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示，这非新鲜事，不过笔者最近才发现，敦煌莫高窟并不是20世纪初由西方人发现的，而在嘉道时期有学者早已知晓，并在著作中加以记录。此学者即是道光时期的学术领袖徐松。下面先将徐松在道光以前学人社会中的位置略述一二，再看其西域之发现。
徐松(1781-1848)，字星伯，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在道光年间的西北史地绝学中，徐松是首屈一指。但此绝学，须有小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为基础，缺一不可。徐松小学著作有《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盖纠段注；史学有《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地理学有钱坫《新斟注地里志》集释十六卷等；金石学则散见于翁方纲、瞿中溶等人的记录中。有这四方面基础后，再加上流放贬戍西域之经历，足履目验，然后能成其西北史地之绝学。
但这四方面基础从哪里来？徐松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被遣戍伊犁，时为32岁。在此之前，则这四方面基础已具。徐松少年时曾拜左眉为师。左眉（1740-1820）字良宇，一字良与，号静庵，“早年受知于大兴朱文正公”，“穷年注经，工诗、古文辞”，撰有《静庵文集》四卷、《静庵诗集》六卷、《尚书蔡传正讹》六卷、《左传补注》六卷。（以上见《静庵文集》卷首弁言）《静庵文集》有徐松道光戊戌年（1838）序，言“松年八岁，在姑孰使院受书于良与先生。……先生授以《困学纪闻》、《日知录》，……反复讲贯疏通证明于是，先经，以及史，旁及百家，触绪引端，稍稍知古义。”又曰“（先生）博极群书，少时又受学于戴东原、邵二云两先生。”左眉在1790年前后曾入毕沅幕府，交游有马宗琏、章学诚等人，毕沅精史地，此为徐松史地学之渊源一也。
徐松与翁方纲皆为大兴人，二人同乡且都在翰林院，故往来较密。翁方纲比徐松大48岁，故徐松必以师礼之。翁氏在其诗文集中数言与徐松的往来。如《复初斋诗集》卷六十二《石画轩艸五》曰“徐星伯编修购得秋盦所拓武梁”“星伯拓得洪文敏太平州瑞麻”，《复初斋文集》卷十六《跋张惠言仪礼图二首》“徐星伯庶常持以见示”云云。
徐松与张琦、李兆洛皆为1805年同年进士，故相识，三人皆有地理学著作，非偶然也，且书札往来，序作不断，有以相得也。
徐松与嘉定钱氏子弟亦有往来，如钱大昕女婿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订年谱》“嘉庆十六年”条曰：“学使徐星伯编修松在都门，与钱亦轩、同人昆季为文字交，下车后，与予深相契合。按使桂阳回，以所拓南汉铜钟文见贻。”钱亦轩、同人昆季即钱东垣、钱侗。“下车”指1810年徐松以湖南学政身份赴任。在任期间与瞿中溶多有往来。又嘉庆十六年（1811），严可均应徐松之邀赴楚，因徐松第二年被劾解任，严可均入徐松幕未成（见《瞿木夫先生自订年谱》）。徐松与嘉定学人和严可均往来是不奇怪的，因为钱大昕和丁杰是翁方纲的挚友，钱东垣、钱侗是钱大昕的侄子，瞿中溶是其女婿，严可均是丁杰的乡人，徐松作为翁方纲门人，与其往来亦为题中应有之义。此往来亦见左眉《静庵诗集》卷四《钱孝廉东垣著〈经义考续编〉，徐星伯书来，欲以余所撰〈左传纂注〉编入其中，因戏作一首以答之》。后来徐松贬戍新疆，受到伊犁将军松筠器重，亦非偶然，而与钱氏子弟有关。盖松筠任陕甘总督时，非常赏识钱坫，故钱坫以著作相托，见《汉学师承记》钱坫条。而錢坫《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有徐松集釋（多引钱大昕、王念孙等人语），又徐松与钱氏子弟有往来，史学、金石学多受影响，故徐松在西域时入松筠幕府，而蒙受器重。
徐松最初在翰林院时，授编修，旋入值南书房。大学士董诰重其渊雅有俊才，一切应奉文字率委之，并举荐徐松入全唐文馆。董诰（1740～1818）曾担任过《四库全书》副总裁。在全唐文馆期间，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中兴礼书》等。是同纂《全唐文》的还有胡敬、陈鸿墀等，均为徐松的同年进士。严可均在《答徐星伯同年书》中曾说：“嘉庆中，足下在全唐文馆，从《永乐大典》写出《宋会要》，此天壤间绝无仅有者。及今闲暇，依《玉海》所载，《宋会要》体例理而董之，存宋四百年典章，肆力期年，觕可竣事。”
以上说明徐松在赴西域之前，在学术上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所以在西域路上，能一路留心水道、史迹、碑刻等等，完成了从书册向实地考察的学风转变。而《汉书·西域传》能由徐松补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敦煌莫高窟的记载，见于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水道之所以在地理上重要，是因为水源决定了生活用水、农业用水、畜牧用水，且水道亦可成为交通要道。敦煌在《汉书·西域传》多次被提及，且为古丝绸之路之要塞，西域长途之枢纽，徐松必不会错过。《西域水道记》卷三载：
