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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研究工作中，發現贛州本《文選》書板在元代曾經歷兩批次補修，其中第二批次補修很可能發生於元末至正年間。此次補修葉行款版式及文字内容均與初刻原貌相差極大，值得重點關注。而由此批補修葉内容爲切入點進行考察，似可揭示元、明間六臣注《文選》版本傳承流變鏈條上的一個關鍵環節。此前學界無人對此問題加以關注，故略陳管見如次，以就正於方家。 一、贛州本書板在元代的存藏與補修[1]今存諸贛州本《文選》當均初刻於南宋紹興末1159-1160年間[2]。其初刻基本行款版式字體情況爲：大字半葉九行十五字、小字注雙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雙順黑魚尾，上魚尾上多不記字數，下題“文選卷第某”，下魚尾下刻頁碼，頁碼下記刻工名姓。字體方正平緩，近於顏體。爲典型的大板大字本。贛州本書板刻成後在南宋亦有補修，行款基本同於初刻，惟字畫趨於板正。 入元以後，贛州本《文選》書板的存藏、補修及刷印地點均在杭州西湖書院。 西湖書院又稱西湖精舍，原爲宋太學舊址，儲有大量書板，其中許多是南宋國子監遺留下來的，另一部分則是元滅宋後廣搜江南書板而得。同時由於江浙地區在南宋便已有雄厚的刻書基礎，至元代，此地區仍彙集有很多刊刻良工，這也爲當地刻書（包括修補書院接收的宋刻書板）提供了很多助力。泰定元年（1324），西湖書院編《西湖書院重整書目》，具載書院所藏書板，分經、史、子、集四部列書板一百二十二種，最後一種爲《文選六臣注》[3]，即爲贛州本之書板。 從刻工、版式、字體等可判斷，贛州本《文選》書板在元代經歷過兩批補修。 第一批補修發生在元代前中期，或即大德（1297-1307）前後。此期補修代表刻工有虞良、俞聲、李德瑛、史伯恭、陳允升、吴文昌等。判斷此期補修時間的主要依據是此批刻工多有參與《磧砂藏》、《普寧藏》刊刻，同時又多見於其他典籍（如《禮記正義》、《周禮疏》、《經典釋文》、《說文解字》、《宋書》等）的元代補修葉。同時，因爲此批補修刻工多活動於宋元之際的杭州地區，故補修字體與南宋晚期浙本區别不大，惟字畫（刀法）鋒棱更顯。此批補修葉在行款上多沿襲初刻九行十五字的基本規制，但少數頁面（如壽、沈貴、陶春等刻）行款已微有變動。包括宫内廳本在内的所有傳世贛州本中均有此批補修葉，純正的宋刻宋修贛州本似已不存。 本文主要圍繞元代另一批補修葉展開討論。  圖1：補修葉與宋刻葉對比示例（靜嘉堂本， 卷三〇，《擬今日良宴會》，右半葉刻工爲平山） 此批補修葉計有數十頁，其基本行款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正文大字多爲九行十四字（偶亦有十二、十三字者），小字注雙行二十字（偶亦有十八、十九字者）。有對黑魚尾者，有單魚尾者，有無魚尾者。上魚尾上（或對應位置）常記字數。下魚尾上（或相當於下魚尾處）記頁次，記頁碼時偶與舊例不同（如宋板作“二十八”，補板作“廿八”；宋板作“三十一”，補板作“卅一”等）。下魚尾下（或對應位置）時記刻工名，極少數無魚尾之葉刻工則記於字數之下相當於上魚尾之位置（如卷五九末葉）。同時，此批補版在外觀上還有兩點突出特徵：其一是板框高度明顯小於此前舊板；其二是字形偏扁方，字畫趨向瘦細，且大小不一，排列不齊，時疏時密。今傳世各贛州本《文選》除日本宫内廳藏本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08732號殘卷（僅存卷二四）外，均有此批補修葉。 此批補修葉主要刻工有平山（即倪平山）、趙良（即趙良魁）、王明等，單字則有王、亢、羊、厚、東（陳）、中、匋、施、屠等。考察刻工刻書可知，這些刻工主要活躍於元代後期至明洪武初年。