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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奥乔 · 阿甘本:何为同时代人? (三个翻译版本)

 lwdalian 2024-04-03 发布于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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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哲学家  吉奥乔·阿甘本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意大利著名哲学家。阿甘本在攻读博士后阶段,曾参与了弗莱堡由马丁·海德格尔主持的研讨会,并主持了瓦尔特·本雅明意大利译本的翻译工作。阿甘本独特的对文学理论,欧陆哲学,政治思想,宗教研究以及文学和艺术的融会贯通,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他也是巴黎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于美国数所大学,如UC伯克利,洛杉矶,埃尔文,圣克鲁斯和西北大学等学校任教。

阿甘本进入罗马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撰写了一些关于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政治思想的论文,但这些论文一直未发表。在1966-1968年间,阿甘本参加了马丁·海德格尔的专门讨论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勒托尔研讨班(Le Thor seminars)。上世纪70年代,他主攻语言学、语文学、诗学,以及中世纪文化的专题。在这期间,阿甘本开始了他最初的探讨,尽管在这个时期他的政治关怀还不是那么明确。1974年-1975年,由于他对叶芝(FrancesYates)(他通过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Calvino)认识了叶芝)的敬意,他成为伦敦大学瓦伯格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研究人员。在这段研究人员的经历期间,阿甘本完成了他的第二本书《诗节》(Stanzas)。

阿甘本与诗人吉奥乔·卡普罗尼(Giorgio Caproni)和何塞·波尔加明(José Bergamín),以及意大利小说家艾尔撒·莫兰特(Elsa Morante)关系甚密,他将他的《隐秘财富的庆典》(收录在《意大利范畴》(Categorie italiane)英译本为《诗的终结》)以及《滑稽诗》(收录在《亵渎》(Profanazioni)一书中)献给了他们。他的朋友和合作者还包括皮耶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在他的电影《马太福音》中,阿甘本扮演了使徒腓力(Philip)一角。伊塔洛·卡尔维诺与其关系也十分密切,卡尔维诺是阿甘本的密切合作者。此外,他与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皮耶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德波(Guy Debord)、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德里达、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利奥塔等人都有往来。

海德格尔和本雅明对阿甘本的影响十分重大。1966年,阿甘本编辑过本雅明的意大利文版的选集,他认为本雅明的思想是“让其从海德格尔思想中存活下来的解毒剂”。1981年,阿甘本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档案馆里发现了几篇本雅明散佚的重要原稿。在本雅明自杀之前离开巴黎的时候,他将这些原稿交给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与阿甘本自己后来的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本雅明的《论历史的概念》一文。90年代,阿甘本参加了一个对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政治著作的讨论会,而在这次讨论的影响下,阿甘本写作了《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他的近期作品也涉及到福柯的概念,对于福柯,他说道:“近年来,我从他那里受益良多的学者”。

阿甘本的政治思想最初建立在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论灵魂》的解读之上,同时他也关注了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解经传统。在他的晚期著作中,阿甘本参与到后来的一场争论,让-吕克·南希出版《非劳作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désoeuvrée)之后,布朗肖立即出版了《 不可告人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inavouable)进行回应,那时恰值欧洲共同体成立不久,欧洲掀起了关于共同体的大讨论。而阿甘本自己也出版一本关于共同体的著作《即将来临的共同体》(La comunità che viene),在这一时期,阿甘本也分析了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短篇故事《巴特比》(Bartleby)中的“政治”态度的本体论前提——一个华尔街的抄写员不做反应,以及“不想”抄写的故事。

在《牲人》(Homo Sacer)系列中,阿甘本对汉娜·阿伦特和福柯的极权主义和生命政治学的研究作出了回应。自1995年始,他这个系列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也为他赢得了声誉,这个系列还在进行中。这个系列已经出版的包括:

1.《牲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Il potere soverano e la vita nuda)

2.《例外状态》(牲人:II.1)(Stato di Eccezione)

3.《王国与荣耀》(牲人:II.2)(Ilregno e la gloria)

4.《语言的圣礼》(牲人:II.3)(Ilsacramento del linguaggio)

5.《主业》(牲人:II.5)(Opus Dei)

6.《奥斯维辛的残余》(牲人:III)(Quelche resta di Auschwitz)

7.《最高的贫困》(牲人:IV.1)(Altissimapovertà)

在2011年出版的这个系列的最新的作品中,阿甘本提出“生命形式”和“生命风格”的概念,他说道:“我所谓的生命形式是一种不能与其形式相脱离的生命,一种不能与诸如赤裸生命一样的东西相分离的生命……在这里,是私人的概念在起作用。”

何为同时代?

【意大利】吉奥乔 · 阿甘本

王立秋  译

1.在此研讨会(本文是作者在威尼斯IUAV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2006-2007年理论哲学课程中正式讲座的一个文本)开始之际,我想提出的问题(原文是:我想刻写在此次研讨会的门槛上的问题)是:“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同属一个时代?”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在本次研讨会的过程中,我们有机会阅读一些文本,这些文本的作者可能距我们已有数个世纪之远,也可能更为近代,甚至与我们非常切近。无论如何,关键在于,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使自己成为这些文本的同代人。我们研讨会的“时间”就是同时代性,如此,它也要求与文本和为此次研讨会所检视的作者同时代。很大程度上说,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与否,将以其——也是我们的——符合这种苛求的能力加以衡量。

尼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初的、暂时的指示,它能引导我们对上述问题之答案的探索。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讲座的一则笔记中总结了这个答案:“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1874年,年轻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希腊文本中逐渐发掘至此——两年前他完成了一部意料之外的杰作《悲剧的诞生》——并出版了《不合时宜的沉思》,在这部著作中,尼采试图与其时代达成协议并在与现代的关系中明确自己的立场。“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在第二沉思的开头读到:“因为它试图把为这个时代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为历史的热病所损耗,而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意识。”换言之,尼采为“相关性”作出了自己的声明,置入了自己关于当下的,在断裂与脱节中的“同时代性”。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

