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传 上

家世与出身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伟大的诗人里的一个，由于他对祖国与对人民的热爱，写出许多反映与批判现实的、不朽的诗篇。在过去，无论在多么黑暗的统治下，这些诗都不曾停止放射它们的光芒；如今，人民获得了政权，祖国的前途呈现出无限光辉的美景，更没有任何事物遮蔽它们的光芒的放射了。他出生在一个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家庭里。他怎样从炫耀自己的家族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的局限体验到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的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中间他经过了不少艰苦的过程和矛盾。这部传记要试验着述说他在他的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在写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

杜甫是晋代名将杜预（二二二——二八四）的第十三代孙。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杜预的少子杜耽为晋凉州（甘肃武威）刺史，杜耽孙杜逊在东晋初年南迁到了襄阳，任魏兴（陕西安康西北）太守，他是襄阳杜氏的始祖。逊子乾光的玄孙杜叔毗为北周硖州（湖北宜昌西北）刺史。叔毗子鱼石在隋时为获嘉（在河南省）县令。鱼石生依艺，为巩县令，迁居河南巩县。依艺生审言，为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为奉天（陕西乾县）县令，是杜甫的父亲 ［1］ 。杜甫的远祖是京兆杜陵人，所以他自称“京兆杜甫”；他又属于襄阳杜氏的支派，所以史书上说他是襄州襄阳人；他降生的地点则在河南巩县。

杜甫在他给他第二个姑母写的墓志铭里提到他的家世：“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唐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他在《进 赋表》里也说，他的祖先自从杜预以来，就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我们读了这两句话，再看一看前边的那串世系，他的祖先多半充当过太守、刺史、县令一类的官吏，我们便不难看出，杜甫是出身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租税，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享有许多封建特权。它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帝王，统治人民。到了杜甫降生后，他家庭的声势已经不如往日煊耀，渐渐衰落下来，但是元旦聚会，仍然被乡党赞羡，每逢婚丧，远近的亲友都走来观礼。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方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寻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此外他从他的祖先还承袭了些什么呢？下边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杜甫在他的诗里常常推崇杜预和杜审言，前者由于他的事业，后者由于他的诗。杜预多才善战，被人称作“杜武库”，对东吴作战时，因为精通战略，在民间引起“以计代战一当万”的歌谣，随后中原的文化传布江汉，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懂得法律、经济、天算、工程，又是《左传》的研究者。他的后代，人人都为了是他的子孙感到光荣。他是杜甫的一个理想的人物。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曾经在杜预坟墓的所在地首阳山下居住，写过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他晚年飘流荆楚，也时常想到杜预：他在荆南颂扬卫伯玉，说伯玉镇守荆州，是继承杜预的事业；后来他在衡州想北去襄阳，也立即想到“吾家碑不昧”，这指的是杜预当时被名誉心所驱使、“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的记载自己功勋的两块石碑。

文殊变局部，山水，盛唐，石窟壁画，纵62厘米，横129厘米，敦煌莫高窟第172窟东壁北侧

至于杜审言（六四八？——七〇八），则在杜氏家中除去“奉懦守官”外又添上一个新的传统：诗。杜审言少年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共同被人称为“文章四友”。他的诗的地位，与较晚的宋之问、沈佺期齐名，因为他们是五言律诗形式的奠定者。齐梁以来，诗人脱离现实，崇尚形式，钻研格律，到初唐时律诗已经形成，此外宫廷应制，向统治者歌功颂德，更给这种诗体以发展的机会。可是沈宋的律诗长不过六韵八韵，很少到十韵以上的，而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就长到四十韵，当时称为名作。排律到了杜甫手里，得到更大的发展，元稹曾经这样称赞杜甫的排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我们现在看来，杜甫伟大的意义绝不在于排律的成功，排律在杜诗里反而属于创造性比较贫乏的部分：但是这种诗对于杜甫却是家学渊源，关于这一点，从北宋起就不断有人提及。杜甫本人也以“吾祖诗冠古”自傲，并且在他的儿子宗武生日时他也谆谆告诫：“诗是吾家事”。

宋之问和沈佺期都是“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崇尚形式的诗人，同时也是武后的弄臣，他们依附张易之兄弟，醉心利禄，谄媚无耻。杜审言虽然没有多少恶劣的行为，但从他在武后面前高诵《欢喜诗》以及与张易之兄弟相勾结看来，也不能算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诗人。并且他自高自大，夸张甚于实质，当时就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傲慢的言行：他自己常说，他的文章超过屈原宋玉，他的书法胜过王羲之。这种夸大的性格，杜甫多少受了他的影响。杜甫壮年时，在政治上自比稷契，想致君尧舜，在文学上他把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都不看在眼里，这种高自称许固然是唐代一般文人的习气，也不能不说是有些祖父的遗风。

在当时，家族观念支配人们的一切行动，若是有人为了父兄的不幸，不惜任何牺牲来报仇雪恨，便被称颂为崇高的德行。杜甫的父系中也不缺乏这样的人。杜审言的曾祖杜叔毗事母至孝，为兄报仇，成为一时的美谈，可是年代久远了，对杜甫也许不会有多大影响。但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杜甫的叔父、审言的次子杜并（六八四——六九九）身上。武后时，杜审言被贬为吉州（江西吉安）司户参军，与同事不和，司马周季重受了司户郭若讷的蛊惑，诬陷审言，把审言关在牢狱里。杜并年十六岁 ［2］ ，看见父亲遭受这样的冤屈，他饭菜都吃不下去，形容憔悴，却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愤恨。一天，周季重在府中宴会，他乘人不备，用短刃猛刺季重，季重受了重伤，杜并当场被人打死。季重受伤不治，临死时，忏悔着说：“我不知道审言有这样的孝子，郭若讷把我害到这种地步！”审言因此得救，回到洛阳。洛阳的亲友听了这个故事，都深受感动，说杜并是孝童，苏颞给他作墓志，刘允济作祭文。后来杜甫也以他是孝童的侄子为荣。

