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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政治与书法概念的知识生成 文 ˉ 张 斌 【关 键 词】知识生成 蔡京 政治概念 书法概念 奸臣概念 宋代书法 启功先生在谈到蔡京书法（图1）时说：“笔姿京卞尽清妍，蹑晋踪唐傲宋贤。”对其评价之高，一反时流定论。讨论书法史中的“蔡京”概念，与政治史中的“蔡京”概念浑然一体，“书法家”与“奸臣”合而为一。首先，提起蔡京，人们心中浮现的首先是“奸臣”这一概念，一如曹操始终与“奸雄”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稳定的知识言说。其次是书法史中的“苏黄米蔡”宋四家，依据旧说其中的“蔡”原指“蔡京”，后因“奸臣”的缘故而以“蔡襄”取而代之。不可否认蔡京的书法曾经享有盛誉，他本是诗书画全才，而后书法家的概念基本淡化了，为何最终只剩下“奸臣”这一概念呢？近代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史》中没有讨论蔡京的书法；祝嘉的《书学简史》中肯定蔡京是宋代一大书家，但后世恶其为人，多不重视；日本学者宇野雪村的《中国书法史》（下册）中讨论了从郭忠恕到宋徽宗共计26位北宋书法家，其中第22位即蔡京，更重要的是对其的政治评价[1]。这个模式延续到曹宝麟的《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2]中。本文拟回溯历史，探讨蔡京在政治和书法这两方面概念的知识生成。
图1 ˉ 跋《宋徽宗唐十八学士图》卷 ˉ 蔡京 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蔡京政治概念的知识生成 我们通过与蔡京同时代的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回看北宋蔡京时期的社会。孟元老于崇宁二年（1103）随父亲定居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在靖康二年（1127）避兵乱逃离京城。其到江南之后，与人谈起当年的“节物风流，人情和美” [3]，后生已觉不可思议。为防将来人们论及东京（汴京）的风俗有违事实，也为了后人开卷即可一睹当时之盛，他写下此书。书中详细记录了东京的内外城、宫殿、寺观、街巷、酒楼、教坊、夜市、医铺、食店、饼店、肉行、鱼行，以及各种皇家典礼、岁时节庆、民间风俗等，可以说是一幅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后人仅从作者自序即可一窥当时社会的繁荣景象。他在自序中说自己来东京时年纪还轻，渐大之后正赶上京师太平日久、社会安定、人口繁盛、货物丰饶的时期，孩子们只知道习舞鼓乐，老人们不知道干戈为何物。时令节日一个接一个，令人目不暇接，如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七七乞巧，九九登高。在金明池观看排练，在御花园游玩赏花，到处是亭台楼阁、珠帘绣户，往来宝马雕车、才子佳人，柳巷花街、茶坊酒肆充溢着欢歌笑语。八面荒远之地的人争相来聚，天下万国都通达。市场贸易汇聚了四海珍奇，天下的奇异美味都在京师的食铺里。于此路上鲜花遍布，不限于春游才能看到。几家夜宴，箫鼓声在空中回荡。工匠的技艺精巧令人惊叹，京师生活的奢侈繁华令人振奋。市民常可瞻仰天子的仪容，可以在元宵节皇帝登宣德楼观灯、与民同乐之时，或在皇帝临金明池看排练之时，或在皇帝祭祀天地之时，且经常可以看到公主下嫁、皇子纳妃的热闹场面。其时在修造方面的成绩是建造了明堂，在冶铸方面的成绩是铸就了鼎鼐。官员观赏在乐籍的女伎可以在办完衙门公事，或从皇宫宴会回来之后；看时事变化可以在皇帝召见登第进士，或替换和任命武将之时。作者自言其数十年沉浸其中得以尽情游赏，不知疲倦与满足[4]。这数十年恰好与蔡京主政的时段重合。孟元老的叙述是一种回忆，这种回忆里有综合情绪，一方面包含了其对北宋旧朝的怀念，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真实历史。而这个历史正值蔡京变法的时期，因此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奸臣概念来概括蔡京。 笔者讨论“奸臣书法家”先从其政治层面的复杂性开始，蔡京的政治生涯一直伴随着各种矛盾和斗争。 蔡京先后五次为相，于崇宁元年（1102）首次为相，时年五十六岁，他开启了一系列的新政，直至宣和七年（1125）七十九岁被罢相。新政的成效在孟元老这样一位普通民众的“眼里”被真实地反映出来，与蔡京竭力打造的“丰、亨、豫、大”繁荣美好的理想社会相符。《东京梦华录》中蔡京也有出场，书中提到元宵夜的“与民同乐”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正月十六早上皇帝用完早膳，又登上宣德门城楼“御座临轩，宣万姓”之后“则乐作，纵万姓游赏”两边朵楼上的分别是郓王和蔡京，“右楼相对，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时复自楼上有金凤飞下诸幕次，宣赐不辍。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5]朝中重臣也携家眷加入元宵节庆中，各家节目竞相纷呈，皇帝赏赐不断。“西朵楼下，开封尹弹压，幕次罗列，罪人满前，时复决遣，以警愚民。楼上时传口敕，特令放罪。”