多数人讨厌它的陈词滥调和繁文缛节，游牧的素质勃然而起。我们只是半心半意安家守业之人。我们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既是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上酿成的。 我们那些“比较易欺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读到这样的句子已经不会再问：“文明”是怎样一件“新颖的东西”，在世界历史的早期，它被“局限”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何时又开始“征服和同化我们大部分人的本性来适应它的需要”？我们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已经相信：古代的中国没有“文明”，即便有也是既封建又专制的文明，属于全球化来临之前的糟粕。 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雷海宗的博士论文以“杜尔哥的政治思想”为题。按今天的学科划分，这个论题属于政治思想史而非世界史专业。难怪雷海宗看得很清楚，威尔斯的“世界大同”信仰并非什么新观念，它不过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大才子杜尔哥的“普遍历史”观的翻版。 从专业角度讲，所谓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开创了全球史的说法并不可靠。以通俗散文撰写世界通史开启民智，威尔斯也算不上是第一人，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才是通俗叙述的全球史开山之作。 伏尔泰撰写世界通史意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俗世的普遍性原理”（a profan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1901—1985）告诉我们： 从伏尔泰开始，人们认识了这样一类人：他站在时代之巅，也站在了人类文明之巅。他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知识。他也拥有令人惊讶的丰富知识，涉及物理学、哲学、公共事务乃至宗教问题。他增强着自己的智识能力和道德能力，以至于这些能力成为其他人的标准。［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六）：革命与新科学》，谢华育译，贺晴川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62］ 从伏尔泰的下面这段说法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世界公民论的萌芽： 一切与人性紧密相连的事物在世界各地都是相似的；而一切可能取决于习俗的事物则各不相同，如果相似，那是某种巧合。习俗的影响要比人性的影响更广泛，它涉及一切风尚，一切习惯，它使世界舞台呈现出多样性；而人性则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一致性，它到处建立了为数不多的不变的基本原则：土地到处都一样，但是种植出来的果实不同。（伏尔泰，《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谢戊申、邱公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下册，页532） 这里的所谓“人性”指人的自然性，而“习俗”则指带有道德要求的伦理规定。既然不同的民族或政治体有不同的习俗，那么，世界公民论的政治诉求的关键便在于，用普遍一致的自然人性取代世界历史上“各不相同”的伦理规定。
伏尔泰 威尔斯与伏尔泰相隔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技术发明已经取得惊人的进步，他的“智识能力”也因此而有了划时代的提高，其科幻想象力让伏尔泰望尘莫及。尽管如此，威尔斯的“道德能力”却未见得有所提高。他仍然与伏尔泰保持着相同的精神水平：《世界史纲》与《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都属于“世界大同”信仰的普遍历史叙述，都“梦想着一个同情（compassion）和人道的天堂”，尽管两者所依赖的自然科学实证知识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威尔斯是最后一位百科全书派式的人，他是迟来的启蒙运动之子，甚至在战后欧洲这种不利的舆论氛围下，他仍保留了启蒙运动的信仰：进步、人性、科学，以及一切启蒙运动的那种乐观主义和天真。尽管他没有伏尔泰及其同时代人那种强烈的文人文化，但他有着相似的目标上的普遍性，而且有着思想综合与科学普及的同样天赋。(克里斯托弗·道森，《世界历史的动力》，武可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页267) 伏尔泰迷恋现代物理学和数学，崇拜牛顿力学，威尔斯则是动物学和生物学的科班生，且自称是著名进化论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的“门生”。我们应该知道，威尔斯的处女作是一部《生物学读本》（Text-Book of Biology，1893）。 