内人双陆图　该图的“内人”即宫中之人，“双陆”是一种始于魏晋南北朝，盛行于唐代的棋类活动。

我们再看一看杜甫一向被他的研究者所忽略的母系。杜甫的母亲出于清河崔氏，她在杜甫幼年时就死去了，在杜甫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在他的诗里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母亲。但他提到他舅父的地方很多，自然这些舅父未必是母亲的亲兄弟：在白水，在梓州、阆州、夔州，最后在潭州，他都曾经和崔家的舅父或表弟们相遇，并且有诗送给他们。他在夔州向表弟崔公辅说，“舅氏多人物”，在潭州向舅父崔伟说，“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推想他的舅家是一个盛大的家族。可是这盛大的家族，尤其是在他母亲直系的血统中，却含有浓厚的悲剧成分。

阆苑女仙图卷，五代，阮郜，绢本设色，纵42.7厘米，横177.2厘米。

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子李慎被封为纪王，任襄州刺史，是一个较为开明的贵族，与越王李贞齐名，当时人们把这两个兄弟合称“纪越”。武后执政时，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极大的磨擦和矛盾。许多高祖（李渊）和太宗的子孙都遭受到武后的杀戮。李贞起兵讨伐武后，失败后，李慎也牵连下狱，改姓虺氏，配流岭外，走在中途便死去了。李慎的次子义阳王李琮也被拘入河南狱，他的一个女儿嫁给崔氏，天天穿着草鞋布衣，面容憔悴，徒步出入狱中，送衣送饭，在洛阳的街上往来，使许多人受了感动，人们说她是“勤孝”。后来李琮和两个弟弟配流桂林，都被酷吏杀害。李琮的儿子行远、行芳也配流巂州（西康西昌），六道史用刑时，行远已经成人，应该被杀，行芳还在童年，得免一死，但是行芳抱着行远啼哭不放，请求替他的哥哥死去，最后两个人都同归于尽。西南一带的人伤悼行芳，说他是“死悌”。勤孝、死悌，这些悲惨的故事，都荟萃在李琮的子女身上 ［3］ 。他的女儿就是杜甫的外祖母，行远、行芳是杜甫母亲的舅父。

杜甫外祖的母亲又是舒王李元名的女儿。李元名是高祖的第十八子，太宗的弟弟。武后永昌年间，被特务头子来俊臣的党羽丘神 陷害，配流利州（四川广元），不久也被杀害。后来杜甫在夔州与高祖第十六子道王李元庆的玄孙李义相遇，临别时他写给他这样的诗句：

神尧（指高祖）十八子，十七王其门，

道国（李元庆）及舒国（李元名），实维亲

弟昆。

中外贵贱殊，余亦忝诸孙。

——《别李义》

杜甫的外祖家虽然是一个盛大的士族，和最上层的统治者通婚，但它承袭下来的并不是贵族的豪华，而是悲绝人伦的惨剧。所以杜甫与他的姨表兄弟荥阳郑宏之在洛阳北邙山曲合祭他们的外祖父母时，他写过一篇充满悲凉气氛的祭文，叙述到这些惨剧，一开始便说：

缅维夙昔，追思艰窭，当太后（武后）秉柄，内宗如缕，纪国则夫人（外祖母）之门，舒国则府君（外祖父）之外父……

——《祭外祖祖母文》

从不充足的史料里我们寻索出一些杜甫父系和母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这叙述是不完全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对于杜甫伟大的成就并不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历代祖先的“奉儒守官”不过促使杜甫热衷仕进；杜预只给他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杜审言傲慢夸大的性格对于杜甫与其说是有利的；毋宁说是有害的；血族报仇与孝悌的家风只是更加强杜甫的家族观念；母系祖先的冤狱也只能在杜甫诗中多添些悲剧的气氛。这些对于杜甫的发展不但没有多少帮助，反倒可能起些限制作用。至于真正帮助他的发展而决定他的成就的，和他的家世出身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开元时代由于社会繁荣产生的高度文化与天宝以后唐代政治和经济所起的重大变化，是他早年“读书破万卷”的努力与中年以后的与人民接近，体会人民的情感和生活，吸收了不少的人民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他在某些时期内超越了他自己的阶级局限，看到他的阶级以外的事物，虽然他一直到他的晚年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掉他的家世和出身所给他的主要是消极方面的影响。

* * *

［1］ 这世系是参考《元和姓纂》和岑仲勉的《校记》排列的，有几处纠正并补充了一般杜集中杜氏世系表的错误和缺陷。

［2］ 罗振玉编的《芒洛冢墓遣文续补》中栽有洛阳出土的《杜并墓志铭》。墓铭里说杜并“春秋一十有六”，可以纠正《旧唐书·文苑传》“审言子并年十三”的错误。

［3］ 张说的《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记载这一家的悲剧，甚为详细。

童　年

公元七一二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杜甫生在河南巩县的瑶湾。这时他的父亲杜闲已经过了三十岁，母亲在他降生后的几年内便死去了，他的诗里一再提到的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的。幼年时，他曾经有一个时期寄养在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二姑母的家里。这姑母是一个事事都舍己为人、不懂得自私的女子。有一回，杜甫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严重的时疫。她焦心苦虑，看护这对表兄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先照顾没有母亲的侄儿，后照顾自己的儿子，最后是侄儿的病渐渐有了转机，恢复健康；儿子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不免于死亡。

