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由来武昌起义又被称为武昌首义、武汉首义或辛亥武昌首义。“武昌起义”的说法最早是在起义的第三天（即1911年10月12日），革命党人发布的《黎都督通告各省镇乡地方巡警电》，通电中称“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此后“武昌起义”的说法便流传开来。[1] “武昌首义”的说法最早见于1912年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宣言》，其中有“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的语句，此后，孙中山也多次在不同场合、不同文件中使用“武昌首义”或语义基本相同的说法，来称赞武汉在推翻清廷中的首义之功，当时的革命党人黄兴、孙武也有使用“武昌首义”的说法，此后也有称“武昌首义”的说法。[1] 辛亥革命之后，便有将武汉称为辛亥首义之地的说法，或将“武昌起义”称为“辛亥武昌首义”，故“武昌起义”也称“辛亥首义”。如理论家恽代英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就提到“武汉以前曾经是辛亥首义之区”，曾任中国国家代主席的董必武，1957年作《辛亥首义回忆录》将“武昌起义”称为“辛亥武昌首义”。[1] 学者皮明庥认为，“武昌起义”之所以称为首义，首先因为武昌起义是首次起义成功，光复了武汉三镇。其次武昌起义成功后，建立湖北军政府，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此后全国其他各省市在武昌起义的号召和推动下，宣布独立，并且之后在全国各省的推动下，建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使中国发生了从君主专制到民国的历史转型，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变革，因此武昌起义就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11] 事件背景时代背景国际形式18世纪中叶，清朝统治者为了防止西方人的入侵和不法行为，清政府形成了限制和禁止对外交通、贸易的“闭关自守”政策，导致清朝对外贸易接近完全封闭。1840年，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他们往中国市场输送大量的鸦片，换回大量的白银。清朝官员林则徐发起并领导了禁烟运动，随后“鸦片战争”爆发。但战场上的败退，让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 随着英国通过战争和《南京条约》在中国获取大量利益，其他欧美列强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瑞典、西班牙、普鲁士等也要求和英国得到同样的贸易权利。之后，美、法两国分别与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至此，清朝统治者已完全丧失了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能力，中国被殖民程度进一步加深。[3] 19世纪50年代，各国列强不满于既得利益，企图修改合约来夺取更多的特权。由于清政府没有满足列强提出的不合理修约要求， 英、法两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以英、法帮手的身份参与此次战争，与此同时，沙俄也趁机入侵中国的北方领土。此战后，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宣告完全失败。1894年，日本又以朝鲜“东学党”起义为由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此次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3] 国内形式在中国国内，1851年至1864年期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农民起义的高潮，19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北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也纷纷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被镇压，但使清朝国力大损，其统治地位也岌岌可危。[12]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爆发，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大批团员进入京津地区，危及到清朝的统治，清政府对“义和团”的策略由剿灭转为安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因此，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出兵代为剿平。此后，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并攻入北京。战后清政府与攻入北京的各国签订《辛丑条约》，至此，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3][14] 革命救国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开展爱国革命运动，组织革命小团体。[4] 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只要求取得参政的权利，不愿与清王朝决裂。[4]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千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救国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事件开启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但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并逮捕了一批变法人士，史称“戊戌政变”。9月28日，随着“戊戌六君子”[a]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戊戌变法”宣告失败。[15]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他们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为日后的革命奠定了基础。1895年和1900年，他在广州和惠州（今惠阳）三洲田组织了两次起义，但均宣告失败。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促成了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会议上通过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4] 同盟会成立后，与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坚持认为只有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才能救中国。在论战阶段，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压力，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的改良派掀起了“立宪运动”，以往的改良派成为新形势下的立宪派。