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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程和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三大主力，就是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兄弟部队一样，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部队。 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它英勇转战于湖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西康、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先后开辟了鄂豫皖和川陕两个革命根据地；它打了许多著名的大仗，在多次反“围剿”战争中，共歼灭敌人几十万，创造了许多光辉的战例；它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为我党我军培养造就了大批领导骨干，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早在大革命时期，鄂豫皖边的人民群众就经受过轰轰烈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洗礼，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和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六安包括我们这里的独山，还有霍山、霍邱，以及鄂东、豫南地区各地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孕育了自己的革命武装。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征服、被吓倒，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1月，由董必武等同志领导的湖北省党组织，发动了黄（安）麻（城）起义，并将起义的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为红四方面军创建的起点。徐向前同志生前曾多次高度评价黄麻起义的历史意义。他说：万事开头难。写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首先就要写好黄麻起义。 鄂东军建立不久，在敌人疯狂反扑下，只剩下72个人，被迫转移到木兰山上打游击。他们顽强不屈，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勇敢战斗，坚持了革命武装斗争，发展成为拥有300余人的红31师。1929年5月初，师长吴光浩在支援商南立夏节起义途中不幸牺牲，党中央派徐向前同志鄂豫边区负责军事指挥。他与党代表戴克敏领导红31师，于半年之内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会剿”，使部队成倍壮大，战斗素质明显提高。1929年5月，商南起义建立了红32师。同年11月8日，独山暴动拉开六（安）霍（山）起义全面爆发的序幕，起义后建立了红33师。这两个起义对粉碎敌人的“会剿”，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嗣后，这三支部队统一混编，组成红一军，由许继慎担任军长，开始了从游击红军向正规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介绍许继慎：由于受到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三支红军和三块根据地的统一指挥与领导不那么顺利。如中共商城县委和红军32师曾受坏人挑拨，错误地处死了鄂东北特委派去工作的徐子清、徐其虚和皖西党组织派去学习游击战争而被推举为32师党代表的戴亢君。许继慎不仅有很强的组织协调和军事指挥能力，而且有很高的威望和较深资历。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生的佼佼者，北伐的英雄。红军指挥员中有不少是黄埔军校学生，如师团级干部姜镜堂、徐百川、肖方、周维炯、张有余等等都是尊重和服从他的黄埔生。 中央军委和周恩来派他担任红一军军长后，很快将鄂豫皖边区三支主力红军统一整编起来，迅速发展。从1931年5月到1931年1月，红一军由2100余人发展到11000多人，1月中旬与1000多人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徐向前元帅总结说：“红一军三个师捏拢在一起，许继慎同志立了一大功。”） 红一军成立后，许继慎、徐向前等同志抵制了“立三路线”关于切断京汉路、切断长江、进逼武汉的冒险主义主张，采取量力而行的方针和拣弱敌打的战术，连战皆捷，在很短时间内使兵力从二千余人发展到六千余人。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一军与从蕲（春）黄（梅）广（济）转移来的红15军合编，成立红四军。双桥镇一仗，首次取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活捉老牌军阀敌师长岳维峻，使红四军声威远震。1931年5月，中央又派张国焘任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之后，红四军又与在皖西麻埠新建立的红25军合编，正式成立红四方面军，总兵力3万余人。1931年11月7日，在黄安县七里坪倒水河畔举行了数万军民参加的庆祝盛典。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红军力量的更加壮大和指挥统一，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方面军成立之际，敌人在我根据地周围的兵力已增到１５个师，准备发起第三次“围剿”。为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部署，徐向前和方面军总部决定主动向外线进攻，各个击破周围之敌。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至翌年６月，我军连续发起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以“围点打援”、运动歼敌的战法，总共消灭敌正规军近４０个团６万余人，其中苏家埠48天大战歼敌3万余人，活捉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取得红军史上的空前大捷，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战后，部队发展到４.５万余人，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共达２０万人以上，根据地面积４万余平方公里，人口３５０余万，形成方面军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在四大进攻战役中，创造了捕捉战机、先发制敌的反“围剿”经验，显示了徐向前同志的宏伟气魄和卓越指挥才能。 鄂豫皖红军力量的大发展，严重威逼敌人的腹心统治地区——武汉、南京等地，引起国民党营垒的极大震恐，迫使蒋介石于１９３２年夏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２４个师３０余万兵力，其中包括许多嫡系精锐师团，还有４个航空队，部署第四次“围剿”，企图一鼓荡平鄂豫皖根据地。但由于张国焘的指挥失误和一系列极左政策,特别是“肃反”中错误地杀害大批优秀指战员，削弱了反“围剿”的干部队伍、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红军虽浴血奋战3个多月，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方面军两万余主力遂于１０月下旬西越平汉路，跳到外线作战，计划伺机打回根据地。 但因敌重兵追堵，方面军主力被迫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无后方长途战略转战。留在鄂豫皖的红25军，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进一步发展壮大。１９３５年长征到达陕北，为迎接红一方面军，把革命的大本营奠基西北，作出了突出贡献。红25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后，留下的部队重建红28军，成为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力量。 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粉碎敌人的重兵前堵后追，西行转战３０００余里，艰辛备至，迭履险境。