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30年式红军军旗样品  ▲ 1931年3月1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要求各地政府各红军部队按此规定制换旗帜。  ▲ 《人民革命画报》中绘制的东北“满第一军”举军旗的图片 ▲ 东北日抗联军第三军第二师的军旗▲ 1949年6月15日，《报日人民》头版发布军旗军徽样式公告。第一部分
这个演进示意图，以9月开篇，而“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新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八一”建军节正因之而定。 那八月的旗帜呢？ 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彻底叛变革命，其日青天白旗肯定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 南昌起义因为特殊原因所使用的日青天白旗，标志的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之终结，而非土地革命战争之开端。 那么，我们能否让南昌起义打出代表革命的红旗呢，如同下面这幅油画（反映南昌起义众多美术作品大多采用红旗）——
想象不能代替事实，将南昌起义实际使用的日青天白旗代之以革命红旗——这违背起码的历史真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应有的态度。 因此，追溯军旗的光荣历史，只能从9月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说起：
紧接着南昌起义，一个月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抛弃了国民党的日青天白旗，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锤镰红旗。 1 秋收起义前夕，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关于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提出“创建新的革命军队……建立工农的革命军”，但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8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秋收起义中建立政权及土地问题给湖南省委的复示》，指示“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批评湖南省委“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注，湖南省委8月20日向中央的报告提出“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毛泽东时为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 8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关于两湖暴动决议案》，进一步明确“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即应改称农民革命军”。 毛泽东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率先将其领导的工农武装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在旗帜问题上却未贯彻中央精神，而是抵制日青天白旗，打出了象征工农革命的锤镰红旗。
秋收起义爆发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在9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关于旗帜如下表述： “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 10月28日中共中央《对北方局暴动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暴动的旗帜还用日青天白，这是不对的……暴动的旗帜应该是工农自己的红旗”。 工农革命军的称谓，中共中央最早于1927年8月在两湖（湖南湖北）秋暴计划中提出，10月23日对南方局广东省委亦作此布置，11月以后始将“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作为对各地的统一要求。考察此称谓的实际使用情况，革命基础较好的湘赣粤鄂等省使用比较集中（亦不统一），其他地区则使用者有限。毛泽东统领的工农革命军只是众多工农武装中的一支，但它走出了独特的井冈山道路，并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演进为威名赫赫的朱毛红军，为工农革命军的核心代表。 这面工农革命军之军旗不是中共正式颁定的军旗，全国工农武装（不管是否以工农革命军为番号）所用旗帜形形色色差别很大。 但秋收起义的军旗，打出时间早，产生的影响大，尤其是为后来的红军军旗所承袭，确认为军旗之首名至实归。
2 工农革命军军旗的设计者有权威认定。198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刊新华社电《何长工同志生平》称：“他参加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并由他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何长工（1900-1988）湖南华容人。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秋收起义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历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日抗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何长工1976年回忆：“因我在师部当参谋，又在留法期间学了一点几何知识，师长就将设计军旗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参谋处长陈树华、副官杨立三同志。我根据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见过苏联红军的旗样，提出了设计方案，经过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的反复修改，终于设计成功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 据此，参加军旗设计者还有陈树华和杨立三。