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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世纪末，鄂荆南山镇刘家场的老街上，一个名叫张成雄的老居民在拾荒时，拾得一摞旧报纸和几本残破旧书。张成雄虽然是个无业居民，却有些与他人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和见识。读过一些书，能讲一些古（故事），而且善于书法，每逢春节，都会看到他在小镇闹市街道旁替人书写楹联福字，以获微酬。因为他爱读书，对书籍文字有所青睐，也具有古籍旧书收藏意识，便把这些旧书留在了家中。也许是机缘巧合吧！张成雄有个嫡亲侄儿艾左特别亲他，小时候就喜欢有事无事往他家里跑，与其厮混。巧就巧在艾左也是个书迷，而且在街上摆了个书摊出售租书，以此为业。这叔侄俩可谓“臭味相投”，即爱钱也爱书。艾左在二叔家见到了这几本破书，随手翻阅，不经意间发现一本旧书中夹藏有一张发黄的旧报纸残页。出于好奇，他便翻阅起来，发现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旧报纸，虽然只是残页却实属罕见。艾左深知物以稀为贵，如获至宝，便连哄带“骗”，将其占为己有，把这张报纸残页带回家收藏起来。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二十多年过去了，拾荒人早已作古，原来的张家侄子亦是霜染双鬓，步入暮年。前些天，这位艾左兄弟用微信给我传来2张图片，说是清理藏物时翻出来一张旧报纸，记忆中好像是二十多年以前收藏的。当年得到此物后就束之高阁，忘到脑后了，他问我有没有兴趣研究。很快他就将这张报送来我家。初始我只是当着稀奇之物一睹为快，浏览中我看到这份民国时期的省府报纸竟然是在刘家场印刷出版的！而且还刊登有当年老街上几家商号刊登的广告，不禁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好奇。抗战时期，刘家场老街上，虽说是店铺林立，商号数十，但多为小本经纪，小商小贩居多，能叫得响的商号也就那么几家。没想到会有数家颇有名望的商号在那份报纸上同时刊登了商业广告，在那个战乱年代，还真算得上是大手笔了！这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都有哪些内容？与刘家场老街还有何历史关联？一连串的疑问让我对这张报纸产生了欲探究竟的阅读冲动。这是一张民国时期刊名为《新湖北日报》（鄂中版）的报纸，活字铅印版，4开单页双面，与现在的《湖北日报》大小尺寸一般。不过，这张报纸是单页，仅能看到正反面分别为第一、二版。纸质应该是那个时期的一种经过加工处理后的超薄竹浆纸（又称土报纸），纸张太薄，致使正反文字墨迹相互渗透，两面字迹叠加，严重影响辨认。加之收藏年时已久，色泽蜕变，已呈暗赭黄色。报纸折痕严重，破洞处文字缺失，故而阅读起来很有些难度。我借助高倍数放大镜查阅，依然有少许单字不得而知。此报纸按常理应该有四版。据《湖北文史资料》1986年第二辑《抗日期间创刊的<新湖北日报>》一文记载，民国三十一年创刊于恩施总社的《新湖北日报》，为四版设计。第一版刊登社论和广告；第二版为国内重要电讯新闻；第三版上半部为国际重要电讯新闻，下半部为省、市重要新闻；第四版则为副刊，刊载杂文、诗歌、小说、歌曲等文艺作品。而我手中的这张《新湖北日报》（鄂中版）是该报的鄂中分社衍生版，理当袭承总社的既定版式和版数。然而，却与之大相径庭，这张旧报纸仅见第一版和第二版，而且版面栏目安排也有所不同。第一版右上侧为刊名区域，包括刊名、创刊时间、总社地址、分社地址、主任、发行人、批复文号、刊号及本期期数。还有订报价格和广告刊登价格。第一版除了一篇标题为“宪政实施后之县制"的专论外，其它部分和第二版的上部分都是国内国际战时新闻，内容显得很杂乱，版面内容安放区域也不太严谨。让人疑惑的是，新闻通讯里居然没有松滋乃至湖北境内（除了恩施）的任何信息。