决定性的差异在于，威尔斯生活在1848年革命之后的时代。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理想既与这场革命有承继关系，又与生物学革命有关。据萧伯纳说，费边社的早期成员大多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信徒，因后者认为社会主义除了“未来的奴役”外一无所有，才与其决裂。 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让我们看到，他是伏尔泰式理想的自觉继承人： 伏尔泰的理想，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文雅世界的理想，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指的是优秀人物，其他的人都不算数——对残忍、粗野或者狂热感到羞耻。 现代的“世界大同梦”虽然基于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但毕竟是一种政治理想。自然科学的信心要演化出现代式的世界大同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还需要一番理性化建构。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康德肩上，他在1784年发表的《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一文，史称现代世界大同主义诞生的理论标志。 康德同样是新自然科学的热爱者，他穷其一生都在研究天体物理。康德的哲学著作以艰涩难懂著称，但在表达“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时，他却尽可能写得通俗易懂。康德把自己视为替“世界大舞台”订立运行规则的开普勒式或者牛顿式的人物，要让人世历史不再是一种“荒诞进程”，而是具有一个“自然意图”。对康德来说，这个“意图”就是“达成一个普遍管理法权的公民社会”，即每个人都“能够与别人自由共存”的“完全公正的公民宪政”。 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意愿的共同体”和“服从的共同体”不过是在模仿康德的原型故事。借助通俗化的叙述，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让康德的“世界大同”的“假设”成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雷海宗所说的我们今天“比较易欺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所信奉的“普世价值”观就滥觞于此。 出版《风俗论》之前，伏尔泰在柏林匿名出版了《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从“地球的变迁”和“不同的人种”谈起，一直写到法兰西王国崛起的路易十三时代。换言之，尽管《路易十四时代》写在《风俗论》之前，但它却是伏尔泰的全球史的落脚点。在伏尔泰眼里，路易十四的时代堪称继腓力-亚历山大时代、恺撒-奥古斯都时代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时代之后，世界史上的第四个伟大时代，而且“可能是四个时代中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这意味着，伏尔泰的全球史或世界大同论以其法兰西成为世界帝国的想象为基础。  威尔斯的全球史或世界大同论会不会是以大不列颠成为世界帝国的想象为基础的呢？如今，这样的问题已经成为论题。至少萧伯纳的国际社会主义论无异于不列颠世界帝国论。第二次布尔战争爆发后（1899），萧伯纳替费边社起草了对外政策文件《费边主义和帝国》，声称鉴于目前还没有一个世界国家接管这两个南非共和国，最好的办法“只能是由英帝国强迫它们根据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管理自己的事情”。在萧伯纳看来，“妨碍国际文明传播的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必须被消灭”，这样的文明原则适用于全球。毕竟，应该由具有国际规模的大国来管理这个世界，“这样的大国瓜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论你赞同还是遗憾，这都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费边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乔治·柯尔虽然对这样的言论感到难堪，他也并没有放弃世界大同主义理想： 作为最终的政府单位，单纯的民族主权国家在世界上已经过时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关键性的服务机构需要在比全国基础还要大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广大区域的货物交换也需要比全国计划还要大的计划。 即便今天——更不用说未来——的货物交换的确需要比全国计划还要大的计划，但如今的西方人会相信，“单纯的民族主权国家在世界上已经过时了”吗？科学技术的进步能让世界走向大同吗？ 无论如何，威尔斯的世界大同主义与萧伯纳的帝国主义仅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异。