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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善本G4】沈葆桢第四子沈瑜庆《涛园集》

 率我真 2024-03-28 发布于福建

沈瑜庆《涛园集》

作者:沈瑜庆

版本:民国庚申六月

年代:(1920)

册数:二册全

纸张:白纸

装帧:线装

刻印:铅印

尺寸:长26.5宽15.3(厘米)

品相:品相保存不错,宽定95品

钤印:

描述:《涛园集》是沈瑜庆的遗著,分诗词、年谱、由湘入黔日记、呈文、书信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光民俗、人文历史,史料丰富,可读性强,足补正史之不足,也给后人了解沈瑜庆的政治见解及治理黔政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涛园集"概述

书籍简介

"涛园集"是一部由沈瑜庆所著的中国文学诗别集,该书分为诗词、年谱、由湘入黔日记、呈文、书信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光民俗、人文历史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5。全书收录了沈瑜庆的大部分诗歌作品,包括《正阳篇》、《春申篇》、《南州集》、《义熙集》和《补遗篇》等3

作者背景

沈瑜庆(1858~1918年),字志雨,号爱苍、涛园,是福建侯官人,也是晚清重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的四子。他自幼接受严格封建教育,少负才气,勤奋好学,早年忙于政务,诗作很少。后来,他先后担任江南水师学堂会办、总办,以及多个地方的行政职务,如淮扬兵备道、顺天府尹、广东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江西巡抚、贵州巡抚等6。辛亥革命后,他寓居上海,与遗老结社吟诗,并受聘为福建通志局总纂修8

书籍影响

"涛园集"不仅在文学上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而且在政治史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沈瑜庆政治见解及治理黔政的宝贵史料。例如,沈瑜庆在贵州任期内的一些善政,如办学堂、兴市政、劝农事、惩奸商、抑贪私等8。此外,该书还揭示了淮上名校正阳中学的校史源头4

书籍版本

"涛园集"有民国九年(1920)刻本等多种版本。在201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影印本和软精装版本的《涛园集(外二种:晚翠轩集、崦楼遗稿)》,由沈瑜庆等人撰写2

  

  

  涛园集的文学艺术特色 1. 主题内容 涛园集是沈瑜庆的诗文集,其中包含了他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1911年之间的诗歌作品,包括《淮雨集》、《春申集》、《正阳集》等,辛亥革命以后他寓居上海,吟诗会友,著有《南州》、《黔中》、《义熙》诸集。这些诗歌作品反映了沈瑜庆的生活哲学和个人情感,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 2. 艺术风格 沈瑜庆的诗歌创作具有纪实性、个人化和生新化的艺术特征。他的诗歌写景咏物,虽然内容多停留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但却质量上乘,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咸带鱼》一诗通过对日常食物的描绘,展现了沈瑜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生活的热爱。 3. 文学影响 沈瑜庆是清末民初同光体闽派诗群中别开生面的大家,其诗学主张在闽派中独树一帜。他的诗歌不仅在近代政坛表现得相当活跃,而且也是清末民初诗坛之重镇,尤其在同光体闽派之中,能于郑孝胥、陈衍之外,别开生面,自成一家。沈瑜庆的遗著《涛园集》由其弥甥李宣龚于民国九年(1920)整理刊行,收录其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诗作。 4. 学术评价 有学者对沈瑜庆的《涛园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涛园集》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均有一定特色,值得引起人们关注。《涛园集》不仅史料丰富,可读性强,足补正史之不足,也给后人了解沈瑜庆的政治见解及治理黔政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综上所述,涛园集以其独特的主题内容、艺术风格、文学影响和学术价值,展现了沈瑜庆作为一位诗人和政治家的风采,对于研究清末民初的文学和政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沈瑜庆(1858~1918年),字志雨,号爱苍、涛园,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沈葆桢第四子,娶

刘齐衔之女刘拾云为妻。清光绪十一年举人,贵州最后一位巡抚。故居现宫巷26号。

清光绪五年(1879年),父死,恩赏为候补主事。历官刑部广西司行走、江苏淮扬道道员、护理

漕运总督、兼淮安关监督、湖南按察使、顺天府尹、山西按察使、广东按察使、江西布政使、

江西巡抚、贵州布政使、河南布政使、贵州巡抚。

辛亥革命时交出贵州政权,1918年九月初二日卒,宣统帝谥为敬裕。长女沈鹊应为林旭之妻。

  

  

  