第二版的下部分属于广告区，有商业广告、恭颂答谢、个人启事、行业公告等。因不见另有它版，故不能确定是否还有副刊。仔细观察这张报纸的边缘，没有人为裁剪的痕迹，应该是独立页面。或许原本就此孤页两版，也有可能是四版缺失其二，仅此猜测不为证。不过，有史记载，1945年日报投降后，《新湖北日报》受命在武汉复刊初期也是四开一张，如此，鄂中版的《新湖北日报》只有一张单页也就有所可能了。这期报纸虽然只有两版，信息量却非常之大！大到国际动态、国内战局、官长训令、政要升迁、政论时评；小到广告启事、地方新闻……更有意思的是，这期报纸广告中还间接地涉及到了刘家场老街鲜为人知的一些过往迷踪。为了深度了解这份报纸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以及与刘家场的源渊，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力图按图索骥，寻迹揭秘。只是残页报纸所含信息繁杂，只能有选择性地分别予以甄别。 首先要弄清楚《新湖北日报》是一张什么报纸?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抗战时期，日寇入侵，肆虐鄂东，战事不利，武汉失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机关被迫转移至较为安全的恩施县，恩施成为战时省府所在地，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报《武汉日报》也随之迁址到恩施。1940年8月，时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为了实行其“三民主义新湖北”的施政目标，需要有一个能让他运用自如的宣传咽喉，为其服务。而在恩施的《武汉日报》，却是国民党中宣部所掌握的党报，作为省政府主席的陈诚是无法能随心所欲去支配的。于是，便另起炉灶，授意董冰如筹备创办自己的新报纸。就这样，《新湖北日报》1941年1月1日在恩施创刊，报社地址在恩施滚子坪，由董冰如任社长。同年夏天，陈诚指定自己的亲信浙江老乡谢然之接任《新湖北日报》社长。谢然之曾是陈诚的私人秘书，早期参加共产党，后被俘叛变，获释后在陈诚的资助下留学日本，自然对陈诚感恩戴德，倾力执掌《新湖北日报》。他自办印刷厂、道纸厂，延揽人才，为陈诚的治鄂“新政”鼓吹，深得陈诚信任。《新湖北日报》的成立，正值全国人民与日本侵略军浴血苦战的时候。和其他新闻机构一样，《新湖北日报》不能不把抗日救国作为宣传报道的主要内容，但是，该报也在国民党和陈诚的授意下发表过反共仇共的文章。当时曾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参加该报社工作，如杨培新、曹祥华、李伯刚等，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还有一批青年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由于战时交通梗阻，等报纸发到前线和敌后诸地早已成明日黄花，失去了新闻的时效性。湖北省政府便决定分地域成立《新湖北日报》多个分社。1942年底，在黄冈三里畈成立了鄂东分社，主任为陈熙平。1943年，在崇阳大源成立了鄂南分社，主任叶梦弼。1944年，在松滋刘家场创立了鄂中分社。这些《新湖北日报》的分社，分属当地行署或专署领导，与恩施总社没有隶属关系。1943年冬，陈诚调离恩施，谢然之随之去重庆，由石信嘉接任《新湖北日报》社长。抗战胜利后《新湖北日报》总社于1945年10月迁移至汉口，留下部分设备在恩施成立了《新湖北日报》鄂西版。武汉解放后，《新湖北日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刘家场与《新湖北日报》的关联是从1944年开始的。