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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瑟斯的精髓》七之四:经济学方法论

 天启而后知 2018-09-01

因而,1920年代,米瑟斯已经成为国家统制主义和计划经济著名的批评者,自由放任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坚定的捍卫者。但仅此是不足以餍足他那具有无穷创造性的心智的。 

 

米瑟斯看到,经济理论本身,包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没有十分系统的方法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提出其方法论基础。他也认识到,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被两种不健全的方法论魅惑住了:一种是“制度学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它越来越明显地误入歧途,想把经济学理论构建在与物理学类似的基础上。 

 

古典经济学家和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正确的方法论之上的,但他们对方法论的个别的洞见通常比较杂乱,不成体系,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比较明确、自觉的方法论,因而不足以抵御新兴的实证主义或制度学派的冲击。

 

米瑟斯决心为经济学打造某种哲学根基和方法论,以使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最终完满、系统化。他在Gmndprobleme der Nationaldkonomie (1933)(迟至1960年才翻译为《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出版)中首先发展了这一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制度学派渐趋衰落,而实证主义如日中天控制了整个经济学界之时,米瑟斯在《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及《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1962)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方法论,驳斥了实证主义,米瑟斯尤其侧重于驳斥实证主义方法,它用物理学的方法观察人,把人当作石头或原子。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就是观察人类行为中可计量、可统计的规律性,构造出一些规律,然后,可以据其进行预测,并用更进一步的统计证据进行验证。

 

实证主义方法当然只能切合那种认为经济可以由社会工程师支配并进行计划的理念,在这些社会工程师眼里,人仿佛就是没有生 命的物体。米瑟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前言中写道,这种“科学”方法是:

 

……用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根据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发展出“社会工程学”,这是一种新兴技术,可以使未来的有计划社会中的“经济沙皇”以工程师处理没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来处理人。

 

米瑟斯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方法论,他称之为“人的行动科学”,即关于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其理论来源有二:(1)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演绎的、逻辑的、个人主义的分析;(2) 20世纪之交以李凯尔特(Rickert)、狄尔泰 (Dilthey),文德尔班(Windelband)及米瑟斯的朋友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德国西南学派”(Southwest German School)。

 

从本质上看,米瑟斯的人的行动科学的基石是行动着的人:他是个体的人,而不是可以精确地用数量表示的、遵循物理学规律“运动”的石头或原子,相反,人有其努力实现的内在意图、目标或目的,人也会形成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想法。

 

简而言之,与实证主义者相反,米瑟斯首先肯定了人是有意识的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人具备心智,正是这种心智让他决定目标,并采取行动争取实现这些目标。这种行动之存在,除了通过观察行动着的人之外,也可以通过内省(introspection)的方法发现。

 

由于人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上行动的,因此其所采取的行为决不可能总结成量化的历史规律。因而,经济学家企图为人的活动搞出可据以进行预测的统计规律和相关性,就是徒劳的,是误入歧途的。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事件、每个行动,都是各不相同、独一无二的,都是自由行动且互相影响着的个人行动之结果;因而,不可能搞什么统计性预测,经济理论也不可能进行验证。

 

如果人的行动科学证明了,不可能把人的行动归类总结出量化的规律,那么,又如何会存在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米瑟斯回答说,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必然并且确实完全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物理方法。

 

古典经济学家和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已经揭示了,经济学一开始可以把自己建立在少数几个获得广泛认可的、显而易见的公理之上,这些公理可以通过对人的行动之性质和本质的内省而获得。我们可以从这些公理中推导出其逻辑含义,从而构成经济学上的真理。

 

比如,人的行动本身最基本的公理就是:个体具有目标,采取行动实现这些目标,行动必然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要采取常见的偏好值,等等。

 

尽管直到二次大战后很久才翻译成英文,但米瑟斯关于方法论的见解当时就通过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之笔,以一种被高度稀释的形式,传播到了英美经济学界。

 

罗宾斯在其《论经济科学之性质和意义》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1932)中承认,他“特别受惠于”米瑟斯,而在英国、美国,这本书很多年中被公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名著。

 

不过,罗宾斯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将稀缺资源配置到可供选择的目的,这种说法是对人的行动科学的一种高度简化和稀释。它根本没有提米瑟斯对于演绎方法之性质的洞见,也没有提米瑟斯对经济理论与历史学之本质区别的洞见。而米瑟斯本人的著作迟迟没有翻译,于是,罗宾斯的著作根本不足以抵挡日益强大的实证主义潮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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