[16]但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有九名满人，其中七人是皇族，汉人仅有四名，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其大失所望，其中有少数人转而加入了革命党。[17] 同时，清政府迫于压力对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一教育方式的改变，也培养了大批具有进步思想和改革精神的人才。[17] 起义频发“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希望以“武装勤王”实现光绪皇帝归政，与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之间有了共同点，于是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有了短暂的联系。1899年，长沙人唐常才与康有为、梁启超商定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勤王”，拥戴光绪皇帝归政。同年夏天，唐常才在日本横滨会见孙中山，经过多往斡旋后，两人签订“殊途同归之约”，孙中山还委派兴中会会员吴禄珍等人协助唐常才，支持他们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各省发动武装起事，以呼应孙中山准备在珠江流域发动的武装起义。唐常才回国后创建“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广招下层民众，在汉口组建“自立军”，当时北京已被八国联军攻破，唐常才准备在武汉起兵胜利后，从河南一路向西，迎接光绪皇帝归政，但被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识破，将唐常才等人抓捕杀害，自立军起事也宣告失败。[18] 另外，同盟会从1906年起先后发动起义十多次。其中一种是以运动会党为主发动的起义，如“萍刘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由于会党既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又没有足够的训练和军饷，再加上仓促起义，一般很难成功和长久持续的斗争。[5] 另外一种则是以运动新军为主的的武装起义。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19]当时的新军士兵多来自贫苦家庭和贫寒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和激发革命情绪。此外，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选自从武备学堂的学生和从日本等国归国的军事留学生，这样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进入新军，他们还有一些是同盟会员，可以利用合法身份秘密的从事革命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如“安庆马炮营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但这些起义缺乏统一的指挥，且没有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也以失败而告终。[5] 湖北革命团体湖北革命运动始于，拒俄运动（反对帝俄据东三省不履约撤兵）中青年学子的爱国示威集会，当时兴中会会员吴禄珍在武昌花园山聚会聚会，但未形成有组织的团体，便因聚会成员多人出国而解散。1904年7月，湖北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科学补习社被查封后，1906年至1911年期间，湖北成立了大量的革命小团体，有日知会、天锡会、安郡公益社、神州学社、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20] 当时在各地新军中推广的革命活动，最有成效的便是武汉革命党人，其中最大的革命团体便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社、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来，社长为蒋翊武。该社成立不久后就拥有会员约三千人。因不满同盟会总部只顾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1907年秋，一些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共进会。1908年10月，孙武、焦达峰等人回国，在汉口秘密设立机关并发展组织，1910年冬，便拥有会员两千余人。[6] 1911年初，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袖进行了秘密会谈，商量起义事宜，确定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宣传教育下，1911年秋，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有近三分之一都参加了革命组织，另外，武汉周边各县，革命党人还联络一批会党、农民、士兵和学生。[6] 事件经过导火事件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准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 农务等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将在1903年推行“新政”时开始兴建的商办铁路收归国有，这些铁路是由招商局集商股成立的铁路公司所有，但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获取列强的支持，它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出卖给列强。清政府这种行为引起了全国公愤，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最先在湖南兴起，长沙、株洲等地相继爆发游行示威活动，随后保路风潮在湖北、广东、四川也蔓延开来，以四川最为激烈。[6]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上确立“破约保路”的宗旨，并通电全国，斥责清政府的卖国行为。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保路同志会很快发展到全川142个州县，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就有10万人成为会员。[21]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保路运动的迅速发展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 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张澜等人，消息传出后，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但赵尔丰命军警开枪射击请愿民众，造成数十人死亡。“成都血案”爆发后，和平的保路运动开始转为武装斗争，成都附近的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其他各地的同志军也相继起义。清政府得知成都被围以及各地起义的消息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协助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同时，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机会。