平山、趙良之名亦同見於元至正六年（1346）杭州本《宋史》及明洪武三年（1370）《元史》，從一般刻工工作年限可推得二人入明後不會工作太久。由此可知，此批板葉大概率應刻於元末明初一段。 在元朝，包括贛州本《文選》在内的大量書板在西湖書院的保存條件並不算好，僅史料可見者至少就有兩次嚴重的保存事故。 第一次事故發生在編纂《重整書目》前數年，其時，書院“近歲鼎新棟宇，工役悤遽，東遷西移，書板散失。甚則置諸雨淋日炙中，駸駸漫滅”[4]。這次事故也是編纂《重整書目》的直接動因。 第二次事故則發生在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書院尊經閣壞，書庫傾圮，“書板散失埋没，所得瓦礫中者，往往刓毀蠧剥”。是故，至正二十一年（1361）十月一日至至正二十二年（1362）七月二十三日，西湖書院調撥大量人力物力補修損壞書板，“所重刊經史子集欠闕，以版計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計者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繕補各書損裂漫滅，以板計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計者二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二”（上均見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5]）。此次書板損壞如此之多，重刊、補修涉及範圍如此之廣，卷帙較大的贛州本《文選》很可能亦不能免。 結合刻工參與刻書情況及書院事故的史料記載，我們已可初步推斷：由平山等刻工署名參加的贛州本書板在元代的第二次補修，可能發生在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至至正二十二年（1362）間。又，因涉及頁面文本内容，出於論述邏輯需要，關於補板時間的更多推證詳見本文第二部分後段。 二、元末補修葉文本内容盡失舊貌在前文，筆者不厭其詳歸納了這批補修葉的基本版式特徵。其板框、行款、字體等外在特徵與此前舊板區别極大，一望可知。但除外在特徵之外，此批補修葉之文本内容更值得進行專門討論。若將此批頁面與現存補修斷限最早的宫内廳藏本對應頁面進行對校，即可發現：儘管這批補修葉的内容形式看似仍是“李善-五臣”的六臣注系統，但其内容已非贛州本本來面目，其補修所據並非贛州本原本。 兹以卷三八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末段及桓元子《薦譙元彥表》開頭爲例[6]，列表對比說明（《文選》正文用加粗字體；校語及正文所夾音注用圓括號；注文用方括號；區别處用下劃線）：    圖2：元末補修葉示例（靜嘉堂本， 卷三八，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一）五臣、李善異同之正文（包括正文所對應之校語）大量不同，如上表1、5、8、11等例所示。且更有部分校語不見於明代以前任何一種《文選》版本（如例10“五臣本作桓子元”）。 （二）音注内容及位置不同。李善注和五臣注的音注體例不同——李善注本一般在注文中出音注，而五臣注本一般將音注直接置於正文被注文字之下，注文中大多不再單獨出音注。但此批補修葉在音注上未用五臣音，而是將李善注音移至所注之字下，將李善注的内容用五臣注的形式展示出來。如例1所示“旅”與“膂，音吕”之類。 （三）李善“已見”例的補出與否。