[6]在节庆之际特赦犯人，与史书的记载相印证，“《宋会要》仪制七之四（页1951）：政和六年三月十日，以开封尹奏上元之夕狱空及路不拾遗，太师蔡京等拜表称贺”。 [7]在孟元老的记述中，蔡京是蔡太师，不是“奸臣”，且其书序中的“建明堂、铸九鼎（四围八鼎、中央帝鼐）”正是在蔡京亲自指导监督下完成的[8]，看得出作者有称颂之意。南宋词人、宗室后裔赵师侠于淳熙丁未年（1187）为此书写跋道：“祖宗仁厚之德，涵养生灵，几二百年，至宣、政间，太平极矣。” [9]其也认为蔡京主政时期是北宋社会最好的时期。《宣和书谱》中徽宗对蔡京的评语中说：“奠九鼎，建明堂，制礼作乐，兴贤举能，其所辅予一人，而国家大定者，京有力焉”，“于是二十年，天下无事，无一夫一物不被其泽，虽儿童走卒，皆知其所以为太平宰相”。[10] 然而孟元老笔下的理想的社会怎么在一夜之间“坍塌”了，有如华胥之梦呢？《东京梦华录》是研究政和、宣和年间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历史文献，后人谈及北宋晚期社会时，多引用此书，如南宋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和《事林广记》，明陶宗仪的《说郛》里都有选录。到了近现代，此书因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被学者竞相征引，当代学者更是凭此书研究北宋的商业、都市空间、民俗、戏剧、宗教信仰、都市女性等。因为孟元老不是梦游华胥之国，而是亲历社会现实。 先来看看蔡京与孟元老笔下的理想社会的关系，蔡京是不是作为文官或宰相而毫无作为？ 崇宁元年（1102）七月五日，蔡京刚一入相，即讨论收复湟州、鄯州，对建议弃地的韩忠彦、曾布、蒋之奇、范纯礼、陈次升等人进行了贬责，并起用武将王厚和宦官童贯；七月十一日，其设置了讲议司，亲自管理国家财政；八月十九日，设立安济坊并推广到全国各郡县，救济贫病之人，安济坊可被视为最早的公立医院；八月二十二日，用蔡京建议，诏天下兴学，全国州县普遍建立学校，县学生可以升入州学，州学生可以贡入太学，平民子弟十岁以上都要求入学，可被视为最早的公立学校；九月六日，设立居养院并在全国推广，救济收容鳏寡孤独、贫困之民，提供食宿和基本生活费；十月三日，更东南盐法，开始了盐法的改革；十月十日，铸当五钱，开始了钱法的改革；这一年也开始了茶法的改革[11]。从七月到十二月，短短五个月的时间，蔡京进行了九项重大改革。之后直到他“退休”的宣和七年（1125），基本是在这样的变法框架下不断深化改革的，成效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复失地。北宋依次收复了荆湖南北路疆土、湟州、鄯州、廓州、洮州，并不断有广南西路、牂牁、夜郎、康居等南部蛮夷来献地归附。第二，以学校培养取代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利于富人的制度，贫民是上不起学的，南宋高宗朝吴曾记载： 黄冕仲尚书，当徽宗之初，蔡元长议欲推行太学舍法于天下，裳谓“宜近不宜远，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贫。不若遵祖宗旧章，以科举取士”。其后公私繁费，人不以为便，罢之，卒如公言。[12] 蔡京要在全国推广学校，从学校中选拔官员，尚书黄裳（1044—1130）劝蔡京，其认为教育不适于边远地区及贫困的人，不如还是科举取士。蔡京坚持建立全国公立教育系统，使全民都受教育，并且设立了医学、书学、画学、算学、武学等专业学院，还设立了道学（黄老之学），可见其于儒学之外对各家兼收并蓄，《道藏》于宋徽宗政和年间第一次刊印，其中除收入道教经书外，还有周秦诸子百家著作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第三，社会救济机构被普遍设立，且有一套成熟科学的管理办法。包括崇宁三年（1104），漏泽园被设立并被推广到全国各地，漏泽园是给穷人的免费公墓。到崇宁四年（1105），各地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基本建立并运行起来了，使得百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第四，改革盐法、茶法、钱法，把茶盐变为国家专卖，矿产收为国有，此举大大充实了国库。崇宁三年（1104）颁行了方田法，延续了王安石的新法，改革田赋制度，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当时官吏、豪强隐田逃税，大量兼并土地，贫苦百姓的土地被掠夺殆尽，却要承担繁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查出大量隐漏田产，收回逃漏税款。方田法有效限制了土地兼并，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税收。 上述第四方面的改革是前三方面改革的财力后盾。徽宗时期的经济和版图都是宋朝的极盛，但是政府的改革触动了官僚士大夫、地主豪强在土地、商业、税负等方面的特权和利益，遭到“强宗巨党”、朝中守旧派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多有“不便”，要“坚持祖宗成法”“国不可与民争利”等。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即遇到强大的阻力，“反对党的最后论据，可用三朝元老文彦博的话代表。