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齐邦媛去世后，网上有各种声音，这不奇怪。但大部分的评论都在跟风，很少人完整读过《巨流河》，更少人读过未删节版《巨流河》。 较于繁体版，简体版删减了一万多字，虽然齐邦媛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删减一事得其确认授权，且不影响全书思想。 但事实上非也。 在这点上，齐邦媛没说实话，不过对她而言，此书能在台湾之外出版并流行开来纯属意外，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她父辈及她这辈人的辗转挣扎，她不得不做些妥协。 概而言之，她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有二：第一，无论处于何种境况，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尤其是知识分子；第二，去台湾的那批人不是失败者。 齐邦媛是台湾文学的推手，没有她，台湾的语文教育和台湾文学都要打折扣，她确实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那么，她为什么直到80多岁才动笔呢？在原版中，她这么说： “六十年来，我沉迷于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打气，却几乎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它们是比个人生命更庞大的存在，我不能也不愿将它们切割成零星片段，掛在必朽的枯枝上，我必须倾全心之虔诚才配作此大叙述——抗战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那些在极端悲愤中守护尊严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为建设台湾而献身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的青年、中年也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父母已逝，哥哥与小妹早已移居海外，在台湾只剩下我与宁妹二人，这些年中，总有像相依为命之感。只有她深切了解，此书未写我将死不瞑目。今年开春，为了庆贺我书写将成，她开车带我上大屯山主峰，左望淡水海湾，右眺台北四周群山。人生至此，何等开阔！” 2 齐邦媛是有使命感的，要打捞和抢救一段记忆。这段记忆能否称之为历史，是一个争论点。 王鼎钧说《巨流河》没有史学的野心。他自己写回忆录，是“为历史作见证，这是很低的抱负。” 这对齐邦媛有些苛责。她的出身和学养不足以支撑她有史学的野心。 她的父亲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卷入了奉系军阀的内斗，最后失败。但齐邦媛却认为，假如父亲站队成功，东北局面将有大改观，东三省也不至于沦陷。这就想当然了。 尽管她的父亲壮志难酬，仕途不顺，但齐家还是大户，她作为富小姐，并未真正品尝底层的苦与难。 还有就是她1943年考入搬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就读于外文系，1947年毕业，同年到台湾，终生都是与文学打交道，饶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也沉浸在雪莱的诗歌里，为春芽萌发及秋叶零落而感怀，对于政治背后的复杂勾连完全没有体认。 王鼎钧则不同，少小离家，流亡大半个中国，要过饭、上过学、扛过枪、拿过笔，既有丧家犬之落魄，也有人上人之荣光，一路仓皇一路见证，其本人就是一部厚厚的历史书。 黄仁宇的境遇也差不多，所以后来投戎从笔，退伍后去美国深造，做了历史学家。他也留下一步回忆录《黄河青山》。 不过《黄河青山》也被王鼎钧diss，认为缺乏文学性。这点我认同。 3 言归正传。齐邦媛所谓“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到底何意呢？ 她在《巨流河》的前半部分，花重墨回忆了诸位师长，“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们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愛，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其中，朱光潜对她影响最大。“我总感觉像我父亲、吴宓、朱光潜那一代那么精彩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他们都傻傻的。吴宓穷到那个程度，还帮助学生。我的意思是，天下很多人，是精神大于肉体，心里想的精神上的东西超过了物质。” 还有，她始终认为，人不能被激情裹挟。