陈树华（1907-1990）湖南新化人。黄埔军校毕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时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处长，负伤脱队失联。1949年3月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和谈破裂后随张治中留北平。杨立三（1900-1954）湖南长沙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时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副官。历任军委勤部总后部长兼政委、委军中央勤部总后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勤部总后部长、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 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整编秋暴武装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师部和一团驻修水。何长工等三人即在修水师部进行工农革命军军旗的设计。军旗设计完成后召集当地裁缝制成多面，9月11日，一师起义时各团同时揭出。
设计军旗过程中，毛泽东在安源不在修水，没有资料说明毛是否提出过具体意见。但读到毛泽东词作“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西江月·秋收暴动》），相信不难体味他对“工农革命军”、“镰刀斧头旗”的赞许之情。 关于这面“镰刀斧头旗”的具体样式—— 通常的介绍是：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为白色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有黑色镰刀、斧头，代表农民和工人；靠旗裤处缝有白条布，上写“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黑字。 首席设计何长工说： “由我负责设计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枚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紧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威武、漂亮。”（《何长工回忆录》1987） 问题来了，何长工没有告诉我们，置于旗面中间的“大五角星”是什么颜色。 修水是“军旗升旗的地方”，近几年纪念馆所展示军旗上的五角星已经由黄色改为白色。
但其他秋收起义纪念馆依然是黄色五角星，口径十分一致。
修水纪念馆五角星改为白色持何依据？其他纪念馆坚持黄色又有何理由？看来应该通力考究达成一致，同一面旗帜在其“故乡”呈两种色彩终究不是事。 我们推测，白色五角星的可能性比较大。理由一，制作比较方便。常见的红布、白布加上墨笔便可完成，而增加黄布要麻烦得多，从远处看黄、白色并无太大区别，在尚黄未形成风气的彼时，似无此舍易求难之必要。理由二，1930年承袭工农革命军军旗的红军军旗明确规定“五星（指五角星）为白色”，1931年旗式改变，五角星、锤镰才同时改为黄色。 3 接着我们简单探讨一下工农革命军军旗的渊源所自。 何长工在回忆中说，“我根据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见过苏联红军的旗样，提出了设计方案”。 有研究者不以为然，认为何长工是“参考苏联国旗”设计出工农革命军军旗。理由颇充分：苏联迟至1926年才规定统一式样的军旗，“苏联国旗为一些中国人熟悉之际，苏联红军军旗当时尚未被中国人知悉”。 我们认为，域外苏联旗帜的影响肯定存在，但直接的借鉴却是国内大革命时期的赤色工会旗。 中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不久便将工会旗帜提上了议事日程。1922年5月1日，中共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形成的决议案之一即《统一全国工会旗帜及徽章案》。 早在1924年2月号《青年工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主办）的封面上已经出现赤色工会旗（左上图）。 接着看两幅历史照片。一幅是1925年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右上图），一幅是1927年3月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成立大会会场（下图）。
信息量最大的是1927年1月12日湖南湘乡县农工大联合大会照片。1926年12月湖南全省工人、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同时召开。据报道，大会开幕时“主席郭亮宣布开会，向党旗、国旗及工、农旗行三鞠躬礼”。湘乡县农工大联合大会在省工农代表大会后半个月后召开，照片上的两面旗帜正与省会议的“工、农旗”吻合。左边犁头日青天白农会旗，右边赤色工会旗上锤镰五角星图案一目了然。
同样出自湖南的“浏阳纸工总会”、“浏阳县农民协会”徽章，一对袖珍版工、农会旗。
现存大革命时期的工会徽章与工会旗帜可起互证作用。工会徽章采用锤镰五角星图案的以湖南省为最多，其次广东省与湖北省。湖南工会徽章之所以多用锤镰五角星图案，乃该省工运在中共领导下尤为猛烈的缘故。
大革命时期赤色工会旗在湖南影响甚大，湖南人何长工恰恰从事革命活动于湖南（另两位参与设计者亦然），我们认为戎马倥偬之际工农革命军军旗的设计与苏联旗帜对接的可能性不大，而就近借鉴现成的赤色工会旗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指示，“建立红军已成为目前的要务，……在割据区域所建的红军，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存世不长的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后，军旗不统一的问题仍延续了两年之久。 1 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正规化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1930年4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发《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要求：“各级军旗一律用五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旗，中央为五星，五星为白色；中为镰刀、斧头交叉排列，镰刀、斧头用黑色；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旗须用大红色。”并规定“旗上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字样”，旗分连、团、师、军、军团五种规格。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委军中央颁布条例，正式使用“中国工农红军”称谓。《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对中国工农红军军旗作出如下规定：中国工农红军军、师、团三级旗帜为尺寸不同的正方形；靠旗柄的一边为条幅式部队番号；上边为横幅式“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文字；中间缀嵌有交叉的镰刀锤子图案的五角星；除旗柄一边外，其他三边缀飘穗。