自然,这种不符,这种“时代紊乱”并不意味着,同时代就是指一个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就是指人们在伯利克里的雅典或罗伯斯庇尔和萨德侯爵的巴黎那里比在他生活的城市与年代中更能感受到的那种乡愁。有才智的人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他同时也知道,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

因此,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歧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紧系于时代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2.1923年,曼德尔施塔姆(OsipMandelstam)写过一首名为《世纪》的诗(译文摘自曼德尔施塔姆:《贝壳》,智量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首诗中包含的不是关于世纪的思考,而是关于诗人与其时代联系的思考,也就是说,关于同时代性的思考。诗中谈论的不是“世纪”,而是,根据开启第一个诗节的词语,“我的世纪”或“我的年代”: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看进你的眼

  并用他自己的血,弥合

  两个世纪的脊骨?

必须为自己生命的同时代性而付出代价的诗人,必须把自己的凝视紧紧锁定在其世纪野兽的双眼之上,必须用自己的血来弥合碎裂的世纪之脊骨。两个世纪,两个时代,不仅如诗人已经暗示的那样指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而且,更确切地说,指的是单一个体生命的范畴与我们在这里称之为二十世纪的集体的历史时期。正如我们在诗节最后一句中了解到的那样,本世纪的脊骨已经碎裂。诗人,就其为同时代人而言,乃断裂,即是那阻止时代自我创作之物,又是那必须缝合此裂缝或伤口的血。一方面,时代与生物之脊骨的并列,另一方面,则是时代与年代之脊骨的并置,二者构成了这首诗的一个核心主题:

  只要生物尚存

  就必须带上脊骨前行

  仿若波涛

  沿无形之柱而动

  孩童柔弱的软骨——

  新生土地的世纪。

另一个伟大的主题——而这,与前一主题一样,也是同时代性的一个意象——是世纪脊骨的碎裂与弥合,在诗人那里,二者都是单一个体的劳作:

  为世纪解开束缚

  以开启新的世界

  必须用一支长笛

  来统一多节时日的脚步。

接下来全诗结论性的诗句证明,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或者说,至少是一项悖论性的任务。不但时代野兽打碎了脊骨,而且,vek,新生的年代,也意欲回首(对一个脊骨破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作出的姿势)以细想自己的踪迹,并以此方式来展现它疯狂的面容:

  可你的脊骨已经破碎

  哦我美丽、不幸的世纪。

  带着无知觉的微笑

  像一度灵巧的野兽

  你回顾,软弱而又残酷

  思考着自己的脚步。

3.诗人——同时代人——必须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但他所看到自己时代的人实际上看到的却是什么?在其时代面容上的这种疯狂的微笑又是什么?在这点上,我想提出同时代性的第二种定义:同时代的人是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以感知时代的光芒及其黑暗(更多地是黑暗而非光芒)的人。一切时代,对那些对同时代性有所经验的人来说,都是晦暗的。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但“看到晦暗”,“感知黑暗”又意味着什么?

视觉的神经生理学为我们给出了初步的答案。当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无光之地或在我们闭上双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看到的黑暗又是什么?神经生理学告诉我们,光的阙如会触发一系列视网膜上被称作“停止神经元”的边缘细胞。这些细胞一旦被触发,就会产生那种我们称作黑暗的特殊视像。因此,黑暗不是一个剥夺性的(否定的,反向定义的)概念(即仅仅是光的阙如,或类似于非视像的东西),相反,它是“停止神经元”活动的结果,是我们视网膜的产物。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关于同时代性之黑暗的主题的话,感知这种黑暗并非某种形式的惰性或消极性,而是,更确切地说,意味着一种活力或奇异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这种能力意味着为发现时代的晦暗、其特殊的黑暗而中和来自世纪的光亮——而这些黑暗与那些光亮却又是不可分离的。

只有那些允许自己为世纪之光所致盲,并因此而得以瞥见光影,瞥见光芒隐秘的晦暗的人,才能够自称是同时代的人。虽然我们对此说了许多,但我们还是没有谈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热衷于感知时代传出的晦暗性呢?难道黑暗不正是一种无名的经验?从定义上说不就是不可穿透吗?不正是那种不直接导向我们因此也就不可能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东西么?或者与之相反,同时代人是感知时代黑暗的人,就像这黑暗关涉他,不断吸引他那样。黑暗是直接而又异乎寻常地通往同时代人的那种东西。同时代人则是那些双眸深陷于来自时代的黑暗光束的人。

4.在我们观察夜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群星闪耀,而群星的周围有浓密的黑暗环绕。由于宇宙中星系和发光体的数目近乎无限,根据科学家的说法,我们也就需要对在夜空中看到的黑暗作出解释。而这种解释,正是当代天体物理学为我现在意欲讨论的那种黑暗给出的解释。在一个无限扩张的宇宙中,最远的星系以如此巨大的速度远离我们以至于它们发出的光亮永远也无法触及我们。我们感知为天空之黑暗的东西,就是这种尽管远离我们,无法触及我们——因为发光的天体以超越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却仍为我们所感知的光。

在当下的黑暗中感知这种力求企及我们却不可能抵达的光——这就是同时代的意思。如此,同时代的人是罕见的。也出于这个原因,成为同时代人,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勇气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不但要有能力保持对时代黑暗的凝视,还要有能力再次于黑暗中感知那种尽管朝向我们却又无限地与我们拉开距离的光。换言之,就像准时赴一场除错过外别无选择的约会。

这就是何以为同时代性感知的当下已经打碎了时代的脊骨。我们的时代,当下,事实上是最远的: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触及我们。它的脊骨已经破碎,而我们,则发现自己正置身于这个断裂点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论如何都是同时代人。需要意识到在同时代性中谈论的那种约会并不简单以先后顺序排列时间:它在编年时间内部运作,驱策、压迫并改变编年时间。而这种驱策是允许我们以既“太早”也“太迟”,既“已经”也“尚未”的形式把握时代的不合时宜和年代错乱。而且,它允许我们在当下的晦暗中辨认出那虽无法触及我们却永远向我们传导的光。

