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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月7日，李秀成在刚刚占领的杭州发布檄文，号召上海守军投诚，并警告洋人不得助战，俨然已将上海纳入下一阶段的攻略计划。 英法两国出于自身利益，通过外交渠道威胁太平军“如进攻上海，为自陷危险”，同时迅速通过其代理人吴煦与清廷地方政府组成“中外会防局”，统一指挥上海当地的中外军队，迎战太平军。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宣告结束，英法两国在沪驻军达数千之众。其中从大沽口方向赶来的英法联军，正是昔日八里桥之战的得胜之师，装备精良、士气高涨。加上停泊于黄浦江上的蒸汽炮舰，他们配合猬集于上海地区的清朝政府军，击败来犯之敌似乎毫无悬念。 但战争正式打响之后，局势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由于得知清军降将李文炳于后方谋反，李秀成并未亲抵上海前线，而是率主力回镇苏州。太平天国第三次围攻上海的前锋部队，实际上不过是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及忠王次子李容发指挥的偏师，一般认为其兵力不过万余人马。  上海保卫战中的洋枪队 当时上海外围集结的清朝政府军及各类民团多达四五万人，但却“闻风丧胆，一触即溃”。即便有英法联军的炮舰沿江提供火力掩护，清军仍呈现“各隘防军，遇贼辄溃走，入夜火光不绝，人无固志”的景象。无奈之下，英法联军只能改为全力支援华洋混杂的雇佣军——洋枪队。 1月30日，洋枪队在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苏州监生李恒嵩的统领下，于青浦一线对太平军展开反击，堪堪稳定了局势。 为了鼓舞士气，更为了争夺这支雇佣军的指挥权，主政上海的薛焕改洋枪队为“常胜军”，算是将这支雇佣兵部队纳入了清军正规武装的序列。 改名的同时，常胜扩编至4500人，但兵力的上升带来了一系列的“股权纠纷“。洋枪队草创之时，主要听命于吴煦、杨坊等苏南土绅阶层；但改名常胜军之后，它吸纳了大批薛焕麾下李恒嵩所部华勇，其控制权自然转移到了薛焕这样的职业官僚手中。 正是眼见薛焕有侵吞常胜军的迹象，吴煦不惜摆出“申包胥哭秦廷”的架势，不断派人前往安庆求援，以试图“驱虎吞狼”,利用曾国藩与何桂清的矛盾，干掉把持上海政坛的薛焕。 4月25日，抵达上海仅17天的李鸿章便受命接替薛焕署理江苏巡抚。这背后自然少不了曾国藩及整个湘军集团的助推。  李鸿章像 早在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便上书指责薛焕“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重任”，全力奏保李鸿章，并许诺“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从而，将湘军援沪和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一事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但此时的清廷中枢已不复肃顺主政时对湘军集团那般友好，所以尽管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薛焕却没有离开上海，而是继续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英法交涉，“办理洋务”。 李鸿章依照曾国藩的安排入主上海之后，第一时间逮捕了侨居于租界的何桂清，将其押送至北京受审。而出乎力主湘军援沪的吴煦、杨坊等人意料的是，李鸿章整肃上海官场的第一刀非但没有落在薛焕的头上，反而指向了他们这些苏南士绅。 李鸿章虽名为江苏巡抚，但真正能控制的地域不过上海一隅，要壮大所部淮勇，钱粮、兵员、武器皆需仰仗苏南士绅和西方列强的按济。 而这两股势力在此前一系列抵御太平军进犯的战斗中早已沆瀣一气。唯有对苏南士绅施以重压，斩断其与西方列强的联系，夺取常胜军的控制权，李鸿章才能真正把持上海的财、政、军权。 与之相比，薛焕已让出江苏巡抚之位，在政治上对李鸿章不再构成威胁，而清廷中枢任命薛焕主持上海“洋务”，足见其在恭亲王奕訢心中仍有价值和地位。 事实上，扳倒吴煦一事，曾国藩早在李鸿章援沪之前便有所部署。