1930年，中共委军中央两次对红军旗做出规定。相对第一次，第二次幅面更大，并改长方形为正方形，但嵌有黑色镰刀锤子的白色五角星居旗面中央的主要特征未变。不难看出，这面与中国工农红军名称相对应的军旗，依然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一脉相承。
2 1931年3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规定了新的红军旗（为行文方便，以下1930年军旗称老军旗，1931年军旗称新军旗），其五角星及锤镰图案的大小、色彩、位置都与老军旗完全不同——放大的锤镰徽由原来的黑色改为金黄色，置于旗幅中央；缩小的五角星由白色改为金黄色，置于靠旗幅内上角；靠旗柄的一边仍保留条幅式部队番号；去除“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字样。《式样》还设定连营、团师、军、集团军、中革军委五种不同尺寸规格，用颜色不同的旗须区分步、骑、炮、工、辎、医六个军种。
1931年11月5日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主席台中央便悬挂着这面新军旗。两日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同一地点召开。11月27日，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甚至连国歌、国旗、国徽都来不及制定出来。这没有什么关系，孩子都生出来了，还怕取不出名字？没有国歌就唱《国际歌》，没有国旗就暂时打红军的军旗嘛。”毛泽东所言证明，照片中的旗帜正是暂代苏维埃国旗的新红军旗。
1934年1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军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锤子，右角上为黄色的五角星，旗裤为白色。”
这应当是对使用已近三年的新军旗给予的共和国法律认定。“决定”的军旗旗式与新军旗一致，“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则与新军旗“集团军”级标准相同。“决定”公布的军旗是代表全军的旗帜，认为各军种、各级别旗帜一概取消是不对的。 不过由于环境特殊条件所限，统一的红军旗往往表现得不那么统一。在不同时空，其五角星、锤镰的大小、角度、位置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代表不同军种的彩色旗须则省略居多。 1936年2月20日，红军开始渡黄河东征，3月10日，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日抗先锋军”。虽然名称有所不同，军旗基本样式保持不变。
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到陕甘宁红军驻地考察。5月29日，抵达延安的中央考察团受到隆重欢迎。其时，红军军旗与民国国旗交叉悬挂于大礼堂门头（注：所谓“国共两党党旗”，实乃误读）。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动员大会。会场上“拥护军委的动员令”，“□□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等横幅中间，一面红军旗迎风招展——这或许是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留下的最后影像。
八路军、新四军的称谓产生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际，日抗战争胜利后仍沿用了较长时间。复杂的历程导致八路军、新四军军旗的实际应用情况也较为复杂。 1.日抗战争时期 1937年8月，经历一年多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终于达成协议，陕北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习惯上仍称八路军）115师、110师、129师。10月，南方8省15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陆新编第四军。 八路军、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番号，照理采用国民革命军军陆军旗。八路军洛阳办事处旧址现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军旗展示。
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国民革命军军陆旗经北伐以来数次更动，基本定型。 据1935年5月“军事委员会第121次及122次常会决议修正通过”，同年6月15日军政部公布的《修正军陆旗帜条例》，军陆军旗“横直按八与七之比例，用红布或红绸为地，内嵌面幅四分之一党旗以为中心”；军陆各军、师、旅、团、营、连之旗，横直尺寸分别为95×83.1，90×78.8，85×74.4，80×70，75×65.5，70×61厘米；“凡高级司令部旌旗上悬黄色小三角旗，中嵌红色之“军”、“师”、“旅”等字，团以下之旗则缀用紫红色之旄”；唯有步兵、骑兵团旗缘边缀15厘米长的黄色丝穗；另外，军陆各兵种以旗地色区分，例如步兵用红色、骑兵用黄色、炮兵用蓝色、工兵（交通）用白色等等。下面就是理论上八路军、新四军使用的军旗——国民革命军军陆步兵旗：
但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在历史图片和文物中我们不大容易找到八路军、新四军应用国民革命军军陆军旗的实证。一些有关历史图片上被指证与民国国旗同时出现的“军陆军旗”，实为国民党党旗。国民政府并没有军旗与国旗并置的规矩，但在不甚清晰的历史照片上，同样白日居中的军旗、党旗确实不易辨别。 事实上，新四军八路军往往以民国国旗替代军旗。下面是1938年11月河北唐县民众教育馆出版的《论持久战》。出现在封面八路军战士身后以及毛泽东肖像右下方的皆为国旗而非军旗。