熙宁四年三月，他论新法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问：'更张法制，士大夫诚多不悦，但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3]这里的“人心”是指官僚士大夫的心，“国不可与民争利”的“民”是指官僚士大夫而不是百姓。神宗和王安石在巨大的阻力下坚持推行新法，然而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死，哲宗继位，年纪才九岁，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出身于世家大族的高氏立即启用司马光，“一个被宫墙圈禁了五十年的老妇人（她是自幼养在宫中的）和一个被成见圈禁了二十年的老绅士，同心合力，挥着政治的锄头，期年之间，便把神宗和安石辛苦营构的成绩芟除得根株尽绝”。 [14]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的长子，也是其改革中的得力助手王雱英年摧折，年仅三十三岁。王安石遭受这致命一击后辞相位，归隐金陵，并于十年之后去世。幸亏王安石及时退出改革而没被列入奸臣传，但是文人士大夫依然诋毁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苏洵说他：“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并作《辩奸论》来讽刺他。[15]朱熹论王安石，说他汲汲于财利兵革，“引用凶邪，排摈忠直”，最后使得“群奸肆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16]认为他是奸邪的发端。朱熹的这一论断源自他的道学（儒学）先师杨时，杨时将于后文论及。 北宋从仁宗朝开始官僚士大夫分成新旧党两派，新党支持新法，是变法派，旧党反对新法，是守旧派；新党由想“富国强兵”的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宦官组成，旧党由代表士族利益的皇太后和官僚士大夫组成，两派官僚互相攻击，互相构陷，互指为奸佞，谁被定为奸臣取决于谁在党争中被打败。例如，司马光复出后立即把变法派的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人或解职或流放，以“车盖亭诗案”构陷元丰故相蔡确，使他最终贬死在岭南。蔡京主政时，蔡确以功勋宰相配享哲宗庙庭，但最终新党失败，蔡确在元人撰写的《宋史》中位列“奸臣传”榜首。哲宗亲政后，要继承父志，恢复新法，任章惇（1035—1105）为宰相。章氏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辨明司马光为“奸邪”，说“光不务缵述先烈，而大改成绪，误国如此，非奸邪而何？” [17]问责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为何将神宗时期从西夏收复的土地无故放弃。然而割地换来的是西夏的蔑视与进攻，苏辙强烈主张割更多地[18]。元符元年（1098）吕惠卿和章惇指挥的平夏城之战大败夏军，逼得西夏签了城下之盟，边事方安，但是吕惠卿和章惇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 到了徽宗朝，新党再次取得胜利，徽宗欲绍述父兄之志，起用蔡京。蔡京感念徽宗的知遇之恩，表示为变法“愿尽死”[19]，于是开启了前述的一系列变法。这不仅把北方的世家大族得罪了，也把南方的富商大贾得罪了，南方的工商业发达而使贫富悬殊更大，也使得南方的财富特别集中。[20]世家大族、富商大贾与地主、官僚士大夫其实是同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有实力让后代接受好的教育，通过科举成为官僚士大夫。宋初北方的士大夫在朝中占有优势，但真宗朝后南方的士大夫政治势力渐强，“其后南土渐次平定，南士之入朝者悉是远方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至真宗时，南士之以科举起而积资至可当宰相之任者，渐有其人”，“此后南人政治势力日长，北人政治势力日消，至神宗以降，北人在政治上之地位，遂远落南人之后”。[21]政和元年（1111），作为南人的守旧派士大夫杨时（1053—1135）在无锡创建东林书院，这是南方政治、经济诸方面势力汇合的组织。杨氏于此聚徒讲学，谈论政治，干预国家政策，反对新法。宣和二年（1120）十月江南工商业者漆园主方腊因不满国家税收政策而造反，宣和三年（1121）其被童贯击败。随即童贯军队与金人合攻辽国，收回燕云十六州。为了重建收回的北方领土，宣和六年（1124）徽宗向南方财阀以及皇亲国戚、朝中士大夫额外收税，称之为“免夫钱”[22]。对此杨时说：“免夫之役，毒被海内。”[23]徽宗又在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限制官员的恩荫制，此举更激化了矛盾。十二月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南下，其中女真不到一万，而当时宋军有百万。此时童贯部队都在太原，准备继续北伐灭西夏。童贯听闻金军南下，立即只身先行回京护驾，但是等童贯回京，南下的金军还在河北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徽宗忽然禅让了，将皇位传给太子宋钦宗，此时徽宗刚刚四十四岁，正雄心壮志于灭辽国打西夏。西北军将领种师道也带着精锐部队回京勤王，而等种师道进京时，徽宗已经被移送到镇江。钦宗即位后，以耿南仲为首的守旧派文官士大夫成功掌握朝政，在金军入侵的时候，他们不讨论如何抗击金军，而是忙于内务，“罢浙江诸路花石纲、延福宫、西城租课及内外制造局”“罢道官，罢大晟府、行幸局；西城及诸局所管缗钱，尽付有司”。