李善曾自述其“已見”注例云：“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而他皆類此”（均見《兩都賦》注）、“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别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西京賦》注）。而問世於南宋初年的贛州本相比於此前各本的一大特色，正是大量參考前後文補出李善注中各種“已見”例，此舉極大地減少了讀者前後翻檢之勞。而由上表6、7、11例及圖1中“張女彈”之注清晰可見，此批補修葉未再補“已見”例。 （四）注文分合下注位置不同。如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序首“……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句，宫内廳本作： （五）進一步增補李善注而暗删五臣注。衆所周知，六臣注本《文選》的核心特徵是以李善注本爲主，具體表現如兩家正文文字衝突時，從李善，並出“五臣作某”、“五臣有某字”之類校語；兩家注文内容類同時，留善注而删五臣注，並出“翰注同”、“銑注同”之類校語；斷句下注位置同李善本；音注形式及位置同李善注；類目、篇章順序同李善本等。但作爲從六家本過渡到六臣本的第一刻，贛州本實際並未全盤以李善本文本爲主，其篇章順序、類目、文字等時常從五臣，甚至還多有主動删略李善注和校補五臣注之處。這種看似文本混雜、體例不清的現象有贛州本的文本底本是明州本（六家本）的原因，但其背後也隱隱透露出贛州本編者在文本選擇取捨上“擇善而從”的意味（關於贛州本的文本編纂策略問題筆者有另文以述）。而相比於贛州本原本，此批補修葉增補李善注，暗删五臣注。 如卷四八班孟堅《典引》一處文本，宫内廳本作： 兹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五臣本作聖字）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張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向注同。][10] 按：此例正文、注文均已同於李善注本（準確地說應該是尤袤本系統）。又，此條中有增李善注減五臣注例，有校語及對應正文不同例，有注文分合下注位置不同例，有文字有誤例（校語本應作“五臣本有聖字”而誤，“言此事體大式張大”中“張”字顯爲“弘”字之誤），亦較典型地展示了補修葉和原板之區别。  圖3：元末補修葉與宋刻葉對比示例（班孟堅《典引》， 左爲靜嘉堂本，右爲宫内廳本） （六）各篇題下進一步删除首數標誌。如前述陸士衡《弔魏武帝文》篇題，原本作“《弔魏武帝文》一首並序”[11]，補修葉則作“《弔魏武帝文》並序”[12]。 （七）個别文字不同甚或有誤，前文例證甚多，不贅。 通過上述表、圖及個别舉例，我們已可清晰看出：此批補修葉之文字與贛州本原本文字截然不同，且種種異文的產生顯然是因補修所據底本不同造成，絕非補修者憑空臆想或書手刻手失誤可致。贛州本此次補修所參考的必定是其他版本的《文選》。 此次補修所參爲何本？縱觀宋、元、明三朝傳世及史料所載之六臣注《文選》，除贛州本外，另有南宋中後期建州本、元大德三年（1299）陳仁子茶陵本（及其明翻本）、嘉靖二十八年（1549）洪楩本、萬曆二年（1574）崔孔昕本、萬曆六年（1578）徐成位重校崔孔昕本以及潘惟時潘惟德本、萬曆中吴勉學本等，各本遠祖均可追溯至贛州本。 而在檢核比對上述七八種六臣本後，我們會發現：這批補修葉中各種與贛州本原本舊貌不同的異文及錯誤，絕大多數亦不見於時代更早，文本面貌理應更近於贛州本的宋建州本、元茶陵本（含明翻茶陵本）及晚一些的明洪楩本，卻基本全同於明嘉靖以後問世的崔本、徐本、潘本、吴本（此數本爲同一版本序列系統）。 這種看似跳躍的版本-文本時間線，很容易使人產生“此批補修葉是明嘉靖以後據當時各六臣本而補”的判斷。