他在《公开的密谋》中写道： 只要有可能，公开的密谋就会通过启发和劝说来推进，而且它必须前进，甚至从一开始，在不允许它进行启发和劝说的地方，它就必须战斗。它的第一场战斗很可能是为了争取在世界明确传播其思想体系的权利。 我们不能以为，这里所说的“战斗”仅仅是一种道德劝说的比喻——威尔斯接下来就清楚指出： 不抵抗，将活动限制在道德劝说上，不属于公开密谋的计划，在面对不择手段的反对时，创造性思想必须变得具有攻击性，必须明确他们的敌人并发起攻击。通过自己的组织，或通过赞同其思想的、政府的警察和军事力量，这场运动必然会发现自己正在为开放的道路、开放的边界、言论自由和受压迫地区的和平而战。 在这样说的时候，威尔斯明确提到“任何一个英语社会或整个大英帝国”以及“现代大西洋各国”的世界历史使命和责任。由此看来，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不是《公开的密谋》的基础，恰恰相反，“公开的密谋”概念才是其全球史叙述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的崛起，一种美国版的世界大同主义的宏大叙事应运而生：从约翰·兰道尔的《现代思想的形成》（1924）和《哲学生涯》（1960），经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十二卷），到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 《公开的密谋》出版两年后（1930），为了让这幅世界革命蓝图“更加清晰和明确”，威尔斯扩写后再版，并加了副标题“使得一个现代人的信仰更为明确和直白的第二版”。一年后（1931），威尔斯又“大部分重写”，更名为《我们该如何生活？》，但两年后（1933）重版时又恢复了原名，成为定本。 加入费边社那年（1903），威尔斯出版了《种种预测：预言中的实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不久，他重版这部十余年前的旧作时，特别撰写了新版“导言”，其中首次用到“公开的密谋”这个提法，其含义是世界上所有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知识人和其他各类人士致力于打破“所有现存制度、现存限制和束缚”，把世界上的所有部落改造成一个科学的有序的单一世界共和国。威尔斯高调宣称，这一政治理想就是“我的信仰”“我的政治思想的形式”。而在《种种预测》的第一版中，威尔斯还仅仅称这种理想是“非正规的、开放的共济会”。 威尔斯后来在自传中说，《公开的密谋》仅仅是让《种种预测》中提出的世界共和国构想变得更为清晰，因为，在“我和我这一代”，这一构想“正从一种预测的梦想向着一种特殊的计划迈进”。看来，所谓open conspiracy的实际含义是“开放的密谋”，威尔斯希望用这个表达式表明自己与费边社老同志的分歧所在。悉尼·韦伯的一个说法能够证实这一点，他在1920年写道，费边社主张实现有组织的“国际主义”，而“有些社会主义者以及很多自由主义者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坚持那种'普遍的世界公民论’理想”。 威尔斯把自己的世界共和理想称为“开放的密谋”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可能与费边社成立时的命名有关。1882年，英国的几个科学人酝酿成立追求社会主义世界理想的社团，发起人之一弗兰克·波德莫是个新派心理学家，热衷用科学改造社会。他建议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公元前218—前201）时期的罗马名将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采用的著名战略为社团命名。 公元前217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率大军进逼罗马，罗马军队节节败退，罗马城危在旦夕。在此紧要关头，罗马元老院任命时年58岁的法比乌斯为军事独裁官，指望他能挽救罗马。法比乌斯一改“罗马人一贯喜欢积极发动攻势，扩大战争规模”的战法，避免与汉尼拔大军正面决战，而是以无数小规模战斗迟滞对手，“耐心地忍受损失和消耗”，“直到自己的实力相对胜过敌人时再出手”，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法比乌斯本来有个绰号叫“疣脸”，此次战役之后，他得了新的绰号“拖延者”，而他的迟滞战法则被称为“法比乌斯战略”。 Fabian即Fabius的英文形容词写法，“费边社”是我们的音译，若意译当是“法比乌斯社”。弗兰克·波德莫建议用“法比乌斯战略”为社团命名意在表明，这群进步人士主张以无数小改革举措渐进地实现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不是以大决战方式搞社会革命。威尔斯加入费边社后，很可能对这种温吞吞的进步战略感到不耐烦，借用萧伯纳的说法，他是一个“突变主义者”。 玛格丽特·柯尔是乔治·柯尔的夫人，她写过一本名为《费边社史》的小册子。在说到威尔斯的改革倡议引发费边社内部分歧时，玛格丽特·柯尔曾提及，“费边社里有不少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都是“精明的人，每周开会，印传单和起草那些将由一长串的社团和自由派协会批准的决议，借以改造政治和世界”。