[21] 起义经过大批湖北新军入川后，清军在湖北防御力减弱，湖北革命党人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并决定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主持起义大计。9月24日，起义领导机关举办联席会议，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由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总理为刘公，刘尧澄、彭楚藩等人为军事筹备员，并决定于10月6日（农历中秋节）发动起义。同日，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湖北当局有所察觉，遂下令收缴新军弹药，增加市面军警力量加紧盘查，并决定让新部队提前过中秋节，10月6日那天不放假。[7][8]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置炸药时不慎因其爆炸，机关暴露，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稿、旗帜、符信等全被俄国巡捕查抄，革命党人刘同等六人也被抓捕并被引渡至湖北当局。同日，蒋翊武自岳州赶回武昌，在小朝街机关部下达起义命令，决定当夜十二点城内外各营同时起义，以南湖炮队炮声为号。但小朝街机关当日就被清军警破坏，刘复基、彭楚藩等八人被捕，蒋翊武逃出城外，当晚又有多处党人机关被破坏，杨洪胜等四十余人被捕。[7][8] 10月10日，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杀害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并且当日又有十余名革命党人被捕，湖北当局下令军营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晓谕党人自首。在失去了指挥机关后，革命党人依然决定在当晚发动起义，商定以枪声为号。当晚，武昌城外清军混成协辎重营党人燃火发难。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党人鸣枪起事（辎重营和工程营发难先后顺序有争议）[22]，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清军官兵，占领楚望台军械库。随后，城内外各标营党人集结楚望台，人数多达三千余人，原日知会员、队官吴兆麒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7][8] 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同时命令已入城的炮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发其轰炸，但进攻连连受挫。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攻击，终于突破清军防线，他们在督署放火指引炮兵轰炸督署，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治张彪仍在抵抗。经过反复进攻，督署和司令部终被攻破，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城都被起义军接管。[8]  图为革命军占领武昌城后，湖北军政府挂起象征18省团结一致的18星军旗 10月10日深夜，得知起义情况后，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成员何子渊的六弟何贯中，与同寝室同学李济深等人，组织军校学生炸毁了学校附近的浏阳铁桥，阻断清军南下镇压起义的道路。10月11日，起义军将士在湖北咨议局建立革命军政府，他们认为军政府需要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资号召，于是邀请咨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推举清朝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同日，汉阳党人起义，占领汉阳全城，10月12日，汉口也为党人占领，至此，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控制。[8][7] 事件后续阳夏保卫战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10月12日，清廷迅速做出反应，命令陆军大臣荫昌与海军大臣萨镇冰分别率领陆军、水军赶赴湖北平叛。10月15日，面对这一形式，湖北军政府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阻止清军南下。10月18日，双方投入战斗，汉口革命军进攻刘家庙，次日革命军占领刘家庙。此后，清军对刘家庙展开数次反攻，10月27日，清军收复刘家庙，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同时，清廷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代替荫昌指挥清军作战。革命军方面，黄兴于10月28日从上海赶赴武汉，抵达汉口督师，并在11月3日的拜将仪式上，被黎元洪代表军政府委以战时总司令，接手抵御清军的攻击。11月9日，黎元洪都督电起义各省派代表到汉会议，筹组临时政府。同时，黄兴致电袁世凯，呼吁袁世凯拥护共和。11月13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内阁总理。11月27日，汉阳被清军攻陷，革命军退守武昌。持续41日的阳夏保卫战，双方死亡人数超过五千人，其中，革命军阵亡将士四千两百人。[7][23] 南北对峙阳夏保卫战期间，10月22日，湖南、陕西两省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同月内，江西、山西、云南也相继宣布独立。至此，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联成一块，山西、陕西两省联成一块，云南则在西南地区呼应，革命浪潮向华东和华南地区迅速扩展。此后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先后宣布独立，至11月27日四川宣布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处于清廷统治下仅剩清廷江南提督张勋镇守的南京。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南北对峙的局面就此形成。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会议公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7][24] 事件影响引领革命风潮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引发了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上海、新疆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湖南等省的援军奔赴武汉前线，支援以武汉为主要战场的革命战争。虽然在阳夏保卫战中遭遇了挫折，但却有效的保卫了武昌这个“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同时将清军主力吸引到湖北一个多月，促进了其他省市的革命发展。[25]随后江浙革命党人攻克南京，又给武昌的战局带来了转机。因此，从全国革命广泛的政治联系来说，武昌起义的胜利不是地域性、局部性的胜利，它是全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大的突破，推动了全国革命的发展。[10] 建立共和雏形武汉号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和清朝统治的中心，以及各省革命党人联结的枢纽。