 涛园集是近代诗人、政治家沈瑜庆的主要诗歌结集,其中包括了他一生中创作的众多优秀诗篇。以下是对涛园集中几篇名篇的赏析: 1.《咸带鱼》:这首诗描绘了日常生活中的一景,通过对咸带鱼的描绘,展示了诗人的生活情趣。诗中运用了生动形象的语言,让人仿佛置身于现场,感受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 2.《春将归去》:这首诗描绘了春天即将离去的情景,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绘,表达了诗人对春天的留恋之情。诗中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将自然景色与人生哲理相结合,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3.《读爱沧涛园诗集》:这首诗是对爱沧涛园诗集的赏析,通过对诗集的解读,表达了诗人对爱沧涛园诗集的喜爱之情。诗中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将诗集中的诗句与自己的感悟相结合,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4.《正阳集》:这首诗集收录了沈瑜庆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诗歌,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反映了诗人在历史变迁中的思考和感悟。诗中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以上只是涛园集中的一部分名篇,每一首诗都蕴含着诗人的情感和思考,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成功,随即建立湖北军政府。消息传出,全国为之振奋,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十一月三日夜,贵州自治学社与新军宣布起义。面对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痛感于清王朝病入膏肓,行将就木,贵州巡执沈瑜庆为身家性命计,于是顺应潮流,通电全省,饬令所属文武官员正式离职,交政于民。就这样,贵州的辛亥革命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政权的更替。
  沈瑜庆,字志雨,号爱苍,别号涛园,福建侯官人。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
十月二十九日诞生于江西广信。据《沈瑜庆年谱》所载,其诞生之日,正值清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时石达开率领太平军取道广信进入浙江,造成了巨大的震动。沈葆桢时任广信知府,担负迎击太平军杨辅清部进攻的任务。
  沈瑜庆自幼聪慧,
读书专喜《左氏传》、《檀弓》和瘐开府(庾信)《哀江南》诸赋。对杜诗、苏诗、吴梅村(伟业)七言古诗,倍加偏爱,行坐背诵,乐此不疲,至于其它的诗文,则不屑措意。由于父亲的影响,沈瑜庆从小对经国济世之学尤为留心,常常翻阅“曾(国藩)胡(林翼)诸巨公奏议”,学习他们治政的方略与经验教训,并以此作为学写章奏书牍的蓝本。《福建通志本传》称沈瑜庆才思敏捷,下笔动辄千百言;其识见不俗,对中兴诸功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丁宝祯等熟悉外洋情势、具有国际眼光尤为钦佩,并认为正是有了这种眼光,他们才能安内攘外,因时而变,振兴国家。时郭嵩焘、丁日昌因“明达喜言外事,方见排于清议”,沈瑜庆对此极为忧虑,认为对国家来说,这是巨大的损失,于是多次向父亲进言。在沈葆桢的大力干预和荐举下,郭嵩焘、丁日昌得以重回政坛,活跃于内政外交上,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沈瑜庆随侍左右。在父亲的指导下,沈瑜庆学习到处理军务吏事的方法与经验,并对江南的利弊情况有所了解。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沈葆桢病故,清廷“恩赏”沈瑜庆为主事,“入都谒选”。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沈瑜庆参加顺天(今北京市)乡试,中四十九名举人,次年签分刑部。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沈瑜庆以道员改官江南,被委办水师学堂。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刘坤一任两江总督,委派其办宜昌盐局。由此沈瑜庆往来湖北各码头,熟悉盐运事务。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按察使陈宝箴礼贤下士,一时间名流毕集,文酒之会大兴。沈瑜庆欣逢其际,与江东才俊交游,思想境界得以提升。甲午中日战争时,张之洞移督两江,晓喻沈瑜庆随行,详细咨询江南应兴应革诸务。见沈瑜庆所上条陈甚详尽细密,张之洞聘其“督署文案,兼筹防局营务处”。自此,沈瑜庆每日处理南北征调的粮饷军械及众多的文书,延接诸将领僚属,可谓“听夕不遑”。
  沈瑜庆深受父亲影响,勤于政务,清正廉洁。时两江总督端方以赈务为名,意欲挪用江西布政使所管的“关粮库款”。沈瑜庆大不以为然,于是据理驳之。之后,赣州发生杀害教士焚毁教堂案件,端方又想移兵剿办,但沈瑜庆奏请清廷制止之。“廷旨责成议结,遂无事”。江西按察使瑞潋欲将提案在沪议结,新任巡抚冯汝欲提库款办贡品,均遭到沈瑜庆的严厉拒绝。沈瑜庆的情操及坚持原则,自然被贪腐的官员所不容,于是这些人买通言官,中伤沈瑜庆,最终将其罢官免职。为表明自己的清白,沈瑜庆北上京都,数月后被选任贵州布政使,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岁末由湘入黔,正如其与友人书中所言,为了国家的安危,自己以垂老之躯,冒着风雪,跋涉于重峦叠嶂之间,备尝行路之苦,来到令人生畏的万里遐荒——贵州。在其《由湘人黔日记》中均有记载:宣统二年12月6日“舟抵湖南常德”时,终于月二十八日“抵贵阳,接印视事”,行程22天。日记中对湖南新店驿寒冬初晓雪景有如是描写:“大雪,光澈窗纸。七点钟冲冻行,沿路山青水绿,树木亦不改柯易叶,与北方大异,故琼枝银海,尤觉炫人心目。惟乱峰如插,恐前途泥潦,行路正复不易,未免阻人诗思耳。”如写沅陵县行路之难,有“雪霁未见日而消,路滑,鸟道人云,舆夫前呼后答,盖劳者之歌也。乃始坡、马鞍山两处为最高,余尚多下临无地者。”
  对湖南、贵州山光水色、民众素质,沈瑜庆有如下评价:“(二十一日阴)五点钟到镇远,沿途山石敖牙,重廒叠嶂,即较湘省辰洲)、沅(陵)两属亦大异:湘山苍翠。而黔山黄落,树少石多,恐可任森林者少也;丁夫亦湘人壮健。黔人孱弱,而下等苦力,吃烟者尤多。”
  对贵州黄平、清平(今凯里市之清平)重安江两岸的景色,以及苗、汉挑夫身体素质作比较,《由湘入黔日记》中有“闻此河亦通镇远,大约不能载大舟耳。本日山行,岩皆顽而无秀气,路见苗人男妇衣黑布而甚干净,所雇挑夫多系苗民,价廉而健步,视汉人之吃烟者强多矣。从入黔境以来,十里五里均于山高处设碉堡,叠石为方式,上露台有礅垛,下可伏一棚人。问之皆唐炯所作以防苗者,闻迩来苗皆顺化而不滋事,无需此矣。”由此可见,经过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后,苗、汉民族的矛盾日趋和缓,昔日攻守的碉堡如今成了历史的陈迹,让人凭吊。