根据湘军幕僚薛福成的笔记，曾国藩曾在李鸿章前往上海前便秘授机宜：“不去(吴)煦，政权不一，沪事未可理也。”  曾国藩像 因此，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之后，首先“疏劾道府数人，去(吴)煦羽翼”；接着采取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与吴煦“明定章程”。上海海关的相关事务仍由吴煦经理，厘捐总局则由李鸿章的幕僚薛书常管理。 除了生丝、茶叶、鸦片等大宗商品的进出口关税之外，厘捐收入也颇为可观。因此李鸿章入主上海之后，第一要务便是接管厘捐总局。 而此时，从洋枪队到常胜军，这支由上海士绅出资、西方雇佣军组织和训练的华洋混合武装，已经在上海外围的一系列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随着战线的逐渐稳定，这支部队的处境和去向却变得尴尬起来。 一方面，随着常胜军规模和装备的不断扩充，作为幕后金主的吴煦、杨坊等苏南士绅日益感到不堪重负。据称，除了日常的军饷之外，常胜军每收复一座城镇还另外要赏金2万两白银，攻克青浦之后要求再增加1万两白银。 常胜军使用的多艘内河蒸汽舰艇，虽然名义上已由清政府买下，但每月仍要向华尔的贸易伙伴亨利等人支付四五千两白银。对于这些“额外支出”，李鸿章的态度是能拖就拖。 对此，贪婪无度的华尔表现出其兵瘩流氓的一面，他公开指责李鸿章不守信用，甚至威胁说：“如果我的脚不是在这泥塘里陷得这么深，我就会把他们全部抛弃。”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毕竟太平军中所谓的“洋兄弟”也不在少数，李鸿章等清朝官僚不得不担心华尔这样的雇佣兵随时会倒戈一击。  华尔像 另一方面，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等西方列强与清帝国的关系由敌对转为同盟。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常胜军这样由西方职业军官领导的华人武装，一度成了在华英法将领心目中的“华洋合作”试点部队。 在积极要求恭亲王奕訢将更多的中国士兵交给英法军队训练和指挥的同时，英法也在谋求获取常胜军的指挥权。正是在这样的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常胜军开始走向没落。 华尔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逼近，除了不断向吴煦、杨坊等苏南士绅追讨高达11万两白银的欠款之外，他还屡次向李鸿章要求率领常胜军前往天京战场参战。 在华尔看来，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一旦被常胜军攻陷，那么他个人不仅能获得丰厚的奖金，更能在入城劫掠时赚得盆满钵满。 可惜这个唯利是图的美国人错误地低估了政治漩涡的风险。1862年9月，李鸿章命华尔率常胜军前往攻略浙江慈溪。此次军事行动表面上看是为了扩大上海金山卫南线的防御空间，掩护5月为英法联军所收复的贸易重镇宁波。 但此时的浙江属左宗棠的管辖范围，即便其背后有英法列强施加的外交压力，李鸿章也未必甘愿“为他人作嫁衣”。可惜华尔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欣然抵达后不久，便在视察战线时被太平军的火枪击伤，不久后便死于军营中。  太平军击败洋枪队 华尔死后，李鸿章上奏清廷，对其大加褒奖，请求将之风光厚葬。对于群龙无首的常胜军，李鸿章则有意将其分而治之：远征慈溪的常胜军一部由此前在青浦被太平军俘虏后放回的法尔思德指挥，上海前线的常胜军主力则被交给白齐文统领。 白济文和华尔同为美国人，且经历相仿。在集结了诸多西方冒险家的常胜军中，他可谓深孚众望。但无论是李鸿章还是西方列强都无法容忍常胜军继续保持独立性，因此，在10月下旬，李鸿章命常胜军开赴嘉定前线。 围绕着嘉定这座上海外围最后一座由太平军控制的据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李秀成此时虽已经统率大批精锐驰援天京去了，但苏州方向的太平军仍猬集着十数万野战部队。主持太平军苏南军务的谭绍光会合浙江陈炳文所部，在三江口、四江口、白鹤港、张堰一线夹江布阵，构筑水陆联营。 面对太平军的防御，一度利用常胜军攻克嘉定的李鸿章没有再选择以雇佣军打头阵，而是命程学启、吴建瀛等太平军降卒奋勇突击。