枣阳新集之战，漫川关之战，彷徨镇之战，都是在突然遭敌重兵包围的险境中，依靠全军奋力血战，才杀出一条生路的。部队忍饥熬寒，跨越平汉铁路,翻秦岭，走关中，再翻秦岭，徒涉汉水，冒着大雪翻越大巴山，西行转战两个月，先后歼敌近万人，自身保存了１．４万余人，成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红四方面军于１９３２年底到达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创建新的根据地，经过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几次进攻战役，川陕革命根据地总面积扩大为4.2万平方公里，包括8座县城，人口约500万，建立有24个县（市）级苏维埃政权。 红军部队也由入川时的1·4万人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地方武装９万余人。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这里又是一个比鄂豫皖苏区母体还大、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就形成了方面军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高峰。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蒋介石一面以重兵围追堵截开始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一面策划“川陕会剿”，陆续向川陕边云集达２００个团的兵力，企图阻止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合，予以各个击破。为了冲破敌人的“会剿”部署，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于１９３５年３月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突破敌人的沿江防线，连克８座县城，歼敌万余人，创造了大规模强渡江河的范例。6月，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两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越过茫茫草地； 红四方面军第二次通过草地后，南下川、康地区艰苦转战，损失惨重，仅名山东北的百丈镇一战就伤亡近万人，迫使张国焘放弃错误的南下方针，等待与红二、六军团会师。１９３６年７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穿越草地，北出甘南，于１０月间在会宁地区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数过雪山。但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不避艰险，为中国革命而英勇献身的事迹将彪炳日月，永不磨灭。 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之第五、九、三十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西路军两万多名指战员在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的指挥下，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指示，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强敌围攻下孤军血战，视死如归，慷慨悲歌，写下了气壮山河的一页，充分表现了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倪家营子大血战，我军１．３万余人被数万敌骑兵、步兵和反动民团重重围困在４０多个屯寨里，人自为战，屯自为战。因子弹极端缺乏，每当敌人蜂拥攻来，指战员们就跃入敌群，全凭大刀、木棍、刺刀与敌厮杀。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有的同志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有的赤手空拳抱住敌人摔打、撕咬。这样的血战历时４０个日日夜夜，总计毙伤敌近万人。１９３７年３月，西路军终因敌众我寡、疲兵屡战、弹尽粮绝等原因而失败；余部经祁连山抵达新疆时，只剩下４００余人。这是红四方面军遭受的又一次严重挫折，总部机关和３个建制军覆灭。上百名团以上干部和上万名指战员英勇牺牲，许多被俘人员惨遭杀害，真是山河为之呜咽，风云为之变色！但在４个多月内，西路军在极为罕见的艰苦条件下浴血奋战，共歼敌２．５万余人，吸引了河西的１０多万敌人西向，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西路军的壮烈征程，将永载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 当西路军西进时，红四方面军之第四军、三十一军留在河东与红一、二方面军并肩战斗，取得萌城战斗、山城堡战斗的重大胜利。西安事变后，即南下三原、淳化支援友军，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党领导的所有红军一样，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程，是中国革命战争艰巨性、残酷性、曲折复杂性的具体反映。数万红军指战员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纪念。红四方面军为中国革命，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红四方面军先后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都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都是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地区。鄂豫皖苏区与中央苏区南北呼应，互相配合，其地位和影响高于其他苏区。就蒋介石国民党方面言，也是最看重这两个苏区，其“围剿”兵力也以这两个苏区为重点。尤其是鄂豫皖苏区，国民党认为它是宁汉之间箝制中原、威胁其统治的心腹大患，因此在历次围剿中首先对鄂豫皖边区用兵。而川陕苏区的开辟，意味着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到了西北，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可视为鄂豫皖苏区的延伸和新发展。 它既支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也为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初始奠基。全国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前年5月8日在金寨召开的安徽省纪念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胜利70周年大会上指出：红四方面军创立的先后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共和国的摇篮之一。 第二，红四方面军是三大主力红军中保存军事骨干最多的红军。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红军3万余人，其中原红四方面军所剩的两万余兵力，成为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宝贵战斗骨干，既为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后来在不同岗位上，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四方面军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同一天诞生后，为这个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战。它当初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大主力，粉碎了敌军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在长征中又经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以及西路军的惨烈征战。还有1932年未参加西征川陕的一部分队伍成立新的红25军，后来也转移征战，率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编入红一方面军。留在苏区的红军则坚持了异常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使大别山的革命红旗始终未倒。红四方面军及其衍生的部队，在各个地区的战斗都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中央红军和其他地区革命武装的斗争。 这样，在鄂豫皖苏区产生的三支部队，到抗日战争时期分别改编为129师、115师和新四军第4支队；到解放战争时期分别编入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浴血奋战，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在一个苏区产生这样三支军事力量，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延安时代后期，郑位三曾说过：党领导的军队中，高级干部有70%来自鄂豫皖； 
