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殷周甲骨文字、钟鼎铭文直至秦代刻石文字，其总体的字体演变倾向在于象形意味的逐渐减少，而线条和内敛式的空间结构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直至隶书的崛起，则是对篆书趋向于僵化、程式化的彻底改变。从篆而隶，是对篆书字形体系的颠覆与隶书字形的建构。隶书对于篆书字形的改造是根本的、彻底的，是由线条的有机整合演变为笔画的空间律动分布。由隶而草，则又是隶书的快写、简写的结果，字体风格的变化，日常书写是开端。借助汉字形体处于演变活跃期中日常应用的俗体书写材料，对于字体发展演变的研究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笔者从日常书写应用的悬泉汉简、肩水金关简等汉简墨迹中的隶书简、草书简中选取字样作为微观研究对象，从而探讨隶书草化过程中的书写性特征。在这之前，需要对“隶书”“八分”“草书”的概念进行简单的界定。
本文中“隶书”是指“古隶”和“八分”的统称，“古隶”是脱胎于篆书阶段的字体，“草篆”“秦隶”皆属于“古隶”范畴；“八分”是指规范且美化了的隶书，亦称“今隶”，与“古隶”相对。关于“八分”名称由来的论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就八分的成熟时间而言，在发现汉简之前，人们只能将石刻文字作为研究隶书的唯一资料。从石刻文字来看，八分书的特点在东汉中期才显现出来，而从悬泉汉简隶书简牍如地节二年（前六八）宣帝简（I90DXT0208③：2）、五凤四年（前五四）宣帝简（I90DXT0116②：43）、永光三年（前四一）元帝简（I90DXT0110①：23A）、建昭元年（前三八）元帝简（I90DXT0207③：20）、阳朔元年（前二四）成帝简（I90DXT0116②：38）、永始四年（前一三）成帝简（I90DXT0114②：1）来看，这些汉简牍墨迹字体都为成熟的八分，由此可以说，八分的成熟至迟不会晚于西汉中期。
“草书”一般有狭义和广义的两层含义，狭义的是专指字体的名称，广义的是不论时代，只要是写的潦草的文字都算是“草书”。潦草的书写方式在殷周时代同样存在，而作为字体的草书，其萌芽在战国中期，是从古隶中演变而来的新字体。草书的书写方法是隶书对于篆书字形草化的延续和发展，到了隶变后期，成熟的草书书写方式反过来又作用于八分书的书写。草书与八分的成熟基本在同一时期的，裘锡圭指出：“草从古隶生”，“草书正式形成为一种字体，大概在西汉中期偏后”。从居延汉简中草率的隶书简的书写如神爵二年（前六〇）宣帝简（271.17），永光元年（前四三）元帝简（562.3A）看出其字体已经有浓厚的草书意味；阳朔元年（前二四）成帝简（284.8A）和元延二年（前一一）简（170.5A）已是相对成熟的草书，推测出草书的形成至迟不会晚于元、成之际，很可能在宣、元时代就已形成的结论。从悬泉汉简有明确纪年的编号草书简如元凤四年（前七七）昭帝简（I90DXT0207④：1，类似秦隶草写）、甘露二年（前五二）宣帝简（I90DXT0116②：122）来看，其草书的使用已成规模，而初元四年（前四四）元帝简（I90DXT0205S：2）、永光四年（前四〇）元帝简（I90DXT0116②：48）、阳朔二年（前二二）成帝简（I90DXT0205②：20）则已是完全成熟的草书形式了，由此可以说，草书滥觞于武帝晚期和昭帝时代，形成至迟不会晚于宣、元之际，元、成之代已经相当成熟了。
草书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是篆书演变为古隶过程中出现的草体，二是八分书的草化书写。其实，很难准确区分哪些草书是从古隶而来，哪些又是从八分草化而来。因为八分与草书的成熟时间大体相近，这两种字体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存在相互的影响。就从书写角度而论，尽管“隶书草化”有一部分是对“古隶”的草化，一部分是对“八分”的草化，但是其草化书写的规律是一致的。隶书草化过程中书写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改变笔法