此战中，程学启胸中枪，但仍指挥开字营枪炮齐放，最终击溃太平军。此役史称“四江口之战”。 四江口之战证明淮军已具备与太平军精锐兵团正面交手并战胜对方的能力。相比之下，常胜军仅在攻坚战中具备火力优势。在进一步加强自身炮队建设的同时，李鸿章对常胜军的瓦解计划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1862年11月17日，四江口之战结束不过数日，返回上海的李鸿章便宣布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任免决定。他以吴煦、杨坊需带领常胜军赴援天京为借口，免除两人苏松太道、苏松粮储道的职务，由湘军集团的黄芳、郭嵩焘接任。 湘军系统之所以迟迟没有替换吴、杨两人，无非是忌惮其控制的常胜军武装，现在华尔战死，淮军也已成长为支撑上海战线的主力，将吴煦、杨坊一脚踢开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太平军 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吴煦、杨坊虽被革职，但代表苏南的士绅阶层仍掌握着上海地区的巨额民间财富。如果继任常胜军指挥官的白齐文能与之通力合作的话，那么其与湘军集团的政治角力仍有一线生机。 但对于驰援天京前线的行动，白齐文没有华尔那般感兴趣，吴煦、杨坊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尴尬，白齐文更无心过问。面对英法联军高层的劝说，白齐文甚至表示在与中国政府往来的混乱账目被彻底理清之前，他拒绝出征。 对于常胜军的异动，李鸿章乐见其成。他在清政府和英法联军高层中制造白齐文“冥顽不灵、不可信任”形象的同时，以切断常胜军的军饷供给来逼迫其做出让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1868年1月13日，白齐文非常不理性地在其驻地松江“闭城索饷”。对于此事，西方观察者的观点很多都认为是常胜军下级官兵在鼓噪，白齐文本人也是受害者，但国内史学家则认为白齐文是始作俑者。无论如何，松江闹饷无疑向清政府宣告了白齐文和常胜军的不稳定。 李鸿章勒令杨坊前往松江镇抚常胜军。杨坊尽管化解了“闭城索饷”的危机，但随即被白齐文打上门去，抢走了4万两白银。 白齐文的种种做派，令李鸿章有足够的理由对常胜军下手。在宣布对白齐文进行通缉，逼迫对方叛降大平天国时，李鸿章上奏请廷中枢： “该道(按指吴煦、杨坊)等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应请旨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仍令妥筹接办事宜，以观后效。如该军仍前犷悍，应责成吴煦、杨坊妥为裁遣，一手经理，不得置身事外，希图诿卸。” 吴照、杨坊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财政权力，却仍要主持对常胜军的裁撤事宜，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承担因此前筹备驰援天京战场的军费开支。  洋枪队形像 因为李鸿章已经明确提出“赴金陵，雇用轮船及添购军火，价值颇巨。兹既赴援不成，此项银两不准开销税款，应令吴煦、杨坊自行赔补”。 吴煦、杨坊堪称富足，但为了筹措这笔巨额军费，也同样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二人被迫各出一半，还清了前项欠款——31万两纹银和6.3万英镑。 白齐文、吴煦、杨坊先后离开常胜军后，这支雇佣兵武装随即成为李鸿章和英法联军方面争夺的焦点。经过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等人酌商，中英最终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 中英《统带常胜军协议》，士迪佛立原拟条约13款，李鸿章复加勘正，增为16款，于1863年1月14日盖印移交分执，并咨明总理衙门备案。 李鸿章与土迪佛立关于常胜军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兵权归属问题。士迪佛立企图独揽，李鸿章执意分享。