陈诚、谢然之去重庆后，该报通讯室主任谢未泯受命率领一批编辑、记者来到当时被视为鄂中抗战前线的松滋县，在刘家场成立了《新湖北日报》鄂中分社并出任分社主任。不久便出版发行新的《新湖北日报》（鄂中版）。此报纸内政部登记证为警字七九三四号，中华邮政登记为第二类新闻纸内。与其巧合的是同年的4月1日，国民党松滋县党部机关报《松滋国民报》在时为松滋县治的麻水坪创刊，与《新湖北日报》（鄂中版）在刘家场创刊时间仅相隔2天。关于刘家场分社主任谢未泯的信息不多，他生于1917年，又名谢蔚明，安徽枞阳人。他出身贫寒，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6期，曾任青年通讯社特派记者、重庆《扫荡报》战地特派员、《武汉日报》采访主任、《新湖北日报》通讯室主任等。抗战胜利后，任中央社武汉分社采访组长，南京《和平日报》采访部副主任兼《每日晚报》采访部主任。1957年被划为右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谢未泯平反返回到上海，任职于《文汇月刊》，成为该报社重要编辑之一。谢未泯晚年著书不辍，著有《老戏剧家王瑶卿及其他》、《康藏公路纪行》、《岁月的风铃》等多部散文集。谢未泯于2008年无疾而终，享年92岁。谢未泯和鄂中分社在刘家场运行时间不长，应该只有一年时间。因为1945年日本投降后，湖北省政府电令鄂东行署主任李石樵负责《新湖北日报》迁汉事宜。《新湖北日报》迁往武汉后，同年恩施的《新湖北日报》报社和鄂东、鄂中、鄂南分社相继撤销，所有工作人员都到达了武汉。所以，《新湖北日报》（鄂中版）报社在刘家场只运行了一年多时间，而这张在刘家场出版的《新湖北日报》（鄂中版》报纸，也就成为了罕见的绝版文物。从这张旧报纸可以看到，《新湖北日报》（鄂中版）的发行人是谢然之，主任谢未泯。这就让人有些困惑了，因为曾任总社总编辑李继先先生的回忆录中提到，1943年冬天谢然之就已卸任随陈诚去了重庆。那么刘家场分社《新湖北日报》（鄂中版）的发行人为什么会是谢然之呢？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不得解惑，我想可能是谢然之去重庆的时间是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陈诚重庆履职之后他才应召而去，只有这样才能与《新湖北日报》（鄂中版）发行人身份相符。刘家场分社《新湖北日报》（鄂中版）创刊时间为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三月二十九日，这张报纸是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期），由此可见，当时《新湖北日报》刘家场分社的运行还是很顺利的，报纸能按日出版。报社应该设有通讯处、广告部、发行所等。不过，该分社地址在刘家场什么地方？报纸由何处印刷？发行渠道有哪些？有无本地人参与？都不得而知。我也是本地老街人，在我的记忆中，自幼不曾听老人们提及过有关刘家场有报社报纸的事。问及在世的多位高龄老者，皆摇头不知。不过有几个线索可以去探寻求证。一是刘家场老街上确实有过私人印刷厂，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位外来的戴姓老板夫妇在老街从事印刷业务，不知是否是当年报社的承印处。另一个线索就是听说曾在刘家场官渡坪的杉树林发现过许多铅字模版。此地为寨子山北面，沿山脚有少许零散居宅，但地处偏僻，只有羊肠小道，不具备报社驻留和运行条件。还有一个说法，抗战时期刘家场郊区的丁家冲曾有过印刷厂存在。丁家冲是个坪冲之地，也是通往曲尺河方向的必经之路，村居较为集中。抗战时期，松滋县立中学曾流动转移至庆贺寺、丁家冲、曲尺河等处，坚持上课教授。因此，丁家冲当时也具备报社驻留的条件。《松滋县志》1986年版中记载，1943年11月3日，日军分两路犯境松滋，分别取道直入五峰和湖南石门，企图侵犯常德。也就是在这一天，松滋国民县政府机关在县长朱英培的带领下迁移至刘家场。