杜甫当时年幼，还没有记忆，他既不知道患过这场重病，更不知道姑母是怎样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救活了他的生命。他长大后，人们告诉他这段故事，成为他心灵上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事在他生活的开端给他暗暗地涂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杜甫自己也说，“少小多病”，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但他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时代。这时中国统一已将及一百年，农村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商业和手工业，甚至简单的机械，都有相当的发展。人民在这时自然也健壮起来，无论在体质上或精神上都具有坚定的自信心，去承受、去采用许多外来的新鲜事物，而不感到任何危险。所谓胡族的影响，虽说南北朝时即已开始，但情形却迥然不同：南北朝时我们只看见中国文化在外族武力的侵凌下随着偏居江南的政权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萎靡下去，到了唐代则宾主分明，所有外族的文物，无论是美术、建筑，以及服装用具，只要传到中国来，都足以促进中国自己文化的发展。所以当时中国的门户是敞开的，外国人有的由陆路经过敦煌、涼州直达长安，有的由海路经过广州、泉州，北上扬州，胡商的足迹遍海内，胡僧的寺院麇集两京，西域诸国许多有专门技术的人都愿意到中国来显一显身手；汉人看着这些外族既不感到什么威胁，外族人到这里也往往得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陶制烛台　这件陶灯主要由座、柄、盘、盏四部组成，灯的形制似古代豆形灯，浅盘，盘心承托起一敞口小灯盏，犹如一个小碗置于盘上。灯柄上细下粗，作竹筒状，并自下而上装饰以一圈圈整齐细密的弦纹，灯座为覆盆状，体形硕大突出，给人以稳重大方之感。釉色鲜艳华丽，斑纹交错。整个器物于庄重典雅中又显出颀长秀美。

自然，西域诸国的音乐和舞蹈也沿着交通大道河水似的流入中国，这些生力充沛的节奏便在汉人的生命里注入新的血液，增添了新的营养。所以在人民中间，甚至在宫廷里，人们都愿意在工作的余暇有一个时期沉酣在这些使人嗅到大漠中犷野气息的歌舞里，因为从南朝传袭下来的柔歌曼舞在这时对于他们过于软弱了。就以名称而论，像旧日的《采莲曲》、《后庭花》和《胡旋舞》、《胡腾舞》相比，是显得多么娇弱而无力！

反弹琵琶，吐蕃时代，石窟壁画，是敦煌绘画中艺术表现手法最具特点的画面，也代表了敦煌艺术的最高绘画水准。其绘画色彩和舞蹈动作明显带有西域少数民族的特点，是盛唐时期对外交往的友好见证。

但是有些胡舞也使一部分“稳重之士”对于世风起了无限的隐忧，其中最受人攻击的莫过于在严冬时节举行的裸体的泼寒胡戏与从泼寒胡戏演变出来的浑脱舞了。当时有人上疏皇帝，希望政府能够下令禁止。对于前者，他们说，裸体乱跳，成什么体统，互相泼水投泥，更不成样子。至于后者，他们以为这个名称就很难听，舞者穿着锦绣的衣裳，有害女工，旗鼓喧哗，简直是战争的景象。后来泼寒胡戏在七一三年（开元元年）被禁止了，但是浑脱舞却在大小城市更为流行。

浑脱舞不但风行一时，而且变化很多，它常常和其他的舞曲汇合，演变出新的舞曲。武后末年，就有剑器舞与浑脱舞相合，叫作剑器浑脱。开元初年，精于剑器浑脱的，教坊舞女中，首推公孙大娘。杜甫六岁时，在郾城的街衢上看过一次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这在他的生活里也许是最早一次难于忘却的富有意义的经历，他五十年后在夔州耳聋多病时回想起这童年的印象，还历历如在目前。

剑器是健舞曲，舞女戎装打扮，一起舞就使人想到战争。唐人姚合在他的《剑器词》里说：“今日当场舞，应知是战人”；又说：“今朝重起舞，记得战酣时。”它与犷野不羁的浑脱舞相合，我们更不难想象这舞曲在一个舞女身上要求怎样大的一种雄浑的力量。但是公孙大娘不只能应付这个要求，反而绰有余力支配这个舞曲，固此她在教坊中是舞蹈的第一名手，同时也被人民爱好，和歌手李龟年一样成为梨园传说里最有声色的人物。直到晚唐，她还一再被诗人们称颂，郑嵎在《津阳门诗》里说，“公孙剑伎方神奇”，司空图则在《剑器诗》中感慨当年的情景，“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人们一提到开元时代的剑器舞，就必定提到公孙，公孙和剑器几乎是不可分的，这正如张旭之于当时的草书，吴道玄之于当时的壁画。

巾舞，唐显庆三年，墓室壁画，高116厘米。

七一七年（开元五年），杜甫随着家人寄居郾城，他得到机会观看这个名家所舞的剑器浑脱。这种舞，有人说是空手而舞，有人说是执剑而舞；近来四川出土的古砖，其中有描绘舞剑器浑脱的，舞者则手持双剑 ［1］ 。现在，我们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里看一看当时的公孙大娘在怎样一种热烈的情况中施展她的神技：在一个六岁儿童的眼目中，四围的观众好象雄厚的山围绕着一片空场，一个戎装的女子在空场上出现了，四围充满寂静，充满紧张，等到她一起舞把这紧张的局面冲破时，人们好像失去固有的一切，被牵入一个激动的、战斗的、变化莫测的世界里了——

（剑光）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仙）骖（驾驭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日落、龙翔、雷霆的震怒、江海的清光，是舞者从舞蹈里创造出来的世界，但她又被这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笼罩着，分明是舞者主宰这个气氛，又好像这气氛支配着舞者。在这样的景况中，四围的人谁还有能力把握住自己，把握住舞者在瞬间万变中的一个舞姿、一个舞态呢？

《茶经》分3卷10目，七千余字，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种茶经验，包括茶的起源、种类、特性、制法、烹煎、茶具，水的品第、饮茶风俗、名茶产地以及有关茶的典故，是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

