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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有点不解。 她只是平实地写下了一群用力生活的年轻人，怎么就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四年前，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成为现象级书籍，二本学生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第一次被公众看见。黄灯觉得还有好多话没说完，直到《去家访》完成，关于“二本学生”终于有了完整的表达。 高铁、长途客车、电动车、摩托车……换乘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黄灯从繁华的广州抵达山间、田野和海岸，体验学生成长的环境，了解每一个家庭为孩子教育的付出，一条条鲜活的成长道路得以在黄灯面前延展开来。她真切地看到，这些家庭如何在时代浪潮中翻滚，拼尽全力在社会夹缝中突围。 01 去家访 二本学校与原生家庭，这两个词汇几乎概括了处在时代夹层中的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命运。在黄灯看来，《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二本学生，而是所有年轻人的困境。在流动和变迁成为主旋律的21世纪，他们像一张被揉皱的纸，在反复熨烫和搓磨中长大。为了步入社会，将自己再次抚平舒展，他们已经拼尽全力。 第一次踏上去家访的旅途，源自学生黎章韬连续几次的邀请。在十余年的执教生涯里，黄灯的花名册上已留下了数千位学生的姓名，一种念头愈发强烈：仅从讲台上观察学生，远远不够。在她的课堂上，60%到70%的学生来自乡村与县城。黄灯对这群学生“到底怎么成长起来的”一直有迫切的好奇。 2017年暑假，黄灯来到了云南腾冲固东镇的村庄——黎章韬的老家。黎章韬在2014年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偏远的老家，跟随父亲打理家族工坊，成家立业。
黄灯，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让她意外的是，黎章韬的爸爸有一套自觉和强烈的教育意识，他信奉“严父出虎子”，“陪伴孩子”意味着无论多累都要抽出时间坐下与儿子喝一杯茶，告诫他“不能吸毒，不能醉酒，不打麻将，不浪费时间，要好好过日子，好好谋事情”。 黄灯常年在城市生活，身边交往最多的都是中产阶级的父母。这次家访让她意识到，二本学生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未必比中产阶级差。黄灯决定将这件“有趣的事”继续做下去。随后5年，黄灯家访的足迹涉及云南、广东、湖北、安徽等地，散落在山海之间的乡村中去。 02 二本学生，并不失败 家访似乎是个前互联网时代的行为，与黄灯身上某些“古老的天真”重合。在黄灯的记忆中，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总是会在开学季之前去学生家看看，其间所收获的信任和沟通，让她印象深刻。 对于二本学生，黄灯有着天然的共情。她总提到自己的起点也并不高，从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纺织厂工作，在车间当工人，赶上下岗潮，后来她考研考进了武汉大学，又去中山大学读博，成了大学老师。 读博期间，黄灯便在文章里痛苦地审视自己与精英式学术圈的关系，“工厂经验”和农村经历是她的底色。2016年她写了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获得了关注。一直喜欢写作的黄灯，就此把创作作为终生志业。
2017年年底，黄灯和学生张正敏回了她的老家，在正敏家，她从一个旧柜子里拖出一个破烂的纸箱，里面有获奖证书四十一个，奖状四十九张，还有接近两百支油墨用尽的圆珠笔——它们是正敏高三一年心血的见证。 这让黄灯极其震撼，“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学生曾经走过多么艰难的道路。”也许很多人从未察觉，所谓“二本学生”，并不是“不那么成功也没关系”，对于他们背后的家庭来说，能够顺利考上二本，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成功了”。 正敏家那栋崭新的房子，一砖一瓦都由她的妈妈徒手建起。一个农村女孩到城里上大学，背后可能是以另一个生命付出所有为代价的接力。在正敏身上，黄灯第一次意识到家访的意义——如果不抵达现场，这些湮没的场景，这些正敏永远不会提及的细节，将遮蔽在“我”的视线之外。 重新看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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