5.对我们称之为同时代性的时代的特殊经验,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时尚。人们可以如此定义时尚:时尚,即把根据相关或不相关,流行或不再流行来划分时间的中断引入时间。这种停顿难以捉摸,尤其对那些需要为之加注的人来说,时尚绝不会出错;而且,通过为此停顿加注,这些人也证明了自己在时尚中的存在。但如果我们试图在编年时间中客观化或固定这种停顿的话,它就显得不可把握。首先,时尚的“现在”,时尚开始存在的时刻,无法通过任何测量仪器来加以定位。也许,这个“现在”就是时尚设计者作出大体构想和即将界定新时装风格的微妙之处的那个时刻?抑或,是时尚设计者向他的助手表达这个构想,并向即将缝制时装雏形的裁缝阐释这个概念的时刻?又或,是时装表演,当衣服穿在那些永远且只在时尚中存在的人,mannequins或者说模特身上的时候;而这些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似乎永不可能真正地处于时尚之中?因为在这个最后的时刻,“风格”时尚中的存在将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血有肉的常任而非mannequins(用来献祭无形上帝的那些牺牲者)辨认出这种存在本身并选择选择把这种风格的服饰添加到自己的衣橱之中。

因此,时尚时间,在构成上先于自身,同时,作为后果,也总是来得太迟。它总是以一种“尚未”与“不再”之间不可把握的门槛的形式出现。正如神学家们暗示的那样,很可能,这个星丛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时尚,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是服装的神学签名,它来自于亚当和夏娃在原罪之后缝制的,以无花果叶织成的缠腰布形式出现的第一件衣物。(确切地说,我们穿的衣服并非源自植物制作的遮羞布,而是来源于tunicaepelliceae,根据《创世纪》3:21,即上帝在把我们的祖先驱逐出伊甸园的时候,给他们的用动物皮毛制成的衣物。)无论如何,也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个“现在”,这个时尚的全新时代是不可把握的:“此刻我处在时尚之中”这个句子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主体作出宣告的时刻,他就已经处在时尚之外了。因此,时尚中的存在,如同时代性一般,使某种“安逸”,某种异相的(out-of-phase)或过时的(out-of-day)存在的特定品质成为必要,在这种品质之中,我们的相关性在其自身内部包括了一小部分的外在之物,以及不合时(démodé)的、过时的存在的影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十九世纪巴黎的一位优雅女士,“是所有人的同时代人”。

但时尚的时间性还有另一个使之与同时代性相关的特征。沿着当下用以根据“不再”和“尚未”来划分时间的同一个姿势,它同时也建立了一种与这些“其他时间”——当然是与过去,但也许,也是与未来——的奇特联系。因此,时尚得以“引用”,并以引用的方式使过去的任何时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古典主义或帝国风格)变得再次相关。因此它也就能够把它冷酷地分开的那些东西重新聚拢,再次唤起并重新把生命赋予那些已经宣告死亡的东西。

6.这种与过去的奇特关联还有另外的一面。同时代性通过首先使当下变得古老而把自己铭写在当下之中。只有在最现代、最新近的时代中对古物的标记和签名有所感觉的人才是同时代的。“古老”的意思近似于arkhé,也即,起源。但起源不单独位于编年时间的过去之中:它与历史生成同时代且不断地在其中运作,就像在成熟机制的序列中继续活动的胚胎和成人心灵生活中的童年那样。这种定义同时代性的远离和切近,都基于这种对起源的接近——对于后者而言,没有什么时候比当下搏动的更厉害了。从大洋彼岸而来,在黎明时抵达,第一次看见纽约摩天大楼的人的人即刻就能感觉到这种当下古老的面容,这种和废墟一道的临近——911不受时间影响的影像已经把它明显地展示在所有人的面前。

文学和艺术史家知道,古代与现代之间存在一种秘密的姻亲关系,这与其说是因为古老的形式看起来对当下有着特别的魅力,不如说是因为进入现代的关键,隐藏在无法追忆的缘故和史前的历史之中。因此,衰落的古典世界转向原始以便再次发现自我。先锋派——随着时间的过去,它迷失了自我——也在追求原始和古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下的进入点必然以考古学的形式出现;然而,这种考古学不向历史的过去退却,而是向当下那个我们绝对无力经历的那个部分的回归。因此,残余的仍未经历的东西,不断地被吸回起源,却永远无法触及起源。当下,不过就是这种在一切被经历的事物中未被经历的元素。而阻止人们进入当下的,正是出于某种原因(因其创伤性的特征,过度的切近)我们未能经历的那些东西。对这种“未被经历之物”的关注就是同时代人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说,成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的回归。

7.那些试图思考同时代性的人只能通过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通过把本质上的非同质性引进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那些言说“我的时代”的人事实上也在分割时间——他们把某种停顿和中断写进时间。但确切地说,正是通过这种停顿,通过把当下插入线性时间惰性的同质性,同时代人才使不同时间之间的特殊关系开始运作。如果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打破时代脊骨(或至少在其中发现断层线和断裂点)的,恰恰就是同时代人的话,那么,他也在此断裂中造成时代与世代的会场或遭遇。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比保罗在经验并对他的兄弟宣布那种最卓越的同时代性时——即弥赛亚的时间,与弥赛亚的同时代存在,确切说来,保罗称之为“现在的时间”——的姿势更具典范意义的了。这个时间不但在编年的意义上使不确定的(基督再临[parousia],发出重点确定且切近信号的基督回归,尽管不是一个可计算衡量的点),同时,它还具备把一切过去的时刻置入与自身的直接联系,是圣经历史上的一切时刻或片断成为当下(因此亚当——通过他人性才接收了死和罪——是给人类带来救赎与生命的弥赛亚的“模范”或预象)的某种预言或预示(保罗偏好的术语是typos[预象],图表)的独特能力。