然細審之，贛州本中這數十葉補修頁面絕不會晚至明嘉靖以後纔出現（亦非明人補修時偽托舊刻工名新刻），原因有五： （一）前文已述，從刻工角度看，平山、趙良同見於元至正六年杭州本《宋史》及明洪武三年《元史》，由其參與刻書情況看二人入明後也不會工作太久，是以此批頁面當不至晚至嘉靖時，大概率刻於元末明初一段。 （二）從書籍史角度看，入明以後，贛州本書板移藏南京國子監。由今存各本頁面刻工、字體、版式可考得贛州本在明代至少曾經三、四次補修。至明嘉靖年間，歷經宋元明三朝多次補修、刷印且屢遭儲存不善之厄的贛州本書板已有近三分之二成爲壞板[13]，再作數十葉的零散補修已無太大意義。同時，南監作爲官方刻書機構，補修質量不至於如此之差，亦無需如書肆般爲充古牟利而假托刻工。 （三）從頁面外觀角度看，此批板葉之行款、版式、字體等特徵與傳世各贛州本中可考的各批明代補修板葉截然不同。 （四）從文本内容角度看，將傳世各明修贛州本中明代補修之葉與宫内廳本相校，可確信明代南監歷次補修在文本内容上基本均能忠實於贛州本舊貌，當是依據舊贛州本印本過錄重刊。 （五）從諸傳世藏本遞修時代看，這批頁面並不見於宫内廳本，而在數種可考的僅經明前期補修之贛州本（以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二十八卷殘卷及十卷殘卷兩種爲代表）中均已出現，由此可知此批補修葉必產生於明前期之前，至遲不晚於元末明初； 綜上五點，此批板葉當確是元末西湖書院所補，並非明人托刻工舊名仿補。於此亦可進一步坐實本文第一部分中關於此批補修葉補修時間的推測。 三、補修葉文本内容來源考察在基本確定此批補修葉爲西湖書院元末所補，且補修所據文本内容並非源自任何一種已知宋元六臣本後，我們還可進一步考察此批頁面中的李善及五臣文本，以初步探討其文本來源： 首先，此批補修葉中的正文及李善注均具備鮮明的尤袤本系統特徵，其文字（包括下注位置）多同於尤本系統，而與其他各種已知宋元本《文選》均有較大出入。正文如上表例11，贛州本原本作“臣聞大朴既虧”，補修葉改“大”作“太”，並出校語“五臣作大”，但北宋國子監本（李善單注）和陳八郎本、正德本（五臣單注）等本此處均作“大”，僅有尤本系統作“太”，此處作“太”必是由此而來。注文如前文所引《典引》“兹事體大而允”一段，其李善注文全同尤本系統。又此本中各李善“已見”注例文字亦同於尤本系統，如例6“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内史表》”，同尤本系統，而北宋本、奎章閣本、明州本等本此處均作“屏營，已見上文”；例7“私門，已見本篇注”亦同尤本系統，而北宋本、奎章閣本、明州本等本此處均作“私門，已見上文”。 可見，此批補修葉中的正文及李善注應是參考尤本系統（考慮到補修時間，可能是尤袤本或張伯顏本）而來。而相比於並未全盤以李善本文本爲主的贛州本原本，此次補修相對更多地表現出了以李善本文本爲主的特徵（如例8），這實際上是對文選六臣注中李善爲主體例的強化與確認。但此次補修在二家文本取捨中仍存在一定的混雜現象：如將李善音注的内容前移，用五臣音注的形式展示出來，而删原有的五臣音注（例1）；又如贛州本原本正文已從李善本，出“五臣作某”之類校語，而此本又從五臣本，出“善本作某”之校語（例5）等。 在五臣文本方面，亦多有證據可以證明：此批補修葉中的五臣注文本來源並非此前其他合注本（如明州本）或贛州本舊本，而很可能參校了五臣單注本（或秀州本）。正文如例10“五臣本作桓子元”，核查陳八郎本、朝鮮正德本及奎章閣本，此處正作“桓子元”，而明州本及贛州本原本等均已作“桓元子”，此校語是。然此條校語不見於明代以前任何一本，只能是補修者以五臣本（或秀州本）參校正文時所新增。注文如例6“屢，數也”，陳八郎本、正德本、奎章閣本李周翰注均有此三字，明州本及贛州本原本均無此三字。