就是说，红四方面军虽然经过长期转战，三过雪山草地，并且有红西路军的重大损失，但仍然保存了大批军事骨干。建国后全国十大将军县中，大别山有5个，其中有金寨和原六安县，六安籍开国将军有108人。籍贯在大别山区的将军有340多人，还有许多将军曾战斗在红四方面军和大别山区。 第三，红四方面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探索和运用的战略战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源头，是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红四方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征程中，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如：坚持党指挥枪原则，自觉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牢记我军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严格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重视军事训练，提倡勤学苦练，等等。正是这些优良的革命传统，哺育了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创造出伟大的业绩。上述传统在红四方面军中都有充分体现。 1934年11月初，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通过了政治机关工作细则，制定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十六字训令，其具体内容就体现了治军原则、部队传统和作风，同时也体现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精神和品质，如：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勇于探索革命真理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自强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平等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廉洁奉公、勤俭朴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等等。 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它之所以能够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惊涛骇浪中，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屡建奇功，敢于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决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是因为这支部队具有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有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从建军之日起，党组织就是领导和团结部队的核心力量，并不断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贯注于部队之中。鄂东北的红31师、豫东南的红32师、皖西的红33师相继诞生后，即分属三个地区的特委或中心县委直接领导，各师均设立政治机关，逐级建立党的组织，实行党代表制。还在更早时期，即连设党支部，排设党小组，党员的数量质量不断增加、提高。 在部队干部培训和政治教育方面，坚持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发展规律、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战略策略，以及阶级观念、政策观念、群众观念、组织纪律观念等为基本内容。的确，许多穷苦出身的红军战士，参加红军之初是为了找饭吃找生活出路，但到红军队伍后很快就受到革命教育和指战员的带动与影响，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 红军指战员普遍懂得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工农红军，也没有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懂得“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和保卫革命政权；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红军战士为革命事业吃苦、流血、牺牲，是莫大的光荣。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就产生了红军的集体主义、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有坚定的理想理信念（滕海清、吕仁礼）、（红25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缴获归分（苏焕清万里长征挑银元）党的绝对领导，是红四方面军战斗力量的源泉。 第二，有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骨干。建军初期的团以上干部，主要是黄麻、商南、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骨干。他们土生土长，与当地的民众有血肉联系。另外，则是由党中央派来的少数军政领导干部。这批建军骨干，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修养，富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创造性，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领导红军渡过了艰难的初创时期。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军、师、团三级干部主要来自基层，一般都是按照班、排、连、营的顺序提拔起来的。他们多为优秀工农分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年龄不过二十几岁，但长期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乎没有一个同志身上不带几处伤疤。 