字体构造的基本为线条或笔画，线条是“篆体阶段文字”构字的基本元素，笔画则是“隶楷阶段的文字”构字的基本元素。用摹物的线条所构造的篆体文字变为顺应书写者生理的笔画所构造的隶楷阶段的文字，这是对于汉字字形的彻底改变，亦是汉字由象形变为符号的转折。字体的变化是文字发展中书写方式、书写材料的改进或改良所产生的量变，而这一量变的最终结果是文字体系的变化，即是字体发展的质变。由篆而隶，由隶而草，即为质变。王凤阳在《汉字学》中提到：“字体变化的基础是线条或笔画，线条或笔画的变异是字体研究的出发点。”对于字体演变的研究而言，书写问题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字形、结构问题居其次。篆书、隶书与草书之别，最大的差异在于其用笔的不同，即笔法的差异。
马圈湾汉简中王骏幕府奏书稿
马圈湾汉简中王骏幕府奏书稿作为草书简六十七个字样二百六十八个笔形中，可以分辨出露锋起笔二百三十五个，占比百分之八十七点六九，逆锋起笔十四个，占比百分之五点二二，而王系草书字样及笔形整理统计与敦煌草书简情况大体一致，说明草化书写中露锋起笔在敦煌汉简时期已臻于成熟。汉简草书简起笔多以露锋直入或露锋斜切，很少有逆锋起笔的情况。悬泉汉简中带有明确纪年的多达一千九百枚，笔者随机选择出带有明确纪年的（分别为建昭三年、永始二年、建始四年、鸿嘉四年）字样清晰且能明确识别起笔方式的悬泉汉简中的草书简，共计一百三十四个字样、五百九十二个笔形。其中可分辨出露锋起笔五百四十一个，占比百分之九十一很可口六九；逆锋起笔三十六个，占比百八之六点零八，值得注意的是，书于建昭三年（前三六）字样的草书简笔形共计一百八十六个笔形，而其逆锋起笔的仅有五个笔形，占比百分之二点六八。相反，四个样本中时期最晚的书于永始二年（前一六）草书简牍，共计一百五十六个笔形，而其能明确分辨逆锋起笔的多达二十四个笔形，占比百分之十五点三八。这种情况除书写者的书写习惯、书写材料的差异以外，也说明八分与草书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成熟的隶书（八分）起笔的逆锋动作，也深刻地影响着草书的起笔书写方式。草书书写中露锋起笔的书写方式，至少在汉元帝时期已臻于成熟。虽然露锋起笔占比的多少并不能作为草书发展成熟的依据，但露锋起笔却是草书普遍的用笔方式。草书书写用露锋起笔，远比用逆锋起笔书写方便快捷。通常露锋起笔时，其笔尖是右行或下行的，是最自然、最符合人的书写生理习惯；而逆锋的笔尖先左行或上行，是违背书写时手的运动生理的，王凤阳在《汉字学》中论述篆书的线条改造隶书的笔画的过程，归纳出两个原则，即趋直性原则和反逆性原则。隶书草化过程中，露锋起笔的用笔方式，显然也是符合反逆性原则的。
二、省并笔形
日常书写应用往往要求简易且容易区别辨认，悬泉汉简正是日常书写的汉字，能够作为形体演变中的一个阶段性代表。丛文俊认为：“字形式样的改变，源于书写规则的改变，而唯一的破坏性根源来自书写性简化。”从篆而隶，由隶而草、行、楷，字体的演变就是不断简化的过程。在这一简化的过程中，书写本身是原动力，“在日常通行的文字中，书写性简化是促使书体演进的基本动力”。当然，在简易和区别之间要有一个平衡，“草书”能够执其一端，“八分”执其另一端。隶书求迅速、求便捷的草化书写，就必然需要减少笔形的数量。为便于对样本的研究分析，这里将线条和笔画统称为笔形。笔形是指从下笔运行至收笔完结，笔锋始终不离开书写载体面所形成的轨迹。
隶书草化过程中，为减少笔形数量所采取的方式是笔形的“串连”与“并连”。所谓“串连”，是指“构成字形的两条线由于书写上的走向一致从而串联成一条线的变化”，笔形的“串连”亦对于字形的“简化”。但是串连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只有相邻的笔形在书写中发生关系时才能串连，其前提条件是笔形走向一致。所谓“并连”，是指“相邻同走向的线，为求构字匀称而合并为一”。草书对隶书笔形草化而并连其笔形时，亦要满足字形间足以区别的条件。从悬泉汉简草书简可以直观地看到笔形的“串连”与“并连”的情况，如阳朔元年（前二四）成帝简（I90DXT0116②：38）与阳朔元年（前二四）成帝简（I90DXT0109②：10）书写内容中前七字“阳朔元年十二月”均相同而字体不同。前者为草书简“朔”字作：
后者隶书简作：
“月”字前者作：
后者作：
这是走向一致两条横向笔形串联成一条竖向笔形的变化。再如，编号为I90DXT0116②：91的草书简彩色图版中“诸”字作:
红外线图版“诸”作:
