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54年12月7日上午，北京新街口总政排演场，一场空前隆重的追悼会在这里举行。 这场追悼会的主祭人为周恩来总理，陪祭人有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人，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军队各级领导人、民主人士更是多达上千人。 追悼会结束后，逝者的棺椁将要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两支长长的执绋引棺队伍走在最前面。排在左边队伍第一位的是周总理，他的身后是文官队，有彭真、陈书通、吴玉章、徐特立等人，排在右边队伍第一位的是彭德怀，他的身后是武官队，有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到达八宝山后，所有送葬人眼含热泪，看着棺椁被徐徐放入墓穴。最后，周总理等人在墓地绕行三周，与逝者作最后的告别。 中央和军委以如此高的礼遇，如此隆重的仪式为一个军队领导人办理葬礼，这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是第一次。 有人说，他若不早逝，在一年后的军队授衔中，完全有资格被授予上将军衔； 也有人说，他在后勤方面的六个“最”足以使他名垂青史； 还有人说，他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有过四个最闪光的片段，每一个都熠熠夺目。 然而，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革命先辈，如今却少有人知。 他就是杨立三。  杨立三 那么，杨立三曾经为革命作出过怎样的历史贡献？为何周总理执意要亲自为他执绋扶棺？他是否真的有资格被授上将军衔？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峥嵘的历史岁月，来了解杨立三其人其事。 01 参与设计我军最早的一面军旗杨立三参加革命的时间非常早，1921年就曾参加孙中山的讨贼军，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游击部支队长。 1927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在湘赣边发起秋收暴动，并让毛泽东负责秋收起义的领导工作。 这天，何长工、杨立三、陈树华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为工农革命军设计制作军旗。此时杨立三在起义部队中担任师部副官，负责后勤工作。 设计军旗可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毕竟，这是中共领导的军队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三人在高兴之余，感到了责任的重大。 何长工此前出国留过洋，熟悉苏联军旗的样式，杨立三当过湘军和国民革命军，也了解一般军旗的样式。因此，接到任务后，他们几人冒着炎热酷暑，躲在修水县文昌阁的楼上，连夜开始了设计工作。 经过一夜的奋战，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军旗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是一面鲜红的长方形军旗，旗的中间是一枚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五角星中间有象征工人农民的镰刀铁锤图案，紧靠旗杆处是一条10厘米宽的空白布，上面写着部队的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当设计方案被送到毛泽东和其他前敌委员们面前时，大家都夸赞这面旗既鲜艳又庄严，而且寓意也深刻。 设计方案通过后，负责后勤工作的杨立三又从地方上找来一些裁缝，亲自指导他们剪裁、缝制。整整两个昼夜，他们不仅赶制出100面崭新的军旗，还给每位战士缝制了戴在脖子上的红色布带。 几天后，震惊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一面面鲜红的军旗出现在战场上。从这以后，尽管人民军队的军旗做过多次修改，但鲜艳的旗色和金黄的五角星始终没有变过。 毛泽东对这面军旗赞赏有加，他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激情满怀地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秋收起义 在秋收起义中，杨立三负责后勤工作。著名的文家市会师，便是由他负责安排毛泽东和其他师领导的食宿。 上了井冈山后，他又先后担任团部副官，红十二军军需处长，红一军团经理处长，红一方面军副官长兼总经理处处长等职。 可以说，从有人民军队的那天起，杨立三就在从事军队的后勤工作。这也是他后勤工作的第一个“最”——最早。 02 发明一个计量单位——“饻”如今，我们很多人都不认识“饻”这个字了，但是在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人们对这个字都不陌生。 “饻”字读作“xī”，是一种计量单位，这个字的发明者正是杨立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的扫荡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物价飞涨，1斤小米从0.48元涨到2元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那些靠拿工资养家的军工厂的工人们，因飞涨的物价生活有了极大的困难。