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甲辰年正月十六，雨雪霏霏。二十二年前，父亲归土后的第二天，也是这样的天气。我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飘零的雨雪，不由地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有关父亲的点滴。在我们心中，父亲似乎从未走远。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父亲还未生病，一次他来我哥家看孙子，我赶来见他。那时沂河尚未开发，他闲逛回来后，对我们说起河边有一个地方很好，意思是将来可做他的安息之所。当时我们都觉得父亲老去还是很遥远的事，实在不必早虑。现在想来，父亲为何要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家乡不是他叶落归根的地方吗？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将来子女祭奠方便？家乡，对父亲而言，苦难和抚慰，哪个更多？ 在我的认识里，父亲和他生活的那块土地太不协调。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对土地的依恋，因为从没听他说过以种地为荣，更没见他因自己的庄稼蔬菜长得好而自喜。在地里劳作，从土里寻食，不过是为生活所迫。我们姊妹兄弟几个离家到县城上学后，父亲就很少再让我们下地劳动，耕种收割都是找人帮忙。我们工作后，父亲就把原有的田地早早地交了回去。 父亲对待土地的感情是如此淡薄，对待“民吾同胞”的村人，平时闲谈几句尚可，至于说交流，很少有意气相投的。我尚在小学时，母亲就突发疾病离世了。我们兄弟姊妹外出谋生后，留父亲一个人在家。一次，大姐回老家看他，见他孤独凄清，劝他说：你去街头去和那些老人说说话，拉拉呱也好。父亲勃然大怒：“我和他们能说什么！” 可是，父亲最终还是葬在了未必如其愿的乡土，不得不接受未必如其望的子孙后人的祭拜。 二 父亲有两个至亲，他从未向我提及过，一个是他死于非命的父亲，我祖父；一个是他意外夭折的长子，我大哥。 干土匪行当，我们那儿过去叫“闯老粗”。祖父大概因家仇而走向了匪途，提着脑袋闯江湖，纵横驰骋，逐渐在鲁西南一带树立了“威名”，年纪轻轻就死于乱抢。逢年过节，或者遇到红白喜事，特别是老人去世，本家聚在一起，年长的偶尔在我们兄弟跟前谈起我祖父，说祖父在世时多么“有种”，颇有“英雄气概”。可父亲却从未向我们说起过爷爷当年如何如何的话。他对自己父亲的“壮举”避而不谈，我猜想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很可能对祖父的行径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粗人莽汉所为的荒唐事，不是什么家族的荣光，而是后辈的耻辱。 大哥出生在临沂，上世纪六十年代随我父母下放回老家，八九岁时，在教室里玩耍，将钢笔帽放到嘴里，不小心卡在了喉咙处，最终没能抢救过来，只留下了和我父母、大姐的一张合影。父亲病重住院，我一堂叔来探望，我陪他走至人民公园门前时，堂叔给我说，当时我父亲从徐州往临沂赶，他推着（独轮车）大哥来人民医院抢救。走到这儿时，大哥还清醒，指着告诉他：二叔，这是人民公园。大哥夭亡时，我还未出生，听二叔说到这些，我心里涌起了莫大的悲伤，禁不住泪流满面，为大哥，更为父亲。父亲生前从未向我提起过大哥，这是他无法向人言说的隐痛。 最近和大姐一起吃饭，聊到此事，大姐说父亲向她提起过我们的大哥。父亲对大姐说：幸亏你哥早死，否则，在文革中不知会怎么样。 大哥因早逝免遭了文革之苦，但是家人没能逃过灾难，家里被洗劫一空，连大门都被拆去。为了保命，父亲常年在外躲避。我隐约记得有一次，母亲被叫去大队，代父亲接受批判，不知是母亲不肯屈服还是因为什么，四个人抓着母亲的四肢，任凭母亲拼命挣扎，小便失禁，硬是将母亲抬回了家。我一路跟在后面跑着。 三 我知道父亲流过三次泪，两次是我亲历的，一次是听我哥说的。 一次是我刚到县城上初中。县城离家有四五十里地，乍一离家，诸多不适，再加上学习压力陡增，似乎一时难以承受。记得是一个周六，我骑车回家，进屋见到父亲，就大哭起来。当时父亲正坐在桌边，和一个很谈得来的二叔说话，看到我哭，他也忍不住抽泣起来。父亲好像在对二叔说，又似自言自语：“不行的话，我也去县城住吧。”又过几年，父亲还是丢下了家里，到县城租地方居住，照顾起我们兄妹生活来。 第二次是，我还没考上学，在临沂复习备考，也是周末，哥告诉我父亲住在医院，我急匆匆赶到医院，父亲平躺在病床上，一见到我，两眼角就溢出了眼泪。父亲是脑血栓，一时不能言语，行动更不自如。我知道他的心情，我还没考上学，他的任务还没完成！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次父亲流泪，是哥说给我听的。