这意味着,同时代人不仅是那些在感知当下黑暗的同时把握那注定无法抵达的光线的人;他也是在划分和插入时间的同时,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置入与其他时间的联系的人。他能够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阅读历史并根据在任何方面都不是来自其意志,而是出于一种他不能不作出回应的紧迫的必要性来“征引历史”。就好像作为当下的黑暗的那不可见的光把自己的影子投向过去,结果,为此阴影所触及的过去,也就获得了回应现在之黑暗的能力。当米歇尔·福柯在写到他对过去的历史探究只是为他对当下的理论探究所投下的影子的时候,他心中所想的也许就是这样。类似的,瓦尔特·本雅明也写道,包含在过去影像中的历史索引,指示的是那些只有在其历史决定时刻才可能合法的影像。我们这次研讨会的成败,也就依赖于我们对这种紧迫和阴影作出回应及成为同时代人的能力;不但与我们的世纪和“现在”同时代,还要与我们世纪和“现在”在过去文本和文献中的预象同时代。

何为同时代人?

【意大利】吉奥乔·阿甘本  著

黄晓武  译

1.在这次研讨会开始之际,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事物同属一个时代?”首先,“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在此次研讨会的过程中,我们会阅读一些文本,它们的作者有些生活在许多世纪之前,有些则比较晚近,甚至离我们非常近。不管怎样,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些文本的同时代人,这才是根本性的。我们研讨会的“时间”是同时代性,因此,它要求与文本以及研讨会探讨的作者成为同时代的。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与否,其衡量标准将是它——以及我们——符合这种苛求的能力。

尼采为我们探索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了一种最初的、暂时性的指示。在法兰西学院讲座的一则笔记中,罗兰·巴特对这个答案做出了概述:“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1874年,年轻的语言学者弗里德里希·尼采就已经在研究希腊文本——两年前,《悲剧的诞生》为他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声誉——这一年,他出版了《不合时宜的沉思》,在这部作品中,他试图与其生活的时代达成协议,并且就当前采取一种立场。“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第二沉思的开头如此写道,“因为它试图将这个时代引以为傲的东西,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一种无能和一种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被历史的热病消耗殆尽,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尼采将他的“相关性”主张以及他的关于当前的“同时代性”,置入一种断裂和脱节之中。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就是不相关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

毫无疑问,这种不一致以及这种“时代紊乱”(discronia),并不意味着同时代就是指一个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或者指人们在伯里克利的雅典或罗伯斯庇尔和萨德侯爵的巴黎,比在他们自己的城市和年代,更能感受到的一种乡愁。才智之士可能鄙视他的时代,但是他也明白,他属于这个时代,这是不可改变的,同时他也无法逃离自己的时代。

因此,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

2.1923年,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创作了一首题为《世纪》(ilsecolo)的诗(尽管俄语词vek也有“时代”或“年代”之意)。这首诗并没有思考世纪,而是思考诗人与其生活时代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思考同时代性。依照诗歌第一句的说法,不是“世纪”,而是“我的世纪”或“我的年代”(vekmoi):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设法

注视你的双眸

用他自身的鲜血,粘合

两个世纪的椎骨?

必须以生命换取自己的同时代性的诗人,也必须坚定地凝视世纪野兽的双眼,必须以自己的鲜血来粘合破碎的时代脊骨。正如前面所暗示的,两个世纪和两个时代不仅仅指19世纪和20世纪,更确切而言,也指个人一生的时间(需要记住的是,saeculum一词最初意指个人的一生),以及我们在这里称为20世纪的集体的历史时期。我们在诗节最后一句会了解到,这个时代的脊骨已经破碎。就其是同时代人而言,诗人就是这种破裂,也是阻止时代自我组建之物,同时又是必须缝合这种裂口或伤口的鲜血。一方面,时代与生物脊骨并列,另一方面,时代与年代脊骨并置,这两者是这首诗的核心主题之一:

只要生物存在

就得长有脊骨,

宛如滚滚波涛

沿无形的脊骨推进。

犹如孩童脆弱的软骨,

新生大地的世纪。

与上述主题一样,另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同时代性的一种形象,即时代脊骨的破碎与弥合,这两者都是一个个体(这里指诗人)的工作:

为世纪挣脱束缚

以开启全新世界

必须用长笛连接

所有多节之日的节点。

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或者说,无论如何是自相矛盾的工作,接下来诗人用以作结的诗节证明了这一点。不但时代野兽折断了脊骨,而且vek,即新生时代,也意欲回首(对于折断脊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姿态),以便凝视自己的足迹,并以此展现自己疯狂的面容:

可你的脊骨已经破碎

哦,我那奇异而悲惨的世纪。

毫无感觉的微笑

像一度灵巧的野兽

你回首,虚弱而凶残

凝视着自己的足迹。

3.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那么,观察自己时代的人到底看到了什么呢?他的时代的面容上这种疯狂的露齿一笑又是什么呢?现在,我打算提出同时代性的第二种定义:同时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对于那些经历过同时代性的人来说,所有的时代都是黯淡的。同时代人就是那些知道如何观察这种黯淡的人,他能够用笔探究当下的晦暗,从而进行书写。那么,“观察黯淡”、“感知黑暗”又意味着什么呢?