[24]他们立即废除了徽宗时的所有政策，把徽宗变法后积累的国有资产摧毁并瓜分一空。把徽宗朝重用的“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定为六贼，发配抄家，除了蔡京之外其他人均被途中赐死。靖康元年（1126）七月二十一日蔡京死于发配途中的潭州（今湖南长沙）东明寺，享年八十。 金军两次南下的人数都不多，种师道曾对钦宗说：“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 [25]但是耿南仲等守旧派文官认为“惟主和议，故战守之备皆罢”，[26]把将领的兵权财权收了，第一次白白放走金军。等金军第二次南下，宰相何㮚让手下郭京开城门放金军入城，开封城沦陷。守旧派（求和派）文官士大夫把徽钦二帝、后妃、宗室及皇宫中三千余人全部送给金军，“二帝北行，南仲与文武官吏劝进”。 [27]吏部尚书王时雍、开封府尹徐秉哲等文官亲自在皇城抓人，抄主战派、变法派的家，抢夺财物送与金军，“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范琼、胡思、王绍、王及之、彦博文、余大均等逼迁上皇，取太子，辱六宫，捕宗室，窃禁物，都人指为国贼”。[28]上述这些文官均未被列为奸臣。金军收获满满撤离北上，并立宰相张邦昌为帝，留守东京，国号楚。金人并无占领都城开封之意，但是政治和经济占优势的南方文官们执意放弃开封，欲把首都迁回吴越故都杭州。至此总想绍述父志的赵宋皇帝和变法派大臣完败，宋徽宗成为亡“北宋”的“亡国之君”，蔡京毫无疑问被南宋文官定为奸臣。 蔡京、蔡卞兄弟于熙宁三年（1070）同登进士第，正值神宗与王安石推行新法之时，兄弟俩才学出众，蔡卞被王安石看中，妻以次女。兄弟二人在神宗朝参与新法和新学，元丰六年（1083）兄弟二人同任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 [29]元丰七年（1084）蔡京任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神宗委以开封府知府这一重任是对蔡京才能与实干的认可。但不久神宗崩，哲宗继位，司马光尽废新法，恢复差役法。蔡京作为开封府知府很快完成任务，对此司马光大喜，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30]苏辙原意是来年再行差役法，因此劾蔡京行差役法扰民，并说：“京文学政事一无所长，人品至微，士论不与。若不因缘蔡卞与王安石亲戚，无缘兄弟并窃美官。”[31]蔡京虽得司马光称许，最终还是被罢去开封府事。后蔡京、蔡卞被列入蔡确亲党名单，不准入朝为官，使蔡京出知成德军。在成德军时他还扩建了府学。[32]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要继承父志，令蔡京、蔡卞重新入朝。绍圣三年（1096）蔡京升为翰林学士承旨，哲宗宴请大臣，蔡京因病请假，哲宗说：“蔡承旨有佳句曰：'红蜡青烟寒食后，翠花黄屋太微间’，不可不赴。” [33]于是蔡氏赴宴，大醉而归。此事是宣和元年（1119）徽宗保和殿宴请蔡京等大臣时提及的，二十三年过去，蔡京已不记得那首诗了，而徽宗却一字不漏背了出来。哲宗不及重用蔡京而病故，年仅二十四岁。徽宗亲政后即重用蔡京，崇宁三年（1104）蔡京奉旨书写“元祐党籍碑”，列“元祐奸党”309名，但他们很快被予以平反，尽管如此，守旧派文臣依然以此痛批蔡京。 靖康元年（1126），当李钢、种师道等武将被主和派纷纷罢免或调离的时候，太学生、部队、百姓等数十万人聚集抗议。而后杨时出谋划策平息了事态，钦宗对此很满意，让他兼任国子祭酒。杨时是蔡京举荐入朝的，但此时他立即上书论蔡京之罪：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朝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34] 于是以王安石之学为邪说，毁去配享之像，罢“新学”（王安石之经学）。二程的弟子“吾道南矣”的杨时是“道学”复兴的关键，其开启了之后朱熹的理学。由元代宰相脱脱等修撰的《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在《宋史》修撰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道学的信奉者，[35]因而蔡京被列入《宋史》奸臣传。 之后的明清两朝都是道学的“天下”，元末明初的士人施耐庵创作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使得“奸臣”蔡京家喻户晓。明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把蔡京作为奸臣编写入《帝鉴图说》，该书是给十岁的小皇帝（万历皇帝）编的教科书，其影响力直到当代。杨时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十八年，他去世之后东林书院逐渐废弃。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高攀龙重修东林书院，祀杨时，并讲学、议政其中，直至明亡。其中参与人数众多，史称“东林党”。“时受学程子，传之沙县罗从彦，再传延平李侗，三传而及朱子，开闽中道学之脉。其东林书院存于无锡，又为明季讲授之宗本。”[36]以道学思想为主导的明代士大夫，自然视蔡京为“奸臣”。高攀龙曾上疏： 昔程伊川先生讲学于熙丰，而为蔡京诸人所攻，朱晦庵先生讲学于庆元，而为韩侂胄诸人所攻。