那时父亲已经病重卧床，哥在医院伺候，不知由什么就说到了祖母。祖父死时不到三十，祖母是祖父的二夫人，想必比祖父还要年轻，打算再嫁。祖父的徒弟们得知后，认为是奇耻大辱，为了维护师傅的“声誉”，将祖母骗出来后射杀了。祖母尸骨未存，哥问父亲当初为什么没去找回来。父亲顿时失声痛哭。我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父亲坐在床头，低着头，扶着额，泣不成声。平静后，他说后来去找了，没有找到。祖母被害时，父亲不过四岁。母亲在他心中是什么形象？母亲被害又对他意味着什么？ 四 据父亲自己说，他一年级没上完，日本人就入关了。八岁就到了军队，不知从何处得来的一本什么字典，坚持自学识字。正因如此，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格外重视。 我们村有小学，一位姓颜的老师，年龄比父亲略长，老家是苏北的，常年吃住在学校。颜老师是外地人，大概受过真正的教育，教学认真负责，却备受轻视，被唤作“颜老头”。可是父亲对他尊敬有加。小妹上小学时，父亲常向他了解小妹的学习，表达谢意。 我记忆中，当时我们公社有两所高中，一所属半工半读，叫“农中”；还有一所在公社驻地，简称“九中”。成分好的，才能被推荐上高中。土改时，我们家大概是被划为中农，最致命的是，文革中父亲遭受打击，掌权者百般阻挠，所以姐、哥很难被允许上高中。为了使子女接受教育，父亲据理力争，终于使姐哥两人上了农中。后来，父亲又托关系，好歹把大姐转到了九中。那时父亲对姐姐哥哥最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别人能剥夺我们任何东西，但永远都剥夺不去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 恢复高考后，父亲终于看到了希望。那时哥已经毕业在家劳动了两年，父亲毅然让他回校重读。我们姊妹兄弟五人，最多时四人在校读书（其时大姐已经出嫁任民师），其中兄妹三人相继在县一中学习。别人家早早地让孩子下学劳动，帮助家庭，父亲从没有动摇过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决心。 不独如此，一年还是两年，或是更长，他还自己订了《红旗》杂志，看到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蓝铅笔画下什么语句。在常人看来，升斗小民，吃饱饭要紧，政治关我屁事！现在我推测，父亲读《红旗》，绝不是在寻找什么“信仰”，而是从中揣摩风向，给自己也是帮孩子寻找“出路”。 五 父亲不止一次说起过他祖母劝阻他父亲的场景。祖父后来在外“混”好了，要回家报仇。祖父带领着不少人，携带着枪支，要和仇家算清旧账。祖父的母亲抱着祖父的腿说：“你要去打，先把我打死！”老太太的深明大义，避免了一场灾难。每一次说起，父亲的神态和语气里，满是对他祖母的敬佩。 父亲还向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人，先时显达，高朋满座，有一天突然失势了，朋友们一个个离他而去。后来这人东山再起，原先不辞而别的那些人，又不声不响地回来了。一个从没离开的好友，善意提醒他：在你失势时，谁谁谁对你落井下石。谁知却大度地说：那是过去，现在人家来了，咱还要照常接纳。 文革中，我们沦为下等人，遭尽邻人的白眼，势利者恨不得趁机踏上一脚。直至形势好转后，我们姊妹兄弟几个相继考上学，命运才有了起色。先前那些加害者和旁观者，或畏或敬，纷纷前来示好。父亲并未记恨，将其待之如常人，遭受的屈辱仿佛不曾发生过。 父亲曾经被推为村支部书记。一位姓王的二叔，一直和父亲过从甚密，就曾向我抱怨过：“都以为你爸爸当书记后，会对那些整过他的人不客气，没想到一点动静都没有。人都说，你爸爸真是无能！”须知，中国人信奉的是“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父亲生前受到乡里男女老少的尊重，下葬时许多平常很少往来的村民也来帮忙。“少小离家老大回”，现在偶尔回老家，遇到上点岁数的，多不认识我，但只要一提起我父亲来，无不肃然起敬。 “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父亲不念旧恶，与其说是对利弊的衡量，不如说是对人性弱点的理解和宽容。 六 村西有一位同姓的大叔，和父亲年龄相仿，几个儿子在外打拼，阔气之后开始炫耀起来。养了一只大狼狗，经常牵着招摇过市（我们村五天一集）。此事传到父亲耳朵里，他摇了摇头，叹了声“哎！” 不是父亲为人傲慢，而是他对这种浅薄行为极其不屑。 父亲对待强者往往鄙视，对待弱者却是另一番态度。 我记得我们村有两户外地来的人家，大概都是逃荒至此，无亲无故，可谓孤门独户。