这对于六岁的杜甫是一个新的启发。他儿时多病，只惯于姑母的慈爱，只惯于一个礼教家庭的生活，如今他看见一个女子的身躯创造出一个这样神奇的世界，他的视线展开了，他呼吸到外界新鲜而健康的空气。我们只要读一读《舞剑器行》的序，里面特别提到张旭在邺县看完了公孙大娘舞的西河剑器，体会到舞蹈的神韵，从此草书更有进步，我们便可以推想，杜甫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在怀念他儿时的这段难得的经历。

那时因为一般的生活安定，到处流传着所谓祥瑞出现的消息，各地的官吏都爱捏造些某处有瑞草产生、某处有凤凰飞降的新闻报告给朝廷，以讨得君王的欢心。杜甫也常常听到这类的传述，如今他由于公孙大娘的舞姿，不难在他儿童的幻想里看见凤凰的飞翔，所以他在第二年七岁起始学诗时，一开首就作了一首歌咏凤凰的诗。

杜甫，这个歌颂了人间与自然界许多壮美事物的诗人，生物中除却马和鹰外，在他诗里占有重要位置的就要算想象中的凤凰了，不管作为直接歌咏的对象，或是作为比喻，提到凤凰的地方不下六七十处。但是这首七岁儿童的凤凰诗和他少年时所有的许多诗文一样，都没有流传下来。

杜甫九岁时，就惯于书写大字，临摹虞世南的书法。他后来对于书画在理论上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可能在童年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艺术修养。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江帆楼阁图》，为李思训所作，图中江流空阔浩渺，风帆飘举。画以细笔描绘山石外廓，长线勾勒峰峦结构，略作皴斫，布以青绿重色。与展子虔《游春图》相比，另有一种雄浑淼远的气势。

在这情形下，我们已经难以设想杜甫是一个病弱的儿童，我们只觉得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所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他不断地作诗、写字、学习，然而他并没有失却童心。他在成都回忆他的童年时，他这样说——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百忧集行》

杜甫生在巩县，巩县距洛阳不过一百四十里，他有一个时期寄养在洛阳姑母的家中，他的童年可能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当时的洛阳也正发展到极盛的阶段。洛阳在唐高宗（李治）末年已成为第二个国都，武后称帝后改称周都，经过武后二十余年的经营，它已经是政冶、经济、文化的中心。七〇六年（神龙二年）十月，中宗（李哲）迁回西京，洛阳始终没有失却它重要的地位。洛水，漉水虽然常泛滥成灾，但这个城市仍然是蒸蒸日上：一切建筑规模，处处要与长安媲美。至于经济情形，因为它是江淮租米漕运转输之地，东西交通要道，所以比长安还要富庶。并且从隋代以来，关中每逢歉收，当地的农产不能供给长安统治集团消耗时，皇帝就率领着他的宫卫百官“就食”洛阳，致使中宗把这种“行幸”东都的皇帝称为“逐粮天子”。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也一再由于这种原因“行幸”洛阳，所以他的近臣除却在长安外，在洛阳也设有邸宅。

杜甫身受洛阳文化的熏陶，在他常常上树折取梨枣的年龄，已经由于他的诗文在洛阳显头露角了。洛阳名士如崔尚、魏启心等见了杜甫的作品，都为之惊赏，说他的出现无异于班固、扬雄的再生。在七二四年（开元十二年）十一月，玄宗率领着百官贵戚又到了洛阳，因为封禅泰山，洛阳又成为政治的中心有三年之久。杜甫在这时被当地的前辈援引，时常出入于精通音律的岐王李范与玄宗宠臣崔涤的邸宅，他在他们那里得到机会，一再听到举世闻名的李龟年的歌声。这歌声也像公孙大娘的舞蹈一样，使他难于忘记，直到他的晚年，在潭州（长沙）与李龟年偶然相遇，想到当时的情景，还写出这样四句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崔涤）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

* * *

［1］ 关于剑器舞的舞者手里有没有剑，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人根据《文献通考》、《札朴》和一些杜诗的注解说公孙大娘不应该手持双剑。但是唐人的诗如姚合的《剑器词》、郑嵎的《津阳门诗》里边都提到剑，就是杜甫的《舞剑器行》的一些诗句也是解为形容剑光比较更为恰当。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考证，白居易《立部伎》一诗中的“舞双剑”就是剑器浑脱舞。就目前所能提到的材料，作者认为剑器舞的舞者手中有剑。

吴越与齐赵的漫游

杜甫在他从二十岁（七三一）到二十九岁（七四〇）的十年内做过两次长期的漫游，漫游的区域是吴越和齐赵。在唐代的诗文小说里我们常常读到，一个读书人在他青年时往往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漫游时期。这漫游被人渲染上一层浪漫的色彩，正如李白所说的，“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事实上，这种远游自有它物质上的原因，所谓“四方之志”不外乎给自己的生活找出路。所以有人在考试以前，就走出家乡，到人文荟萃的都市，用言语或诗文作自我的宣传，结交有权威的人士。如果得到这类人的吹嘘，让社会上先知道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来考试，就比较容易及第了，因为一般考官判断的能力薄弱，他们的取舍往往以投考者的声名为标准。也有人考试落第了，在京城里没有出路，只好走到外地州郡，拜谒当地的首长，请求他们援引，在他们幕府里求得一个工作的地位。更有些贫穷落魄的文人，连一个工作的地位也不敢希冀，只求能够把自己创作的诗文呈献给某某达官贵人，由此而获得一点生活的费用，或者甚至是一顿饭、一件衣裳。杜甫的朋友高适在早年就是这样的诗人里的一个。