不以蔡京、韩侂胄诸人为戒，而以伊川、晦庵为戒，可乎？[37] 从民间到官方，蔡京都成为奸臣的典型。至此，本文大致梳理了蔡京政治概念“奸臣”的知识生成。 二、蔡京书法概念的知识生成 蔡京书法概念的知识生成依附于其政治概念的生成，所谓“书以人传”。 在讨论“苏黄米蔡”这个概念之前，先说蔡京书法在当时的评价。《宣和书谱》共二十卷，记载了宋徽宗时内府所藏诸帖，书谱以人品、胸襟、才学论书。行书卷录宋代书家9人，第4位为王安石，次以蔡京、蔡卞、刘正夫、米芾，书谱未录苏轼、黄庭坚。而9人中以蔡京作品最多，御府藏有77件。书谱中有宋徽宗亲作蔡京小传：“太师蔡京，字元长，莆田人也。早有时誉，擢进士甲科。博通经史，挥洒篇翰，手不停缀。美风姿，器量宏远。” [38]宋徽宗（1082—1135）小蔡京35岁，长于书画，精于鉴赏，其在为端王的时候就十分喜爱蔡京书法，曾暗自买下蔡京书写送给身边杂役的团扇，一直珍藏在御府[39]，并有一个柜子专藏蔡京作品。二人是艺术上的知音，徽宗给予蔡京极高的评价： 故盛德至善，民至于今怀之。喜为文词，作诗敏妙，得杜甫句律；制诰表彰，用事详明，器体高妙。于应制之际，挥翰勤敏，文不加点，若夙构者，未尝起稿。然性尤嗜书，有临池之风。初类沈传师，久之深得羲之笔意，自名一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40] 字与人同，字因人传。时人争相收藏蔡京的字，“至于断纸余墨，人争宝焉。喜写纨扇，得者不减王羲之之六角葵扇也，其为世之所重如此”。[41]据宋高宗《翰墨志》记载： 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职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探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缣素，备成卷帙。[42] 由此推测，《宣和书谱》可能是由徽宗主持，经蔡京、梁师成等人鉴定而编撰成书。又据北宋末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 是时禁中萃前代笔迹，号《宣和御览》，宸翰序之，诏丞相蔡京跋尾（图2），芾亦被旨预观。[43]
图2 ˉ 跋唐李隆基《鹡鸰颂》ˉ 蔡京 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还只是被赐在场观看。 米芾（1051—1107）小蔡京4岁，其与蔡京在书法上互相赏识，蔡京首次为相没多久即任命米芾为书学博士。蔡京季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一则趣事，为争抢蔡京书写的大字“龟山”，米芾与词人贺铸闹翻了几年，和解之后，两人将字刻于龟山寺中，米芾书其侧：“山阴贺铸刻石也。” [44] “龟山”二字，在“蔡京小传”中也有记载：“作龟山二字，盘结壮重，笔力遒劲……识与不识，见者莫不耸动，斯一时之壮观也。” [45]米芾在《跋晋贤十三帖》中写道：“绍圣中重装，翰林蔡元长既跋，印以今翰林印，副车王晋卿借去，剪下元长所跋，着他书轴，乃见还。其上故印存焉。” [46]擅诗画、富收藏的驸马王晋卿也喜欢蔡京的字，他竟然把《晋贤十三贴》上蔡京的题跋给剪走，附到其他作品上去了。明代收藏家张丑的《清河书画舫》记载：“王晋卿《长江远岫》着色山水，前一带山水可喜，中题杜诗云'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句，前后皆蔡京书。”[47]可见王晋卿自己的作品也常有蔡京题跋。 蔡绦曾记载米芾评当时能书者首推蔡京、蔡卞兄弟，其次是米芾自己[48]。岳飞之孙岳珂的《宝真斋法书赞》中著录了其所收藏蔡京、蔡卞的二书帖。他认可蔡绦的记述，认为二蔡的书法确实好，可惜作品无以传世。蔡氏兄弟二帖他是从豫章王氏处购得，磨损残缺胡乱夹杂在其他作品中。岳珂深为叹息，认为蔡京的字“豪放而具骨力，激越而竞波澜”，不亚于蔡襄，可惜就差在名节上，跟蔡襄比，如“污池之于泰山”“故虽鬻驵，尚得而唾弃之”[49]。岳珂的心情极为矛盾，虽然因为字太好忍不住收藏了，但是还要唾弃之。 《海岳名言》中记载： 海岳以书学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少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50] 米芾的书学博士一职是蔡京向徽宗推荐的，任命之前徽宗要亲自面试，即召对，米芾回复言“蔡京不得笔”似不合常情。董其昌在《宋徽宗摹卫协高士图》题跋道：“徽庙画卷真迹皆命蔡京跋于卷末，余所见非一二，若《雪江归棹图》其一也。蔡书米海岳谓为得意笔，未可赝作，此卷真迹无疑。”[51]（图3）这里是说米芾认为蔡京“得笔”，因此米芾书中“不”字疑为后人所添。
图3 ˉ 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 ˉ 蔡京 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大观初年，因宋太宗时刻的《淳化阁帖》年久板裂，不能反复摹拓，且原帖标题多有错误，摹勒失真，故宋徽宗拿出所藏真迹，诏令蔡京重新摹写刊刻。标题和日期均由蔡京书写，称为《大观帖》或《大观太清楼帖》。《淳化阁帖》由翰林侍书王著奉旨摹写，宋太宗常向王著请教书法。徽宗朝宰相蔡京则是摹写的不二人选。南宋曾宏父比较二帖后评道： 此正国朝盛时，典章文物，灿然备具，百工技艺，咸精其能，视《淳化》草创之始自然不同。且当时尽出元藏真帖临摹，定其舛误，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刊。京虽骄吝，字学恐出王著右，是《大观》之本愈于《淳化》明矣。[52] 曾宏父认为蔡京虽然是奸臣，但是他的书法水平和鉴定水平在王著之上。明末收藏家汪砢玉认为《大观帖》“主之者为蔡京，前标后题皆京笔，京事业不满人意，而书学视王著稍胜，故所拓有一种雄杰之气”。[53]可惜该帖刻成没多久北宋灭亡，原石不知下落，可能被金人掠往北方。南宋有金人所拓的“榷场本”，而宋拓《大观帖》十卷全至明清已少有流传，至今只剩残本（图4）。