十年前我在仙楼香村采访时，到该村丁家大屋实地考察过，据被访问的几位老人说，那里曾是松滋国民县政府机关临时所在地。逃亡中的松滋国民县政府与5个月后在刘家场开设的《新湖北日报》鄂中分社有没有关联也是一个可探讨的契入点。我查阅了民国二十六年版的《松滋县志》和新中国1986年版的《松滋县志》，遗憾的是都没有相关记载。一是民国版县志编纂时早于七年前，二是1986年版对民国时期的内容很少涉及。鉴于《新湖北日报》当年在各地建立分社后的隶属关系是当地行署或公署，该报在刘家场的鄂中分社应隶属于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也称荆州专员公署）。也就是说，其与松滋县治无隶属关系，也难怪松滋县志上缺失了这段历史事件记载。因此，虽然上述县志没有记载，但也能够以这张报纸残页实物和《湖北文史资料》一九八六年第二辑记载史料以及当年报社编辑、记者的回忆录，来证明它的历史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它能给新版《松滋县志》和正在筹备编纂的《刘家场镇志》提供新的历史事件及其依据。这也是这张老报纸宝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之所在。这张报纸有哪些内容关联到松滋和刘家场?与现在的县志记载有哪些存疑待考的地方?和现在的媒体一样，广告也是《新湖北日报》（鄂中版）的版块内容。其广告占用了第二版二分之一的版面，可想而知，广告收入可能也是当时报社运行的经费来源之一。只是所涉及的客户好像不多，这期广告客户只有刘家场、沙道观、湖南津市的，可以看出该报纸创刊不久，发行范围也不是很广。因此，该报社在本期也刊登了自家在湖南津市设立办事处的启事：“本报成立津市办事处启事：兹为便利津澧各界订阅本报及刊登广告起见，特于津市成立办事处。一所暂假阵中日报驻津办事处内办公，并经约定陈学魁君主持嗣后津市读者，诸君如欲订阅本报及刊登广告者，请同陈君接洽。”仔细阅读这张报纸上的广告，除了知道这些广告的商业信息外，还可以从中捕获到很多关于本地人物、事件、遗址等历史资料。这期报纸有一则致谢广告很值得关注，是松滋县沙道观镇的一群乡绅联名刊登的。刊登广告的背景和内容都很特别，笔者觉得可以供本埠历史研究者作为沙道观镇抗战时期的历史事件的佐证。“恭颂铜梁部第三警备区指挥部李指挥官果然暨陈营长寿林、瞿营长连运、伍营长长健、王营长林锦、仇营长玉廷德政。窃吾镇位居县治边际，紧接战地，近两年来人民受敌军伪部，以及跳梁小丑之交相残蹴，以致焦头烂额。自指挥官李果然氏暨各官长等驻节以来，即由澄清地方，肃清奸匪，一切根本问题着手，不数日破获汉奸土匪，为数甚多。自此宵小敛迹，萑苻潜形。顿使万恶环境化险为夷。而人民之得以安居乐业者皆李指挥官暨各长官之所赐也。其军风纪之严肃，对老百姓之爱护，更令人佩戴莫忘。致对任务方面，各长官随时亲率所部，便衣化装，刺探敌情，并轮赴涴弥敌人阵地，利用游击战术，打击敌寇，使倭奴窝伏狡窟，视蜀如虎，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尔来倭寇物质缺乏，因我镇与米积台等地，商业逐渐恢复，甚为觊觎，意欲进犯掳掠。各长官闻讯之余，即予先发制人之策略，于本年三月三十日率少数精锐，于是日深夜直抵涴市市区内，身先士卒，与敌由激战继以肉搏，达八十之人。血肉横飞，惊神泣鬼。结果我英勇之军，以少克众，毙戮二十余人。同时，弥市方面潜伏出击又歼敌三十余人。从此倭寇寒心，而犯扰之野心戢矣。地方不得再受无谓牺牲者，又皆李指挥官暨各官长之所赐也！吾人深受其恩，耿耿难忘，谨将其丰功伟绩，聊致报端，以伸微悃云。松滋县沙道观镇人民代表胡礼堂、叶伦甫、赵炳焕、刘梅生、胡琰麟、曾惠川、梅仲泉、张彩卿、彭斌臣、吴陶齐、孙国章、黄健伯。”从这则广告可以知道，1943年间，日军已分别侵入了江陵县弥市和松滋县涴市这两个与沙道观毗邻的集镇，并对沙道观和三县交界处的米积台虎视眈眈，意欲侵犯。加之汉奸土匪助纣为虐，骚扰乡民，沙道观镇可谓危机四伏，不堪其忧。