[26]武昌起义的成功，摧毁了清朝在两湖区域的统治中心——湖广督署，占领了当时代表中国中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武昌城，意味着革命军在清朝统治的腹心区域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且在起义的战斗和随后的阳夏保卫战中，消灭了清朝大股有生力量。湖北军政府建立后，宣布“称中国为中华民国”“政权为五族共和”“推倒清朝政府”，为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以及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创造了历史前提。武昌起义后创建的湖北军政府，开创了共和立国之先声，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雏形。[10] 颁布法约制度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发布了《布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事电》《谕湖北各府州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宣布满清罪状檄》《致满清政府电》等一系列电文、告示和檄文。这些电文、告示和檄文奉行推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民国的宗旨，起到了动员人民、瓦解敌人的作用。在湖北省内，部分州县就得以传檄而定，江西等省的起义者将这些电文散布于各界，以鼓舞革命斗志。[27] 同时，军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政策、法令，其中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实行低薪制、稳定金融安定物价、整顿财政、司法改革，以及一些有利于人民生计和改良社会习俗、革除社会陋习的措施。[27]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颁布了《鄂州约法》（全称《中华民国临时法约草案》），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鄂州约法》共计七章六十条，它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论”为思想基础，对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权职做了明确的划分，基本勾画出以总统制为蓝本的共和国方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鄂州约法》的出现，宣布了清政府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并将其根本否定，同时也否定了资产阶级立宪派所追求的“君主立宪”法案。它对动员人民保脱清朝专制统治有重大的作用，武昌起义之后独立的其他省份也采用《鄂州约法》为蓝本组建政府，如《江西临时法约》的内容便几乎与其一模一样。[28][29][27] 学者学者章开沅、林增平认为，《鄂州约法》也有严重的局限性，比如它没有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没有明确给出实施“三民主义”纲领的具体方案；没有规定新国家的领导政党和阶层，同时它实际上也没有贯彻实行。[27] 相关争议关于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之人的争议熊秉坤打响“第一枪”说 目前主流的说法是当时工程八营的党代表熊炳坤打响了“第一枪”。这一说法来源于黎元洪、袁世凯、孙中山、居正等人的认可，此后便成为了主流的观点。也有学者如伍立杨认为熊秉坤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发时的实际领导组织者，他率领工程八营“冒险发难”，故是他打响的是“首义的第一枪”。[22] 金兆龙打响“第一枪”说 而万耀煌[b]在《辛亥首义答客问》中提到首先开枪的是工程八营后队某排副目金兆龙。经历过武昌起义的黎澎、胡石庵在其著作《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湖北革命实见录》中，都记录是金兆龙首先与清军扭打起来，但未有其开枪的记载。曾编写《辛亥革命首义史》的贺觉非认为金兆龙是第一个与清军扭打的人，但并不是第一个开枪的人。[22] 程正瀛打响“第一枪”说 历史学家冯天瑜在《谁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一文中，搜集整理了一些武昌起义经历者的早期文献以及熊炳坤本人的早期文献，说明工程营士兵程正瀛才是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之人，并对“熊一枪”的说法给出了解释，他认为程正瀛在武昌起义后因为背叛革命而被人遗忘，导致熊炳坤打响了“第一枪”的说法成为主流。学者白雉山、范荧、武志文也持相同看法。[22] 吕中秋打响“第一枪”说 伍立杨所著《中国1911》中曾说，工程营士兵吕中秋在1946年的首义同志会上自称是他打枪了第一枪。《辛亥首义回忆录》中所载的吕中秋口述《辛亥回忆一则》中，他在起义当晚开过枪，还打死了两名清军队官，曾参与过起义的邵百昌的回忆文字中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但学者裴高才经过考证，认为吕中秋打响的应该是罗金玉、程正瀛之后的第三枪或者第四枪（如果熊秉坤在他之前放枪的话）。[22] 罗金玉打响“第一枪”说 另外则有说是城外的辎重营在起义当晚首先发难，且打响“第一枪”的是辎重营士兵。辎重营的革命代表李鹏升在其回忆文章中称，“万分紧急时刻，罗金玉发一信号枪，全营同志蜂拥集合”，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中也采取这一说法。曾参与过起义的胡祖舜、邵百昌也认为是罗金玉打响了第一枪，邵百昌同时认为，因为辎重营离其他营房过远，罗金玉这一枪未起到太大作用，因而很少有著作提及此事。[22] 参与过武昌起义的尹呈辅在《参与辛亥武昌首义之回忆》中认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一个未解之谜。学者郭国祥、朱喆对此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武昌首义是一场仓促之间由恐慌引起的基层士兵发动的兵变，当时情形混乱，打响“第一枪”的人、时间和地点都难以考证。也有学者如罗华庆认为不必纠结具体是哪个人打响了第一枪，而应将工程八营发难的事件整体视为起义的“第一枪”。 武昌起义的偶然与必然关于武昌起义的偶然与必然也成为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孙中山曾在《革命缘起》中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但起义的亲历者则持有不同的意见，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一书中曾批评这种说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既低估了革命力量，又低估了当时群众的反满激情。”；李廉芳则认为，“革命爆发的时间和方式诚然带有偶然性，但这次革命的成功决非偶然”。文学社员詹大悲和曹振武等也曾对孙中山的说法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其“偶然说”背离了事实和伤害了起义人士的情感。后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总结辛亥前十次武装起义时，改变了最初的“意外之说”，认为其成功“非偶然也”。