图4 ˉ 隋评书帖 ˉ 宋拓《大观帖》（五）册 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再看“苏黄米蔡”概念的知识生成，《四库全书》中收录的《耆旧续闻》载有：“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不为绝赏；苏、黄、米、蔡笔势澜翻，各有趋向。”[54]其作者陈鹄生活于南宋孝宗至宁宗时期，所录为汴京故事及南渡后名人的嘉言懿行，多抄录自他书。此条应抄自宋高宗的《翰墨志》，而与之文字稍有差异，原文为： 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55] 高宗精于书法，他评说蔡襄的字刚入格律，但还没达到最高境界。“苏黄米蔡”笔势奔放跌宕，都别出心裁，他们谁优谁劣，懂的人自有评判，总比跟草木一样腐败泯灭得强。而《翰墨志》已被后人改为“苏黄米薛”，这里的“薛”是薛绍彭，北宋时的收藏家、书法家，与米芾交好，有“薛米”或“米薛”之谓，米芾《书史》中记有： 薛绍彭以书画情好相同，尝寄书云：“书画间久不见薛米”，余答以诗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四海论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刘泾过薛见书，大叫书来云云。余答以诗云：“唐满书奁晋不收，却缘自不信双眸。发狂为报豢龙子，不怕人称米薛刘。”刘君旧不收晋帖，云无真，只收唐帖，故有是句。[56] 这里写得很清楚，“米薛”“米薛刘”是因米芾、薛绍彭、刘泾三人都爱好收藏，收藏的书画上常有三人的题跋，这一段是米芾戏称三人的书画鉴定水平都不一般，而不是指书法水平。后人则依此将“苏黄米蔡”替以“苏黄米薛”。明代文官孙矿在其撰写的《书画跋跋》中说：“唐四大家盖或云欧虞褚陆，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恐君谟不甘，若云苏黄米薛固自稳当。”[57]大概是其先将蔡京换成蔡襄，后来觉得不妥，又改为薛绍彭，可还是觉得“苏黄米蔡”更耳熟能详，最后又将蔡京易为蔡襄了。明末收藏家张丑所著的《清河书画舫》中记载： 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58] 这里写明了后世因蔡京的人品而将他从宋四家中除名，改为蔡襄。至此大致完成了“苏黄米蔡”概念的知识生成。 结语 从蔡京政治概念的知识生成，我们可以看到书写历史的文官士大夫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道学在南宋之后占据学术主导地位，特别是元至明清，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蔡京为相时以王安石的新学为教科书，即《三经新义》，包括《周礼新义》《毛诗义》《尚书义》，讲究经世致用，例如《周礼》中的《考工记》是重要的科技和工艺文献，有数学、地理学、力学、声学、建筑学、美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同时其将《黄帝内经》《道德经》和《庄子》《列子》也作为必考书目[59]。杨时指斥王安石的新学为邪说，说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60]杨时请旨劈毁《三经》板，后因太学生抗议而未果，奇怪的是靖康元年（1126）金人掠夺国子监官书时，如杨时所愿，专门把《三经》连印本带印版都给毁了[61]。道学认为应先讲“心性”，不可专论“事功”，学术上的不同导向成为判定蔡京为奸佞的依据。蔡京“奸臣”概念的知识生成又引申出“苏黄米蔡”概念的知识生成。文官士大夫与富商大贾是书画收藏的主力，蔡京的作品随着北宋的灭亡即多被毁坏，即便有少数收藏的，也要被说乃是“奸臣”之书令人掩鼻而过[62]。于是“苏黄米蔡”的概念被偷换了，蔡京在“苏黄米蔡”中缺失，在书法史上不被重视。蔡京流传至今的作品仅剩25件，而经考订确认为其作品的20件，存疑5件[63]。 这些作品到今天弥足珍贵，使后人得以在文字记载之外真实地面对蔡京书法，透过字迹感受写字的人。人们看作品的眼睛很难不受知识生成的概念影响，但因作品直接触动人心而发的理性的“声音”不可忽略，启功对蔡京和蔡卞的书法赞叹道：“笔姿京卞尽清妍，蹑晋踪唐傲宋贤。”在赞叹之余，进一步解释说： 北宋书风，蔡襄、欧阳修、刘敞诸家为一宗，有继承而无发展。苏黄为一宗，不肯受旧格牢笼，大出新意而不违古法。二蔡、米芾为一宗，体势在开张中有聚散，用笔在遒劲中见姿媚。以法备态足言，此一宗在宋人中实称巨擘。[64] 在启功看来，蔡京、蔡卞的字法备晋唐，雄踞宋贤之首。 “书与人同”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书学观，我们何不反过来，从字来了解一个人呢？蔡京奸臣概念的知识生成是否遮蔽了他真实的心性？笔迹直接反映心迹，字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性。传统学术尤其道学最重心性，讲“心即理”“性即理”。