这是他们漫游的主要原因。此外自然也有所谓求仙的、访道的、问学的，这只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但他们离开狭窄的家乡，看见异乡的山水与新奇的事物，遇到些幸福的或不幸的遭逢，自己也会感到一种解放：他们开扩了眼界，增长了经验，丰富了生活。如果是诗人，也会因此写出视界较为广远的诗歌。杜甫在漫游时写过不少的诗，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能够读到的只有两三首。这两三首诗比起他后来爱国家、爱人民的长篇巨制，不过是小小的萌芽，里边包含的东西还很单纯，但它已经能以预示从这萌芽里会发展成一棵坚强的、健壮的树木了。

骑马人物图，唐，绢本设色，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反映唐人骑马图，现藏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

七三〇年（开元十八年），杜甫曾经北渡黄河，到了郇瑕（山西猗氏）；这里他停留的时间很短，不能算是漫游的开始。那年洛水、瀍水泛滥成灾，冲毁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沉溺许多扬州等地开来的租船，千余户居民的住房也都倒塌了，杜甫一度到郇瑕，可能是躲避水灾。至于他漫游的开始，则在次年他二十岁的时候。他自己也说，浪迹于国内的丰草长林间，“实自弱冠之年”。

这正是唐代社会发展到最富庶的时期，从开元初年到天宝初年延续了三十年之久，杜甫后来在成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这样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丝商不绝于道），男耕女桑不相失。

——《忆昔》

从这几句诗里可以知道，当时由于劳动人民辛苦的工作，米粟充实了仓廪，商贾在路上络绎不绝。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大道上驿站旁的店肆里都备有丰富的酒馔和供客乘用的驿驴，行人远行数千里，身边用不着带食粮，也用不着带兵器。水路有沟通黄河与淮水、淮水与长江的运河，从江南乘船可以直达洛阳，成为运粮的要道，这也是唐代统治者生活上最重要的命脉。杜甫第一次的漫游就沿着这条水路，经过淮阴、扬州，渡过长江，到了江南。

他往江南，不是没有人事上的因缘。他的叔父杜登是武康（浙江湖州）县尉，还有一个姑丈，名贺 ，任常熟县尉。他们在这一带地方作县尉，不一定同时，可是从这里可以知道，杜甫的亲属与江南是有一些关系的；直到安史乱后，他的姑母还有留在那里的，所以他在成都时有“诸姑今海畔”那样的诗句。——这时因为物价低廉，米一斗不过十余文，绢一匹不过二百文，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的杜甫，生活上不感到什么艰难，他的出游虽然和当时的一般青年人一样，自有它物质上的原因，但他却由此认识了中国最美丽的山川的一部分，并在这里温习了一遍过去的历史。

唐初的文艺并没有随着政治的改革演变出一个新的面貌，一切还承袭着六朝的传统，作诗的人们专门在词藻和声律上下功夫，写出来的诗歌缺乏真实，没有内容，比六朝时代的诗还更少生气。到了“四杰”，宫体诗才在卢照邻（六三七——六八九？）骆宾王（六四〇？——六八四）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勃（六四九——六七六）杨炯（六五〇——六九五？）时代才从台阁转到江山和塞漠 ［1］ 。约在杜甫降生前的二十年，我们听见陈子昂（六六一——七〇二）在幽州台上发出——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那样雄壮的绝唱，这是齐梁以来二百年内难于听到的声音。这个诗人认为当时的文风太萎靡，太颓废了，既不能反映时代，也不能与新兴的音乐、美术、舞蹈相配合，他主张在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健康的歌声。只可惜当他四十二岁的壮年，在家乡（四川射洪）被贪污的县令诬陷，屈死狱中，他对于他同时代的诗人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

杜甫生长在洛阳文化的气氛里，早年学诗，除了接受祖父杜审言的诗法外，还得要在六朝的诗人里去寻找他的楷模，因此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鲍照、庾信等人的诗都成为他学习的榜样。至于陈子昂的呼声，他在壮年以后才深切地听到，这时他纵使听到了，也许还没有给以相当的注意。

现在到了江南，也就是到了二谢、阴何、鲍庾那些诗人所歌咏的地方，他置身于那里秀丽的山水中，该当多么兴奋！他在姑苏拜访了吴王阖闾的坟墓，游览了虎丘山的剑池；走到长洲苑，正赶上荷花盛开；走出阊门，拜谒太伯庙，庙影照映在一片宁静的池塘里。他也起过这样的念头，想登上浮海的航船，去看一看人间传述的海外“扶桑”到底是什么景象，因为顺着扬子江可以驶入通往日本的海道。但他并没有能够东去大海，只是渡过钱塘江，登西陵（萧山县西）古驿台，在会稽体会了勾践的仇恨，寻索了秦始皇的行踪。五月里澄清的鉴湖凉爽如秋，湖衅的女孩子洁白如花，他乘船一直到了曹娥江的上游剡溪，停泊在天姥山下。

这次漫游，他也曾在江宁停留过一些时日。他看见六朝时代像王家谢家的那些豪门士族都已烟云消散，可是瓦棺寺里顾恺之的维摩壁画却依然无恙。瓦棺寺建于三六四年，顾恺之在壁上画了维摩诘像，一时光照全寺，引得全城的人都来看画，庙里不一会儿的工夫便收集了布施百万。时间过去将及二百七十年，这幅画却没有失去它的光彩，它仍旧吸引着远远近近的游人。杜甫不只如饥若渴地欣赏了那幅画图，而且还在江宁人许八那里求得瓦棺寺的维摩图样。在古代名画中，这也许是杜甫看得最早、或是印象最深的一幅，七五八年（肃宗乾元元年）他在长安送许八回江宁，还提到这件事，他说：

虎头（顾恺之）金粟影，神妙独难忘！

——《送许八拾遗江宁觐省》

他在江南漫游，有三四年之久，后来因为要参加七三五年（开元二十三年）的进士考试，才回到巩县故乡，请求县府保送。此后他再也没有重来江南，但后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时常思念吴越的“胜事”，并且也有过到江淮一带住家的打算。最明显的是他在夔州送给一个胡商的诗：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

