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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都南京的争论和定调 太平军攻占武汉以后，面临着三个进军方向：北进河南、西入巴蜀、东下东南。石达开劝杨秀清“先图入蜀，再图四扰”；洪秀全在长沙时意在进取河南，“欲取河南为家”，问鼎中原，直捣虎穴，但首次攻占武昌却想在这第一个到手的省城“建都”了，随武昌陷落而作罢，那么接下来取南京为都也不勉强了；杨秀清“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迳取江宁为'巢穴’”。杨秀清假借天父裁决，夺取南京，踞为根本，徐图进取。占领南京以后，洪秀全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大军直趋中原，取河南为业，把反清战争推向北方，推翻清朝统治，夺取全国政权。清朝危机四伏，人民蜂起四方，“斯时北路尚未设防，城堞不坚，地无险阻”，[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15页。] 人心慌乱，整顿未就，攻敌未备，虽未必犁庭捣穴，亦必能动摇根本，加速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排挤，激动全国人心，局势将大为可观。正如罗大纲说的：“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罗大纲谋勇兼深，功大名显，为天国著名战将。但其人为三合会首领之一，受洪、杨等上帝会领袖疑忌和排挤，仅得为中级军官，其人不被信任，其意见不受重视。杨秀清只想自己镇守南京，要洪秀全北征。据《忠王李秀成自述》说： “此特（时）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少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殓（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为？’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 决定建都南京，主要是杨秀清一意孤行的结果，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由于洪秀全了解杨秀清另有企图，如果亲征，既恐天地会在北进途中壮大，脱出自己范围，异军突起，同自己争江山，又深恐杨秀清后院放火，轻则坐享其成，重则绝其后路，前后受敌。正是因为各藏机心，互相疑忌，使洪秀全主力北伐之议胎死腹中。时住南京的地主文人马寿龄以诗记事说：“朝名天，国名天，京名天，尽人假托天无言，蛊惑愚人恐不足。或言天王思迁河南都，变妖当扑臀之肤，否则天王斫头颅”。[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6页。]早在1853年，杨秀清即获得了扑天王之臀、甚至能威胁斫天王头颅的权威。洪秀全被迫屈服。 二、定都南京的严重军事后果简述 太平军占领南京，是他们造反的重大胜利，又是他们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定都南京，就当时来说，是失去了极为有利的战机，给清政府以喘息之机，有可能组织力量攻击太平军。恩格斯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第一原则是迅速行动，直到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为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单行本，第90页。]从全面和长期说，“既然建都南京，就极易使太平天国处于不利的被动局面，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一个沉重包袱，它的保卫问题和粮食问题经常成为军事和经济的头等重大问题，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第253页。]它奠定了太平天国保守主义的战略基调，绑死在一棵树上，除了天京以外再无所谓全局，敌人只要一打天京，太平天国的所有其他部署立即被打乱，南京最终成了吸干太平天国生命力的肿瘤。 （一）战略重心转移，株守南京影响了北伐大业，便于敌人对自己聚而歼之 既然建都南京，就势必要把确保南京的任务放在了首位，侧重点由对中原心腹的进攻转换为对南京的防御。南京依赖安徽、江西、湖北的粮食供应，要确保南京就必须大力经营长江流域，夺取长江上游武汉、九江、和安庆三大据点，太平军主力被迫摆在了西战场，北伐大业就只能寄托于偏师的侥幸取胜了。既得之，患失之，害怕敌人对南京的威胁从而自动解除了自己对北京的威胁。北京的威胁一解除，南京的威胁就随之而至。它把自己放到了敌人的包围圈里，使敌人有明确的进攻重点，给了敌人聚而歼之的时间和机会。使敌人既有时间又能腾出力量来设置包围圈，从此太平军由攻势转为守势，由外线作战为主变为内线作战为主。而且在清方南北大营的多次围攻下，只能从外地调兵解围。