“言”旁的走向一致六条横向笔形串联成一条竖向笔形的变化，这些都是草书对于隶书笔形草化中的“串联”现象。同一条草书简中两个“簿”字写法一致，其彩色图版中“簿”字作：
红外线图版“簿”作：
这是“簿”字的左部“氵”第三笔笔形与其右部“尃”笔形相邻且走向一致，是右行，从而合并为一的并连现象。再如，编号为I90DXT0114②：4的隶书简，彩色图版中“縣”字作
红外线图版作
编号为I90DXT0116S：61的草书简，彩色图版中“縣”字作
红外线图版作
可见，这不仅是左部笔形与右部笔形的并连，亦有左部横向笔形的串连以及右部斜向笔形的串连。笔形的“串连”与“并连”广泛应用于隶书的草化过程中，笔形较多的字，往往是笔形“串连”与“并连”共同作用的。
裘锡圭将草书改造隶书的主要方法归纳为：省去字形的一部分、省并笔画保存字形轮廓以及改变笔法。裘锡圭从文字本体出发，关注到汉字最终在简帛材料上留下的形体痕迹，是直接以隶定后草书字形与隶书字形作静态的对比，故认为从隶书到草书是部分字形的省略或省并，而没有能够关注到日常书写应用对于字体演变的影响。隶书字形的草化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渐变过程，并非是直接省去字形的一部分或直接省并笔画而只保存字形轮廓，而是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笔形数，以达到快速、简易的书写目的。然而，由于笔形数的减少以及特征笔形笔程（笔形长度）的趋短或消失，就使得草书的字形的特征不够突出，很多字的偏旁的写法是相同的，不易辨认区分，容易产生混淆。所以草书的应用范围有限，主要用于起草文稿和通信，作为辅助隶书的一种简便字体。
三、连笔映带
王宁在《汉字构形学导论》中对于笔形的变异的原因总结为三类，分别是：为书写连贯而变异；为结构紧凑而变异；为构形美观而变异。显然，草书对于隶书字形的草化而导致笔形的变异，其原因主要是在“为书写连贯而产生的变异”，具体体现在转折笔形和连笔映带笔形增多。
汉简中单个字的书写，其笔形越多，就意味着毛笔离开书写材料的次数越多，那么，单字的书写时间就会增加，书写效率自然就会降低。要提高书写效率，就要使得笔尖离开书写材料的次数减少，除上文提到的将笔形的“串连”及“并连”的方式以外，将相邻的笔形以转折的方式连写映带亦是隶书草化书写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在悬泉汉简草书简中随处可见，如编号为I90DXT0116S：61的草书简中“悬泉置”三字，红外线图版作
以“置”字为例，一般来讲，八分作“置”下部“直”时，其转折笔形只有左起下转的横折笔形，而草书作“置”下部“直”时，转折笔形变为左上起斜行左上转的笔形和上右起斜行右转的笔形，较于八分书写多出一个转折笔形。此简中“悬泉置”三字其转折笔形共有八个，其中六个为圆转笔形，两个为硬折笔形。再如，编号为I90DXT0112②：48的草书简中“不肯捕诣”四字，红外线图版作：
其转折笔形共有七个，其中五个为圆转笔形，两个为硬折笔形。这说明草书对隶书字形的草化过程中，相邻笔形的连笔映带使得转折数量增加，从而提高了书写效率，并且圆转笔形要多于硬折笔形。除此之外，为尽可能多地连属相邻笔形，其转折笔形的样态更加多样，且小角度转折增加，而正向转折减少。
连笔映带是隶书草化的书写性特征之一。其笔形通过连笔映带书写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连写使得笔形连接，笔形数量减少，总笔程趋短，书写效率提高。
（二）改变了笔形的置向，从而使得字体的体势发生了变化。
（三）笔形的书写顺序发生了改变，即笔顺发生改变。
（四）行款发生改变，改变了局部书写的章法。
（五）蕴含了楷化书写因素，如“硬折”“硬钩”“撇画出锋”“捺画出锋”等楷书特征笔形的出现。
（六）连笔映带改变了笔形的形态，体现在对隶书笔形样态的扬弃（波磔的保留与否）与笔形样态的多样化。
以上六个方面，均为以连笔映带作为草化方式的书写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从汉简墨迹中，总结出隶书草化三种书写性特征，即改变笔法、省并笔形和连笔映带。当然，这三种草化书写特征，并非是单独出现于草化书写过程中，多数情况下是共同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