为问淮南水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

——《解闷》十二首之二

当时谁若要参加考试，而不是学馆里举选的“生徒”，就必得由乡里保荐，州县甄选，然后才能到京城应试。经过这样手续去投考的，叫作“乡贡”。这些“贡人”在每年冬季和各地的贡品同时起程，在年前赶到。在统治者的眼里，人和物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供他们使用的。人们把各地搜刮来的金帛宝物、珍禽奇兽，在元旦新春时陈列在皇帝面前，博得他的欢心；这些“贡人”就被遣送到尚书省，由一个地位并不高的考功员外郎（后来改为礼部侍郎）考试。杜甫这回投考，随着那些贡物并没有到长安去，而是到了近在咫尺的洛阳。因为七三三年（开元二十一年）的秋天长安一带雨水太多，伤害了五谷，农产品又养活不起这个统治集团，玄宗在第二年的正月便迁住东京，一直住到七三六年的十月。所以七三五年的进士考试是在洛阳举行的。

进士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每次投考的两三千人，取录的往往不及百分之一。在杜甫投考的那一年，进士只取录二十七名，杜甫却落第了。杜甫这年二十四岁，刚从吴越归来，只是饱尝了江南的山水，还没有注意到现实的人生，自己由于勤苦好学能写一些诗文，便觉得不可一世，把屈原、贾谊、曹植、刘桢这些古人都不放在眼里。进士落第，对于那时的杜甫并不算什么打击，他在洛阳住了不久，便起始了他第二次的漫游。他后来用两句诗形容他这次漫游的情形：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

这是青年时代的杜甫，这和我们所熟悉的后来的杜甫是多么不同！我们熟悉的杜甫是有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那样坚决的性格，有着“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那样博大的胸怀，但这里的这个杜甫也是真实的。青年杜甫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够使他有裘有马，允许他用放荡与清狂来鄙视人世的庸俗，可是却没有能够使他放开眼睛直视现实的生活——只有由于现实生活的认识与体验才能在一个诗人心里燃烧起对于人民和国家的热爱，这对于杜甫还要有所等待，等待到他丧失了裘马，同时也放弃了放荡与清狂的时候。

齐赵一带，是现在的山东与河北南部。他能以裘马清狂，主要的条件是他的父亲当时在兖州作司马。他在这期间内（七三六——七四〇），往北到过邯郸，往东到过青州，他的实际生活，我们知道的很少，若是就他晚年回忆的诗歌看来，好像这段生活只是在打猎和唱歌里度过的，虽说事实上并不一定是这样。

他说，春天他在邯郸的丛台上唱歌，冬天在青州以西的青丘游猎。和他一起游猎的有武功苏源明。源明早年失去父母，徒步在徐州、兖州一带作客，是杜甫朋友中认识最早的里边的一个。他们二人常常骑着马在原野游猎，有一天忽然看见远远飞来一只鹙鸧，杜甫把马放开，向天空射出一箭，霎时间这只鸟儿便落在马前。从这里可以知道，杜甫在当时不只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骑胡马、挟长弓、箭不虚发的射手。

大约在他二十八九岁时，他写出来他的诗集里最早的诗：《登兖州城楼》和《望岳》。前者是一首普通的律诗；后者却像我们在前边所说的，是一个宝贵的萌芽，预示着将来伟大的发展，这首诗一开端就这样写：

岱宗（泰山）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青，是泰山的山色。杜甫从齐到鲁，一片青山总离不开他的面前，这两句诗说明了高峻的泰山是怎样突立在齐鲁一带的天地之间。他也曾在深秋登上泰山的日观峰，翘首八荒，望见逝水东流，平原憔悴。他想到这几年来，玄宗仰仗着仓库里藏有吃不完的粮米，用不完的缣帛，在西方和北方的边疆上不断发动战争：七三八年杜希望攻陷吐蕃的新城，张守珪大破契丹，七三九年盖嘉运又在碎叶城（现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境内巴尔喀什湖南）打败突厥……因此人民的征役也就频繁起来，虽说眼前的社会极度繁荣，但这也会耗损人力，影响耕桑，使生产降落。

这是裘马清狂的杜甫在唱歌游猎中间偶然的感触，这感触只是火花一般地爆发出来，在他面前闪烁了一下，还没有凝结成一团火在他心里燃烧。

* * *

［1］ 根据《闻一多全集》第三册《唐诗杂论》中《四杰》篇。

与李白的会合

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杜甫从山东回到洛阳，在洛阳和偃师中间偏北的首阳山下尸乡亭附近开辟了几间窑洞，作为他的住所，这就是他后来常常怀念的“尸乡土室”和土娄庄。这带地方有他祖父杜审言的坟墓，他的远祖晋代的名将杜预也埋葬在这里。我们在前边已经说过，这两个人是杜甫在他祖先里最推崇的人物：前者使他时时都意识着写诗是杜家的传统；后者则以他的才智和事业向他昭示，使他觉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应有的责任。

杜甫在他十年的漫游里，经历了不少秀丽和雄伟的山川，认识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最后写出来像《望岳》那样的诗。这样的诗的写成正预示着他在诗的范围里将有一个远大的发展，也正如这首诗里最后两句所说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从此以后，健壮的诗句便不断地从他的笔下涌出。在动物里他特别喜爱鹰和马，他用它们比喻战斗的生活和崇高的品质。他写素绢上一只英勇的画鹰——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称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像载《晚笑堂画传》，清上官周绘，清乾隆八年（1743）刻本。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画鹰》

