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克诚坚持“毛主席”称谓的事发生在四十多年前。 西历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高度赞颂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驳斥了企图全盘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邪流，在当时混乱的政治思潮中发出了正义的金石之声。几个月后，鉴于当时邪流仍然猖獗的状况，黄克诚把讲话记录整理成文章，准备在《解放军报》发表。发表之前，黄克诚请邓小平审阅，邓小平赞同发表并让胡乔木作文字修改。胡乔木将文中“毛主席”的称谓都改成了“毛泽东同志”，黄克诚反对这样改，说：我认为不应该修改“毛主席”的称谓，这么改我从感情上过不去，还是用“毛主席”好。最终，文章按黄克诚的意见发表了，即西历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见 https://mp.weixin.qq.com/s/ZVRKUM4kTd7fkOeBXi2bUA） 应该说，在西历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确提出了“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毛主席”这个称谓是历史形成的，它并没有强调“官衔”的意思，而是体现着对毛主席领导中共革命的充分认同。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公开发出禁止使用“毛主席”称谓的“红头文件”，但在一部分党内外“高层人士”中掀起了否定甚至谩骂毛主席的强大声浪，是否顺应这种声浪甚至隐隐然成为能否重用的因素之一，这时候，尊称“毛主席”的声音显然是与之不太“协调”的。可以说，当时胡乔木的作为既符合显性的中央要求，又暗合某种隐性的政治思潮，而黄克诚的坚持则颇为“不合时宜”，难能可贵。 如果说胡乔木当年更改“毛主席”称谓还可以拿出一点儿摆得上台面的“道理”的话，孟伟哉后来更改自己小说里的“毛主席”称谓则有点儿拙劣。 孟伟哉写的讲述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于西历1976年12月、西历1979年6月出版，其中不少地方提到毛主席。但在西历2014年出版的《孟伟哉文集》中，《昨天的战争》里凡是“毛主席”的称谓，不管是故事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都改成了“毛泽东同志”甚至“毛泽东”。（《孟伟哉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西历2014年出版）这种做法，自然表示现在的孟伟哉与当年的孟伟哉相比，思想意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对革命领袖的态度变了。然而，“毛主席”的称谓现在也不违法，不存在必须更改的理由；在小说描写的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更是志愿军指战员衷心尊崇爱戴的领袖，“毛主席”这个名字是引导他们英勇战斗取得胜利的旗帜，小说中的他们口中提到“毛主席”完全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因为思想意识变了，就抹去自己写的小说中“毛主席”的称谓，既是不尊重历史，实际上也损害了自己的作品。 称“毛主席”，或者是称“毛泽东同志”，一般来说并没有褒贬的不同，但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称呼的不同却耐人寻味。黄克诚从井冈山时期开始跟随毛主席进行革命武装斗争，亲身经历了在毛主席领导下排除万难取得革命胜利的全过程，相比之下，胡乔木的革命资历浅得多，但从延安时期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到后来被重用为党内文化宣教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基本上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两人的关系更密切；黄克诚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后受到比较重的处分和冲击，胡乔木在文革中遭到一定程度的冷遇而赋闲在家；“历史转折”后，黄克诚在否定毛主席的声浪中重申毛主席的伟大功绩，胡乔木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毛主席的否定；有关“毛主席”称谓的不同做法微妙地反映出二者的差异：黄克诚感到不称呼“毛主席”而直呼其名，“我从感情上过不去”，胡乔木则显然没有这种感情负担。 不过，最主要的还不在于称谓不同体现出的感情问题，而在于感情背后反映出的思想意识问题。黄克诚表面上是坚持一个称谓，实质上坚持的是毛主席指出的革命目标：对外制止侵略，对内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平等公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历史转折”后某些势力对毛主席的否定，本质上就是要否定这个革命目标。胡乔木和孟伟哉对“毛主席”称谓的更改，其实是这种否定开始或者是这种否定持续的表现形式之一。 |
|
|
来自： 昵称21405352 > 《人民.英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