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架扶梯就靠在一棵梧桐树下,他从扶梯上跌落时,有如梧桐树上掉下了一片即将枯黄的叶子,近乎自由落体。 当人们看到这片“树叶”时,他已不省人事了。送到医院,便进了重症监护室。一周后,他仍然没有醒来的任何迹象,情况越发糟糕,医生宣布脑死亡。“最好放弃毫无意义的治疗”,医生是这样说的。与雇主之间产生的经济赔偿纠纷,一直没有平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雇主让他涉高工作,发生事故后应该赔偿的。到底怎么赔偿,需要法律认可。 哥哥大胡敲开我的办公室。他说,家人一致决定放弃救治。如此拖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家里人的精力和经济都耗不起。关键是雇主反而不同意放弃,也不再续交有关费用,不知雇主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我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他说,想在当地论坛上发个帖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只有这样,主管部门才会高度重视。大胡为我列举了一些成功的案例,其中也有我所熟悉的。看来,作为兄长的他,确实“备课”了。虽然这是个策略,但不是上策——什么是上策呢?我也说不清楚。大胡还没开口请我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可我猜到了他的意图,无非是想请我策划或写一个帖子……毕竟我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 我委婉而先发制人地拒绝了,也列举了我不适合做这种事情的几条理由。不过,我给他提了几点注意事项,譬如怎么不让帖子沉下去,譬如请资深用户发表评论,特别是措辞要把握一个度…… 没过几天,学校信息平台发了一个通知,意思是没有课的老师,于某日某时到殡仪馆为胡宪武(二胡)送行。 我没送二胡师傅最后一程。2004年夏天,我为英年早逝的杨显江同学送行时曾受到极大的刺激。从此以后,我便不再到殡仪馆为同辈人送行了。经历过不少非正常死亡,我越发恐惧——死亡在我内心产生的阴影往往持久不散,给我的身心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直到某一天,有同事发牢骚:谁谁可以死,二胡真的不能死啊,否则学校许多事情就找不到人做了。前面的话虽然恶毒,却是实话。现在像二胡师傅这样的校工实在难觅。不管是学校,还是教职工,于公于私,大家都离不开二胡师傅。 譬如教职工或教职工的直系亲属病故,工会总要出面表示一下,需要物资什么的,都由二胡师傅去准备妥当。还有不少教职工的亲人病故了,也是直接请二胡师傅上门帮忙,应酬来往,甚至为死者更衣入殓,或代孝子陪夜。这样的人物,无论城乡均不可或缺。 譬如学校应付上面各级各类检查,急需立个欢迎的牌子,或临时拉个横幅什么的。二胡师傅一接到电话,二话不说,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事情办好,妥妥帖帖的,从未误事。 譬如办公室的桌椅摇晃、电水壶坏了、热水瓶胆碎了……一个电话,二胡师傅很快给你修好,或者换个新的。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办公室的电水壶,芯子经常坏,经常换,或胶垫老化导致漏水,总是由二胡师傅帮我处理,给我的日常办公带来了便利。 如果是教室的课桌椅和门窗坏了,总务处或班主任通知一下,二胡师傅便带着工具,趁课间休息时间赶到教室,尽快修好,该钉的钉,该锯的锯,该换的换。如果短时间不能修缮的,他便不惜气力地将损坏的桌椅背回木工房……极少耽搁学生的上课时间。 如果钥匙丢失了,或落在了室内,没人会请二胡师傅以外的人来撬锁的。二胡师傅二话不说,从一大串的钥匙里找出一根短钢丝,迅速地在锁孔里轻轻一捣,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变魔术似的将门打开了。如果钥匙丢失了,他会自告奋勇地上街帮你配好钥匙,然后送到你的手上。 2002年暑假,我携女儿梦羽游览西安数地。数日后返家,打开那扇简陋而不常锁的防盗门,突然发现里面的木门变了形,锁孔周边有着明显的贴补痕迹。原来老婆出门时,将钥匙遗落在家了,她只好请二胡师傅帮助撬锁。