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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裴高才在高校演讲辛亥革命；下为蔡济民收藏的九角十八星旗真迹 上为裴高才主笔《辛亥首义百人传》，下为首义纪念章 辛亥革命“首义”与“起义”辨析 裴高才 史书论及辛亥革命，对同盟会领导的前十次起义均称“起义”，惟独对文学社与共进会发动的武昌起义，称为“武昌首义”。学界对此鲜有系统论述，在武汉举行的辛亥百年论坛上，这一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为此，笔者就其来龙去脉阐发如后。 “首义”的缘起 为撰写《辛亥首义百人传》，笔者曾在海峡两岸查阅了大量文献典籍，发现最初称武昌起义为武昌首义者，源于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开国大典上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他向世人宣示：“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 在此前的一段时间内，一般均称武昌起义。诸如民国初年的大型纪录片《黎元洪起义师》，又名《武昌起义》（裴高才：《首义都督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等。对同盟会领导的前十次起义，大都称“起义”或“起事”或“之役”。诸如：广州起义、惠州起义、潮州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汕尾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与黄花岗之役等。 自从孙中山明确提出“武昌首义”后，两岸三地的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史与中国国民党党史等，几乎皆沿用此称谓或“武昌革命”或“湖北革命”。 “首义”的标志 在一次辛亥革命论坛上，笔者曾向著名史学家皮明庥先生请教此问题。皮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因为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一举成功，而且全国纷纷响应，产生了质变。故人们便称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或称辛亥首义。” 由此可以看出，武昌首义可诠释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首次一举成功”。这里的“首义”，不能简单地以辛亥年起义时间先后界定。因为在辛亥年，武昌并非是率先起义之地。同年3月29日，在广州发生的黄花岗起义，比武昌要早半年；同年爆发的保路运动中，四川还发生了成都起义，且有四川各州县与邻近省份起而响应。 那么，黄花岗起义为何不叫广州首义或黄花岗首义？成都起义不叫成都首义呢？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鲜有权威的解读，很少有学者专门论述。皮明庥先生在行将绣梓的《辛亥武昌首义纪实》（皮明庥编著，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作出了明确回答。他指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是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而且是由全国各省相继响应，相继独立和起义的组合行动。否则，就无所谓“首义”了。 的确。尽管辛亥年的广州起义早于武昌起义，但因为没有推翻清廷广东当局的统治而夭折；在辛亥年掀起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虽然鄂、湘、粤三省纷纷响应，只可惜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镇压而失败，未能推翻清廷在四川的统治。继而，党人又在四川资州起义，同样未能动摇全川的清朝统治。 而武昌首义有别于其他的起义，它一举砸碎清廷湖广总督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政权，实现了辛亥革命的初步目的。笔者综合皮先生的观点，将武昌首义的主要标志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一）武昌起义取得了革命性胜利。攻克了湖广总督署，光复了武汉三镇：武昌、汉阳与汉口。“因武而昌”的武昌，是湖广地区的政治中心，湖广总督府与布政司设于斯；“汉水之阴”（本想按方位更名汉阴，因陕西有汉阴县在先，只好以“汉阳”将错就错了）的汉阳，是近代中国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重镇，也是汉阳府所在地；全国第二大通商口岸汉口，设有汉黄德道、江汉关道与湖北巡警道。 （二）武昌起义得到全国各省、海外华侨与海军的响应。自武昌首义到汉阳失守的48天中，先后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13个行省，先后宣布独立；清军海军反正。海内外各种志愿团体相继率敢死队、义勇军、奋勇军等纷纷来汉投身战斗。就连驻汉外国领事，也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起义军为交战团体。最后迫使清朝政权土崩瓦解，清帝退位。 （三）武昌起义建立了新政权。11月11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废止了清朝国号、国旗与纪年，恢复黄帝纪年，九角十八星旗军旗飘扬在武昌城头。紧接着，全国各省推举首义都督黎元洪为中央大都督兼海陆军大元帅。继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式成立中华民国， （四）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制订、颁布了民主共和的第一部法典《鄂州约法》。由首义人士主持，宋教仁起草的这部法典，为中国实现共和奠定了法制基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以《鄂州约法》为基础制订的。 （五）全国各地纷纷效法“武昌模式”。由于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都督，是推举前清颇孚众望的“南洋名将”黎元洪为都督，独立各省大部分都是推举前清开明人士担任都督。组织机构也效法武昌模式。 （六）武昌起义日为民国国庆日。1912年7月，辛亥首义志士李廉方面对北洋政府提案拟定了三个日期作为国庆时候选：清廷下诏逊位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日和南北议和协定日。他当即提出抗议，另提“武昌首义日案”（《教育杂志》12号“记事”，1912年12月）。他引经据典，历述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共和国庆均是首义日，全场态度为之一变，湖南、安徽、江苏代表纷纷表态力挺。在表决时，与会者四分之三举手通过，推李廉方、黄炎培、贾丰臻三人修正提案，提交临时参议院审议。同年9月28日，北京政府将李廉方的提案，交由临时参议院审议，正式通过以武昌首义日——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又称“双十节”（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首义”的领导 诚然，对武昌首义一举成功，也有人认为是侥幸取胜。其理由是发难时间的偶然性，清廷湖北当局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就连孙中山一度也持此种观点。有人甚至说是孙中山或同盟会领导的武昌首义。为此，笔者特作如下澄清： 首先，武昌首义是湖北革命的必然结果。辛亥武昌首义不仅有坚实的革命组织，持续的革命运动与完备的起义计划，而且在军队、学校与会党中有普遍的群众基础。早在1903年，吴禄贞就在武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花园山聚会，继而有以吕大森为所长的科学补习所、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直至担任发动武装起义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历经多次失败才成功。起义司令部在1911年9月24日就已经确定了举义日期，只是10月9日发生了孙武炸弹爆炸意外事件而改期。在进攻督署过程中，民军遭到了清军的负隅顽抗，历时8小时后才以血的代价得手。 其次，武昌起义的发动者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并非同盟会或1911年7月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尽管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宗旨、目标大体一致，都视孙中山为精神领袖。但共进会与文学社是两个独立的革命团体，有自己独立的组织、领袖与旗帜等，与同盟会只是合作关系，但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也就是说，同盟会同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关系，如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类似，或者说就像当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同亲民党、新党的关系一样。 不仅如此，同盟会及其领导人，对文学社与共进会，乃至湖北革命不甚了解。当时曾经闹了一个笑话。那是辛亥年春，同盟会员谭人凤带着1000元革命经费考察湖北，他按照事先黄兴交待，湖北革命是同盟会员居正负责，就给了居正800元。接下来，通过接触共进会后，方知孙武是领导人，无奈就将仅剩的200元交给了孙武（柯文翔著《谭人凤》）。当他见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其貌不扬时，不仅分文未给，甚至不想再见。殊不知，蒋翊武实际领导着3000人的军队革命同志。而且同盟会多数领导人主张在南方及其边疆举事，只有同盟会中部总会诸君主张在长江中下游举义。在酝酿武昌起义时，同盟会中部总会只是配角，发动时没人参加，直至成功后，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才纷纷赶到湖北共襄盛举。至于孙中山，当时人在国外，而首义后武汉的《大汉报》与《中华民国公报》上的“孙中山告同胞书”，都是革命报人胡石庵、蔡良村等人杜撰的（裴高才：《辛亥群英》，《炎黄文化》，2010年特刊）。故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不应张冠李戴，将武昌首义说成是孙中山领导或发动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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