她特别为闻一多惋惜，相关的两段在简体版中都被删了。 齐邦媛在大学里沉浸在诗歌中，不参加政治运动，被同学嘲笑为“不食人间烟火”。 她说：“山水多可爱啊，诗歌又那么美。为什么我要参加那些政治活动？” 这是表象。她的真实想法可以从《巨流河》出版后，她回复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采访中剖析。【注：《巨流河》简体版由三联出版，投桃报李，齐邦媛书面接受了三联记者的采访，信息密度大，很坦诚，不过尺度也大。以下为删减版】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也描写了身边很多被政治裹挟进去的同学，那些青年后来的遭遇也不免令人叹息。在现实的世界，青年人应该如何把握对现实政治关注的程度和关注的方式？ 齐邦媛：我自幼受限于时代、性别与体能，是一个很安分的人，很早爱上文学，书中自有天地。……家庭和中学老师教我的是建设国家、奉献才能的教育，先充实自己，自会有报效国家的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那时的政治洪流里，你成了'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的孤独的读书人，而从后来看来，也正是你这种态度，成全了自己。你怎么看待这种人生变迁？ 齐邦媛：我就是喜欢文学。其实应该鼓励少数书呆子，这些人绝对不多。我们同学都参加学潮去了，像我这么坚持做书呆子的很少，每个社会都靠少数我们这种人撑着，很多基本东西都是文人传承下来的。 后来我回到大陆与当年同学见面，我记得我看到的人说话的表情，和他们对事情的反应，跟我以前记得的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饱经忧患。他们说羡慕我这些年可以一直读书、教书。当初他们觉得我们多么的落后。我并没有一点得意，我只是觉得很伤心，那些同学当初都是很优秀的人，都不到25岁，对政治所知有限吧。我自己也检讨我们当年，因为我始终不是主流派，所以我可以讲，我没有个人的得失感。 故而，齐邦媛还有一个心思，那就是要为特殊的两代人正名。 “就是有些人或者认为来到台湾的都是失败者，但是我们很多人并不赞成。因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甚至也不是全体的失败。至少我个人，或者我对我父亲那一代，我不觉得他们是失败者。不是说我们嘴硬或者不肯服这口气，你到了60年后还不服气，而且是几百万人不服这口气，那么就不是嘴硬了。那些老兵也不是个人失败了。他们像进网的鱼一样，你不能说这条鱼很差劲，所以才被网住了。” 历史并不都是王侯将相以及宏大叙事，跳出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分野，记录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故事，这就是个人回忆录或个人写史的极大价值。 5 书既出，齐邦媛了无遗憾。关于死亡，她看得非常通透。生前她跟学生（台湾作家简媜）曾有过对谈。 简：终究，我们要碰触终极主题。如果，有一面光滑的石碑交给您，您会写下什么样的墓志铭？ 齐：我从小看过各式各样的死亡。弟弟三岁夭折，我陪我母亲每天去小坟上哭他，西山疗养院跟我同病相怜的张姐姐忽然去世，一岁半的妹妹在逃难途中夭折，祖母病死，抗战时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尸体，张大飞殉国……死亡对我这一代人而言，太稀松平常。我对死亡本身不怕，我每天吃安眠药，第二天就像另一个人生，怕的是缠绵病榻。如果还能有自由意志，我绝对不要像我先生那样。我祷告，能不能拥有上帝的仁慈，让我平安而且流畅地离去。 简：您有没有想过最后的时刻？ 齐：济慈《夜莺颂》写：我在黑暗里倾听；啊，多少次/我几乎爱上了宁谧的死亡，/我在诗思里用尽了好的言辞，/求他把我的一息散入空茫；/而现在，哦，死更是多么富丽…… 我希望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净，穿戴整齐，不要不成人样要叫人收拾。我希望最后有两个小天使来带我走，有薄薄的小翅膀…… 2023年11月，诗人席慕蓉最后一次接到齐邦媛的电话。齐邦媛在有条不紊地与亲朋故旧们表达告别之意。 “她跟我说'再见’，当时，我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席慕蓉说。“所以我也回答，好的，谢谢齐老师。” 2024年3月28日，齐邦媛去世，享年100岁。 她生前念叨：“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 这是历史的缺憾，齐邦媛无解，但她到底留下了一本有分量的书。这就是文学的坚持，文学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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