幸有国军部队入驻，剿匪锄奸，清除内患，继而于1944年3月30日夜袭涴市、弥市，一举歼灭日军50余人，威震敌寇，使其闻风丧胆，保得沙道观镇一方平安。其述说发生在涴市和弥市的那两场奔袭游击战不可谓不惨烈，惊心动魄的场景和傲人的战绩完全可以载入松滋抗战史，流芳后世。当时驻守沙道观镇的国军应该是一个团的兵力，因为致谢广告中涉及到5位营长，按常规当时国军一个团3个营，若有加强营最多也只有4个营，3000人左右。据查历史资料得知，广告中所提及的指挥官李果然曾是国军第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团长。一个团有5个营长不符合常规，可能其中有的是副营长，乡绅们恭称为营长以示尊崇。至于当时该部队是否满员不得而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下设多个警备区，其中，所辖的第三警备区包括有永川、铜梁、合肥川等县，一个警备区辖属多个部队，广告文中称“铜梁部第三警备区指挥部李指挥官果然……”应该是第三警备区铜梁部指挥官李果然。李果然不是第三警备区指挥官而是所辖下的铜梁部31团指挥官，这样才与相关记载相吻合。可见其驻节沙道观时依旧是原属番号。抗战时期，松滋是战区，川军铜梁部在松滋即为前线，从重庆调防松滋也在合理之中。至于李果然的记载也不多，只知道他是湖北天门人。字纯武，生于1910年，民国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重庆军官训练团校官研究班肄业。官至国民党第十八军一一八师副师长，阵亡后被追授国军少将军衔。关于文中所述的这两场袭击日军的战斗，我查阅了《松滋县志》（1986年版）1943～1944年间的大事记，没有相关的历史记载。仅有“5月19日至23日，日军在涴市、米积台一带增加兵力，大举西犯。国民党军队兵力不支，退至新江口凭松滋河堵击。日军渡河不遂，在八宝及沙道观一带烧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不过我还是在《松滋县志》（1986年版）上还是找到了抗战时期这支部队在松滋的一些蛛丝马迹。《松滋县志》（1986年版）卷九.军事.续表中记载“番号：陆十八军十一师；驻松时间：1943年11月；驻地、活动情况、去向简介：在杨林市暂驻，参加常德会战，12月1日奉命开往长沙”。这些信息证明了该部队曾进驻松滋，大部队逗留时间很短，参加常德会战兵力不容分散，不可能会留一个团的兵力在松滋。但这张《新湖北日报》（鄂中版）广告是1944年4月，该部队夜袭涴市、弥市的战斗是3月30日。这说明李果然的31团只能是参加长沙会战后返回时驻留松滋沙道观。但是，县志上没有此说。有一个节点值得注意和探讨，那就是当年驻扎沙道观的究竟是哪一支国军部队?据《松滋县志》(1986年版)记载为“陆66军185师553团，驻松时间为1943年11月。先驻刘家场，不久移驻沙道观，1945年5月由39军某部换防。”而我这张民国时期的报纸所述的内容显示，陆18军11师31团驻节沙道观并且在涴市、弥市夜袭日军的那段时间是1944年3月。那么，前者应该至少是在1944年4月之后才从刘家场移驻到沙道观。但后者驻节沙道观一事，《松滋县志》（1986年版）却没有记载。这份《新湖北日报》（鄂中版）残页上的广告除了上述的致谢启事外，还有一些商业广告和其它启事。特别是涉及到刘家场老街上的一些信息，有些可谓鲜为人知。广告1，“祥和香烟公司广告：特种黑人牌香烟。烟丝黄嫩，气味芬芳。厂址：刘家场中街大巷口。”这是民国时期刘家场老街第一个以公司冠名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商行。笔者也系刘家场老街的古稀逾龄之人，自幼未曾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烟厂。这个公司应该不是单纯经营销售的公司，因为广告中注明的是“厂址”而不是商行地址。