他把一匹胡马看成最忠实的朋友——

所向无空阔（可以跃过宽阔的距离），真堪托死生！

——《房兵曹胡马》

但这十年的漫游对于事业的前途并没有给他打开一条道路。考试落第了，旅途上结识的大半都是和他一样游猎唱歌的朋友，并没有遇到什么实际上能援引他去作一番事业的人物。如今住在首阳山下，天天望着杜预的坟墓，想起杜预的一生是多么丰富，而自己已经是三十岁了，除去写了一些诗文以外，在社会里实际的工作可以说是还没有开始。在这样的对比下，多才多能的杜预更引起他的景慕了；他于是写了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颂扬杜预的武功和智慧，表示他在这里居住，是“不敢忘本，不敢违仁”。

他可能是在这时结婚的，夫人姓杨，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他和他的夫人的情爱很深笃，安史乱后，他们一起流亡，一起受苦，在分离时他写过不少怀念她的诗。——第二年，住在洛阳仁风里的姑母死去了，他给她守制，给她写墓志，给她刻石。墓志一开端就这样说：一般的墓志大抵都是死者的家人用钱贿赂，使作者给死者说些好听的话，真假混淆，形成一套庸俗的公式。现在他写这篇墓志，却要真实地叙述他姑母的德行，并且把他幼年在姑母家里生病的那段故事作为一个实例。

七四二年（天宝元年），他殡葬了他的姑母，七四四年给继祖母卢氏写墓志，他又回到一个礼教家庭的气氛里，生活更无从开展。他时而住在首阳山下的窑洞里，时而长期留在洛阳。洛阳是人文荟萃的都市，同时也是豪官富贾勾心斗角的场所，使他感到憎恶和厌烦，他曾经用两句诗表达他的心情：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赠李白》

这两句诗，是他在七四四年的初夏接触到另一个诗人时从内心里迸发出来的。这诗人的名字是李白。李白生于七〇一年（武后长安元年），比杜甫大十一岁，他们在洛阳相遇，杜甫三十三岁，李白已经四十四了。这时杜甫的诗刚刚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而李白已经完成了不少的名篇。这两个唐代最伟大的诗人的会合与此后结成的友情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他们的晤面本来可以更早一些，可是他们在这以前并没有得到碰在一起的机会。杜甫漫游吴越时，李白经过太原到了齐鲁，杜甫游齐赵时，李白又在江南。随后杜甫回到洛阳，李白在七四二年才从剡中北上长安。

唐代数十年社会的富庶与交通的发达在诗歌里渐渐养成一种浪漫的风格。当那些回忌声病、讲求格律的诗人们在宫廷周围写些内容空虚、缺乏生气的诗歌时，另有一部分诗人却用较为自由的豪放的诗句去歌咏游侠和求仙。当时由于贵族的豪奢与商贾阶层的形成，游侠的风气盛行一时，长安、洛阳以及许多通都大邑，都是侠客们驰骋的场所。游侠生活就成为诗歌里的一个新的主题。我们读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便可以看出，仿佛贵族和侠客，倡家和豪门彼此是不可分离的。就是杜甫的诗里也曾客观地描述过游侠的生活，他写当时的宋州（商丘）：

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

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

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

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

——《遣怀》

至于求仙成为一时的风气，是从两种相反的心理形成的：一些统治者，帝王和贵族，要使他们奢侈的生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能在虚无缥缈的仙境把他们优越的生活永久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则有一些人蔑视现实的生活，想用炼丹、修道、求仙来超脱世俗，寻求精神上的解放。

游侠与求仙，在李白的一生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十五岁时便起始学习剑术，二十岁时充作侠客，亲手杀死过好几个人；随后到处漫游，除却偶尔拜谒一些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外，他还求仙访道，迷信符箓，致使天台的司马子微说他有“仙风道骨”，到长安后贺知章一见面就说他是“天上谪仙人”。

这种生活是浪漫的，又是与人民隔离的、个人主义的。李白对于人世间一切的秩序表示反抗，看不起尧舜，看不起孔丘，是为了他自己要有高度的自由。他说他不能“摧眉折腰”事奉权贵，是因为自己“不得开心颜”。他的诗歌比起当时一般歌功颂德、讨得统治集团的欢心的诗是一个大进步、大解放。但这个进步和解放只停留在个人的浪漫主义的阶段上。

这时社会的富庶与秩序还能在某种条件下容许诗人和士大夫们过他们放纵而浪漫的生活。尽管他们说尧舜之事不足为奇，尽管他们嘲笑孔丘，只要不触犯当时统治者的利益，他们放荡的生活是可以容许的。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是这些人活生生的写照，其中有皇家的贵族，有宰相，有诗人，有艺术家……每人都用酒来解放自己，摆脱社会上的羁绊。所以李白在长安一出现，便和酒徒们聚在一起，如鱼得水，他的行为就是在玄宗的眼里也是新奇的、有趣的。但等到他一再在玄宗面前表露他酒后的傲慢，并且得罪了高力士和杨贵妃时，玄宗对于他的兴趣也就淡泊下去，最后觉得这个人有些讨厌了，便在七四四年（天宝三载）给了他一些金钱叫他离开长安。

《饮中八仙歌》，天宝五栽（746）杜甫初到长安时所作。史称李白与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人俱善饮，称为“酒中八仙人”。

在杜甫的诗集里我们很少读到关于游侠与求仙的诗，这两种生活他都很隔阂；可是只有在和李白在一起的这个阶段里，他被李白的风采吸住了，他受了他的影响，他看见了游侠，他也亲自去求仙访道。这在他的一生里是一段插曲。也许正因为他这时的生活没有出路，同时对于社会的现实也还缺乏认识，他在他送给李白的第一首诗里便有一大套道家的术语，而且还和李白约定，一起到梁州（开封）

宋州一带去采折瑶草。他随即和李白渡过浪涛汹涌的黄河，到了王屋山。这座山在山西阳城和河南济源的中间，当时是一个道家的圣地。他们走到山上的小有清虚洞天，去参拜道士华盖君，可是到了那里，华盖君已经死去，他们凄凉地望着寥廓的四野，不得不按着来时的路径回去。随后李白往陈留拜访他的从祖采访大使李彦允，杜甫也跟着赶来。在秋季，他们和高适遇在一起了。高适（七〇二？——七六五）自从七三九年以来，就在梁宋和山东一带流浪，杜甫在开元末年曾经和他在汶上结识；如今重逢，这三个诗人便在这里度过一个浪漫而放荡的秋天。