这让笔者想到，在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中，“拖延者”法比乌斯是个显要人物： 这个人无法使罗马人民相信实行缓兵之计，忍受汉尼拔的推进而不与之交战，对那个共和国有益；因为罗马人民认为这个主意是怯懦，而没有看到其中隐含的那种好处，法比乌斯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向他们证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薛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页288） “拖延者”法比乌斯选择更稳妥的方式迟缓进攻，将自己的冲击力保留到最后，赢得了马基雅维利的称赞——《李维史论》以赞美明智的“拖延者”法比乌斯结尾。威尔斯退出费边社后，随即写了长篇政治小说《新马基雅维利》。在乔治·柯尔看来，除了许多“废话”之外，威尔斯在书中主要“刻薄而又有趣地讽刺”了当时的费边社领袖悉尼·韦伯和比阿特里斯·韦伯夫妇，挖苦他们在泰晤士河河堤上的“穷酸小屋”里“酝酿偏狭的半吊子阴谋家的诡计”。事实上，在退出费边社之前两年（1907），威尔斯就已经把韦伯称为“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人”。 不难设想，威尔斯在《新马基雅维利》中说的那些“废话”，恰恰可能是在表达他反对费边社采用“拖延战法”的理由——尤其是题为“政治的心脏”的第三卷。换言之，威尔斯不赞成费边社的老同志们仅仅“每周开会，印传单和起草那些将由一长串的社团和自由派协会批准的决议”，像一帮地下密谋者。由于不相信如此“拖延战法”能引发一场“世界革命”，威尔斯主张搞“公开/开放的密谋”： 与一般反叛不同的是，这种针对既定事物不断扩大的抗议与反叛，就其本质而言将在阳光下进行，并愿意接受来自各方的参与和帮助。事实上，它将成为一个“公开的密谋”，一个必要的、自然形成的密谋，以调整我们混乱的世界。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李维史论》都有专章论及“密谋”，后者的“论阴谋”甚至是全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章，马基雅维利写道： 如果我所讨论的那些阴谋只是用刀剑而不是用毒药实施的，这是因为所有的阴谋都具有相同的特征。确实，用毒药实施的阴谋更加危险，因为它更加不确定。不是所有人都有下毒的机会，因此必须将此事告知有这种机会的人，而这种使别人参与计划的必要性增加了你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危险。 威尔斯提倡“公开/开放的密谋”是否来自马基雅维利的启发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政治作品因具有“科学寓意式”的叙事风格而更显得是“刀剑”而非“毒药”。 重写《公开的密谋》之后，威尔斯随即写了《未来之物的形貌：终极革命》，费边社人士称之为又一部“乌托邦”小说。其实，威尔斯在书中犀利地评说了1933年6月在伦敦地质博物馆举行的“伦敦经济会议”——史称全球化时代以来的首届世界经济高峰论坛。尽管这次峰会旨在商讨如何应付全球经济衰退，振兴国际贸易，稳定国际货币，但在威尔斯看来，它不过证明了“议会民主的最后破产”，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灾难即将来临。威尔斯在书中还预言，日本军队会在1935年进占北平和天津，并建立起“第二个傀儡国”，1936年将登陆广州。尽管如此，日本对中国的统治将“始终不出大炮的射程和明晃晃的刺刀范围”，因为日军不可能深入中国的西部。的确，日本正“踏着西方的覆辙前进”，但中国也“正在同极大的困难搏斗”，“以发现集体生存的新方式”。这些说法足以表明，《未来之物的形貌：终极革命》不是“乌托邦”小说，而是基于历史现实的预测。至少就对中国的预测而言，可谓八九不离十。 此书很快就有了两个中译本（另一个译本见：威尔斯，《世界之预言》，江樵译，上海：世界评论出版社，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威尔斯随即发表了《世界新秩序》，也很快被译成中文，它鼓舞了正处于抗战艰难时刻的中国知识人（威尔斯，《世界新秩序》，谢元范译，成都：龙山书局，1942）。由此可见，威尔斯的政治作品始终紧贴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同时又锲而不舍地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在《公开的密谋》开篇，威尔斯这样写道： 世界正在经历巨大变革。在过去的50年里，人类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空前迅猛的变化。我们被裹挟而行——无法掌控事件接踵而至的速度，直至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场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变革风暴的力量。 这段话适用于威尔斯的几乎所有主要的政治作品。在差不多一百年后的今天，威尔斯的政治想象与其说早已成为历史，不如说仍是一面历史之镜，如今的我们可以借此鉴照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的巨大变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