记忆中的大巷口左侧是一家店面，其门前街面是老街最宽敞的地方，面积也不逾百平米，老街人称之为“宽街心”，也是老街中心地带。其上下街道的宽度明显收窄了许多，如此形成的老街显得狭长而逼窄。如果烟厂在大巷口，那么烟厂也只能是“宽街心”的这栋房子，或大巷口右侧“李吉堂”（人称“李堂记”）处。可惜现在老街已没有百岁老者，按时间推算，90高龄的老人在当时也不到10岁，能否有此事恐怕也回忆不起来了。不过大巷口附近确实曾有过家庭小作坊用手工卷烟卷出售，但与公司规模应该相差甚远，广告上的祥和香烟公司是不是这个小作坊有待考证。广告2，“湖北松滋刘家场长盛行广告：本行专售，澄清梓油，白油皮油，香菜棉油，顶尖斗方，花线杂粮，欢迎惠顾，价格从廉。地址：刘家场复泰榨坊 总经理刘辅记。”刘辅记是当年刘家场老街上有名的首富，关于他的平生现在已没有多少人知道，只知道他是个视财如命，吝啬至极的土财主。据老辈人说，刘辅记有先天的缺陷，身材虽然高高大大，却是个既聋又结巴的人，人称“禄聋子”。抑或是这个原因，他一生都非常低调，从不张扬。正应了那句老话“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刘辅记虽然身有残疾，却与生俱来一种天赋异禀，那就是经商理财的精明头脑。加之他吃苦耐劳，敛财有方，在祖业的基础上守业扩展，广开财源，圈地置产，成为一方富豪。其名下田产分布四乡，收租多达数千担。刘辅记还拥有多处房产用于建铺兴业。其财富和声望能与相毗邻的宜都县松木坪煤矿老板刘西伯比肩，人们称其为“北有刘西伯，南有刘辅记”，可见其当年生意何其旺盛，家业何其富有！一些街坊老者只知道刘辅记是杂粮行的老板，并把“复泰”统称为刘辅记的商号。殊不知“复泰”只是其榨坊的名字，而商行则为“长盛行”。而且并不是单一的杂粮行，而是以销售复泰榨坊压榨的桐油、皮油、梓油、食用油以及收购的粮食为主，其它日用品如斗方（一种用于祭奠和拜神的黄裱纸，又称钱纸）、花线（即绣花丝线）等为辅的综合经营的商行。所以，广告中是“长盛行”而不是杂粮行。之所以广告署名为总经理刘辅记，是因为还有他聘请的分管商行与榨坊的经理（即掌柜）刘英伯和刘振伯。刘辅记是个成功的敛财者，他虽然家财万贯，富甲一方，却福浅命薄，坎坷多难，到头来落得个人财两空。广告3，“松滋刘家场四强行杂粮山货部广告：雪白花线，细料斗方。山货杂粮，名山青果。桐棉麻梓，各种植油。代客买卖，童叟无欺。地址：刘家场河街 经理刘汉词”“四强行”还是第一次听说，就连广告主的后人们也不知道自己祖辈的这个商行名号。这个广告是以“四强行”的杂粮山货部名号刊登的。可见该商行还有其它分号。和老街上的多数商铺一样，该山货部也是主营本地土特产。广告中有一经营项与众不同——“代客买卖”，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供销社农村网点的“代购代销”。这是一种低风险的商业模式，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稳获利的营商手段。仅此一项就可以看出刘汉词的精明之处。经理刘汉词是刘家场老街上颇具盛名的商贸老板。其原名刘鉴藻，字汉词，生于1920年，汉族。祖籍广东新会县。刘家世袭经商，其曾祖父刘凤山、祖父刘美善父子开设店铺，商号为“刘福顺”。其父刘增昆（字白玉）与父经商的同时，还兼学中医眼科医术，颇有造诣。常给穷人义诊处方并施以药费，善举多获赞誉。刘家几代经商，不仅开有杂粮山货部，还曾先后经营过布匹、烟草店铺，并开有肉案（即牲畜屠宰销售）。到其祖父刘美善管家时，秉承先祖经商处事之道，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成为一方殷富人家。在老街坐拥三栋房产，并在乡下置田300余亩，遍及杨家台、官渡坪、庆贺寺、山溪口、乃至湖南边界的暖水街，分租给十多家佃户，成为商农兼顾的生意人。虽然传到刘汉词手里时，规模有所紧缩，甚至后因世事变故，历经坎坷，直至财富尽失，但在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成分划分时，刘汉词还是被划分为“工商业兼地主”。