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的经济学思维，是对包含人性的因果规律的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数字不重要，术语不重要，结论也不重要；是想象力重要，是视角重要，是推理重要，而权衡更重要。物理学研究无人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有人的世界。两门学科都是做人的必修课，但平添了一个灵活多变的变量，经济学就比物理学难得多，因为经济学要加入对人和事的考量。原则总是容易明白但不容易践行的。在此总结八点地道的经济学思维的学习心得，供朋友参考，希望能收融会贯通和升华理解之效。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爵士( Sir Karl Popper)提出了证伪主义理论，这对启发人们在科学理论和非科学理论之间画一条界线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波普尔之前，人们认为，只要是对现象做仔细的观察、记录总结、梳理、概括，由此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就叫科学理论。牛顿力学是一种科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种科学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也是一种科学理论。但波普尔开创性地指出，有可能错的理论才是科学理论。这些理论，陈述的内容越丰富、越准确，它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说它被证伪的可能性也越大。不可能错的理论，则不是科学理论。这并不是说只有科学才是有价值的，非科学就没有价值，而是说在学习一门学问的时候，我们应该分辨它到底算不算科学，是否要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学。在现实生活当中，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经济学都是科学，而文学、艺术还有逻辑和数学都是非科学，它们的性质和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非科学能够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安慰、思想的启发，带来推理的工具。非科学表达的只是一种情感、一种愿望、一种看问题的角度，没有对错之分；或者是一个逻辑自洽、自圆其说的符号体系。它们是永真的。在整个经济学的大厦里，大部分的内容都属于科学的内容，也就是说它是可错的、可验证的。例如，实施价格管制就会出现短缺的现象；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失业率就会上升；兵荒马乱的年代，真实利率会上升；缺乏产权的保护、对行为的后果不用负责的话，人们就会粗心大意、掉以轻心、浪费资源。这些都是从经济学理论里推演出来的可验证的假说，所以，我们说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科学，一门关于社会运行规律的社会科学。当然，经济学里也有一些属于非科学问题的讨论—比如一个美好的事件应该是怎么样的，什么样才叫公平公正，什么样才是高效率的，什么样才是低效率的一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讨论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的个人偏好。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不是纯净的，我们也不强求它是纯净的。但波普尔的分类方法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在讨论当中，自己正在讨论的到底是属于科学的范畴还是非科学的范畴，他让我们不至于在激烈的、冗长的讨论当中迷失方向。
现代经济学离不开数学的帮助，数学在经济学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了。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以日常语言来表述的，经济学论文的正文都是日常语言，数学、模型、方程式一般都放在脚注或者附录里。而今天的经济学论文刚好反过来，在正文里有大量的数字、模型、方程式，而解释性的内容则往往放到了脚注甚至是附录里。经济学高度数学化的结果，是它的内容、研究跟真实生活离得越来越远了。针对经济学当中过分应用数学的倾向，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警告和批评。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Deirdre McClosky)写过一本小书，书名叫《经济学家的邪恶和资本家的美德》( The Vices of Economists, The Virtues of the Bourgeoisie,,99。在这本小书里，麦克洛斯基通过批评第1位、第2位以及第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方法论，解释了经济学里不恰当的数学应用。她批评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简丁伯根( Jan Tinbergen)创立了社会改造工程学。她说这门学问把人类社会等同于物理世界，以为改造人类社会跟改造物理世界一样容易。她批评了萨缪尔森的黑板经济学，说他的经济学远离真实世界。萨缪尔森虽然从来没有访问过苏联，但多年来通过数学分析得出推论，即苏联经济很快将追上美国，直到真相大白之日才作罢。她还批评了1980年获得诺奖的劳伦斯·克莱因( Lawrence Kein)，说他创立的计量经济学，混淆了科学的显著性和人文的重要性，以致在人们做出决策判断的时候，没有把人文的价值考虑在内。例如，每小时的法定最低工资，如果提高一美元，会增加千分之一的失业机会，这千分之一到底是多还是少呢？在一个社会里那就意味着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失业，这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呢？科学数学和统计学本身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必须加上人文的价值观念才能做出判断。麦克洛斯基指出，要解释人类在过去两百多年间忽然发生的经济高速增长，仅仅使用过去经济学家所熟悉的概念、工具是不够的。她认为，这不是因为有人剥削，剥削只能解释财富的转移，不能解释财富的增长；这也不是因为单纯的投资，若只要把钱聚在块就能增长的话，过去历史上也有很多人财，聚财之后也没出现过这样的经济增长。麦克洛斯基说，真正推动近两百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是创新，是企业家精神，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商人节俭、遵守合约精益求精、服务用户的美德。而这些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体系里，根本找不到位置。翻开经济学的教科书，只有价和量，连质都找不到，就更不用说创业的激情和企业家精神了。麦克洛斯基主张我们要在经济分析当中，加入这些不容易观察、刻画和衡量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长足进步。因为真正的生产活动、供应的真相，其实是在生活的不确定当中摸索出来的。
