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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春香 自从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奠定客家学研究基础以来，客家学渐渐成为一门显学，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了众多研究者。而这众多研究领域中，客家源流一直是最为学者们所关注的，关于客家源流的专著就有不少。在这些论著中，讨论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客家的来源、客家的迁徙、客家的语言、客家的特质、客家精神等问题上，学者们对客家研究作了大量梳理工作，对创立和发扬客家学贡献巨大，使后辈追随者有清楚的脉络可循。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学者们皆在传统民族史研究方法指导下展开研究，着重对民族源流、人口、特征、社会组织以及分布地域等的考证，对于清晰地认识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有重要贡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客家研究也被学者总结为“民系——文化论”范式下的研究。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族群理论的流行，学者们开始思考族群认同与族群意识的问题，族群理论认为这对于族群的形成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关于“客家观念”“客家意识”形成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突破前人的成果。华裔学者梁肇庭是当代对客家学研究贡献颇大的学者。其遗著《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族性：客家、棚民及其邻居》结合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与人类学族群理论，对客家史研究有全新的理解。他提出13、14世纪是客家酝酿期。直到16、17世纪，因经济衰退，人口迁移，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土客矛盾，客家意识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激发出来，客家才具备了族群的特质。梁先生将族群与文化群进行区别，认为共享文化及传统的只能称为“文化群”，族群是与他者对应的，因此，只有当客家人与其他族群接触并发生磨擦时，才产生族群的自觉感。他开启了客家“族群——认同论”研究模式。 一、作为流民的客民 “客家”作为人群指称，一开始是作为他称出现的，且时时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甚至在书写时被有意污化地加上“犭”旁。但在形成这一污化之称前，其实文献中已有对客民的记载。在修于清代雍正初年的《归善县志》中，记载了明代中期归善县有“异邑民入县”的情况，这些异邑民被称为客民，他们进入惠州租佃土地，因常与当地土人发生矛盾，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这些异邑民中，有兴宁、长乐、安远、武平之人，涉及三省，异邑流入之民其实皆是与其毗邻之地的人民，因移入者数量增多，与土著形成相对的寓居人群。他们因租佃时表现强悍，被认为是“客火”“与贼无异”。又因他们流动性较强，不在当地人口登记之列，形成官府无法控制的局面。作为“流人”的客民在当时对移入地最大的威胁就是他们不受约束，当局无法有效控制，而又因移入人口比当地原住人口还多数倍，造成社会不安与动乱，使当地土著在心理上也难以接受他们。对付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拘其入约，使移民有所约束。 但这种一开始用于约束客民的入约之法却也等于在事实上承认这些客民在移入地居住的合法性，一旦这种合法性得到承认，而客民人口又远远大于本地土著时，其土客之间的矛盾是最初无法预料的。在乾隆《增城县志》中，我们看到本地人对这些外地移入开垦者的不满与怨恨。虽然这些外来佃耕的客民曾为增城创利不小，但因客民在增城落地生根，不断引带、繁衍，使移入地形成宾强主弱的情形，矛盾自然也就生发出来。但一开始，这种矛盾却还只是潜隐的。在文献记载中，撰述者所关注的还只是客民作为流民的身份及这些流民所引起的一些社会问题，在对作为流民的客民诸政策中，也不曾显现任何族群区分的意味。如果说客民有什么显著特征为时人所关注的话，那就是客民强悍的性格，如《归善县志》记载：“闽人犁来……其依山燔岭而樵，负户而汲，多与兴长转徙民垦草土为田，引流泉灌之收获自倍，亦致中富，然俗喜狠斗，男壮遣服皂衣，役官寺持吏短衣相告，言故常乐讼。”在清代嘉庆年间所修的《增城县志》中同样显示了客民在这方面的能力：“客民最健讼，其颠倒甲乙，变乱黑白，几于不可穷诘，大率客民与土人讼，必纠党合谋，客民与客民讼，亦分曹角胜。”但即便如此，也丝何不构成任意族群意义上的暗示。 二、作为族群的客家 作为族群的客家的出现，是在与土著的不断接触与磨擦中产生，而其最初的称呼，则是出于他称。客家人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其最显著最易为人所辨识的特征便是客家话。因此，语言自然成为用以区分不同族群的可显著识别的标志。在族群分野还不明显的时候，客家话就已受人们的关注，在清代早期的香山“或有客话，有东话。客话自城内外及恭常之半为一，通于四境”。