刘汉词（刘鉴藻）为刘家长子，胞姐刘鉴兰，胞弟刘鉴恒。刘汉词九岁丧父，十五岁时辍学从商，十六岁与本地望族胡氏闺秀胡人芬（闺字词凤）结为连理，逐步执掌刘家产业。刘汉词承父辈经商之能，涉足多种经营，除了营销布匹、杂货店，还搞驮运（运输）、设肉案（销售）、开榨坊（加工），其生意越做越红火。刘家雇有众多管账先生、店员、大师傅和保姆。由于其事业成功，为人耿直，多有义举，1949年前，曾被本镇商界同仁推举出任镇商会理事长达数年之久。1950年～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土地改革、刘家被没收了乡下的土地与房屋，仅保留了老街房产与店铺，1954年店铺歇业关闭，刘汉词被以“地主分子”戴帽管制劳动，先后就业于街道被服社、搬运站。文革期间，再次遭到冲击和伤害。1970年携子女全家下放到黄林桥公社白竹大队落户，1979年落实相关政策回到刘家场。仍然在装卸运输公司上班，64岁时退休。1999年农历8月12日病逝，享年79岁。广告4，“湖北刘家场邮政局公告：大小通兑，简捷便利。各种储金，利息优厚。人寿保险，手续简便。代发恤金，优待征属。 地址：松滋刘家场河街”看到这则广告，让我突然对自己孩童时的孤陋寡闻感到好笑。上世纪五十年代，老街上的邮电所在我们这些刚进校园的小顽童眼里，那就是一个特神秘的地方。因为听说那里除了有电话机还有“发报机”，那可是电影里的特务常用来发送机密情报的东西。稍大了点，又听说邮电所是个“半机密单位”，开国上将贺炳炎将军回刘家场时，赠送了一批手摇式军用电话机给邮电所、镇政府以及老街上的铁木社，更加深了对其的神秘感。直到成年了，才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当时邮电所的电报、电话属于电信业务，它之所以有电信业务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邮政、电信合二为一组建了邮电部。而在民国时期，邮政业务属于“中华邮政”，邮政局是没有电信业务的。因为电信业务属于“交通部”。也就是说，民国时期刘家场邮政局的业务仅限于函件邮件投递和部分金融业务，如：储蓄、汇兑及人寿保险等。还有一点就是代政府发放征属抚恤金，这与现在刘家场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代理服务业务相近。不过，广告中没有提及传统邮政投递业务，让人有些费解。广告上的刘家场邮政局地址在刘家场河街，应该是正确的。在吾辈人的记忆中，刘家场邮电所紧靠茅草街（即河街下段），现在的电信分局、邮政分局是在原址上修建的，所在地当年是老街末端出口外北侧，现在的人民大道还是郊野田垄，没有其它建筑，当年被视为河街不为错。应该说我书案上的这份《新湖北日报》（鄂中版）报纸残页的真实性是不可置疑的，他所陈述的事件和事实便是铁证，比那言传口述的历史更具有权威性。研究历史不能带有政治倾向和偏见，更不能忌讳勘误修正。求证拾遗，还原真相，这才是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方法。这张民国时期的报纸上含有的信息量很多，绝大多数都是当年的局势新闻通讯。我之所以在这篇文章里把视点放在几则广告上，一是由于其涉及到刘家场老街过往的几位商界名人；二是有些存疑的事物和地址有待考正；三是有些事件值得去深究求实，并不是无视其它内容。其实，还有很多信息引起了我的兴趣和关注，比如，李宗璜的那篇《宪政实施后之县制》；还有那些碎片式的时事新闻。信息多必杂乱，择其一二考之，或有所获。顾 问：王夏子 覃世良 李克权 彭昌义 名誉主编：覃章海 主 编：覃亚志 副 主 编：谢 军 编 辑：邓呈静 邓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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