尽管期间也给他们涨过工资，但涨工资的速度总是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如何保证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受物价飞涨的影响呢？身为八路军后勤部长的杨立三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决定将计发工资的方法由货币改为实物，于是，有“食”有“衣”的“饻”字应运而生。  既然是作为计量单位，那么1饻到底是多少呢？当时，1饻大概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一天的生活费，即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2斤，油5钱，盐5钱，中等土白布1平方尺，中等家用煤1.5斤。 用饻作为计发工资的标准后，工人们每月实际能拿到的实物是固定的，生活水平再也不会因为物价飞涨而降低了，这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后来，这种用饻发放军工厂工人工资的方法还推广到了包括军费在内的其他领域，直到1950年全国物价稳定后才被取消。 就这样，杨立三以他的聪明才智，不但有效地解决了物价飞涨的问题，还为人民军队的财务工作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03“立三就是我们的萧何！红色萧何！”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离不开后勤的支持，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部队后勤人员或许不用上前线冲锋杀敌，但谁能否认他们的工作同样重要呢？ 在我党掌握政权之前，经费和物资的来源是相当困难的，但部队的弹药武器、医药、被服、粮食一样都不能少，作为后勤部长，杨立三的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土地革命期间，苏区农村条件极为落后，负责后勤的杨立三不仅要千方百计地筹粮筹款筹集弹药，还要组织建立小型的被服厂，制药厂，兵工厂等，保证部队的物资供应以及在战斗中的人、财、物运输。 不仅如此，心细如发的他还指导兵站人员根据伤员不同的负伤部位，设计出多种样式的担架，有效地减轻了伤员的痛苦，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称颂。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联合抗日。最开始，国民党按照三个师4.5万人每月共55万元的标准给八路军发放军饷，到了1940年，八路军已经壮大了10倍，人数发展到40余万人，但国民党发放的军饷仍然只有55万元，而且还经常拖欠。 到百团大战后，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公开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这下八路军干脆一分都拿不到了。 几十万人要吃饭、穿衣、看病、打仗，怎么办？作为八路军后勤部长的杨立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搞生产，办石矿，抓征收，搞贸易，建银行，抗灾荒，争取外援，厉行节约，保证后勤供应。  山东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 作为部队，武器必不可少而且至关重要，但当时八路军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杨立三考虑到地雷、手榴弹不仅威力大，又构造简单，决定把它普及为对敌斗争的利器。 在他和军工厂部长刘鼎的共同努力下，八路军每个军分区都成立了手榴弹厂，地方政府也以县为单位组织起了地雷生产。 生产出武器后，杨立三又指示军工部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教授地雷制造和爆破知识。很快，华北抗日根据地掀起了“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爆破运动，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一场轰轰烈烈的“地雷战”在抗日根据地展开，直炸得日本鬼子晕头转向。 在杨立三的筹划下，八路军几十万军队挺过了八年抗战，不仅如此，他还为中央军委积攒下一大笔银元。 到了淮海战役时，由于后勤工作涉及到华东、中原、华北三个战略区和华东华北五省，组织工作异常复杂，毛主席亲自点将杨立三到山东参与部署战役后勤计划。 到山东后，杨立三尽力协调三个战略区的后勤，一手组织了从大连到胶东的海路运输，使得东北和华北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淮海战场前线，有力地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一年，全国的经济水平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抗美援朝战争又开始了。杨立三不得不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为志愿军筹集各种战斗物资的工作中：部队每天需要哪些物资？每种物资要消耗多少？运到前线去的有多少？还差多少？从哪里解决？ 此时的杨立三，已经患上了脑瘤，废寝忘食的工作让他的头疼得不行，但他戴着醒脑器依然坚持工作。 从1927年我军成立之初，一直到1954年因病逝世，27年里，杨立三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为我军后勤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曾在一次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称赞杨立三：
