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张学良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由米春

“西安事变”达成协议后的第二天，张学良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由米春霖送行。张学良本来没有亲送蒋的计划，但蒋的一席话令他感动。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蒋对张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留芳百世。”张学良很激动，要亲自送蒋回南京。
蒋又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宋子文犹豫不定，蒋批评了宋子文。
张学良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他认为，
“西安事变”让蒋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蒋既答应抗日救国，就该给其撑点面子，帮助蒋恢复威信。同时他又以为自己这样忠心为国，仁至义尽，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
周恩来赶到机场想劝张学良回来，但张、蒋所乘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不禁慨叹地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队列送天霸，还差一点要负荆请罪呢！”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配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褫夺公民权五年。
蒋介石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张学良放蒋绝非心血来源，他毕竟是大帅张作霖之子，自以为是较有经验的政治家。 在西安时，许多人都规劝张学良不要放蒋，以免上当。张学良却坚信蒋介石的人格，他对外人说：“这次我们放他回去，以后还是要争取、团结他共同抗日的，我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求结束对内压迫对外屈膝的国策。至于蒋介石如果把已经答应了的条件又推翻了，那还有什么信用、人格可言呢？”
直到法庭开庭审判他时，张学良才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天真的，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并重申了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不牵连别人，他把事变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审判长李烈钧说：“张汉卿真是条好汉子。”
1937年1月，蒋介石密令把张学良押到奉化溪口软禁。2月，他从奉化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同时，他托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说：“我个人既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要求还得保持这个友谊与愿足矣。”
“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去抗日。蒋介石却回信叫他“好好读四书五经”。
张学良被囚禁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努力争取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并派张的四弟张学思（中共党员）于1937年8月去奉化溪口探监。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兄弟两人只能躲在书房角落里，利用纸条表达心中的千言万语。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要张学思多看进步书，抗战到底。
这年初冬，张学良被转送到安徽黄山。接着从黄山转到江西萍乡。1938年5月，又从萍乡迁到湖南郴州，住在苏仙岭上的古庙之中。他抱恨长叹，奋笔在高墙上写下了“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一行大字，以抒发一腔的激情。
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10月被送到台湾。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但蒋介石去世前仍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
张学良被解除“管束”后，自己出钱，在台北复兴岗兴建了一所住宅。平日，他极少在公开场所露面，除了访友，研读圣经外，再就是喜欢种花养性，醉在其中。
1981年，张学良患病住院。住院期间，曾不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病友——《联合报》记者于衡的访问。这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接见的第一个新闻记者。谈话中，张学良讲到自己曾研究过明史。他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2009年张学良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