下面是抗战前期八路军应用民国国旗实例。①1939年，涞源伪警备队起义编入八路军（国旗直接加上了军旗的番号条幅——“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日抗义勇队队部”）。②1940年 8月，八路军攻克山西娘子关。③1939年，毛泽东在全军八一运动会上讲话。④1937年11月，八路军攻克察南蔚县。
抗战后期八路军应用民国国旗实例。①1945年6月，八路军收复河北献县。②1945年 5月 ,八路军收复河北涞源县。③1945年4月，八路军再次收复河北易县紫荆关。④1945年8月，八路军战士守卫张家口。
究其原因，可能一是国民党方面未曾普遍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颁发军旗，而对此军旗本无兴趣的八路军新四军亦无意照章仿制；二是中共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对于更多的没有国民革命军番号的部队，此军旗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乎抗战时期中国的象征——民国国旗便有了更为广泛的使用价值。
1943年4月28日，党共中旗诞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确定党共中旗样式，“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不难看出，党共中旗正是在“1931式红军旗”基础上形成的（减去五角星，移旗幅中心的“斧头镰刀”于“左上角”）。而同时，党共中旗对解放战争时期“1931式红军旗”复出成为解放军代军旗又起到了导向和推动作用。以下两图中，1943年4月问世的党共中旗都符合标准。
2.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军”称谓的最早提出在日抗战争末期。1944年9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刘少奇提出，“还可以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用”。此后，“解放军”“河南人民解放军”“山西解放军”“华东人民解放军”“广东人民日抗解放军”“山东解放军”等称谓陆续出现。日抗战争胜利后国共谈判重开，“解放军”停止使用，仍然称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北则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解放军”称谓恢复，延安八路军总部改称人民解放军总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到1948年11月1日，中共委军中央作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团以上各部队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之称。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成为全军统一的固定称谓。为行文方便，八一军旗诞生前之解放军实用军旗归并本节讨论。 194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下发旗帜悬挂的通知，指示各地在节日集会中不必悬挂国旗（民国国旗），倘若党政军机关确实需要挂旗时，必须悬挂党旗（党共中旗）。解放区包括国民革命军军旗在内的民国旗帜使用时间均当以此为下限。此前，民国国旗在解放区一定场合依旧使用。下图华野某纵队为莱芜战役胜利举行庆功大会（召开于1947年2月23日战斗结束后），主席台毛泽东朱德画像旁张挂着民国国旗。
据新影的纪录片《号外新闻——还我延安》，1948年4月22日解放军收复延安，军民揭民国国旗庆祝胜利。以下是该片截图，画质不佳，民国国旗用红圈圈出。
但实证告诉我们，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进展，从复出的1931式红军旗（及其派生旗）作为解放军代军旗与民国国旗同时悬挂，到完全弃用民国国旗已成为解放军各部的普遍现象。
解放军代军旗包括“1931式红军旗”及其派生旗——素面红旗、五角星红旗、锤镰红旗等等。此时的“1931式红军旗”普遍存在着原置于旗幅中心的锤镰向右上方五角星偏移的现象，这当然是受党共中旗的影响。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形式上“1931式红军旗”（及其派生旗）与党共中旗颇为近似（甚至雷同），但它的解放军代军旗性质毋庸置疑。无视其存在，将各种形式的代军旗统统定性为党共中旗，显然与史实不符。
1945年8月延安，毛泽东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等乘坐的吉普车上插着一面五角星红旗。或许，这是最早出现的解放军代军旗（“1931式红军旗”之派生旗）之一。1945年的党共中旗样式见上节，此时也绝无可能打出国旗，那么，这面五角星红旗不是军旗还能是什么旗呢？
1948年初，晋察冀区军开展整军，会场悬挂“1931式红军旗”。
再看几个实例：①1949年华东警备第八旅烈属证书，用五角星红旗。②1949年胶东东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复员证，用素面红旗。③1949年苏北支前司令部政治部奖状，用1931式红军旗。④淮海战役功臣录，用1931式红军旗。⑤华东人民解放军奖章，用1931式红军旗。⑥晋察冀区军奖章，用素面红旗。
综上，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来说，国民革命军军旗并未得到普遍应用，日抗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往往以民国国旗代替军旗；解放战争时期，1931式红军旗（及其派生旗）复出，在八一军旗诞生之前，逐渐成为解放军各部的代军旗。
解放军军旗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早在全军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前，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八一军旗终于问世。 1.军旗的酝酿 1948年2月21日，中共委军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征求对军旗军徽意见》的指示电报，电报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均尚无正式规定。现我军向外进攻，发展新区，已渐感觉有此需要。过去使用国民党党徽作帽花的，自应宣布一律取消。惟有些部队，已自动戴上红五角星作帽花，亦显与苏军帽花完全混同，不甚合适。”电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军、各野战军前委及中工委、中后委于一个月内外提出对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的具体意见。电报稿上还有毛泽东的手笔：“为了征求意见，除你们自己研究讨论外，你们可组织一个专门讨论此项问题的委员会提出方案。”
