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隶楷冠——《广武将军碑》
■庆旭
在泱泱隶书经典群中，前秦《广武将军碑》似乎是一颗被人遗忘的明珠。虽然历经西汉、东汉的书体整理，隶书在风格与笔法表现上已相当成熟，但因地域、民族关系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艺术发展还是参差不齐。反过来看，正是各种不齐才越发显示出艺术审美的多样性。前秦（351—394），也称苻秦，是与东晋并列存在的“十六国”之一，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前秦宣昭帝苻坚在位期间非常重视汉文化，《广武将军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际遇，它是氐族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文化产物。
《广武将军碑》拓片（局部）
《广武将军碑》前秦建元四年（368年，东晋太和三年）刻，碑高174cm、宽73cm、厚14cm。碑石四面刻字，碑阳17行，碑阴及两侧刻部将姓名，碑阴上部单独一列15行，下部17行，有界格。因碑额书“立界山石祠”五字，故又称《立界山石祠碑》。碑久佚，乾隆年间曾出土，嘉庆初又佚。1918年于陕西白水仲目镇寒崇祠发现，1972年移入西安碑林，《金石萃编》《西安碑林全集》有著录。
此碑是前秦时期陕西白水宜君地域与胡人（氐族）共立的界碑，内容除有碑主的姓氏外，同时反映有前秦时关中渭北疆域的划分、官职的设置、部族的分布以及碑主所统辖的吏民数目等，这些都是反映前秦历史的重要资料。就现有研究资料来看，前秦时期石刻仅存《邓太尉祠碑》和《广武将军碑》二石。
庆旭 节临《广武将军碑》
碑学大家于右任先生将此碑列于陕西“三绝”碑之一，并以其碑派行草创作《纪广武将军碑》予以颂赞：“广武碑何处，彭衙认藓痕。地当仓圣庙，石在史官村。部大官难考，夫蒙城尚存。军中偏有暇，稽古送黄昏。”
康有为曾为此碑初拓作跋：“北碑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关中金石志》名为《广武将军》，则非也。乃广武将军曾孙产耳。惟碑为苻秦建元四年，去王右军《兰亭》仅十二年。故字多隶体，实开《灵庙碑》之先，渊茂且过之，应与《好大王碑》并驱争先。此拓有碑额，碑阴尤为完美。碑阴字似流沙坠简，古逸至异。吾拟名此碑曰《秦建元四年产碑》。此碑在陕，亦为关中楷隶冠。”
此碑因残损严重，碑文漫漶，加之受时代因素影响（十六国时期碑刻多用隶书夹杂楷书为之），其字法构成形式不甚严谨，尤其是碑阴之字更加草率，造成一定程度的识读困难。但整体气象还是能领略其书艺的特殊价值。从上述诗、跋可推《广武将军碑》的价值，尤其是康有为，把“古雅第一”“渊茂”“古逸至异”“关中隶楷冠”这些溢美之词放在有数千年深厚文化积淀的关中地区是有其学术考量的。
从用笔上看，此碑较多秉承古人篆隶之法，多逆锋运行，然线形活泼。横画首尾略高，中间下凹，形成一种多变的弧形曲线，且多数不作波尾，将汉隶中明显的波磔变为一种意念的波意，古朴由此而来。然而有的横画又不忌出锋，以增加随意性和多样化。竖画起笔或微含逆势，或顺势直落，多呈斜势，始终处于某种变动之中。撇、捺类斜势笔画亦不类印象中分书的对称式安排，甚至“故作欹侧”，这种“隶体与楷笔之间所生发的那种不规范、不稳定、不单一的样态，犹如儿童的活泼，仿佛山民的质朴”（刘涛语）。
庆旭以《广武将军碑》笔意创作的作品
结体上，几乎完全打破传统隶书扁方严整的结构理念，字体大小斜正，变化自由，拙中见巧，巧中寓拙。同时，该碑在个别字法上予以一定的变形和增损，或上宽下窄，或下宽上窄，或长或短，着眼于表现稚拙天真之态、自然纯真之美。
在书写节奏上，此碑书写随性，自然中夹杂行草笔意。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行草笔意，不是那种有明显提按动作的时尚熟练的连带，而是笔势与速度的结合体，依然是不重起伏的圆厚线形，这种线条既让人感到高古浑朴，又显得空灵轻盈。这与同一时段众多北碑注重空间形态而弱化线条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作为有界格的《广武将军碑》（碑阳），其书刻过程却未受到丝毫约束，字形忽大忽小，忽高忽低；结体忽正忽斜，忽左忽右。如此这般，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进而造就了一种别样的美感。它给当今以过度“设计面貌”“设计形式”以博得评委眼球的隶书写手们一个健康创作路径的思考，在自然中形成的，以真实的状态、心态、手法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具有感人的魅力。它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它是它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