跟巴斯夏一样，经济学家沃特·威廉姆斯也曾经讲过，很多人说经济学家分各种各样的门派—有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凯恩斯学派但其实经济学家只分两派，那就是好的经济学家和不好的经济学家。
好的经济学家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能够看见看不见的。好的经济学思维不追求某种单一维度上的最大化，它追求的永远是在各种选项当中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平衡。我们要从各种可能的选项入手，去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我们要从时间的维度来看问题，拿今天和未来做比较。想象力非常重要，我们能够把未来的收益想得多清楚、想得多具体、想得多大，我们今天所做的投资、所做的牺牲、所做的改变就能有多大。有些人是急不可耐的，仿佛没有明天；有些人能够看得很长远，进行非常宏大的规划。对未来的想象决定了人们对成本计算的不同。要看见看不见的，还可以从竞争的角度来看问题。竞争本身是有成本的，除了实物的成本，那些浪费的时间、精力和机会也是竞争的成本。我们要看见看不见的，还要注意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关系。很多竞争可以用“一将功成万骨枯”来形容，也可以称为“赢者通吃”。我们看到成功者的时候，也要记住许许多多跟他一样的竞争者所付出的努力，由于“赢者通吃”这种规则，他们离开了市场，已经被遗忘了。我们不仅要看到一个行业的成功者，还要看到这个行业的失败者；不仅要看到一个行业收获的季节，也要看到它播种的季节，这是能够帮助我们看见看不见的一个角度。我们要看见潜在的竞争者。到底一个市场是竞争的还是垄断的，不能简单地数那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正在经营的竞争者的数量，而应该去看那些潜在的竞争者，看他们进入市场到底会不会遇到人为设置的行政障碍。只要存在这个障碍，那么不论市场上现有的竞争者有多少，这都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一个垄断的市场，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人们可以随意进出，那不管看得见的竞争者数目是多少，它都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我们要看到潜在的供给和潜在的需求。供应者和需求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要看到供应者和需求者这两种角色会随着价格的变化而转化。我们还要看到私人的支出和政府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政府支出会产生乘数的效应，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我们会看到官方举办的大型体育活动对旅游业的刺激，会看到大型基建工程对原材料生产的刺激，也能看到大规模的再就业工程对人们生活的改善。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问政府花的这些钱、用的这些资金、调动的这些资源，如果落到私人的手上，让私人来使用的话，是不是也能够产生乘数效应？会不会产生更好的、更高的乘数效应?
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发展得非常蓬勃，叫计量经济学。它专门研究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些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种叫相关性关系。我们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只要发现一种情况的发生伴随着另外一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就说它们之间有相关性，而有相关性的事件之间可能同时也存在着因果性。假设男艺术家大多留着长头发，这时候长头发和艺术气质之间就存在着相关性。但这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性，你忽然想当艺术家了把头发留长并不见得就会增加你的艺术气质，使你成为艺术家。而长头发和艺术性之间可能存在着第三个隐性的因素，那就是在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里，只有那些非常特立独行的人才会留长头发，而特立独行的特征又是艺术家的特征之一。不是留长头发导致了艺术性，而是那个隐形的不可见的因素特立独行导致了艺术性。有大量的实例颠覆我们过去既有的对因果关系的认识。过去人们认为有良好的愿望就能成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往往是人们成功了才去找理由，这是对因果关系的一个颠覆。例如，我们在讨论成本的时候说，在会计课上我们学到的是原材料的成本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售价，在时间上看往往也是这样。但是经济学的逻辑却相反，是供求关系决定了最终产品的售价，而最终产品的售价又倒过来决定了每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整个价值产生的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规律的学科，要找出人的行为规律，就不仅要找出各种事件之间的相关性，还要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人们对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这样那样的偏见甚至是误解，而经济学分析可以修正这些偏见和误解。