英勇作战不怕死的事例很多。他们不仅忠于党，忠于人民，生龙活虎，斗志顽强，而且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基层工作经验，熟悉士兵，了解士兵，能与部下打成一片，能上能下，团结友爱。 许多同志经过各种训练班或彭（湃）杨（殷）学校、红军大学的培养，不断提高了军政理论水平。有了这批久经战火锻炼的领导骨干的支撑，红四方面军才能愈战愈强，百炼成钢，历尽艰难险阻而打不垮，拖不烂。就是在西路军那种万分惨烈的绝境中，部队仍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万众一心，血战到底，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包括连、排、班）畏葸不前或叛变投敌。徐向前元帅曾满怀深情地说过：这样好的部队，真是难得呀！ 第三，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优良的战斗作风。从实际出发，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去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红四方面军迭克强敌、战绩卓著的根本原因之一。鄂豫皖时期的游击战争阶段，徐向前、戴克敏同志即制定了七条游击战术原则：（１）集中作战，分散游击；（２）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３）敌情不明，不与作战；（４）敌进我退，敌退我进；（５）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６）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７）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些原则，适应了当时的作战要求。转入运动战阶段后，方面军因时因地因敌制宜，或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避实击虚，飘忽歼敌的战法；或采取外线进攻，创造战机，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法，以达到争取主动、大量歼敌的作战目的。与此相适应，在训练和实战中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奇袭、化装奇袭（林维先连闯五镇、梁从学）、围点打援（红四方面军最拿手最出色的战术、苏家埠战役）、迂回包抄、分割歼敌等战术特长。川陕根据地时期对付优势敌人的大规模围攻，方面军则依据山高路险林深的地势，创造了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采取积极防御，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反攻歼敌的战法。粉碎敌人的每次围攻，均先经过一个旷日持久的运动性阵地防御阶段，节节抗击敌人，逐次收紧阵地，以最大限度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 待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后部，供应困难，士气沮丧，攻势已到“三而竭”的地步，我军再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重点突破，纵深迂回，予以包围歼灭之。部队在训练和实战中，掌握了山地战、隘路战、丛林战、河川战、阵地战、攻坚战、夜摸夜袭、大纵深穿插迂回等多种战术手段，并且涌现了荣获“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钢军”、“夜老虎”、“夜袭常胜军”、“百发百中”等称号的一批各具战术特长的优秀团体。方面军不仅有灵活的战略战术，在徐向前同志的领导和示范下，还形成了敢于打硬仗、恶仗的优良战斗作风，保证了部队胜利实现战略战役企图，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 这种战斗作风，是在长期的实战中以及训练和日常管理教育中养成的，来之不易，而一旦形成，就能在战斗中取得破竹之势，百战而不殆。徐向前元帅把这种战斗作风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它在历次战役战斗和战略转战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徐帅在《历史的回顾》上册有专门的论述。 第四，有坚强的团结和严明的纪律。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来自被压迫的底层，为了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同命运，共呼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官兵之间，军政之间，上下级之间，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之间，新老同志之间，各部队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总的说来关系是融洽的，有了矛盾也能得到及时解决。在战斗、行军、长途战略转战中，指战员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舍生忘死，先人后己，相互帮助，相互支援的事例，不胜枚举。 当迎接兄弟的红一、二方面军北上时，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极为振奋，一面奋勇攻击、阻击周围的敌人，一面筹集大批粮食、牦牛、衣物，支援和迎接兄弟部队。当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时，朱总司令“天下红军是一家”、徐总指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等至理名言，在部队中广为流传，成为抵制和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强大动力。严明的纪律，是部队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团结群众，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 
红四方面军的纪律规定为十条：（１）不拿穷人一针一线；（２）不拿穷人粮食；（３）对穷人态度要和蔼；（４）爱护枪不要弄坏；（５）节省子弹勿乱打；（６）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７）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８）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９）得物资要先照顾伤员同志；（１０）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这些内容，反映了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色。军令如山。全军上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指定按时到达的地点必须按时到达，决不容许违抗、贻误上级的命令。由于红军的纪律是建筑在阶级自觉基础之上的，发生违犯纪律的现象又必须严肃处理，因而既保持了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性，又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他们把党和红军视为救星、亲人，踊跃参军参战，愿意为保卫革命果实贡献一切力量。黄安战役期间，附近的数十万群众一起出动，男子运粮草、送弹药、抬担架，妇女为红军烧水煮饭、救护伤员、缝制衣服鞋袜，赤卫军直接参加战斗，形成人民战争的壮观场面。攻破城池后，敌师长赵冠英化装逃跑，就是被赤卫军活捉的。苏家埠战役期间，皖西人民支援。 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后，那里的红旗一直不倒。在川陕根据地，每次战役战斗都有大量地方武装和赤卫军与红军并肩战斗，群众则组成许多运粮队、担架队、制鞋队、缝衣队、慰问队，支援红军。“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在山高路隘的川北，为红军运送粮食、弹药、战利品，转运伤病员，全靠人力挑、背、抬，费力得很。反六路围攻战役期间，仅参加运输队伍的群众即达百万人次以上。如果没有这支运输大军，红军要粉碎敌人的围攻是不可能的。鄂豫皖边和川陕边的人民群众，与红四方面军血肉相连，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列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勇敢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因而也是最艰难、最曲折的一个历史时期。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培养造就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和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党和红军集体奋斗的结果。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正确方向。 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同志的领导下，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成长起来的。上面所说的红四方面军的基本特点，从根本上说也是党所领导的各路红军的共同特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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