1948年5月，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后，周恩来指派军委作战部一局具体负责军旗方案征选，后又派政治部政策研究室黄镇等参与工作。 同年冬，根据中央直属机关和各野战军、各区军报送的数百份应征图案编制的“军旗样本”已先后两次呈报，但无中选者。原因在于诸方案依然遵循旧规，以五角星、镰刀斧头、齿轮麦穗、枪支、火炬为图案。不过，上引电文中周恩来批评有些部队“自动戴上红五角星作帽花，亦显与苏军帽花完全混同，不甚合适”，已透露出中共高层避免解放军旗徽混同于苏军，希望体现自身特色的重要信息。 年底，鲁中区军《前卫》报社出版的纪念建军21周年特刊引起毛泽东等人的兴趣，其封面绘有带五角星和“八一”字样的红旗。周恩来明确指示军旗按此思路设计。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起草的《二中全会关于军旗的决议》通过审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此时军旗设计的指导思想已十分明确。
有说二中全会前已设计完成军旗两种（一是黄色五角星及其右侧的“八一”置于红旗右上方，一是包含“八一”的五角星置于红旗中间），因会议代表难以取舍，才有《决议》产生。 然而4月26日，也就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二天，中革委主席军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签署了拟于5月1日公布军徽（帽花）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草案）”。根据这份后未实施因而被人们忽略的“命令”，军徽样式如下：（1）圆形，直径26毫米，地为金黄色；（2）圆周围以2毫米红边，红边的正上方、正左方、正右方各开一宽4毫米之缺口，形成“八一”二字；（3）中嵌五角红星，星的周围直径22毫米。（见复原图） 此“军徽”虽符合《决议》“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的要求，但与后来公布的八一军徽完全是两码事。直到4月底军徽尚未定规，二中全会之前八一军旗定型自然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等审定军旗标准样旗与记录片的日期是5月27日，之前摄制授旗仪式纪录片用了“十几天时间”，可以推定，最后拟定的军旗图案送审时间在5月上旬。
对于送审的三幅图案，毛泽东等认为军旗拟采用第一种，第二种拟作军徽。征求各方面意见，得到大多数赞同。周恩来指示根据第一种样式制作标准样旗，并要求5月间完成授旗仪式纪录片的摄制。
5月27日，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各部门领导审定八一军旗的标准样旗以及授旗仪式纪录片。 5月30日，周恩来签发致各野战军、各区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并各级军区首长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电”：“兹颁发军委制定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七百份，请即点收，并请各野战军各区军遵式制发各所属部队，并定于六月十五日全军正式开始启用……”。 2.军旗的诞生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幕当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正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
命令表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 命令还具体规定：旗面为红地，长方形，横直为五比四。旗杆套用白色，宽为旗面横长的十六分之一。旗杆为红黄二色相间之旋纹，上置黄色矛头。（注：没有对“旗顶穗”做出规定，而事实上从军旗公布开始即用红色旗顶穗） 军旗尺寸分五个等级：人民解放军总部170×136厘米，野战军（一级区军同）及兵团（二级区军同）165×132厘米，军（三级区军同）160×128厘米，师（分区军同）155×124厘米，团（县指挥部或武装部同）150×120厘米。
1949年6月15日，《报日人民》刊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主席台始终悬挂八一军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一军旗迎来五星红旗闪亮登场。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的八一军旗。
不同时期的军人誓词，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红军全盛时期颁发军人誓词 我军最早的军人誓词是1933年夏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3年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部队扩大到8万人，士气空前高涨，各项正规化建设也相继展开，是红军十年发展的高峰时期。 1933年6月30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28日，中革军委发出训令，指出：“兹由本委员会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以备'八一’纪念日及最近期间内诸新成立红军部队举行宣誓之用。各级指挥员务须先负责详细讲解，使每一个红色军人都能彻底了解和遵行为要。” 《中国工农红军军人誓词》，共有5条 ，内容是： 一、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着工农解放而斗争到底； 二、我们是红色军人，要保证自己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命令，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模范。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爱护工农的利益和自己的武器，使它们不遭损失和窃夺； 三、我们是苏维埃的柱石，誓以我们的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保障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武装保卫苏维埃完成革命，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 四、现在敌人正大举进攻，我们要团结一致，拿着刺刀和枪炮与敌决一死战，拿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换得苏维埃新中国； 五、我们为着阶级利益，遵守革命纪律，服从上级命令。