视觉神经生理学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当我们身处黑暗之中或我们闭上双眼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看到的黑暗又是什么呢?神经生理学告诉我们,光的缺席会刺激视网膜上被称为“制性细胞”(off-cells)的一系列外围细胞。这些细胞一旦受到刺激,就会产生我们称作黑暗的特殊视觉。因此,黑暗不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光的缺席,或某种非视觉的东西),而是“制性细胞”活动的结果,是我们视网膜的产物。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同时代性的黑暗这个主题——感知这种黑暗并不是一种惰性或消极性,而是意味着一种行动和一种独特能力。对我们而言,这种能力意味着中和时代之光,以便发现它的黯淡、它那特殊的黑暗,这些与那些光是密不可分的。

能够自称同时代人的那些人,是不允许自己被世纪之光蒙蔽的人,因此,他们能够瞥见那些光中的阴影,能够瞥见光中隐秘的晦暗。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们还没有提出我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热衷于感知时代散发出来的晦暗呢?难道黑暗不正是一种无名的经验(从定义上而言是难以理解的)?不正是某种并非指向我们从而与我们无关的事物?相反,同时代人就是感知时代之黑暗的人,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之物,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与任何光相比,黑暗更是直接而异乎寻常地指向他的某种事物。同时代人是那些双眸被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所吸引的人。

4.我们仰望夜空,群星璀璨,它们为浓密的黑暗所环绕。由于宇宙中星系和发光体的数量几近无限多,因此,根据科学家的说法,我们在夜空中看见的黑暗就需要得到解释。我现在打算讨论的,正是当代天体物理学对这种黑暗做出的解释。在一个无限扩张的宇宙中,最远的星系以巨大的速度远离我们,因此,它们发出的光也就永远无法抵达地球。我们感知到的天空的黑暗,就是这种尽管奔我们而来但无法抵达我们的光,因为发光的星系以超光速离我们远去。

在当下的黑暗中去感知这种力图抵达我们却又无法抵达的光,这就是同时代的含义。因此,同时代人是罕见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成为同时代人,首先是勇气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不但要能够坚定地凝视时代的黑暗,也要能够感知黑暗中的光——尽管它奔我们而来,但无疑在离我们远去。换句话说,就像准时赴一场必然会错过的约会。

以上解释了为什么同时代性感知到的当下已经折断了脊骨。事实上,我们的时代——即当下——不仅仅是最遥远的: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抵达我们。它的脊骨已经折断,而我们发现自己刚好处于断裂点上。这就是为何我们无论如何都是同时代人的原因。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上述同时代性中的那场约会并不仅仅按照编年时间发生:它在编年时间中活动,驱策、逼迫并改变编年时间。这种驱策就是不合时宜,就是时代误置,它允许我们以“太早”也即“太迟”、“已经”也即“尚未”的形式来把握我们的时代。此外,它也允许我们识别当下晦暗中的光,这种光不断奔我们而来,但永远无法照射到我们。

5.我们称为同时代性的特殊的时间经历,其绝佳的例子就是时尚。我们可以这么界定时尚:它把一种特殊的非连续性引入时间,这种非连续性根据相关性或不相关性、流行或不再流行来划分时间。这种停顿可能非常微妙,就那些需要准确无误地记载它的人而言,它是值得关注的;通过这么做,这些人也证明了自己处于时尚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想在编年时间中明确确定这种停顿的话,它显示自己是无法把握的。首先,时尚的“现在”,即它形成的瞬间,是无法用任何计时器来确定的。这种“现在”是时尚设计师想到一个大致概念、想到那种规定新款时装的微妙之处的那一刻吗?或者说,它是指时尚设计师将他的想法传达给助手、然后再传达给缝制时装样品的裁缝的那一刻吗?或者说,它是指时装模特——这些人始终以及仅仅处于时尚中,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从未真正处于时尚之中——身穿这些服装进行展示的时刻吗?因为就最后一种状况而言,时尚“风格”中的存在将取决于如下事实,即现实中的人们而不是模特(他们是一位无形的上帝的祭品)将认识到这一点,然后购买那种风格的服装。

因此,从构成上而言,时尚时间先于自身,不过从结果而言,它总是太迟。它总是处于“尚未”与“不再”之间,这是一种难以把握的界限。正如神学家所暗示的,很有可能的是,这种并列取决于如下事实,即至少就我们的文化而言,时尚是神学意义上的服装标志,它来自亚当和夏娃犯下原罪之后缝制的第一件衣物——以无花果树叶编织的缠腰带。(确切而言,我们穿的衣服并非源自这种植物编织的腰带,而是来源于tunicaepelliceae,即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根据《圣经·创世纪》[3:21]的说法,上帝在把我们的祖先逐出伊甸园时,给了他们这些衣服,作为罪与死的有形符号。)无论如何,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时尚的这种“现在”、这种全新时代性(kairos)是无法把握的:“我此刻处在时尚中”,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主体在宣告之际,就已经处在时尚之外了。因此,就像同时代性那样,身处时尚之中也需要某种“闲适”,某种不协调或过时的品性,在这种品性中,人们的相关性在其自身内部包含了小部分外在之物,一种不合时宜的、过时的阴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在谈到19世纪巴黎的一位优雅女士时,说道:“她是每一个人的同时代人。”

时尚的暂时性还有另外一个特征,这个特征让它与同时代性联系在一起。通过采用当下根据“不再”和“尚未”来划分时间的相同姿态,时尚也与那些“其他时间”建立起了特殊的联系——毫无疑问,与过去,或许也与未来的联系。因此,时尚可以“引用”过去的任何时刻(1920年代,1970年代,以及新古典主义或帝国风格),从而再次让过去的时刻变得相关。因此,它能够再次连接被它冷酷分开的事物——回想、重新召唤以及恢复它早就宣称死亡之物的生命。

6.这种与过去的特殊关联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尤其是通过突出当下的古老(arcaico),同时代性嵌入到当下。在最近和晚近时代中感知到古老的标志和印记的人,才可能是同时代人。“古老的”意思接近arché,即起源。不过,起源不仅仅位于年代顺序的过去之中:它与历史的生成是同时代的,并且在其中不停歇地活动,就像胚胎在成熟机体的组织中不断活动,或者孩童在成人的精神生活中那样。这种远离(scarto)和接近(vicinanza)界定了同时代性,它们的基础在于临近起源,而起源在当下的搏动是最强劲有力的。破晓时分越洋而来者,不管是谁,当他首次看见纽约的摩天大楼时,立刻感觉到当下的这种古老面容,不受时间影响的“9·11”意象,已经明确地向所有人展示了这种与废墟为邻的情形。