 杨立三（右一）和战友们在一起 04 坚持抬周恩来过草地周恩来总理之所以坚持亲自担任杨立三追悼会的主祭人，又亲自执绋扶棺，不仅因为杨立三在工作中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更因为他曾经在过草地时亲自将周恩来抬出了草地。 红军长征途中，周恩来患上了阿米巴痢疾和肝脓肿，连续多天发高烧，吃不下任何东西，身体极为虚弱，经常昏迷。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红军正要穿过条件极为恶劣的茫茫草地。 周恩来连走路都困难，更别说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草地了，怎么办？彭德怀毅然决定：“宁可把装备扔掉一些，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 接到任务的参谋长肖劲光很快就组建了一个担架队，同样身患重病的杨立三也坚决要求加入担架队。 干部团团长陈赓劝他：“你的身体也有病，还是不要参加了。只要你自个儿能安全过草地，我将来请你喝酒。” 杨立三表示，我不但要自己走过草地，而且还要抬着周副主席一起走过去！  茫茫的川西高原上荒无人烟，野草丛生，沼泽遍地，而且经常毫无征兆地下起暴雨来，泥潭里的腐草不知道已经沤了多少年，一脚踩下去就很难拔出来，那些深的泥潭甚至能没过一个成年人的头顶。 在这样的草地泥水中行军，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也有极大的困难，更何况红军将士们缺衣少食，瘦弱不堪。杨立三和其他战士一起，深一脚浅一脚地抬着周恩来的担架，行走在危险重重的草地上。 他的肩膀磨破了，腿脚被泥水和雨水浸泡得又红又肿，但他咬牙坚持着，同行的战士们劝他休息一下，但他根本不听，坚持要亲自抬，不肯离开周恩来一步…… 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看着这一切，心里十分不忍，多次从担架上爬起来想要自己走，被杨立三他们一次次劝住。 整整6天6夜，担架队的同志们顶风冒雨，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周恩来抬出了草地。 放下担架后，杨立三这才感觉自己肩膀和脖子疼得难以忍受，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准备悄悄脱下衣服察看自己的肩膀，这才发现衣服已经与肩膀上的皮肉连在一起了，他用力一扯，不禁疼得倒吸一口冷气——这6天里，他的肩膀一次次出血结痂，又一次次磨破出血，早已血肉模糊……  19年后，在杨立三的追悼会上，周恩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流着眼泪悲不自胜：“在长征途中，我身患重病，立三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抬担架，把我抬出草地……” 结尾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杨立三多次累到住院，并患上了脑癌，但他仍然不肯放下工作，他总是说：“不管疾病怎么折磨我，有事情总是要做，我想趁能工作的时候多做一点才好。” 1954年7月，在党中央领导的多次劝说下，他才不得不暂时放下工作，赴莫斯科治病。 然而仅仅4个多月后，杨立三就因病医治无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逝世，终年54岁。 1955年，我国实行军衔制度，1000多名为创建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高级将领分别被授予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等军衔。 遗憾的是，此时杨立三已经逝世，再也没有机会被授予军衔。但如果此时他还在世，被授予上将是完全够资格的。 论资历，他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中的一员；论贡献，虽然他没有参与过指挥大型战役，但一直在军队负责后勤工作，可以说我军每场战役的胜利都有他的一份功劳。 不仅如此，他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创始人，为我军后勤建设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例如后勤编制的确定，机构的设立，各种供应标准的制定以及后勤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规划等等。 1955年授衔时，像杨立三一样没有上前线打过仗的将军也有不少，比如负责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从事医疗工作的傅连暲被授予中将军衔，还有刘少文、丁世方中将等人，也是类似的情况。 李克农上将 更何况，毛主席曾称赞杨立三为“红色萧何”，萧何那是什么地位？“汉初三杰”之一，大汉开国功臣！ 当然，由于我党人才众多，杨立三之于新中国未必有萧何之于西汉那般举足轻重，但说到我军的后勤工作，杨立三却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有六个“最”——参加后勤工作最早，时间最长，职务最高，在后勤工作领导岗位上经历最丰富，经受的考验最多，做出的贡献最大。 因此，他应该是很有可能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只是天妒英才，疾病早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也使得他的名字如今少有人知。 但是，历史不会忘记。“杨立三”这个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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