如若违犯，不遵守，甘受革命纪律制裁，愿听同志指斥。 中央（革）军委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誓词》 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发的军人誓词，有效地激发了红军官兵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誓词头一句就是“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表明了人民军队的工农子弟兵性质。誓词中六处提到苏维埃，具有鲜明的土地革命时期的色彩。誓词中“现在敌人正大举进攻”，反映了当时斗争形势的紧迫，因为国民党军队正在加紧筹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誓词发布一个多月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就开始了。 八路军出师日抗誓词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战。8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一一五师在陕西三原云阳镇大操场，举行了红军改编和开赴日抗前线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除驻云阳地区红军全体指战员外，还有云阳镇各界代表。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会上作了红军改编和开赴华北日抗前线的动员讲话，并带领与会指战员高声宣读《八路军出师日抗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为了日抗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委员长蒋领导全国日抗，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誓师大会会场 资料图 由于日抗战争时期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共同对外，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人誓词》显然已不合时宜，而《八路军出师日抗誓词》适应了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也代表了全体将士的心声。宣誓完毕，八路军即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日抗前线。 《出师日抗誓词》在八路军驻地广为张贴，当时对内习惯上仍称红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誓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朝鲜人民的要求，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确决策。1950年10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赴朝参战。志愿军出征前，一方面隐蔽集结待命，一方面组织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部队以连为单位)普遍召开了誓师大会，向祖国人民庄严宣誓：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上级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决不畏惧，决不动摇，发扬刻苦耐劳的坚诚精神，克服一切艰苦困难，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战斗中创建奇功。我们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成日金将军的领导，学习朝鲜人民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性，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朝鲜人民、朝鲜军队团结一致，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全部、干净、彻底消灭。” 入朝后，志愿军各部队在参加战斗前，通常也进行宣誓，以表达“打败美帝野心狼”、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志愿军战前在坑道里宣誓（因为不便于展开军旗，战士们向毛主席像宣誓。） 志愿军坦克部队出击前举行宣誓 建国后的第一部军人誓词 1955年颁布的《兵役法》 1955年，是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年份，在全军范围内实行了军衔制、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颁布了《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战争时期我军一直实行募兵制即志愿兵役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军正规化、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特别是义务兵役制的实施，制定新的军人誓词实施规范入伍已显得格外重要。为此，195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谋部总参、治部总政下发了《关于新兵入营后的工作和入伍誓词的规定》，要求各部队的新兵检疫后，立即组织入伍宣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颁发的第一部军人入伍誓词。内容如下：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参加人民解放军，负起革命军人的光荣职责，特郑重宣誓： 一、我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为忠勇机智，严守纪律，遵守条例，服从命令的军人，为了保卫祖国，不惜牺牲一切； 二、努力学习现代化的军事科学，提高政治、文化水准，熟练手中武器，时刻准备战斗，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消灭敌人； 三、拥护人民政府，热爱人民，爱护武器和国家财产，严守国家和军事机密，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 四、我如违背誓言，愿受国法和军纪的严厉制裁。 