士迪佛立“初不愿中国官员会带”，提出“现在常胜军暂交哈伦管带，随后奏明交戈登管带，即为中国武官”；清方则提出“所荐兵官须与华尔相同，概受中国节制，并受中国官职，如有过失照中国例办理”。 经过“切实争闹”，双方达成妥协：士迪佛立同意管带官“均应归抚台节制调遣”，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清方放弃英国管带官“如有过失照中国例办理”的要求。 二是指挥问题。士迪佛立要求“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管带官主意”，清方反对。最后议定：“所有营中章程规矩均须听会同管带官主意。” 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队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李鸿章表示此条“亦断难行，彼此知会则可”。最后双方议定：“凡常胜军出队，如远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至临警调度及附近有贼派出队伍，不必拘定。” 三是兵额问题。英国希望常胜军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能够为己所用。士迪佛立曾言：“常胜军五千人不可再少，内有两千人必须驻防松江，不能调往他处。”之所以选择松江为常胜军的主要据点，是因为英国政府始终强调其任务半径是“协助防卫上海的三十英里范围内”。 李鸿章虽然企图借助常胜军剿灭太平军，但既担心常胜军势力膨胀，危及切身利益；又害怕常胜军人数过多，费银太巨，影响淮军的扩充。他力主常胜军裁汰老弱，并拒绝向士迪佛立做出让步，他说：“发匪自上海百里以外日见退去，已无需更多兵力保卫上海矣。” 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双方议定：“常胜军以三千为适，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 李鸿章与士迪佛立的争论固然十分激烈，但其目的无非是“渐收兵权”“稍节饷需”。通过《统带常胜军协议》，李鸿章把常胜军的饷银从7.8万两减至4万余两，并且取得了对常胜军的节制调遣权，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洋枪队形像 更为重要的是，《统带常胜军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常胜军从“华夷两商目行经理”变为中、英两国政府军事合作的一种形式。 因为这个协议是由清朝巡抚和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签订的；而协议又明确规定常胜军由英国派出正规军官充任管带，清廷派出正规军官会同管带；常胜军出队需预先与英、法两国会商；常胜军军官由清朝巡抚和英军司令任免；常胜军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这支昔日的雇佣兵武装终于从“私营”转化为了“公营”。 不过，在如何对待常胜军的问题上，清朝统治营垒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买办官绅只讲“笼络”，顽固官绅只讲“控驭”。李鸿章则调和于两派之间，主张“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经过一番权谋运作，李鸿章似乎终于要将这个挡在淮军发展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踢开了。 英军工兵上尉戈登出身于英国伦敦，世代从军的家族传统让他很早便进入了皇家军事学院学习。据说他脾气火爆，两度在学校里与教官和同学斗殴。英国陆军最终将他的培养方向由攻城拔寨的炮兵，转为修理地球的工兵。 在军旅生涯的前6年里，戈登忙碌于威尔士的建筑工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外围的壕沟，以及土耳其的勘探前哨。如果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被委派为工兵学校教授的他，可能将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度过自己的余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当自愿参战的戈登赶到大沽口时，英法联军已经成功登陆。