 沈瑜庆是一位文人气质极浓的封疆大吏,在由湘入黔的行程中,沿途的山光水色、人文景观常引起其诗兴大发,晚间仍不忘评点元遗山(好问)七律诗、黄山谷(庭坚)诗注。如“到桃花源打尖,读壁间石刻陶渊明、王摩诘、韩昌黎、苏东坡各诗记”,看到这些,读者不难看出沈瑜庆高雅的情趣。
  《由湘入黔日记》中还透出了这样一个信息:自清王朝实行新政后,湘黔两省的地方官中已出现一些受过新学教育或留学东瀛的新面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沅陵县知县张惟寅,举人出

身,曾往东洋留学。贵定县知县金壮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留学东瀛,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

科。贵阳府知府陈鸿年,被前巡抚林绍年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大定府知府吴嘉瑞,进士出身,曾被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工艺、警察、监狱诸政。候补知州赵一鹤,毕业于日本大学政治系。修文县知县沈钟,自费留学东洋,毕业于法政大学……
  《涛园集》是沈瑜庆的遗著,分诗词、年谱、由湘入黔日记、呈文、书信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光民俗、人文历史,史料丰富,可读性强,足补正史之不足,也给后人了解沈瑜庆的政治见解及治理黔政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沈瑜庆曾言:“瑜庆生
于海滨,入幕服官,在江南三十余年,淮北、淮南盐务差使,均已备历”。正是其有治理盐务的经历及丰富的理财经验,入黔莅任之初,沈瑜庆就发觉造成贵州民众穷困的一大原因是盐政。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正月,沈瑜庆在 《上滇督李仲仙(经羲)书》中曰:“黔省一切,仰给予人,无可自主之权。新政追随人后,又须应有尽有。烟禁实行,民间一年骤失千余万,官短三十余万。”接着他引述谏官陈田(贵州籍)的观点,认为要弥补种烟民众及官府税收的损失,惟有“舍盐厘外,无可谋抵补之法”。随后沈瑜庆不无讽刺地谈到名不副实的——“协济”。贵州是贫困的省份,入不敷出,自明代以来,中央政府指定收入富裕的省份,按计划拨解饷银“协济”入不敷出的省份。遗憾的是,四川虽然“协济”贵州,然而川盐却从贵州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由于贵州不产盐,百姓所食之盐仰仗四川供给,于是川盐以高价行销黔中,致使贵州人民更加困苦。有感于斯,沈瑜庆这么写道:“名为四川协济贵州,实则贵州食四川极贵盐价。”更令其愤慨的是,贵州官方“无稽查其实在销出之引(重量单位)数”之权,又不能“遥制商价之涨落”,因此川局常“藉口成本加价,脚费过重,抬价病民,公私俱困。”要改变这种状况,沈瑜庆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惟有綦(江)、永(宁)、仁(怀)、涪(州)四岸交界处所,各设一局,由蜀局委员,将就盐移交黔局,核计成本,发商销售,并札各地方官照价晓谕城乡,一体周知。除川局原日代收厘税照章办理,即于盐斤定价外,每斤明定加价五文。以万引核算,岁可得五十万串,矧(况潲引尚不止此乎。较之商人之自为增涨者,便宜多矣。公家实得加价之利,民间不受暗抬之害……”九月在《致陈松山(田)书》中,沈瑜庆对病民、害民的盐务有无奈之感。其曰:“年暮抵省受事,凡百丛集,裁并预算,擘画半年,一一就绪。脊区待协,清理非难,所病者无可生发耳。本省权利,侵削最甚者,莫如盐务。黔人受其抬价之苦,而不能诉其冤抑。公私皆困!春间商之度支部及盐政大臣,请由部会同黔省派员查引督销。部将原件发川省议复,闻尹都转(四川盐运官)盛怒,主痛驳。部又来文属自行函商蜀督(赵尔丰)。此与虎谋皮之说也,庸有济乎!”