太平军东下占领南京之时，各路清军也分头逼来，建立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对南京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建都南京后首要的军事任务，已经不可能是把革命推向全国，而只能是如何解除清廷南北两大军事营垒的困忧，每当太平天国有所作为之时，他们就在大本营牵制捣乱。太平天国从1853年建都天京到1864年覆亡为止，清廷这一强大的军事压力与威胁一直相伴始终。 这种军事保守主义战略，是一般人最易犯的毛病，非独某些太平军领袖为然，自古而然。但对太平军来说，可以说是有着致命的危害的。有宋一代，唯辛弃疾以其非凡的战略眼光，一反南宋的传统防守战略，提出了“出兵以战敌之地”的主张，论述得何等明白透彻，正好可以用来 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太平军的军事保守主义危害。他说：“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来攻，孰为利？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孰为得？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也”[ 《美芹十论》第十篇《详战》。]。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当时的南宋统治者和后来历代军事将领能领会辛氏战略精髓的人才实在微乎其微。 （二）它拖住了自己的主力，丧失了向外围发展的机动性 如果太平军占有南京，守住武昌，拥有武昌至南京的千里地带，以享有粮仓之称的江汉平原的粮食，不仅可以保障武昌、南京和前线的后勤供给，还能在版图上割裂清朝统治的完整性：“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然后主力北伐，数路策应，以所向披靡之势迅速占领北京，不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冷眼旁观的西方观察家，还是后来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都持赞同与肯定观点。即使不能确保北伐成功，也能保证进退自如，又何至于偏师北伐的无策应、无退路呢？令人遗憾的是，太平军不仅未能乘势攻取北京，而在进军南京之时，又忽略了武昌的重要战略地位，竟将它主动放弃，全军顺流东下。如果太平军分出一部分兵力守城，并不影响攻略南京。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会取得刘邦、朱元璋的胜利。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不从一举统一天下考虑，单从割据自保考虑，保守南京，也不能放弃武汉。曾国藩说：“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围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州之饷道，则势成割据之势。”[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后来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在奏稿中也说：“武汉形势壮阔，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而武汉则为荆襄之咽喉，武汉有警，则邻疆震惊，南北均阻，控制无术。”[ 《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十四。]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或是敌人统治薄弱，或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都具备占而有之的条件。浙江为李秀成重视而不为天京重视，刘丽川小刀会占领上海后如果太平天国能意识到其意义不因军事形势困难而忽略它，其意义都将是非比寻常的。一个南京的保存是以很多战机和战果的丧失为代价的，不只是一般的的得不偿失，简直可以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如果能批亢捣虚，不死守南京，不拖死安庆，动一盘活棋，情况必会大的改观。 观小刀会占领上海一役的场面就可理解清廷之虚弱、洪、杨之无能，以及人民能量之大了。 8月3日，周立春等首先发难，上海城为小刀会所据，可称是兵不血刃（只有县令因拒绝交印而被杀）。 “初五日夜半，（周）率众数千人，呼啸入道署，吴（健彰）急升堂谕祸福，而所集义勇亦倒戈叛, 佥曰：大人请起。一呼而阖署皆裹红巾焉。” 再看北伐军二万余人长驱北上，乘虚蹈隙，半年横扫五省，从长江流域打到天津附近，距北京仅三百余里，一直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始终保持着对敌进攻的态势。讷尔经额率万余清兵从怀庆回防直隶，刚到临洺关，闻北伐军至，“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 薛福成：《讷相临洺关之败.》，《庸庵笔记》，卷1，第4页。]。“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无不各鸟兽散。