他紧赶慢赶地抵达前线仍错过了八里桥之战。除了在圆明园点上一把大火之外，戈登在战场上几乎毫无功勋可言。  火烧圆明园 随着清政府与英、法签署《北京条约》，西方列强获得了在天津建立租界的特权，拥有丰富工程学知识的戈登终于得以一展拳脚，在勘定租界地形和修筑道路的工作中出力颇多，也因此得到了驻守天津的英军指挥官士迪佛立的赏识。 当1862年江苏巡抚李鸿章提出希望聘请英国军官指挥常胜军时，士迪佛立第一时间推荐的就是戈登。戈登入主常胜军时，恰逢李鸿章所部淮军在常熟一线陷入被动局面。 对于李秀成以苏州为中心构筑的太平天国“苏福省”防御体系，李鸿章奉行的是“剪其枝叶，再图根本”的蚕食政策。 1863年1月，通过与李秀成麾下大将——安徽桐城豪强钱桂仁私下联络，李鸿章成功策动了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举城叛降。 表面上看，常熟“反正”令淮军在太平军苏南防线的侧后打入一个楔子。因此，在骆国忠发难的同时，李鸿章命程学启、李鹤章率部直扑昆山、太仓一线，试图利用太平军内乱之机，打通上海与常熟之间的联系。 但令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李秀成已由天京前线返回苏州，他除了第一时间委派谭绍光、陈炳文率主力猛攻常熟之外，还命自己的女婿——会王蔡元隆主持太仓、昆山一线的防务。 由于蔡元隆所部的顽强抵御，再加上连日的滂沱大雨，淮军一度无力突破对手的正面防线，驻守常熟的骆国忠所部却遭遇太平军主力的围攻，形势万分危急。 李鸿章当然深知驰援常熟的重要性，但常熟战区情况不明，自然不能贸然拿淮军嫡系前往冒险。于是新近上任的戈登和他麾下的常胜军便成了“首发上场”的不二人选。 此时，湘军已经夺取了长江下游的水路控制权，黄翼升所部淮扬水师悉数由天京战场开赴上海助战。正是在强大的内河舰队的运载力和火力支援下，戈登所部常胜军在福山镇一线登陆，正式进入常熟战场。  洋枪队形像 面对太平军在常熟城外“层层阻隔、声息难通”的营垒和防线，戈登并不急于进攻，而是着手巩固己方的登陆场和桥头堡。 有了常胜军的成功试水，李鸿章信心大增。但他对戈登在福山一线按兵不动又颇有微词，在他看来，“现在福山营盘扎定，而贼营垒更坚”，况且“救兵如救火”。 眼见常熟城内的局势日益危急，3月2日李鸿章命心腹幕僚刘秉章会同潘鼎新、刘铭传两部淮军3000余人，在福山上游的两洋港登陆，试图抢在常胜军之前展开攻势，解常熟之围。 但事实证明，太平军在常熟外线集结了庞大的野战兵团，潘鼎新、刘铭传所部成功登陆后，很快便在同观山一线被陈炳文所部太平军击溃。如果不是淮扬水师的舰炮支援，淮军差点就被赶下了长江。 直到4月初，浙江方向的左宗棠对杭州展开进攻，迫使陈炳文率部回救，淮军才在常胜军的重炮掩护下，攻破太平军的防线。面对内外作战的不利局面，主持对常熟全线围攻的谭绍光只能选择撤回苏州。 至此，长达70余天的常熟攻防战落下帷幕。戈登作为西方职业军官，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均获得了不俗的成绩，事后李鸿章也不得不为其请功。不过戈登未必看重一个“总兵”的头衔，毕竟他的身上背负着大英帝国更为宏大的战略目标。 稳固了常熟、福山一线之后，淮军在苏州北部构筑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战略突出部，直接威胁李秀成中心据点与无锡、常州之间的联系。要打通常熟与上海之间的联系，淮军仍必须攻克苏州正面的太仓、昆山两城。 但在蔡元隆的努力下，此时太平军已经在太仓城外构建了“高过于城，坚亦如之”的两道石卡，在城内也修筑了能防御火炮的月城和地窖等工事。 可就在一场攻守大战即将展开的前夜，蔡元隆的乞降使者突然出现在李鸿章的淮军大帐中。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所有战争指挥者梦寐以求的局面，于是李鸿章亲自与其约定，4月26日双方在太仓城外举行受降仪式。  战场上的清军形象 就在太仓前线的淮军将领李鹤章和程学启满心欢喜地在城外等待太平军缴械之际，蔡元隆所部突然从四门冲杀而出。程学启毕竟是沙场老将，此前便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嗅到了危机，早已命所部做好战斗准备，因此损失不大；但李鹤章所部却被太平军击溃，其本人也大腿受伤，险些被俘。 李鸿章无奈之下只能将戈登所部常胜军从常熟调到太仓加入战局。