誓词共183个字。头一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与战争时期明显不同，突出了建立政权后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誓词中把“努力学习现代化的军事科学……熟练手中武器”作为第二条，反映了当时军队正规化建设全面开展和大量装备新式武器的形势特点。 一份珍贵的1956年版《军人宣誓誓词》 单行本形式的《军人宣誓誓词》 改革开放后对军人誓词的修改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原来的军人誓词与现实越来越不适应，修改和重新规定入伍誓词显得日趋重要。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1981年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谋部总参、治部总政颁布军人誓词，并发布《关于新兵入伍宣誓的通知》，规定通知下达后的第一次宣誓新老战士都要参加，以后每年新兵集训后都要举行入伍宣誓，并要求把誓词列为部队平时政治教育的一项内容。誓词的内容是：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依照法律服兵役是我应尽的光荣义务，为了负起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我宣誓： 一、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令，严格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爱护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三、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苦练杀敌本领，爱护武器装备，保守军事机密，团结同志，艰苦奋斗，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讲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四、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英勇善战，争取胜利。 以上誓词，我坚决履行，决不违背。 新的誓词增加到241个字（连标点符号共281个字符），是建国后我军最长的军人誓词。 1981年版军人誓词 1984年9月委军中央颁布了第八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首次将军人誓词列入内务条令，这是我军第一次在法律规范性文件里规定的誓词，把军人誓词上升到了法律的地位。该《条令》的第八条在1981年谋部总参、治部总政制定的军人誓词基础上略作修改，制订了新的军人誓词：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依照法律服兵役是我应尽的光荣义务，为了负起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我宣誓： 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努力学习军事、政治、科学文化，苦练杀敌本领，爱护武器装备，保守军事机密，发扬优良传统，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以上誓词，我坚决履行，决不违背。 修改后的誓词比1981年版誓词有所精简，誓词中出现了 “三热爱”“两个文明”的内容，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行文特点。 为适应新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客观要求，1990年6月9日，委军中央又颁布了第九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条令》首次将“军人誓词”专门列为一条，并对军人誓词做了修改，增加了“勇于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背叛祖国”的内容。 1990年版军人誓词 世纪末军人誓词大幅度精简 1997年10月，委军中央颁布了第十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根据形势的发展对原军人誓词文字内容加以修改，规定了新的誓词。内容是：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努力工作，苦练杀敌本领，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军队。 1997年版军人誓词卡片 新的誓词开宗明义，简明扼要，没有过多的铺垫，直接以“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开始。誓词字数大幅度精简，只有87个字。新版《军人誓词》既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坚定的政治立场，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又体现了简明、易记、易诵的誓词特点。 2002年3月颁布的第十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对军人誓词未作任何更改。 1997年版《军人誓词》 新的军人誓词更加简洁 2010年6月3日，委军中央颁布了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即我军历史上的第十二部内务条令，这个条令根据新的发展形势和时代要求对原来的入伍誓词加以修改，制定了新的军人誓词。内容是：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2010年三大条令 2010年版《内务条令》第二章军人宣誓 新的誓词进一步精简，只有73个字，是我军历史上最短的军人誓词。新誓词形式明快，简洁易记，是对我军性质、任务和军人职责的高度概括。在内容上更加突出了军人的战斗精神，也有利于军人时刻牢记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 2010年版《军人誓词》 在战舰上向军旗宣誓 在战机前向军旗宣誓 空降兵官兵向军旗宣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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