“西过鸣沙山南。二源至二道沙滩入沙皆伏二十里，复出于乌喇窑洞之北，会为一河，色赤。（党河至头道沙滩以下，至双河岔，色皆赤。）是曰党河。（笔者案：党河流经敦煌古城，西南向东北走向）准望盖在鸣沙山之东南也。（山在敦煌县城东南四十里。）《新唐书·地理志》：“鸣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肃州志》引《元和志》云：“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山石，四面皆沙陇，背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还如旧。”今《元和郡县志》无此语。）山东麓有雷音寺，倚山为宇。山错沙石，坚凝似铁。高下凿龛以千百计，年祀邈远，经历兵燹，沙压倾圮，梯级多断。而佛相庄严、斑斓金碧者，犹粲然盈目，故又曰千佛岩。岩之莫高窟前，侧立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盖碑创于前秦，彼土耆士赵吉云：乾隆癸卯岁，岩畔沙中掘得断碑，有文云“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立”，旋为沙所没。《李君碑》即修乐僔功德也。（莫高窟碑两面刻度，以建初尺高五尺七寸六分，广三尺二寸，前面二十八行，行五十字。后面三十行，行四十八字。碑首篆额“大周李君修功德记”八字已剥落，第一行曰……）莫高窟又有元《至正造像记》（度以建初尺，碑高三尺三寸，宽二尺八寸，……）千佛岩睡佛洞外有唐《李府君修功德碑》，石质坚致，文多完好（度以建初尺，碑高八尺三寸，宽三尺三寸，……）其碑阴为唐《李氏再修功德碑》……岩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雍正中，光禄少卿汪漋督修沙州城，有《游千佛洞》诗（“古郡敦煌远，幽崖佛洞传。建垣新日月，访胜旧山川。窦启琳宫现，沙凝法象填。神工劳劈划，匠手巧雕镌。排列云迢递，嵌空境接连。金身腾百丈，碧影肃诸天。贝叶双林展，维摩一榻眠。威尊龙象伏，慧照宝珠悬。大地形容盛，灵光绘画宣。庄严挥四壁,妙善写重巅。门拥层层塔，岩盘朵朵莲。恒河难指数，法界讵云千。侧立衣冠伟，分行剑佩 联。炫奇疑异域，缔造自何年? 宗字唐家继, 西凉李氏延。但誇祗树景，不惜水衡钱。霜雪时频易，兵戈代屡迁。汗尘迷净土，战血染流泉。阒寂凭谁顾，摧颓实可怜。兹逢清塞暇，闲眺化城边。色相嗟多毁，丹青讶尚鲜。问禅无释侣，稽首冷香烟。字落残碑在，丛深蔓草缠。徘徊荒刹外，怀往意悠然。”）山下月牙泉。汉兴道姚培和构亭泉上，常携茶具，载笔来吟，访古遐陬，斯为故实。党河迳山阳，《功德前碑》所谓“前引长河，波映重阁”也。
这一大段固然征引为多，然碑则为实测，细致到尺寸和分，以及每行的字书，绝非拓片所能拟似。必徐松亲眼所见。又言“山错沙石，坚凝似铁。高下凿龛以千百计，年祀邈远，经历兵燹，沙压倾圮，梯级多断。而佛相庄严、斑斓金碧者，犹粲然盈目，故又曰千佛岩。”此必手摩目验方可言之。
1820年，徐松返回京师，《西域水道记》作为中国西北水道地理的最重要著作，于道光三年(1823)刊刻。反响也颇大。道光九年，徐松寄《西域水道记》等三种给李兆洛，属为订正。李兆洛致书徐松曰《西域水道记》为奇书，为鸿蒙之闢。陆继辂致书徐松曰：“宋于庭在此极叹吾兄绝学已成，人生如此足矣。”（见《大兴徐侍御同人书札》）
值得一提的是，1832年，时任敦煌县令的许乃穀也作了一首《千佛岩歌（并序）》，其中提到：“……人力所到天无功，凿破混沌开洪濛。高高下下千百洞，由颠及麓蜂房通。天梯云栈钩连密，贝多树拥梵王宫。一龛无数佛，四壁无万像。丹黄千百年，斑驳还炫晃。就中一佛耸，百丈天外昂头出云上。一坐一卧大无量，人入耳轮倚藤杖。额珠百斛伊谁拾，慧灯千盏何由集。负此擎天拄地材，膜拜无人自山立。前秦建元穷雕锼，盛唐李氏一再修。继其功者宋及元，千锾万镒空谷投。……”（见《瑞芍轩诗钞》卷四）
许乃穀（1785-1835）字玉年，浙江仁和人。据《瑞芍轩诗钞》卷首《署安西牧敦煌令许君传》可知，道光十一年冬，许乃穀调任敦煌县令。
许乃穀是汪家禧的门人。汪家禧（1775—1816），字汉郊，自号东里生，浙江仁和人，阮元诂经精舍高材生，“颖敏特异，通汉易，作《易消息解》”（《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著述数十巨册。臧庸在庚午年（1810）曾写信给孙星衍曰：“汪君家禧，为足下诂经精舍高足弟子，所业精进，实两浙诸生中第一。阮侍郎、戴金溪、陈恭甫、许周生诸君并以为然，非庸一人私言。”时为1810年。（见《拜经堂文集》卷三《与孙渊如观察书》）
可惜汪家禧殁后其门人许乃榖不戒于火，著作全燬，仅存《东里生烬余集》三卷，系由汪家禧友庄仲芳与许乃榖搜辑而成，其友萧山王宗炎序。复可见姚椿《晚学斋文集》之《汪家禧别传》。
作者简介：孔筱龙，70后，生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