凭借着强大的火炮优势，常胜军最终轰塌太仓城垣，与程学启所部并肩冲入城中，蔡元隆巷战失利只能突围而去。 客观地说，蔡元隆的诈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也令淮军上下日后对太平军的乞降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5月1日，驰援太仓的太平军水师李改熙所部在被淮军包围后宣布投降，但仍被程学启悉数屠戮，正式开启了淮军在苏州战场上大量杀降的序幕。 攻占太仓令淮军打通了常熟与上海之间的陆路联系，苏州东、北两线均已暴露在淮军的兵锋之下。李鸿章本意再接再厉，命程学启会同戈登所部常胜军直趋昆山，彻底踹开苏州的东大门，但戈登却以需要体整为名，将常胜军带回了松江。戈登这一出“撂挑子”，自然令李鸿章颇为不快。 5月10日，他亲自由嘉定赶赴太仓，与胞弟李鹤章共同制定水陆会攻昆山的计划。表面上，李鸿章仍要求戈登“如期赴昆山会剿”，但从一系列部署来看，李鸿章有意抛开常胜军，迅速结束战斗。 可惜的是，李鸿章拟定的“割裂苏(州)昆(山)、水陆并进”计划，恰好撞上了指挥苏州保卫战的谭绍光“以攻代守”的战略反击。昆山战役刚一打响，太平军主力便从苏州向太仓方向发动反扑，淮军不得不将大批兵力转向防御。直到5月27日，常胜军在戈登的带领下重新回到战场，淮军才逐渐打开了局面。 5月29日，戈登与程学启所部乘坐轮船，避开猬集于太仓城下的太平军主力，奔袭苏州与昆山之间的正义镇。谭绍光没有预料到淮军会突然迂回自己的后路，集中兵力试图夺回该地，但密集冲锋的太平军士兵每每都被常胜军的优势火力所击退。 腹背受敌的太平军最终呈现崩溃之势，除了谭绍光率少数亲兵从阳澄湖退回苏州外，太平军上万精锐几乎悉数覆灭于昆山城下。至此，太平军在苏州战场彻底失去了主动权，只能龟缩于苏州城内准备凭城死守。 李秀成像 6月4日，随着淮军先后攻克苏州娄门外的唯亭、界浦、甪直诸镇，对苏州的总攻也即将展开。此时手中已经握有4万人马的李鸿章展开了三路大军：程学启率淮军精锐为中路军，由昆山直趋苏州；李鹤章、刘铭传指挥的北路军负责从常熟直扑江阴、无锡，威胁苏州太平军的后路；南路军则淮扬水师为主，从太湖进犯吴江、平望一线。 至于戈登所率常胜军，李鸿章再度将其置于“板凳队员”的位置，要其“移驻昆山，援应各路”。但讽刺的是，每每试图摆脱常胜军的李鸿章，最终常常不得不倚重它。 就在李鸿章信心满满地想要三路会剿拿下苏州之际，李秀成突然从天京战场回到了苏州，而在其身后还有以李世贤为首的太平军十数万水陆大军。 苏州保卫战最为关键的1863年9月末，李秀成赶回苏州城内指挥谭绍光、郜永宽等诸王迎战淮军，在此期间太平军并未击退淮军的攻势。9月28日，淮军攻克苏州城外要冲——宝带桥，直趋苏州南城的盘门一线。李秀成亲自指挥反击，也不过堪堪守住了城垣一线。 李鸿章并不急于夺取苏州。在他看来，苏州此时外围据点尽失，已成淮军的囊中之物；但苏州以北的无锡、常州两座坚城仍在太平军手中，与其付出巨大的伤亡强行攻坚，不如围点打援，在苏州外围的野战中聚歼太平军主力。 10月2日，太平军潮王黄子隆、侍王李世贤、章王林绍璋各部从无锡出击，试图打破淮军对苏州的围攻，但却遭遇李鹤章、张树声所部淮军的迎头痛击。他们不仅未能缓解苏州的城防压力，反而被淮军压制在无锡城内。 太平军在苏南战场度面临苏州、无锡同时告急的局面。于是李秀成试图集中兵力猛扑淮军位于苏、锡之间的大桥角营垒。 淮军在大桥角虽然仅有周寿昌所部三营的兵力，但依托深壕高垒和强大的火力，周寿昌所部面对太平军的水陆围攻，仍坚守到了淮军主力从外线发起反攻。 太平军在大桥角的兵败，宣告了李秀成从无锡方面支援苏州企图的破产。11月初，在苏州各城门均遭淮军猛攻的情况下，李秀成离开苏州，徘徊于苏州与无锡之间的茅塘桥一线。 戈登像 显然，此时的李秀成所部在“进北攻南”的行动中损失了太多的有生力量，而其本人的政治权威更因与洪秀全的战略分歧而岌岌可危。李秀成在自述中曾宣称，自己“启奏不入，实佞臣之所由惑主而行，忌我之势，密中暗折我兵，然后失去苏州各县”。 事实上，此时苏南太平军各部早已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路王侯均从自身的地盘和利益出发，或保兵避战，或与清廷暗通款曲。 11月22日，李秀成从无锡进援苏州，被程学启击败。至此，苏州外线各交通要道均为淮军所控制。11月28日，李秀成从木渎小道潜回苏州城内，与谭绍光、郜永宽等心腹爱将进行会商。 李秀成提议苏州守军突围，但郜永宽等人已与李鸿章协定出降，因此，对李秀成的提议装聋作哑。