朱熹认为通过“集义”方法，即正心诚意，做事合宜合道理，以养得“浩然之气”，以养气来养心，人心没有私欲阻隔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理流行，人心转为道心。此“心”便是“生”，有无穷的创造力。再者，“理一分殊”，这“浩然之气”体现在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如书法上、学问上、政事上等，而不是事或物与人无关，各个割裂开来[65]。蔡京在做事上有“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图5）的实干精神，他的书法无疑也是“集义”而来，“气在其中，法在其中”的蔡京的字符合传统学术的书学观。庆元二年（1196）朱熹在《书廖德明仁寿庐条约后》写道： 至于崇宁、大观之间，功成治定，惠泽洋溢，隆盛极矣。而上圣之心，犹轸一夫之不获，始诏州县，立安济坊、居养院，以收恤疾病癃老之人，徳至渥矣。[66]
尽管他反对新学，但还是肯定了蔡京为相时的仁政。 “子贡方人，孔子曰：'夫我则不暇。’孔子只言人生大道，那些有关他人的小处，孔子就不去加以批评了。” [67]本文从北宋一个普通市民孟元老的视角切入，重点论述了蔡京在政事上的作为，这是他的人生大道。而他政事上的作为，触动了整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引发文官士大夫对他的小处进行各种批评与发酵，生成知识，即奸臣书法家的概念。在自身利益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士大夫做好事很容易被认可，如苏轼在杭州做官时，杭州发生瘟疫，他集资开了病坊救治民众，而备受文人赞誉。而蔡京在全国设立安济坊“公立医院”时，却遭到文官士大夫的竭力反对与破坏，因为此事动了他们的“蛋糕”。这样的“集义”难道不值得反思？好在蔡京的字流传了下来（图6），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依据。蔡京病逝前数日作《西江月》： 八十衰年初谢，三千里外无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昔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68]
图6 ˉ 题赵佶《听琴图》ˉ 蔡京 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首小词的分量不亚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 注释： [1]祝嘉：《书学简史》，中华书局，1975，第71页；宇野雪村：《中国书法史》下册，人民美术出版，1998，第42页。 [2]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第218-223页。 [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全宋笔记》第五编一，大象出版社，2012，第114页。 [4]同上。 [5]同上书，第156页。 [6]同上。 [7]曾莉：《蔡京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272页。 [8]同上书，第175、178、179、269页。 [9]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全宋笔记》第五编一，大象出版社，2012，第190页。 [10]《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第224页。 [11]曾莉：《蔡京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128-144页。 [12]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载《全宋笔记》第五编四，大象出版社，2012，第106页。 [13]张荫麟：《两宋史纲》，北京出版社，2016，第176-177页。 [14]同上书，第184-185页。 [15]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第三〇册，中华书局，1985，第10550页。 [16]同上书，第10553页。 [17]同上书，第10961页。 [18]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下册，中华书局，2006，第538页。 [19]脱脱：《宋史》卷四百七十二，第三九册，中华书局，1985，第13723页。 [20]张荫麟：《两宋史纲》，北京出版社，2016，第63-65页。 [21]同上书，第41-42页。 [22]脱脱：《宋史》卷二十二，第二册，中华书局，1985，第414页。 [23]同上书，第12740页。 [24]同上书，第417页。 [25]同上书，第10752页。 [26]同上书，第11131页。 [27]同上书，第11131页。 [28]同上书，第8744页。 [29]同上书，第13721页。 [30]同上。 [31]曾莉：《蔡京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36页。 [32] “正定府府学在府治东金粟冈，宋以前建置不可考，熙宁三年龙图阁学士知府事吴中复创修，元祐三年蔡京守成德军，始迁而大之。”见《畿辅通志》卷二十八学校，载《四库全书》史部。 [33]王明清：《挥尘录余话》卷之一，载《全宋笔记》第六编二，大象出版社，2012，第18页。 [34]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八，第三六册，中华书局，1985，第12741页。 [35]同上书，第2页。 [36]杨时：《杨时集》（四），林海权校理，中华书局，2018，第1111页。 [37]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载《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 [38]《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第224页。 [39]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载《全宋笔记》第三编九，大象出版社，2012，第219页。 [40]《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第225页。 [41]同上。 [42]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371页。 [43]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载《全宋笔记》第三编九，大象出版社，2012，第12页。 [44]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载《全宋笔记》第三编九，大象出版社，2012，第219页。 [45]《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第225页。 [46]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七，载《四库全书》集部三，别集类二。 [47]张丑：《清河书画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84页。 [48]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载《全宋笔记》第三编九，大象出版社，2012，第220页。 [49]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一，载《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文类一。 [50]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364页。 [51]王原祁等编《佩文斋书画谱》第四册，卷六十九，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第1923页。 [52]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载《四库全书》史部十四。 [53]汪砢玉：《珊瑚网》卷二十一，载《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一。 [54]陈鹄：《耆旧续闻》卷三，载《四库全书》子部十二，小说家类一。 [55]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第367页。 [56]米芾：《书史》，载《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一。 [57]孙矿：《书画跋跋》续卷一，载《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一。 [58]张丑：《清河书画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329页。 [59]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载《全宋笔记》第五编四，大象出版社，2012，第110页。 [60]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八，第三六册，中华书局，1985，第12741页。 [61]王安石：《王安石全集》第三册，第738-740页。 [62]王原祁等编《佩文斋书画谱》第五册，卷七十八，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第2215页。 [63]见朱兰、赵秦：《宋代蔡京书法遗存考订》，《荣宝斋》2022年第1期。 [64]启功：《启功论书绝句百首》，荣宝斋出版社，1995，第9-10页。 [65]张斌：《朱熹的书学之道——以“集义”方法为视角》，《艺术学研究》2022年第6期。 [66]朱熹：《晦庵集》卷三十二，《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941页。 [67]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105页。 [68]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二十七，载《四库全书》子部。 (张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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