我们在经济学的分析过程中，免不了要用定义、概念、判断推理来把握客观世界，但是我们所采用的这些语言本身，跟客观世界本身并不总是一致的。当它们发生错位甚至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修改的是我们的语言、定义、概念、推理和理论，而不是反过来根据我们既有的概念，去强行修改我们所要分析的现实世界。例如，每当发生交易，交易的双方都会认为自己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更值得。这当中的差额，有人称之为消费者剩余。但实际上它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创造的，同时也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拥有的，我们应该更准确地称之为交易剩余。又例如，许多产品是一种综合服务，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品。什么是一套房？什么是一台手术？什么是一个学习机会？什么是个操作系统？什么是一份工作？都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准。在讨论住房限购政策的时候，我们仔细地分析过，若把内涵丰富多样的综合服务当作简单的标准品，那由此制定的经济政策就会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偏差。又例如，有人把那些本来是商品的商品不当作商品来对待，以为把这些商品宣布为不是商品就能解决产品的稀缺问题。那是犯了事实和语言之间混淆的错误。学区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否认了学位的商品性，就只能把人们对学位的追逐改变为对住房的追逐。本应是家长付给学校和老师的费用，现在变成要付给房地产开发商了；本来家长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付不付得起学费，现在变成买不买得起房了；学生和学生的区别，本来只不过是考试成绩之间的差距，现在变成了主要攀比父母的财富水平了。把商品不当作商品来对待，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更难以解决。我们要重视那些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做那些顺应这些规律的人，不论提出什么样的说法、理论、口号，语言都不重要，语言所包装的行为是否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才是重要的。
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事与愿违规律的学问。坏人做坏事，归公安部门管；好人做好事，归居委会管。经济学关心的，是坏人做好事，以及好人做坏事的事情，是那些事与愿违的事情。例如，作为一个需求者，我想要买世界上最便宜的苹果，但是当我进入市场去寻找世界上最便宜的苹果的时候，这一行为本身就使得苹果的价格上升了。作为供应者，我本来是要卖最贵的房子但是当我作为供应者进入房地产市场去盖楼房、去卖楼房的时候，我的行为本身就使得楼房的价格下降了。这就是一种最典型的事与愿违的现象。又例如，到底是谁交了政府规定的税收，交了政府规定的养老保险，买了结婚用的钻戒？经济学会告诉你，这些行为其实并不是由法律、规定、风俗习惯决定的，而是由暗中的交易双方或多方的相对弹性决定的。相对弹性较大的一方，承担额外成本的比例就比较低；相对弹性较小的一方，承担的比例就比较高。并不是我们有了美好的愿望就会有好的结果，我们要学会用经济学思维来分辨愿望和结果之间的真实关联。
在逻辑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合成谬误( fallacy of composition)，说的是适用于个体的不一定适用于全局。最简单的例子是，在一个剧场里有人看不清楚舞台上面的表演，站起来才能够看清楚。一个人两个人站起来，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就没有人能够看得更清楚了。适用于个体的不一定适用于全体。钱对个人的福利和发展是重要的。每个人都缺钱，都想多挣钱，其目的是增加自己拥有的货币量在全社会货币总量中的占比。但国家并不缺钱，或者说仅仅增大货币供应量，并不能使得国家变得富裕。有人主张享受各种福利一包括免费医疗、教育、养老、被雇用带薪休假等是个人的基本人权。对个人而言，这种福利多多益善；但对社会而言，就必须找到其他人来承担提供福利的基本义务。享受福利是某些人的基本人权，那提供福利就是另外一些人的基本义务。社会上的各种劫富济贫的政策，都是由政府出面向最有钱的人征税，然后把收到的税补贴给社会当中最穷的人。而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戴雷科特指出，现实的效果并不是这样。社会上大量跟财富转移相关的公共政策，其实际结果都是让那些中产阶层得益了，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社会当中最穷的人和最富有的人。
有这么一个讥讽经济学家的笑话：有一位物理学家、一位化学家，还有一位经济学家，漂到了一个无人的孤岛上，他们需要食物。这时海岸上漂来一瓶食物罐头，孤岛上没有罐头刀，那怎么才能打开这个罐头，吃到里面的食物呢？物理学家运用他掌握的物理学知识，说我能够算出打开这个罐头需要用多大的力。化学家运用他掌握的化学知识说，我能够制作一些火药把它炸开。轮到经济学家了经济学家说，假定我们有一把罐头刀，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罐头打开。这就是经济学家的本事。别人是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经济学家只会假定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笑话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学家太喜欢假设了，但有些事情我们永远不能假设，因为这些事情是永远真实存在的。我们不能假设竞争没有成本，不能假设价格是昭然可见的，不能假设信息是对称的，不能假设市场是可以达到均衡状态的，不能假设合同是完备的，不能假设每个人都是天使，不能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也不能假设人们对新的情况做出应变和调整，是不需要时间的。在讨论现实问题的时候，有些问题、有些条件，我们永远不能够假设它们不存在，我们要记住它们是时刻在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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