  沈瑜庆对盐务改革的建议,遭到了从盐价中牟利的四川官员、商人的强烈反对。这些利益集团结成同盟,致使该建议无果而终。然而读者从中不难看出,沈瑜庆以黔省苍生为念的高尚情怀。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三月,沈瑜庆在《上滇督李仲仙书》中,对贵州禁烟委员会在各州县“皆奉行故事,取结而归,视同例差”的作为颇有微词,并认为地方官玩忽职守,敷衍塞责,导致烟毒屡禁不止。其曰:“未禁者蔓延,已禁者亦以未禁者为口实……明知查禁必起风潮,利之所在,民间以性命相搏”。在谈到安顺地区禁烟的严峻形势时,其曰:“安顺一属,遍地皆烟,丁旗、木岗、扁担山一带,联络二十余寨,声言阻抗。有匪类多人,按亩敛费,鼓煽其间,于中牟利。镇宁州至有私造军火,支解遵(照)产(烟)之民王润发,剖心和酒为盟。其余各寨,似此妄杀,不一而足。安平(今平坝县)普定,殴官杀差,日夜肆劫,官吏瑟缩。匪焰嚣张至此,非痛惩之,必酿大乱。”对此,沈瑜庆感慨地说道:“如此禁烟,不啻劝种,黔民烟毒,安望廓清。安顺匪患,更不可问。”
  四月,沈瑜庆再次写信给李经羲,谈及新政缺乏新思想的人才时,感触之余,提出了应对的措施。他先以英军侵占云南西部“片马”等地为例,说明中国“无实能测绘之学生,及谙习国际法之将官,则开谈即贻笑柄,何论交绥?”接着他谈到云南、贵州的路矿,说道:“滇黔非路矿不可自立,路矿非借材借款,必无成就。拒款之说,非二省人士所可从同,须有机关以破其谬见。一面广集出洋毕业武备生,练兵以为预备;兵工厂广造军火,朝发夕至,庶副十年内坚苦任战之愿望。议路废矿,群狙(猕猴)喜怒,讵(岂)有意识。矿学深邃,何妨以一部份畀(给予)能者分润,以为先路之导。而后急起直追,以随其后,否则广田自荒。”

    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是辛亥革命时期活跃于贵州政坛的两大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前者以推翻满清为目标,后者则以主张“君主立宪”为职志。沈瑜庆对这两大政治团体人员结构及矛盾的由来曾进行过深入的了解。在四月给李经羲的信中,其这么写道:“黔向有自治会、宪政会两派:自治会多寒酸;宪政会则唐(尔镛)、华(之鸿)两巨家组织而成,内阁中书任可澄、举人张光伟实利用之。《黔报》者,宪政会之机关也;《西南报》者,自治会之机关也。昔岁《西南报》揭载唐家杀子巨案,因此两派水火。张光伟禀争咨议局议长,劬帅(李经羲)不直而痛驳之。任可澄求两级师范监督不得,创为宪政学堂。据劬帅所以许两级师范丁公(宝祯)祠之校地,广招学生,两不相下。”
  《涛园集》内容丰富,囿于篇幅限制,不再赘述。
  武昌起义爆发后,沈瑜庆感到事态严重,多次“电请严办失守之大员,并责成海军提督助守汉阳,规复武昌,又派兵援川,节节进行”。然而令其没有想到的是,革命的形势风起云涌,很快燃烧到贵州,危及到自己的身家性命,无奈交政于民。民国元年(1912年),沈瑜庆侨居上海,与瞿鸿檄、樊增祥、沈曾植、陈三立等结“超社”,“倡酬为乐,又手钞杜诗、点校文选以自遣。乞书者接踵于门”。是年五月,“门人海军部长刘冠雄函请出任福建民政长。谢之”。国事日非,沈瑜庆心灰意冷,憔悴皤然,与海内遗老,朝夕过从,恃以遣日。民国七年(1917年)九月,沈瑜庆胃病不食数日而卒,年六十一。
  (作者单位:贵阳市第五中学)

 

沈瑜庆《涛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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