正阳门大市若荒郊，无人迹[ 邓文梹：《哭不足以济事》，《醒睡录初集》，卷3。]”，朝堂之上，王公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 同上。]。咸丰已经准备逃往热河。 清朝诚已摇摇欲坠，奈洪、杨终非了此一局之人。 （三）拖垮了自己的军队，影响了根据地建设 坚守南京使陈玉成、李秀成等将士两头作战、瞻前顾后，穷于奔命，拖垮了自己的军队；两面作战，不断为天京救火，使任何进攻都只能浅尝辄止，攻击不能彻底，战机不断放弃，胜利成果不断放弃，既使天京保不胜保，同时又影响了这些地方的根据地建设，尤其是无法深入发动群众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为了救南京，只能老是玩着“围魏救赵”的单一老谱。“取势于千里之外”、旋战旋走的“围魏救赵”，只能通过给敌人一时困扰缓解天京燃眉之急，一时之计非长久之计，可一不可再，而纸上谈兵的洪仁矸硬是一用再用，洪秀全更是如此。蹇叔谏秦穆公说“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古代军事史上“非所闻也”的战略战术竟为洪秀全、洪仁矸作为锦囊妙计津津乐用，孙膑的围魏救赵是以逸待劳，而洪氏兄弟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能以逸待劳，反而劳而无功或劳而少功，拖垮了自己，对敌人只是起一时的吓唬作用，对自己却是致命的。医的是“眼前疮”，剜却的却是“心头骨”。天京一地一时的平安是以牺牲自己的有生力量、有利战机、有效战果作为代价的。 时东时西，忽南忽北，进攻不能彻底，战果无法巩固。浅尝辄止，大胜时机会丧失；随占随弃，使小胜成果往往放弃。进攻不彻底，等于没有真正的前方；随占随弃，等于没有真正的后方。大胜只如小胜，小胜有如不胜。即使陈玉成、李秀成不断作战、不断胜利，也改变不了南京保不胜保的局面。“**十误”第十条。李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改为“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 三、具体谈坚守南京与陈玉成之死的关系 为了攻克南京，曾国藩死死咬住安庆不放。洪秀全要死守南京，就需要陈玉成死守安庆。天京拖死了安庆，安庆和庐州拖死了陈玉成。 安庆是天京的西大门，是安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安徽根据地又是天京的西部屏障，是天京和西线太平军人力物力的供应基地。正如洪仁玕所说的“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他和洪秀全从巩固天京着眼，十分重视对安庆的保卫。陈玉成由于曾长期活动于长江上游，无数次战斗的锻炼，使他具有只有占据上游才能保卫天京安全的观念，因而对安庆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安庆的得失非常重视。 江南大营覆灭、苏浙根据地开辟，引起反动阵营的恐慌。咸丰命曾国藩督军径赴苏、杭，“保全东南大局”。曾国藩认为：“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服金陵之张本。”拒不应命，继续督湘军主力进犯安庆。只要洪秀全的死守战略一日不变，曾国藩的死咬战略就一日有效。一旦洪秀全对天京弃守两可，曾国藩真是欲咬不知从何处下口了。 如果天京可守可弃，那么安庆也可守可弃，这样天京就不成为拖累李秀成、拖死陈玉成的负担，反而转守为攻，可以策应陈玉成、李秀成主动进攻，死棋下成了活棋。陈玉成无后顾之忧，就有了攻克武汉的把握。不死守南京则安庆可守，武汉可得，南京亦未必失守，是为不守之守。 一八六○年春，陈玉成、李秀成合兵破江南大营，天京再度解围。在1860年5月天京高级将领会议上，洪秀全就批准了洪仁玕先取苏、杭，然后分兵南北两路，沿江西上，奔袭武汉，以救安庆的战略计划。 1861年，陈玉成西征队伍攻克黄州，离武汉仅160里。曾国藩把主力摆在安庆外围和安庆对面的皖南，而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却非常空虚，曾国藩供认“江、湘、皖、吴、秦、豫，皆视鄂之安危以为安危，鄙人隐忧，惟此为最大耳。”武昌清军不满3000，战不能战，守不能守，湖北巡抚胡林翼远在江西，惊慌失措，埋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飞调水陆援军，但缓不济急。由于英人恐吓，加以李秀成南路未至，主要是湘军根据曾国藩“我但求力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方针猛攻安庆，而陈玉成也没有意识到如果据有安庆上游的武汉，曾国藩、胡林翼之流的“必保鄂然后能谋皖，必保皖然后能平吴”的反动战略就无法实现，“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反动部署也必然破产。陈玉成因解安庆之围心切，弃虚而就实，放弃唾手可得的武汉回援安庆，执着于同优势敌人直接争夺安庆，这样就坐失战机，使保卫安庆的战斗更加艰巨。 如果洪秀全、陈玉成以曾国藩咬安庆的咬劲咬武汉，“我但求力破武汉，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则武汉可得，安庆不加危。