[31][32] 北京大学近现代史研究学者李扬帆认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其中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因为孙武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时发生意外，导致计发动起义的时间被提前。甚至当时孙中山、袁世凯、清廷都对武昌起义不以为然，处理这件事情时不那么重视。若不是袁世凯为了借此事件要挟清廷，迫使政府将军政大权交给他，停止了对湖北革命军的进攻，北洋军就会攻占武昌，武昌起义也将宣告失败。但他还说，“一切的意外和计划外行动造就了必然将爆发的一场起义里的偶然结局。”，历史学家冯天瑜也认为：“武昌新军暴动事起仓促，的确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但“辛亥首义是由历史合力所使然”。他们的观点可认为，武昌起义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所引发的一场必然会发生的革命。[33] 张玉春、马振文主编的《简明中国近代史》则称：“武昌起义的胜利决不是偶然侥幸的事件，它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34]，文化学者裴高才也说：“武昌首义是湖北革命的必然结果。”，其原因在于“武昌起义拥有坚实的革命基础，持续的革命运动与完备的起义计划，而且在军队、学校与会党中有普遍的群众基础。”，而且起义前已确定了革命时间，孙武的意外只是让这个时间改期而已。[35] 孙中山与武昌起义的关系由于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并不知情，他是在两天后才在美国丹佛市下榻的旅馆里从报纸上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而武昌起义也不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因此对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所起到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36] 如日本学者北一辉等便认为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没有关系，他在其《中国革命外史》中称，孙中山称武昌起义“全然为一局外者”，认为“与武汉革命无关之孙逸仙君不过翻美国之报纸表示惊愕而已”。文化学者裴高才也持有相同意见，他认为：“不应张冠李戴，将武昌首义说成是孙中山领导或发动的。”[37][36][35] 但近代史学家陈锡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严昌洪等则认为，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与武昌首义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因为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实为一脉相承，其主要领导人也多位同盟会会员，另外孙中山领导革命并不是个人领导而是通过同盟会，同盟会中有不少成员也参与了武昌起义。因此，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发动的。[37][36] 事件评价1912年4月，孙中山应邀访问武汉时，他在欢迎会议上讲话时曾说：“武汉首义，阳夏鏖兵，诸君子惨淡经营，既已推翻满清，达平时种族、政治均待革命之目的。”[38]，后来谈到中华民国的创立，孙中山曾指出：“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普天同仇，才造就目前之中华民国。”[39] 董必武曾说：“辛亥武昌首义，推翻满清皇朝，结束千年帝制，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桩大事。”[44] 相关作品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8分 1961年  参与创作的有雕塑家滑田友及邹佩珠、油画家董希文及张文新，创作于1958年，200*346cm，镶嵌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须弥座上  作于1961年，189*225cm，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画家路璋油画作品《武昌起义》[48]  作于1988年，230*160cm，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作于1996年，99*130cm  《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邮票  作于2009年，306*451cm，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藏于中国美术馆 后世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是建立在原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均都督府旧址上的纪念性博物馆。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阅马厂，因红墙红瓦，又被称为“红楼”。红楼原为清朝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1910年建成。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此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1961年红楼以“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的名义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10月，在此建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由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题写馆名。2002年，又挂牌辛亥革命博物馆。目前该馆已成为武昌起义的纪念中心及其史迹文物资料的保护收藏、陈列展览和科学研究中心，并被先后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馆内布置有《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两个基本陈列。[49][50]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鸟瞰图 其他纪念与遗址在武汉还有大量关于武昌起义的纪念设施以及遗址，纪念碑亭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碑、总理孙中山纪念碑、民军起义国庆碑、胜利亭，塑像有武昌、汉口两座孙中山铜像、黄兴铜像和雕像；祠堂与墓葬有，庚子烈士祠、三烈祠、黎元洪墓、田桐墓、汉口利济路辛亥铁血将士公墓、汉口球场路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汉阳扁担山辛亥铁血将士公墓、伏虎山辛亥名人墓、石门峰辛亥志士墓；公园和广场有，首义公园、中山公园、首义广场；纪念路有，中山大道、中山路、三民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民主路、首义路、起义街、黄兴路、蔡锷路、黎黄陂路、彭刘杨路等；相关遗址有，汉口的沿江大道历史街区（租界区）、既济水电公司及其水塔、西商赛马俱乐部及其大看台、大智门火车站、共进会机关部旧址等，武昌的日知会旧址、三烈士就义处、工程八营旧址、楚望台遗址、起义门、抱冰堂、拜将台遗址、宝通寺等，汉阳的归元寺等共10余处。[50] 辛亥革命纪念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