又如前文圖3班孟堅《典引》“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也”句下，補修葉出校語“五臣本無命字，也作乎”。檢核正德本、奎章閣本，此句正作“豈蔑清廟，憚勑天乎”（陳八郎本此卷爲補鈔，不論）。按尤袤《李善與五臣同異》此處僅言“五臣無命字”，而未言及“乎”字，是此校語只能自五臣本或秀州本來。很顯然，此批補修葉内容的編者如未實際參看五臣單注本（或秀州本）的話，是無法增補出這些注文和校語的。 綜上，在比對刻工、行款版式、文本内容並考察史料後，針對此批補修葉，我們已有較充分的證據得出以下結論： 諸傳世贛州本中這批以九行十四字爲主的補修葉，當是西湖書院於元末組織補修之葉，此次補修可能發生在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至至正二十二年（1362）間。補修者並未依照贛州本舊印本過錄重刻，亦非參考現今已知的另外兩種宋元六臣本——南宋中後期建州本或元大德三年陳仁子茶陵本進行補修，而是選擇“重組”這批補修葉的文本。在此過程中，補修者參考尤袤系統本（尤本或張伯顏本）和五臣本（或秀州本），對舊贛州本的正文和李善注部分進行了大量校改，同時又部分參校了五臣單注本（或秀州本），給出了一些獨特而準確的校語。在保留六臣合注本基本形態體例的前提下，進一步強化了李善注在六臣合注本中的地位。 由於此次補修“重組”出的文本更嚴格地遵循李善原注注例，不再像贛州本原本一樣增補“已見”例，又常暗删贛州本原本中有所保留的五臣注，故此批補修葉在總體文字量上明顯少於贛州本原本。刊刻時爲了使新補修葉的首尾文字與宋元舊板前後連接起來，只能減少各行字數，是以此批補修葉在行款方面難以再遵循贛州本原版大字九行十五字的行款，而以九行十四字爲主（或更稀疏），雙行小字注文行款字數亦常有縮減。且即使在同一頁面内，每行字數也未必統一，時緊促，時鬆散，似是刻前並未合理規劃而倉促爲之（緊促時，在上下均有小字注文的情況下，四分之三行即可擠入十五字——如卷二十五第二葉；鬆散時甚則有一行十二字者——如前文圖1右側頁面。且行間字體常有大小不一之現象，某些字似爲占滿此行剩餘空間而有意強行增加字高，個别情況下一字可占正常二字之高度）。 四、由元末補修葉論諸明刻六臣本之文本來源明朝中葉以後，洪楩、崔孔昕、徐成位、潘惟時潘惟德、吴勉學諸六臣本文選漸次梓行問世。斯波六郎先生認爲崔本（及其系統之本）和洪本均是陳仁子茶陵本在明代重刻的產物，“崔孔昕本出自陳氏本，行款卻完全不同，且後人任意增損改易頗多，或補陳氏本之短，但所失更多”[14]。范志新先生則據紙張及個别刻工姓名等證懷疑潘本刻於嘉靖三十年左右，崔本可能是據吴本重修，而吴本又出自潘本[15]，此亦可備一說，但范先生並未論及此數本之文本來源。限於主題及篇幅，本文暫不對各明刻六臣注《文選》時代先後及傳承線索多作討論，然崔、徐、潘、吴諸本屬於同一文本版本序列系統確無可疑，洪楩本則屬於另一序列。本節擬討論的問題是：由前文所考察的贛州本元末補修葉爲切入點，我們或可在崔、徐、潘、吴諸六臣本的底本來源問題上有所推進。 由對校可知，崔、徐、潘、吴序列各本文字與贛州本、建州本、茶陵本常互有異同，唯獨在贛州本元末補修葉這部分文字上，此序列各本幾乎均全同於曾經元末補修之贛州本。贛州本元末補修“重組”盡失舊貌之處，此序列各本基本全盤沿襲。是可推知：一個曾經歷過元末西湖書院補修，“重組”過部分文本的贛州本，可能才是崔、徐、潘、吴版本序列的直系初版底本文本來源，而非茶陵本。 此論是由補修葉文本樣本推得，但亦不乏其他角度證據：首先，崔、徐、潘、吴序列各本與贛州本一樣，均爲半葉九行，惟每行字數不同；其次，以此序列中刊刻時代明確可考最早的崔本爲例，如圖4所示，其卷二八陸士衡《樂府詩十七首》首篇《猛虎行》題解銑注注例文字“古《猛虎行》云……他皆類此”用陰文白字刻（徐、潘、吴各本此處亦均爲陰文白字）。