无奈之下，李秀成只能带领苏州城内的万余心腹部队从小路突围。至此苏州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就在李鸿章准备入城受降之际，常胜军统帅戈登的突然介入，令苏州城内降军的命运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于保存实力和消灭异己的双重考量，李鸿章每每以常胜军为先锋展开攻坚。 戈登虽然以蒸汽战舰利用苏南水网竭力避开太平军的堡垒，更多地借助炮兵火力杀伤对手，但常胜军仍不得不面对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战斗减员和逃亡现象。为了弥补损失，更为了保全和壮大常胜军这颗棋子，戈登开始在战场上大量收编太平军战俘。 仅在苏州周边的昆山和太仓两地，常胜军便吸纳了2700名太平军战俘。常胜军如此疯狂的膨胀速度，最终令李鸿章在满怀猜忌的心理下，导演了中国近代史上颇为著名的“苏州杀降”事件。 所谓“苏州杀降”，指的是控制着苏州城内四分之三兵力的郜永宽等8位太平军指挥官及其部众，在开城投降后被清军大肆屠戮。 围攻苏州 由于与谭绍光不合，且对太平天国运动失去信心，郜永宽等人暗中向李鸿章请降，他们于1863年12月4日刺杀谭绍光，正式开城向清军投降。但李鸿章随即在娄门外以“鸿门宴”的方式，捕杀郜永宽等人。 之后，李鸿章安排程学启等人，带领淮军于12月5日和6日前后两次剿杀大批太平军部下。杀降20天后，《中国之友报》的记者发现抛满尸体的河道依旧还带有血色，地下3英尺都浸染了鲜血。 整个事件表面上看与常胜军关系不大，但事发之后戈登的反应却异常激烈，甚至第一时间跳上蒸汽战舰驶抵李鸿章大营欲逮捕这位封疆大吏。 李鸿章此时恰好前往苏州参加入城仪式，才侥幸躲过一劫。但戈登还是不依不饶，他召集常胜军土兵，宣扬“苏州杀降”事件，声称除非清政府对这种行为给以处分，否则不会再为其服务。 事后英国政府将戈登的过激行为解释为“一时冲动”和“对公然背信弃义的愤怒”。但戈登在郜永宽等人叛降前后的一些部署仍引起了世人的怀疑。 正是考虑到戈登有意将城内数万太平军悉数编入自己的常胜军，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深知“滥杀降众，必坚其必死之心”的李鸿章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先发制人。 在事态恶化之后，李鸿章也向清政府明确表示：“戈登利心颇大，常胜军霸住要挟，不知又耗许多财力。其实该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屡称对仗，迄未动手，鸿章与诸将亦甚不惧怯也。”显然，李鸿章已经做好了应对事态进一步发酵的准备。 戈登 戈登虽然负气将常胜军拉到昆山，摆出一副不听调遣的架势，但是仅仅过了2个月，这位自诩高贵的英国绅士便不得不主动与李鸿章谋求和解。戈登如此积极地要求归队，倒并非出于什么特殊考虑，只是因为常胜军的饷银全部仰赖李鸿章的拨款罢了。 早在苏州战役之前，常胜军便已经面临欠饷的危机。深蕴官场之道的李鸿章一边以“已作债帅，只好债多不愁”的方式自嘲和宽慰对方，一边在奏折上坦诚心计： “迩来戈登利欲颇大，需索多端，一若余为财神。渠扬言，如不发饷，弁勇无意效命。余告曰，克复苏垣，即发欠饷，并额外犒赏。” 现在苏州已经攻陷，真的与李鸿章撕破脸皮，吃亏的自然还是戈登和常胜军。经历了“苏州杀降”的风波之后，李鸿章对常胜军的使用更为肆无忌惮。 明知常州一线的太平军将领获知部永宽等人的结局后准备死战到底，李鸿章仍要求常胜军北上攻坚。结果不出所料，常胜军在攻克金坛、华墅等地时都出现了重大伤亡。 在常州城的攻防战中，戈登更是一气损失了27位军官。面对承受着密集的葡萄弹、霰弹轰击仍死战不退的太平军，戈登陷入了空前的绝望。李鸿章则幸灾乐的地表示“戈登终于亲见常胜军的不得力。” 洋枪队走入历史 攻陷常州的殊荣最终落入了湘军名将鲍超囊中。戈登虽然也借此升任为提督，但是不得不忍痛接受李鸿章的解散常胜军的建议。 带着唏嘘和遗憾，戈登跳上了英国海军的战舰赶往天京前线，希望能在湘军那边寻找“就业”机会。面对反复推销自己炮兵的戈登，曾国荃显得兴趣不大。 就在戈登抱怨清帝国“不思变革”，坚信其暂时无力攻克天京的一个月后，曾国荃以中国传统的地道战术攻陷了太平天国的首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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