按理说,二胡师傅对付一把小锁,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可不知怎么回事,二胡师傅对我家的锁不太熟悉,硬是打不开,最终使用了木工手段将门及框撬了,然后用木头修补周遭,还原整体。但凡给教职工家做点小事,二胡师傅是不收费的。老婆只好给了两盒玉溪香烟,以示谢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两个校区的垃圾都由二胡师傅统一处理。无论寒暑,二胡师傅总是弓着腰,哈着背,脚踏实地地拉着垃圾车,奔跑在西城的路上,把垃圾送往处理中心。在我的印象中,校园里似乎没有发生过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苍蝇嗡嗡令人掩鼻的场景。如此付出,未必有人在意,甚至有人觉得他是应该的,因为他是学校聘请的校工,清理垃圾就像老师上课一样天经地义。 自从买了一辆电瓶车,二胡师傅学会珍惜自己的力气了。他将垃圾车的横档系在电瓶车后备箱的架子上,骑着电瓶车,像赶马车一样拖着垃圾车奔跑在西城的路上。令人提心吊胆的险情,却成了西城的一道“风景”。每每看到他娴熟地“开车”,我由衷地钦佩。有时候,在校门口遇见他,我会替他唱几句:“长鞭呀,那个一甩呀,啪啪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呀,劈开那个重重的雾哇……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大伙儿哈哈大笑。如果几天没看到二胡师傅骑电驴拉垃圾,大伙儿反倒若有所失。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或非常危险的事儿,到了他那儿就变得寻常起来,顺理成章了。有时我想,交通警察难道就不管一管他的这种胡作非为? 凡此种种,有了二胡师傅,一切琐屑与麻烦就变得十分顺遂了。 久而久之,大伙儿就习以为常了,不把二胡师傅当外人。大凡操持家务的老师,不论男女,手机里都存有二胡师傅的号码,以备急用。 有人肯定发出疑问:“这不是身边的活生生的雷锋吗?” 且慢——我忘记交待了,他不是学校正式工人。上世纪80年代,他和哥哥大胡都是找关系、托门路,才进了学校做临时工的。后来全面实施《劳动法》,他们便转为合同制工人。十几岁来到这里,他们在学校一呆就是一辈子。这种情况,也是极其少见的。 二胡师傅给学校做的那些事情,绝大多数是有偿的。况且他老婆在校门外开了一间小商品店,日常工作与生活用品几乎齐全,甚至包括小五金。修修补补与更新的材料,基本上都来自他老婆的店铺。这么说,你是懂的。 方便是生活的最高原则——谁愿意给自己找不是呢? 每到年底结账的时候,二胡师傅小心翼翼地敲开一个又一个办公室的门,动作与声响跟他虎臂熊腰的形象迥然不同。他弯下腰,低下头,十分谦卑地在你面前摊开一本练习簿。当着你的面,翻到你的名下,某年某月某日,你让他买了什么物件,什么价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你只需在后面签个名字即可,他自己找校长审核,再到总务处结账。临走时,他总要说一声“谢谢”,轻手轻脚地离开,似乎没有声息,好像他练过轻功似的。 实事求是地说,二胡师傅在学校比我有地位。一是他有权力,而我是个“光头”老师。他是校工班的班长,总务处安排的一切杂务都由他来分配或支配,包括临时工加班加点的安排及工时的记录等,都由他说了算。二是我在学校办不成的事儿,他能办成,领导不怕得罪我,但不能得罪他。说到这里,自然而然地便有了第三,即人缘好。如果不是有文件的硬性规定,教育系统评劳模,一定是他。信不信,由你。 二胡师傅离去了,学校和教职员工的许多事情,特别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真的一时乱了套,不知找谁去做。如今的人都在干大事或想干大事,小事情没人愿意干了。有的小事,你也干不了,譬如开锁破门,你会吗?你肯定会说,小广告到处都是。说得轻巧,那是要钱的。原先二胡师傅不收费的,如今突然掏腰包,那感觉会一样吗? 某日西城漫步,我遇见一位昔日同事,他私下跟我说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某班主任找到分管总务的副校长,说教室里的讲桌抽屉坏了……话还没说完,那位副校长就不耐烦地说,你直接找二胡啊! 他跟副校长干了一架,至今耿耿于怀呢。 (本文作者为中学退休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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