在增城，这些说客家话的人尽管迁入多时，却还保存自己的方言，因此人们一听便知：“至若客民隶增者，虽世阅数传，乡音无改，入耳嘈嘈，不问而知其为异籍也。” 而随着土客矛盾加剧，客家由一个方言群发展而成为一个有某种族群自觉意识的群体，嘉庆年间徐旭曾所著的《丰湖杂记》则被认为是客家宣言书。徐旭曾是广东和平县人，在嘉庆年间取得进士资格，主持惠州丰湖书院，时值博罗、东莞土客械斗，他的学生询问关于客家的来源，徐便作了此文，由学生记载下来。他认为“客”是与“土”相对的概念，客家人是中原衣冠旧族的后裔，随宋室南渡，在徐氏的表述中，关于客家的特征中关键有以下几点：客家是中原衣冠旧族的后裔，南迁而来；客家妇女不缠足，勤劳纯朴；客家语言风俗本自中原。惟其有这种族性的自豪感，徐氏坚称，“客者对土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阅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正是因其首次以客家人的身份，对客家源流作如此详细的阐发与宣扬，《丰湖杂记》被视为客家族群的宣言书。在此，尽管徐氏论证了客家人的诸多优点与特性，但认定客家人的标准似乎还是语言与风俗，因其风俗语言与土人异，故而被称为客人。从徐氏“客者对土而言”的认识中，程美宝认为这说明当时的人对于所谓的“客人”尚未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和本质性的界定，而语言风俗仍是认定客人的基础。 在徐氏之后，对客家来源与特性阐述最有影响的是大埔的林达泉。在他的《客说》一文中，认为客家语音为先民之逸韵，有着高度的统一性，他指出，在大江南北语音各殊的情况下，客家音却不一样，而这与客家人来自中原有密切的关系，且客家话具有明显优于其他各种语音的品质。在对客家话强调之外，林达泉论证的另一个要点是客家人的中国性，即强调客家人为中原南迁的“唐虞三代之遗”，是具有正统来源的中华贵胄之后，后人想要识得“唐虞三代之遗风流俗”，就只有通过客家人了解了。这种对客家人中国性的强调进一步将客家人高贵化，而这种对中原起源的在意，很大程度上是与传统的华夷观念相关的。因为在林达泉写作此文之前，在广东西路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土客大械斗，这场械斗持续14年，波及17县，其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陈永海指出，帝国时期客家论述对中原起源的强调，很可能是因为在武力斗争中被指为“蛮族”，而该标签在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脉络中可以构成实际的威胁。也就是说，在斗争中，客家被指称为“蛮族”，不仅是在贬低他们，而且会导致中央在处理地方的武力斗争时，采取对客家不利的措施。在林达泉及当时人眼中，出身中原，华族后裔，代表着一种文化与道德上的高端，确认客家人的中国性，无异于确认客家人在行为上的正当性。 三、余论 客家研究在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研究范式的转换，这正反映了客家研究对主流学术圈的回应。客家社会的形成是人口移动下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创造与自我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造就了客家文化在区域表现形式上的多元性，在族群认同层次上的丰富性，反映了客家人在嵌入地方史与国家史过程中的主动性与互动性。 客家从作为流民的他者撰述到作为族群的自我书写，代表了群体认同的强化，代表了族群意识的觉醒，完成了从文化群向族群的身份转向。而且，对“客家观念”“客家族群意识”的研究，应将其置于不同区域特殊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才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为族群的客家是如何形成演变，如何相互影响，如何形塑言说的。 作者简介： 温春香，女，1980年生，江西宁都人，200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赣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客家研究院院长，客家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赣州市客家联谊会常务理事、赣州市专家联谊会专家、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客家文化、历史人类学、东南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在《世界民族》《民俗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文化表述与族群认同——新文化史视野下的赣闽粤毗邻区族群研究》，编著《赣南民间文书》一辑十册；主编著作4部。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1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等课题10余项。讲授《田野调查与史学研究》《历史人类学》《客家研究前沿讲座》等多门课程。曾荣获校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十佳青年教职工、先进女教职工、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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