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届国展我投了四幅作品，一草一楷，一大字行书一小字行书。大字行书用来问路，小行书和草书是主打，结果是草书先在上海展区入展，大字行书又在广西展区获了奖。我这人学书很不安分，小楷刚有点成绩，便扔下去学行草；小行草刚能入展，兴趣又转向了大行草。这几年光捣鼓大行草了，却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于是我进行了反思：“二王”虽然有人证明可以放大，但我觉得难以解决抒情性，而书法更重要的目标不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吗？光精致有什么用啊！于是我把目光转向了赵之谦、于右任一路率意而轻松的碑派行草。这一写就迷了进去，原来行笔的感觉还可以这样美妙！我写“二王”，一直像在急急赶路，而写赵、于则感觉像在山间小路上散步，边走边体会脚下山石的按摩，边走边欣赏一路风景；我写“二王”好像一直在按部就班，写出来的东西总在意料之中，而写赵、于则感觉总有意外之趣，不只用笔，体势的变化也带来了布白的变化，那些空间像变魔术一样总让我惊喜。国展临近，我用拿手的小行草和楷书创作了三幅作品后，只剩下四天了，心里写大字的欲望又强烈了起来。于是我决定写三条屏，就采用赵之谦的行笔感觉。但又总觉得赵的纵势显得不连续，于是就打算再掺入“二王”。几十张存了好几年的六尺宣被我迅速浪费，写了再改，改了再写……整整三天，昏天黑地，终于被我捣鼓出几条自认为“尚可”的，而截稿日期已到，于是拼接、盖章、寄出。我一直认为书法更应该是一种修养，而不只是艺术。临古的目的，是把自己平庸的手、眼、心改变成为古人精妙的手、眼、心，这个过程是一辈子的事。“人”不改变而妄求“字”之改变，岂可得乎？一定要处理好“写”与“做”的矛盾。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书法要“写”不要“做”，但一幅作品的精益求精还是要“做”的，就是反复起草、实验，气息怎样、章法如何，哪些字平庸了……但推敲后的“蓝图”需要“写”出来，需要有“无意于佳乃佳”的感觉，因此“蓝图”也是灵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