而以陰文白字刻注例以求醒目，正是贛州本《文選》獨創之舉，各種宋、元本《文選》中僅有贛州本是以陰文刻各類注例[16]，此亦是崔本一脈傳承自贛州本之明證。崔本在刊刻時除去了李善注例上的陰文白字特徵，然而仍在個别五臣注例中留下了痕迹。其後此序列各本雖在文字上有所校改，然均保留了此處陰文白字。又崔孔昕本前有萬曆二年新都汪道昆撰《刻文選序》，其序末言“崔大夫治新都，壹稟於躬化，大氐削雕爲朴，思從先進而亟反之。至其業博士諸生，則梓昭明善本而布之……”[17]其後徐成位重校崔孔昕本卷前有徐氏萬曆六年識語：“郡齋舊有六臣《文選》，刻久而殘失。山東崔大夫領郡，重爲剞劂。但校讎者鹵莽，中多舛訛，甚以俗字竄古文，觀者病之。余暇日屬二三文學詳校。凡正壹萬五千餘字，庶幾復見古文之舊……”[18]前文已述，在元末補修葉對應位置上，崔本文字全同贛州本，而與建州本、茶陵本對應位置均不同，再結合二本共有的半葉九行行款特徵、陰文注例特徵及上引兩段序跋，可以推知：新都郡齋舊藏“六臣《文選》”很可能便是一部曾經歷過元末補修的贛州本[19]，崔孔昕據此本爲底本重行雕板付印。但由於該本在崔孔昕治郡時便已“刻久而殘失”，故崔重刻時很可能未能全盤參考，而又多以其他本子參校補充，其中應當也包括時代距離最近的茶陵本，這就導致崔本文字與元末補修贛州本產生了一定距離，同時具備了大量茶陵本的文本特色。同時，在此次刊刻過程中，重刊者還除去了贛州本中絕大多數注例的陰文白字特徵。是故斯波六郎先生認爲崔孔昕本是基於茶陵本校改而成，然與茶陵本文字多有不同。其後徐、吴、潘諸家又在崔本基礎上漸次校訂重刊，是以此序列之本普遍在元末補修葉位置上與贛州本文字相同，同時又具備一定的茶陵本甚或其他本之文本特色。  圖4：贛州本、崔孔昕本陰文注例示意圖（《猛虎行》題解， 左爲宫内廳本，右爲崔孔昕本） 以贛州本元末補修葉内容作爲切入點進行考察，可知此批補修葉實爲元明間六臣注《文選》版本流變鏈條上的一個關鍵坐標節點。始於斯波六郎先生的，崔、徐、潘、吴諸本皆屬茶陵本系統的論斷仍有待修正或補充，明代各六臣本的具體文本來源、編纂策略，包括各本間的傳承關係等問題也值得再做進一步的研究。 五、餘論除前文所論外，圍繞贛州本元末補修葉，另有三點問題值得研究者注意： （一）因此批補修葉不見於宫内廳藏贛州本，故可知宫内廳本只經歷過元大德前後的第一次補修。這對於我們認識和判斷宫内廳本（也包括傳世各贛州本）的版本價值顯然有所幫助。此批元末補修葉可被視作傳世各贛州本補修年代斷限判定的一處重要參照。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卷宋元遞修贛州本《文選》（善本號：08732），僅存卷二四。經比對，頁面全同宫内廳本，卷中亦無此批補修葉，是可知此殘卷亦未經元末補修，時代較早。就筆者所見，海内外似僅有此二種贛州本《文選》中無此批元末補修葉，是以此二種之版本價值顯又高於其他各本。 （二）《四庫全書》所鈔《六臣注文選》在《總目》中記作鈔明袁褧翻宋廣都裴氏本（六家注），而實際所鈔卻是六臣注系統之本。經檢核，贛州本中這批元末補修葉在四庫本《六臣注文選》中也被全盤沿襲[20]。前文已述，此批補修葉本已大失贛州本舊貌，而四庫館鈔書時又好作改動，故四庫本與贛州本原貌相去更遠。在研究和使用贛州本（包括其他沿襲了此批補修葉内容的明本六臣注《文選》）時，必須謹慎對待這批補修葉的内容，更不能因四庫本《文選》利於檢索便以《四庫》本爲研究贛州本之據[21]。 [1] 關於贛州本在宋、元、明三代的刻工、修板、版式特徵及書板遞藏的詳細情況，筆者另有專文以述。限於篇幅，本文涉及之處一般僅簡列結論，不再展開。 [2] 參佟亨智《贛州本<文選>校者考述——兼論其刊刻年代》，《文獻》，2022年第6期，頁36-53。 [3] 《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叢書集成續編》（67），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頁760上。 [4] 陳袤《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叢書集成續編》（67），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頁760。 [5] 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夷白齋藁》卷二一，《四部叢刊三編》景明鈔本，葉4A-6A。 [6] 日本宫內廳書陵部藏宋元遞修贛州本《文選》（以下簡稱“宫內廳本”）卷三八，葉10A-11B；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宋元明遞修贛州本《文選》（以下簡稱“靜嘉堂本”）卷三八，葉10A-11B。按：本文所引贛州本元末補修葉文字均錄自靜嘉堂本。 [7] 宫內廳本，卷六〇，葉29B。 [8] 靜嘉堂本，卷六〇，葉29B。 [9] 宫內廳本，卷四八，葉41A。 [10] 靜嘉堂本，卷四八，葉41A。 [11] 宫內廳本，卷六〇，葉29A。 [12] 靜嘉堂本，卷六〇，葉29A。 [13] 嘉靖二十三年（1544），國子監助教梅鷟受命盤校南監書板並撰《南雍經籍考》，其下篇《梓刻本末》具載監中所藏書板。其中“文集”類有“《文選》六十卷”，小字注云：“計好板六百四十八面外，模糊難認字號壞板一千餘面”，此即贛州本書板。見《南雍志·經籍考》，《叢書集成續編》（67），頁795下。 [14] [日]斯波六郎撰，戴燕譯《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853-854。 [15] 范志新著《文選版本論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35-137。 [16] 宋建州本的注例強調方式則是由陰文白字改為劃旁線。 [17]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1574）崔孔昕刻本《六臣注文選》卷首《刻文選序》。 [18]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1578）徐成位重校崔孔昕本《六臣注文選》卷首徐成位識語。 [19] 范志新先生推測此郡齋舊藏本為潘本，見其《文選版本論稿》頁137。然其又據刻工等推測潘本當刻於嘉靖三十年（1551）左右。已知崔本序跋明言崔本刻於萬曆二年（1574），僅隔二十三年便云舊本“刻久而殘失”，似不合情理。 [20] 不過四庫館在鈔錄時也改正了這批補修葉中的部分明顯脫誤，如前表例2《孫卿子》後所脫之“曰”，例9“數-藪”之誤等在四庫本中均有補出或改正。又，近來劉鋒認為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六臣注文選》底本訛誤基本同於明翻六臣本，確切來說應是明吳勉學本（見劉鋒《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六臣注文選>底本考辨》，《中國典籍與文化》2021年第1期，頁18-22）。其結論與本文推論亦無抵牾。 [21] 部分前賢學者曾在贛州本《文選》的文本來源問題上用力頗多，其所做工作及所得結論值得後來者高度重視。但他們在研究贛州本時主要以四庫本《六臣注文選》為據，並參校國圖所藏殘卷。然四庫本與傳世諸贛州本文字存在大量不同，以四庫本為據得出的結論是不能完全適用於贛州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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