文学和艺术史家都知道,古代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亲缘关系,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因为古老的形式似乎对当下施加了特别的魔力,不如说是因为开启现代之门的钥匙隐藏在远古和史前。因此,衰落中的古代世界转向原始时代,以便重新发现自我。先锋派——它在时间的流逝中迷失了自我——也在追求原始和古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下的进入点必然采取考古学的形式;然而,这种考古学并不是要回归到历史上的过去,而是要返回到我们在当下绝对无法亲身经历的那部分(过去)。因此,未经历的被不断回溯到起源,尽管它永远无法抵达那里。当下无非就是一切经历过的事物中这种未被经历的元素。阻止我们进入当下的,正是——出于某种原因(它的创伤特征以及它那过度的接近)——我们无法经历的大量事物。对这种“未被经历之物”的关注,就是同时代人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成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回归到我们从未身处其中的当下。

7.那些一直试图思考同时代性的人,只有将它分割为几个时期,并且将一种根本的非同质性引入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些谈论“我的时代”的人,事实上也在分割时间:他们把一种停顿和一种断裂嵌入时间之中。不过,正是通过这种停顿,通过把当下植入线性时间了无生机的同质性之中,同时代人才得以在不同时代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的,如果说同时代人折断了时代的脊骨(或者说,他在其中发现了断层线和断点),那么,他也让这种断裂成为时代与世代之间的汇聚点或邂逅之处。这种情形的范例是保罗,他经验卓越的同时代性,并向他的兄弟宣扬它,称其为弥赛亚时刻,即与弥赛亚同时代,他确切地称之为“现在时代”(honynkairos)。这个时间不但在编年史上是不确定的(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基督再临是确定的和即将来临的,尽管无法计算出一个准确时刻),同时,它还具备独特的能力:把过去的每一时刻与自身直接联系起来,让《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上的每一时刻或事件成为当下的某种预言或预示(保罗喜好的术语是typos,即形象)——因此,亚当(人类因他而承担了死和罪)就是给人类带来救赎与生命的弥赛亚的“范型”或形象。

这意味着,同时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就好像这种无形之光——即当下的黑暗——把自己的阴影投射到过去,在这种阴影的触碰下,过去也就获得一种能力来回应现在的黑暗。米歇尔·福柯曾经写道,他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他对当下的理论探究投下的影子而已,此时,他所想到的,或许就是上述句子的一些内容。同样,瓦尔特·本雅明也写道,过去的意象中包含的历史索引表明,这些意象只有在其历史的确定时刻才是可以理解的。这次研讨会的成败,取决于我们应对这种紧迫性和这种阴影的能力,以及不仅仅成为我们的世纪和“现在”的同时代人,也成为它们在过去文本和文献中的形象的同时代人的能力。

什么是当代人?

【意大利】吉奥乔·阿甘本著

lightwhite译

1.在这个研讨会[1]的开头,我要刻写的问题是:“我们是谁和什么的当代之人?”而首要的问题是:“成为当代的人意味着什么?”在研讨的进程中,我们将有理由去阅读那些作者距离我们许多世纪之久的文本,同样还有更为近代,甚或极其近代的文本。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必要努力以某种方式成为这些文本的当代之人。我们研讨的“时间”是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因而就有一个紧迫的要求去和这些文本以及它们所审查的作者处于同一个时代。这一次研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还有我们——符合这种紧迫性(exigency)的能力所决定的。

最初,为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追寻指明一个临时性答案的暗示来自尼采(Nietzsche)。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在法兰西学院讲座的一个评注里总结了这个答案:“当代的人是不合时宜的。”1874年,弗雷德里克·尼采——一个年轻的语言学者,他对希腊文本的研究到达了这样的地步,在两年前就凭借《悲剧的诞生》(TheBirthofTragedy)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声望——出版了《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Meditations)。在这本书里,他试图与他的时代妥协并在现时中采取一个立场。“这种沉思本身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在第二篇沉思的开头读到,“因为我试图把这个时代有权引以为傲的东西,即它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弊端、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在被历史的高烧所毁灭,而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点。”[2]换言之,尼采把自己与现时是否“合宜”、“当代”的宣言,放到了一种断裂和瓦解当中。那些真正的当代的人,那些真正地属于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合时代要求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合宜的(inattuale)。但恰恰是因为这种条件,恰恰是通过这种断裂和时代错误,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时代。

当然,这种不一致,这种“时代错误”并不意味着,当代的人是一个生活在别的时代的人,是一个在伯利克里的雅典,或罗伯斯庇尔或萨德侯爵的巴黎比他实际所处的城市和时代更有在家感的思乡病人。一个明智的人可以鄙夷他的时代,尽管他知道自己不可回避地属于这个时代,他无法逃离自身的时代。

那么,当代性就一个人是与自身时代的一种独特关系,它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通过分离和时代错误来依附于时代的关系。那些与时代太过于一致的人,那些在每一个方面都完美地附着于时代的人,不是当代的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法目睹时代;他们无法坚守自身对时代的凝视。

2.1923年,曼德尔施塔姆(OsipMandelstam)写下了一首题为《世纪》的诗(“世纪”[vek]在俄语中亦作“时代”或“年代”)。这首诗并没有对世纪进行一种描述,而是对诗人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也就是说,对当代性进行了描述。打开了第一节诗的词语,不是“世纪”,而是“我的世纪”或“我的时代”(vekmoi):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直视你的眼睛

用他自己的血焊接

两个世纪断裂的椎骨?