其中一户姓吕，离我们家较近，山里来的，只要和我们提起他家，父亲都是用“您老吕大爷家”这样的称呼。另有一户人家姓米，住在街口，回族，男主人说话低声小气，一副小心翼翼怕得罪人的样子。大概有过相似的经历和感受，父亲对他们总是客客气气。我们心里于是觉得他们和我家是一路人，对他们倍加尊重。 父亲担任村支书期间，村里掀起了住宅规划的热潮，这当然是从上而来的指令。多年的村庄，自然形成，按照统一规划，许多人家要拆房搬迁。其中住在街口的一户，女主人姓孙，文革中，我们曾受到其特殊“照顾”。按照规划，她家当拆，可是当时她家里极其贫穷，拆了后无力再盖新房。父亲说：“不拆，他们还有住的地方；拆了，他们真是没有地方住了。”父亲顶住自上而来的压力，始终没给拆除，为他们保留了栖息之处，也为他们保留了为人的一丝尊严。 七 父亲遭历的厄运不可谓不多，三岁失怙，四岁失恃，壮年时长子死于意外，文革中无辜地被卷入派性斗争，中年丧妻，老年重病缠身。可我们并没有听见他感叹命运的不公，更没见他将命运寄托于鬼神和他人。 什么灶王爷、财神爷、土地神等，我至今分辨不清他们的面目，更不知道如何请，如何拜，如何送。连烧香拜佛，求个自我安慰都不会。春节，我们家也只是贴贴对联，初一清晨放一挂鞭炮了事。 父亲自己不事鬼，不敬神倒也罢了，有时还用戏谑的口吻谈论算命之类的把戏。离我家不远有一位潘姓大爷，是个鳏夫，勤劳能干，为人朴厚，外号“大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民实行计划生育，提倡“只生一个好”。他平生的愿望，是儿子能为他生个孙子。第一个是孙女，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无权无势，求人无门，只得求鬼神。大憨大爷找人算命。算命的说，要生孙子，须改大门。于是他将门朝南改为门朝西。哪知第二个还是孙女。大憨大爷盼孙子心切，果断让儿子儿媳出外“跑计划生育”。不久，家里的房顶被掀了。两年后，儿子儿媳终于生了个孙子回来。乘凉时，父亲和老潘大爷开玩笑：“大憨哥找人算命改门，一会改为西门，一会又改为南门，到底没算准。开门朝天不就行了！”父亲用这样的方式，暗讽了人间的悲喜剧。时代的荒诞尽在其中。 父亲不信鬼神，更不信由人变成鬼神的怪兽。对古代的“真龙天子”，我从没听说他赞颂过谁，什么横扫天下，什么千古一帝，也许在他看来不过是些像祖父一样的“狠人”罢了。对当代的“伟人”，也没见过他匍匐在地，没听过他高呼万岁。“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父亲未必知道此语，但是他一定深知此理。 八 父亲是新的。小到生活习惯，比如有一位我叫二爷爷的，地主成分，早年过惯了少爷生活，土改后家境一落千丈。那时汪里的水很干净，冬天常见他经常脱下裤子，撅着屁股在汪边洗。村民们觉得此举有伤风化，当作笑谈，父亲却不这样认为，说那是讲卫生。大到价值取向，比如在我们家里，从来没人觉得他重男轻女，相反，他甚至更关心疼爱女孩。再比如，相较于金钱财富，他更看重文化知识。这些都显示出不同于俗见。 无论如何新，生而为人，由前世到今生，还是难免留有旧的痕迹。父亲也是如此。 我二姑奶奶，嫁到相距不远的邻村，年轻守寡，后来和同村的一男子产生了私情。据说，父亲为此曾经当面斥责自己的姑姑，弄得姑奶奶颇难堪。或是羞愧，姑奶奶从此减少了和我家的往来。 有一血缘不远的本家大哥，生一女孩，身材长相都好，又是高中毕业，大哥以为居奇，待价而沽，以致老大未嫁，被同村的一有妇之夫携走私奔。一次正巧我在老家，我本家的大哥为此事来找父亲商量，我听到父亲气愤地说：“哼，竟然想欺负我来！”意思是男方的行为对我们家族而言是一种羞辱。此时的父亲是家长口气。 就连他最疼爱的小女儿——我妹妹，因为对其自找的爱人不满意，而不予热情招待。 父亲不顾世俗，将我们的婚事办得极简，哥和我及小妹的婚事都没在老家宴请，两个姐姐由于从老家出嫁，不得不简单地宴请了帮忙的人。父亲未享生荣，却享尽死哀。他的丧事却被我们办得极奢，吹拉弹唱，鼓乐喧天，这真是绝妙的反讽，若他地下有知，感到悲哀呢，还是欣慰？ 九 父亲多能。从面食制作到机械修理，从垒砖砌墙到铺瓦建房，似乎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就多病，农活家务多由父亲来做。父亲夏天挑着蚊帐到汪边去洗，满头大汗的样子我记忆深刻。 但是老实，粗砺，庸俗，势利，短视，在我记忆里，父亲和这些词语毫无关系。从临沂城下放到公社（据大姐说，父亲还曾在公社干过文书），最后回到出生地——石埠村，父亲的身份是什么？是农民还是工人？是干部还是知识分子？都不是。父亲的身份是模糊的，但他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瘦高的身材，整洁的着装，不卑的神情，不俗的谈吐……他和生活的环境如此不搭，如此迥异于周围的村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