弃武汉不攻则安庆不可守，安庆不可守则再后补攻武汉即无意义。 一到陈玉成不能攻取武汉，安庆之危几不可解，唯一的出路，就是当机立断，组织退却，放弃安庆，保存实力，待机破敌。然而在安庆保卫战中，为保天京，也为了自守其“分地”，陈玉成违反“完军为上”的军事原则，不惜牺牲主力，死救安庆。为了保住安庆，陈玉成竟一再冲进敌人的预置阵地，死打硬拼， 20000余将士英勇奋战，全部壮烈牺牲，西线太平军精锐部队丧失殆尽，而安庆还是没保住。这对太平天国是一个致命打击。正如洪仁玕所说：“我军最重大的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3页。]” 第二次西征之前、西征之初，不株守南京和安庆，可以奔袭武汉，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攻其必救，既可解安庆之围，又能乘机歼灭湘军主力，可以巩固安徽和江浙根据地，甚或可以开创更好的局面。 第二次西征失败，当时，曾国藩对安庆进行'围城打援’，陈玉成可以灵活选择战略方案，或者主动放弃安庆，营救安庆守军出城，或者挺进敌人薄弱的内线运动发展，则陈玉成北走豫、陕，联络捻军，“分兵扫北”，大则实现其“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的夙愿，小则可以与敌人更长久地周旋。 安庆保卫战在安庆外围激烈展开，这件事的本身就意味着太平军从战略上的主动转为被动。也正由于陈玉成战略思想存在问题，以致他所擅长迂回包抄、避实就虚等一系列战术没有能够运用，反而和湘军主力进行决战。这时湘军精锐尽集安庆外围，马步各军达五万之众，还有水师配合，并有经营一年多的防御工事。主客之势业已形成，敌我力量又有悬殊，使陈玉成在安庆外围战事屡遭挫折。在攻坚战不利的情况下，他没有寻求新的对策，孤城安庆的争夺，吸引和消耗了他的兵力，给太平军带来很大损失。因而，安庆保卫战的失败，是西征计划半途而废的必然结果。 安庆的失陷，太平天国革命面临严重局面，如何挽救危机，需要正确的策略来指导军事行动。当时，陈玉成的处境非常困难，安庆新败，士气低落，回到庐州之后，“尔言我语，各有一心”，加上由于天京发生“耘天燕之案”，陈玉成“见朝中办事不公平”，“具本启奏”仗义直言，结果“小事酿成大端”。[ 《陈玉成谕马融和》，《太平天国》第2册，第745页。]洪秀全派人“恭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指责陈玉成“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并给予革留处分。安庆失守，陈玉成为洪秀全保守主义战略付出了巨大牺牲，而洪秀全对自己的保守主义战略不知躬自反省，改弦更张，反而委过于人，对愚忠的陈玉成落井下石。陈玉成对安庆之失本已有愧于心，再加上洪秀全苦苦相逼，“见势如此”，“心繁（烦）意乱”，萌发了以死明志的念头。这一切使陈玉成没有能冷静地思考对策，也没有采纳赖文光的“北连张、苗，以固京师，次出奇兵，以进荆、襄之地，不下半年，兵多将广，可图恢复皖城，俾得京门巩固”的正确建议，错误地“请命自守”[ 《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决定“坐守庐城，愚忠于国”[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52页。]，“死守上游”，为天京“犄角”，把自己放在占有优势敌人进攻的焦点，想以死相拼扳回大局。后虽派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师由庐渡淮，经豫入陕，“广招兵马，早复皖省”。但这支精锐部队的远征西北，对牵制敌人东下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犯了分兵的错误。他虽然竭力加强庐州的防务，修垒筑卡，挖沟濬濠，但此时湘军已顺流东下，连陷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等地，庐州和天京联系非常困难。多险阿也在一八六二年初自舒城进至距庐州三四十里之处，“步步为营，渐次逼城”。一八六二年五月陈玉成突围走寿州，不幸为苗沛霖诱俘。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就义于河南延津。 陈玉成一误于武汉、再误于安庆、三误于庐州，与其坚持天京军事保守主义关系至大。其他各王大多缺乏全局观念，消极迁延，救援不力，也是导致安庆保卫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庆失守，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西线的战斗已经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之中了。 1862年5月底开始天京会战到1863年6月进北攻南计划失败，天京之危不解，而李秀成往返奔波，丧失了巩固和发展江浙的大好时机。为保天京而加速安庆、江浙失陷，等于自拆藩篱，也加速了天京失陷。洪仁玕说：“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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