诗人——必须为他的当代性付出生命的代价——不得不把他的凝视牢牢地固定在他的世纪-野兽上,他必须用自己的血来焊接时代断裂的脊骨。两个世纪,两个时代,不只是已知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同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单独个体的生命长度(世纪[saeculum]原本就意味着一个人生命的时期)和集体的历史时期——在这里,我们称之为二十世纪。我们在上述的段落中得知,这个世纪的脊梁已经断裂了。而诗人,只要他是一个当代的人,就是这种断骨,他要阻止时代自我构成,同时他又是必须缝合这种断裂和创伤的鲜血。一方面是时代和生物脊椎之间的平行关系,另一方面,时代和世纪的脊椎构成了诗歌的根本主题之一:

生命只要活着

它必须挺起脊梁,

就连波浪也有

一根无形的脊柱。

新生地球的世纪

像婴儿柔嫩的软骨。

另一个重大的主题——这里和前面一样是一种当代性的形象——是关于世纪脊椎的断裂和焊接的,两者都是一个单独个体(在这里就是诗人)的工作:

为了将世纪从奴役中解放

为了世界重新开始

一个人必须用一根长笛

连接岁月支离破碎的膝。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或至少是一个矛盾的任务;接下来的诗句证明了这点。世纪-野兽不仅打破了脊椎,而且为了注视它自己的踪迹,以这种方式展露其疯狂的面孔,新生的世纪还要转过身来(对脊椎断裂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姿态):

然而你的脊骨已经断裂

哦,我完美而不幸的世纪。

带着愚蠢的微笑

像一头曾经无比轻巧的野兽

你回首,虚弱又残酷,

只是为了一睹你自己的踪迹。

3.诗人——当代的人——必须坚守他对自身时代的凝视。但审视时代的人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世纪脸上的这种疯狂的笑容又是什么?我要在这里提出当代性的第二个定义。当代的人是一个坚守他对自身时代之凝视的人,他坚守这种凝视不是为了察觉时代的光明,而是为了察觉时代的黑暗。对那些经历当代性的人而言,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当代的人就是一个知道如何目睹这种晦暗(obscurity),并能够把笔端放在现时的晦暗中进行书写的人。但“目睹晦暗”,“觉察黑暗”意味着什么?

神经生理学的视角给出了一种初步的回答。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没有光的地方或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们随后看到的黑暗是什么?神经生理学家告诉我们,光线的缺席激发了视网膜上的一系列名为“闭合细胞”(off-cell)的外围细胞。当这些细胞被激发时,它们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视觉效果,我们称之为黑暗。因此,黑暗并不是一个否定的观念(光明的简单缺席,或某种非视觉的东西),而是“闭合细胞”活动的结果,是我们视网膜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关于当代性之黑暗的主题上,这种黑暗就不应该被当作一种惰性的或消极的形式。相反,黑暗表达了一种活动或一种独特的能力。在我们的情形里,这种能力等于对时代之光明的中和;中和是为了发现时代的晦暗,其特殊的黑暗——黑暗是可以与光明相分离的。

那些可以自称为当代者的人,只是那些不允许自己被世纪的光明所蒙蔽并因而能够一睹那些光明的阴影,一睹与光明密切相关的晦暗的人。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怀着极大的兴趣去觉察时代显现出的晦暗?黑暗难道不正是某种在根本上难以理解的无名经验吗,难道不正是某种从不指向我们、从不关注我们的东西吗?恰恰相反,当代的人把时代的黑暗当作某种关注他的东西,当作某种从不停止吸引他的东西。黑暗是某种比光明更直接地、更独一地转向他的东西。当代的人就是那些眼睛被自身时代的黑暗光波击中的人。

4.每当夜幕降临,我们遥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闪烁的群星,围绕它们的是沉厚的黑暗。由于宇宙中发光的星系和星体的数量几乎是无穷的,我们在苍穹中目睹的黑暗,根据科学家的说法,就需要一种解释。我要讨论的恰恰是当代天体物理学对这种黑暗做出的解释。在不断膨胀的宇宙中,最遥远的星系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逃离我们,它们的逃离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发出的光线无法抵达我们。被我们觉察为宇宙之黑暗的东西,就是这种无法抵达我们的光线:虽然它们一直驶向我们,但产生它们的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要远远大于光的速度。

要在现时的黑暗中觉察这种努力驶向我们但又无法抵达我们的光明——这意味着成为当代的人。因此,当代的人是稀少的。出于这个原因,做一个当代的人,首要的就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能够坚守对时代之黑暗的凝视,也意味着能够在这种黑暗中觉察一种距离我们无限之远、一直驶向我们的光明。换言之,成为当代的人就像等待一场注定要错失的约定。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性觉察到的现时已经打破了脊椎。实际上,我们的时代,现时,不只是最遥远的:它无论如何也无法抵达我们。它的椎骨已经破裂,而我们发现自己就处在这个断骨的位置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已经是当代的人了。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当代性中讨论的约定并不简单地发生于线性时间:它是某种在线性时间内部运作的东西,它催促、挤压并改变线性时间。这种催逼是不合时宜的,是时代错误的,它允许我们以一种既“太快”又“太晚”、既“已经”又“尚未”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时代。进而,它允许我们在现时的晦暗中辨识光明,那种无法抵达我们却又永恒地驶向我们的光明。

5.这种特殊的时代体验,我们所谓的当代性,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即时尚(fashion)。时尚可以这样来定义,它把一种特殊的断裂引入了时代,依据合宜或不合宜,即合于时尚或不合时尚来划分时代。这种本身或许很微妙的中断,在那些需要丝毫不差地追寻它的人身上显得格外醒目,那些人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正处于时尚当中。但如果我们要在线性时间内部把这种中断客观化并确定下来,它就自我显现为不可理解的。时尚的“现在”,它出现的那一瞬间,从一开始就是任何精密的计时器所不能界定的。这个“现在”或许是时尚设计者构想一般概念,构想服饰新风格之微妙细节的时刻?或者是时尚设计者把概念传达给其助手或缝制样衣的裁缝的时刻?或者是时装秀的时刻,那时,服装被总是并且唯一地处于时尚当中的人——模特——所穿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模特们反倒从不真正地处于时尚当中。在这最后的例子里,在“风格”的时尚中存在将依赖于一个事实: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模特(那些无名之神的献祭品),将认识到风格本身并为他们自己的服装选择风格。