我们从前边引的杜甫的诗句可以知道，当时的宋州是一个商业冲要的城市，也是游侠出没的场所。但在宋州以北，直到单父（山东单县）有一片大泽叫作孟诸，从来就是适宜游猎的区域，李白在诗里常常提到这一带地方是——

鹰豪鲁草白，狐兔多肥鲜。

——李白：《秋猎孟诸夜归》

这三个朋友自然少不了在这里呼鹰逐兔，过一番游猎的生活。

他们有时在城里的酒楼畅谈痛饮；有时登上吹台，南望芒砀山上的浮云；有时在黄昏时走上单父的琴台，北望没有边际的寒芜，好像能一直望到渤海的海滨。杜甫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这样写：

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

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

——《昔游》

他们面对这样的景色，也谈论着当时的时事，谈到近几年来玄宗好大喜功，边将们专门用立功边疆来夸耀功绩，以博得皇帝的欢心。边将驱使着成百万的兵士攻打一个不重要的城市，打胜了报告给政府，打败了就把消息隐瞒起来，将领们看着一批一批的军队有如泥土，占领一尺宽的土地要用一百个生命换取。这时海内还没有凋枯，仓廪也还充实，但是——

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

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由海道运输）。

——《昔游》

这些敏感的诗人在他们痛饮高歌的时刻谈到这个局面时，对于国家不由得不感到一种危机。李白也曾用《战城南》的乐府古题写出反对侵略战争的诗歌，他在这首诗里引用了老子的话：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不久，这三个朋友都先后离开了这里，高适南游楚地，杜甫和李白到了山东齐州（济南）。

李白这次到齐州，要在紫极宫（即祀奉老君的玄元皇帝庙）领受北海高天师的道箓，杜甫却在这里拜访了北海太守李邕（六七八——七四七）。李邕数十年来由于他的书法、他的文章和他广泛的交游，在文艺界里享有极大的声名。他给死人写墓志，给庙宇写碑文，得到大量的馈赠，过着奢侈而豪放的生活。他的钱财来得容易，用去也容易，他任意帮助一些穷困的朋友。晚年他竟成为富有传说性的人物。他在长安、洛阳，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围着观看，他居住的巷子也常常被来访者拥塞得水泄不通。李白曾经写诗给他向他发牢骚：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李白《上李邕》

杜甫呢，却曾经感到无上的光荣，当他少年在洛阳时，李邕和那以《凉州词》闻名的高傲的王翰都忘记了他们的盛名与高年，要与杜甫论文，与杜甫结邻。

石狮

石狮置于蒲城县唐睿宗李旦桥陵南门外西侧。通高2.83米，底座3.36 × 1.66米。狮前肢挺立，后肢弯曲，蹲坐于长方形底板上，昂首挺胸，圆目远视，张口竖耳作怒吼状。此为一雄狮，头上有长长的呈波浪状抖动的披毛，颚下有髯，腿外侧有细密的绒毛，其上端的一撮长毛呈螺状。尾巴绕体侧搭于背上，尾稍沿体侧下垂。此狮造型生动，形体逼真、富有力度，给人一种生气勃勃之感。可称之为唐陵石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七四五年，李邕的从孙李之芳在齐州任太守，这年夏天，李邕也从北海（即青州）来到齐州。李邕已经是将近七十岁的人，杜甫和他一起游历下亭、新亭。在亭里他们重叙洛阳别后的情形，任凭日影在亭前移动。他们还谈到当代的文学，李邕把几十年来的诗人屈指细数，一直数到崔融和苏味道。他对于每个人都给与一个评价，他称赞杨炯诗文的雄壮，而不满意李峤的华丽；张说本来是杜甫最钦佩的人，他死去很久了，但李邕仍然是尖刻地攻击他，因为他们二人有解不开的私怨。最后谈到杜审言，他说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诗》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这时李白已经回到兖州，他的家在兖州附近的任城（济宁）。杜甫和李邕度过一个快意的夏天后，也到了兖州。他和李白在秋日重逢，他写出这样四句诗赠给李白：

韩干·照夜白图卷“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此图用笔简炼，线条纤细遒劲，马身微加渲染，雄骏神态已表现出来。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自言访道无成）。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赠李白》

随后他和李白一起走入东蒙山访问道士董炼师和元逸人；他们白天携手同行，醉时共被酣睡，友情比去年在洛阳和宋州时又增进了许多；他们有时走出兖州的北门，到荒陂漫野中寻访他们共同的友人范隐士，在那里任情谈笑；他们也常常守着一杯酒仔细讨论文学上的问题：但那时的杜甫还没有写出《北征》和《赴奉先县咏怀》等杰作，李白虽然已经有了不少代表性的作品，可是杜甫对于他的认识也还不够，他只把李白和南朝的诗人阴铿相比。

这是这两个诗人最后的会合。不久，杜甫要西去长安，李白也准备着重游江东，两个人在兖州城东的石门分手，临别时李白送给杜甫一首诗：

醉别复几月？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山名）。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从此石门路上的金樽没有能够“重开”，这两个诗人也就永久分手了。那海阔天空的李白在他的旅程中又遇见许多新的朋友，杜甫的名字再也不在他的诗里出现；可是一往情深的杜甫，后来无论是在长安的书斋，或在秦州的客舍，或是在成都和夔州，都有思念李白的诗写出来，而且思念的情绪一次比一次迫切，对于李白的诗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在长安时说“白也诗无敌”，在秦州时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成都时说他“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再也不说他的诗只像阴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