因此,时尚的时间能够在结构上自我预见,但最终又总是姗姗来迟。它总在“尚未”和“不再”之间采取一种难以理解的起点形式。这种星丛很有可能像神学家说的那样,依赖于一个事实:时尚,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服装的一个神学签名,它起源于亚当和夏娃在犯下原罪后缝制的第一片布,那块用无花果叶子编织的遮羞布。(确切地说,我们穿着的服装并不起源于这种植物做的遮羞布,而是起源于薄膜[tunicaepelliceae],上帝在将我们的祖先驱逐出乐园时用兽皮缝制的衣服——根据创世纪[3:21]的说法,那是罪与死的实体象征。)在一切情形中,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时尚的“现在”,其恩典的时刻(kairos),都是不可理解的:“我在这个瞬间处于时尚当中”,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主体说出它的那一刻,主体已经不在时尚当中了。所以,在时尚中存在,就像当代性一样,需要某种“闲适”,某种处于落伍和陈旧当中的质,在这种“闲适”和质中,我们与时代的合宜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一种外在的东西,一种不合时宜的、落后于时尚的阴影。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十九世纪的一位优雅妇人是“所有人的当代之人”。[3]

但时尚的瞬时性(temporality)还有另一个与当代性相关的特征。根据“不再”和“尚未”,现时划分了时代;遵循相同的姿态,现时还和“其他时间”——过去,或许还有未来——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因此,时尚可以“援引”过去的任何时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有新古典主义或帝国的风格),并通过这种方式使那些时刻变得再次合宜。它甚至可以把被无情分割开的事物重新连接起来——召回、唤醒并复苏已被宣告死亡了的东西。

6.这种与过去的特殊关系还有另一个方面。当代性把现时首要地标志为古代的,从而将自身刻入现时。只有那些在最现代和最近代的时期中觉察到古代标志和签名的人才有可能是当代的人。古代(archaic)意味着接近arkhe,也就是本源。然而,本源不是只被标定在一个编年史的过去当中:它是伴随着历史之发生(becoming)的当代,并且从不停止在其内部的运作,就像胚芽继续在成熟有机体的器官中活动,就像成年人精神生活中的儿童。这种界定了当代性的远离和亲近,都将其根基置于对本源的临近上,这种临近的搏动在哪都没有在现时中那么有力。谁若在拂晓的海上初次目睹纽约的摩天大楼,便会立即懂得这种现时的古代面相,懂得这种带着毁灭的临近——这种毁灭已然由9·11那非时间的影像向所有人昭示了。

文学和艺术的史学家知道,古代和现代之间有一种隐秘的亲和力;倒不是因为古代的形式对现时施展了一种特殊的魅力,而是因为现代的答案就隐藏在无法追忆的史前史当中。因而,没落的古代世界转变成了原始世界,好重新发现自己。随着时间流逝而迷失了自我的先锋,同样追寻原始的和古老的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现时的入口有必要采取考古学的形式;这种考古学不是要返回历史的过去,而是要回到现实内部的一个我们绝对无法生存的空间。所以,一直死了的事物就被不断地吮吸向本源,却无法抵达本源。现时不过是活着的万物身上的这种已死的元素。阻碍我们通达现时的恰恰是我们以各种理由(其创伤的特点,其过度的亲近)从未努力去使之活过的成群事物。对这种“已死之物”的关注就是当代人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当代的人就是回到我们从未抵达过的现时。

7.那些努力思考过当代性的人,只需通过划分时代,把一种必要的异质性引入时代,就能够如此。那些说“我的时代”的人实际上在划分时代——他们把一种断裂和中断铭刻进了时代。但恰恰是通过这种断裂,通过这种对线性时间之惰性同质的现时篡改,当代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如果,正如我们所见的,当代的人打破了其时代的椎骨(或不管怎样,他在时代中觉察到了一种断层线或断裂点),那么,他就同样把这种断骨变成时代和世代之间的一个会合地或一场遭遇。在这个意义上,再也没有比圣保罗在那点上经历并对其兄弟宣称当代性的姿态更加典型的了,他说当代性就是弥撒亚时间,就是与弥撒亚共处一个时代;他说的恰恰是“现在的时间”(honynkairos)。不仅这种线性时间是不确定的(标志了终结的基督再临是确定的和临近的,尽管不是在一个确定的点上),那种将过去的每一瞬间投入与自身的直接关系中,将圣经历史的每一时刻或片段化为一种对现时之预言或预示(圣保罗所谓的“预象”[typos])的能力,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人类经由他而承受罪与死的亚当,就是为人类带来救赎和生命的弥撒亚之“风格”或预象)。

这意味着,当代的人不仅是一个感知现时之黑暗,领会一种注定无法抵达之光明的人;当代的人同样是一个划分并篡改时代的人,他能够改变时代并将它投入到与其他时代的关系当中。他能够以无法预料的方式读解来历史,能够依据一种必要性“援引历史”;这种必要性绝不来自其意志,而是源自一种他无法回应的紧迫性。仿佛这种作为现时之黑暗的无形光明将它的阴影投射在了过去,而接触了这种阴影的过去,就获得了回应现在之黑暗的能力。当米歇尔·福柯写道,他对过去的历史调查只是他对现时的历史调查投下的阴影时,他心里所想的或许就在上述的字里行间。同样地,沃尔特·本雅明写道,包含在过去图像中的历史索引表明,这些图像只有在其历史的某一特定时刻才有可能获得易读性。我们回应这种紧迫性和阴影的能力,我们成为当代之人——不仅是成为我们的世纪和“现在”的当代之人,同样还要成为过去文本和文献中预象的当代之人——的能力,就是我们研讨的成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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