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皇帝有什么事，交代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 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这是当时皇室与政府关系之大概。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有很多事实表明，封建时代，所有的权力都是私权，所谓王权或者皇权，也就是皇家的家权。 最为典型的体现，是权力的继承。天子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兄弟、子嗣，这些被分封的诸侯，也将自己的诸侯权传给儿子，同样，诸侯也在自己的管理区内分封土地，分封的对象，同样是兄弟，是儿子。 这是典型的私权相授。 此外，古代几乎所有官职的称谓，同样是私权的体现。比如宰，比如相，比如臣，比如卿。 卿和士后来变成了双字词，但在最早，卿和士不是一回事，都是单字表义。 卿是天子或者诸侯属员，也就是天子或者诸侯的臣。卿是亲，是近，是情，也是清。这些字的合义，表交这情感血缘上的近，后来演变为一种特殊的辅助关系，即卿。这种亲近关系，还有一种特殊性，即相对和辅助。所以，不仅天子或者诸侯称呼下属官员为卿，夫妻相称，也是卿。 臣也是丞，是承，是成，是呈，也是钱穆先生所说的贰。还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但已经没有了辅助，更多强调的是与上相对的下。 士也是贰，可能是天子或者诸侯的贰，也可能是卿的贰。这个贰的不同在于，如果是诸侯或者卿的贰，自然没有受封权，只有一条路，成为天子或者诸侯的卿，否则几乎没有出头之日，只会一步步沦落。 还有一种贰，即天子之贰。虽然是天子之子，却不是嫡生子，而是庶生子。庶生子没有立宗权，只有立小宗权。小宗传三代，自然也没有分封权。三代之后，如果不能成为天子或者诸侯之卿，就沦为士。 士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不能成为天子或者诸侯卿士，就会一代代沦落，最后变成赤贫。有关士这个群体，历史记载非常之少，只有少数的史料提及春秋时期，士族的崛起，以及战国的养士之风。 对于中国古代的士，欧洲封建社会，有一个接近的称谓，叫骑士。 欧洲封建贵族有爵位，这种爵位可以继承，但继承者只可能有一个人，而贵族往往有很多个子女，其他子女没有继承权。这些没有继承权的儿子，统称为骑士。 欧洲的骑士，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士，有高度的相似性。 所有史料，均未明确一件事，公权从私权中分离，肇始于何时何事何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是一片空白。 我认为，公权早期的体现，其实就是王权，而替王行使王权者，是相和史，这两个职位，恰恰是公权的肇始。 公这个字，我在前面较详细地谈过，本义是对曾祖的尊称。既然是曾祖，其曾孙就有很多。古时，一个人通常有八九个儿子，孙辈就有近百人，到了曾孙辈，有几百上千人。对于这几百上千曾孙，曾祖就是公，是共。后来，炎黄建立早期部落联盟，炎帝和黄帝，就成了类似于家族传承的公，因而称为共主，也就是主公或者公主。 如此一来，公，就引申出了公共之义。也有了韩非子所说的，背厶为公。 封建时代的诸侯之权，存在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私权，为诸侯个人拥有，另一部分是王权，由诸侯替王持有。最为典型的体现，恰恰在宰和相这两个职位，宰替诸侯行使私权，而相替天子行使公权。 此时的公权，只能说是王权，而不是公共权力，仍然是私权概念。也就是说，最早的公权，应该是诸侯权中属于王的部分。 古人自然不可能用这么一串字来解释或者定义这一权力，古人用字非常简略，只能是一个字。 这个字，有可能是爵，也可能是侯。如果用爵，表义代表诸侯，因为诸侯所授是爵位，其权自然就是爵权。但爵这个字，有其他表义，一方面，代表着爵权的全部，既包括公权也包括私权。何况，公这个字，在天子庭里，也有一定表义。 此外，爵字的使用，还有其他语义，除了诸侯之义，甚至还有酒尊之义。 除了爵之外，貌似也可以用侯来表义诸侯所持的部分公权。但与爵一样，侯有独立语义，即五等爵的次高级。同时，还延伸为全部爵爷，即诸侯中的侯，并不仅指五等爵的侯爵，而是泛指五等爵。 今天我们所说的诸侯，更为精准的说法，应该是诸爵。 除了爵和侯，自然也可以用王字来表示王权。 这个权力本就属于王，用王权的王字，看起来是恰当的。就像后来以皇权来表义一样。既显示了这种权力的王或者皇的私有属性，也体现了这是最上位权。 可王这个字，也有其专属语义，不能用得太滥，甚至包括一些与王相关的语义，也用其他字替代，比如御。比如春秋时，王自尊寡人。 诸多比较之后，只有一个字表义这种权是最为恰当的，那就是公。 公与侯或者爵相比较，是更高一级爵位，显示了王权的上位权地位。公又是共，与天子地位相当，或者说是与天子最接近的爵位。而公在纯私权领域，属于族源之祖，是宗源。此外，用公来代表，还有一层语义，公次于王，公权也就是王权的属权。 在君主制社会，公权又有特殊的语义，既表示最上位权，也表示王权，属于狭义公权。 商鞅在秦国推行郡县制，新建立的郡县，不再是私权，而是公权。 这种公权，已经具有了两重属性，一是属于王权的私权属性，一是属于公共权力属性。 属于秦王的王权属性，很容易理解，前面已经介绍，这部分私权在下级机构中所体现的，就是公权。至于属于公共属性，在于伴随郡县制，诞生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权。 新建郡县，都是秦国从其他诸侯国那里夺过来的，成了秦国的国土，也就是秦王的王土，是形而上的公地。这些土地，又被分给了农民，每丁一百亩。形而下，这些土地，又成了农民的私地。 秦王派出官员，对郡县实行管理，既是管理这些土地的公权部分，也是强制农民从土地私权中析出部分权利，作为公权。这些农民，我们今天统称为农民，而在当时，实际被理解为贱民。这些贱民，在统治者的理解中，是不拥有任何权利的。但客观上，统治者需要土地出产，必须由农民来完成，所以，他们必须将多余的土地分给贱民，统治者因此必须保护他们的部分利益，因此使得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公共权利。 公权等于全体国民出让的私权总和，也被称为公共权力。 管理公共权力，需要很多人，也需要很多机构。在中央一级，这类机构称为府，而在地方，这类机构称为衙。 府字的原义，是指收纳文书财货的房子。 财货，一般的富裕人家都有，多少而已，但需要一所专门的屋子收纳，就不是一般的富裕人家，而是绝对的大户。 更进一步，不仅要专门的房子收纳财货，还要收纳文书，即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在封建早期，拥有如此建筑的，就只能是王公贵族。到了周朝，竹简开始逐渐普及，一些大家庭也有了更多的书，需要专职房屋收纳。 王室和诸侯这类东西更多，需要更多的房子，因此，他们有专门的书房，也有专门收纳财货之所，均有专称，比如御书房。只有王公以下，才将收纳文书和财货，置于一所。 这个场所，就是府。 西周后期，社会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这个社会阶层，即士族。 士族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封建制度，将天子的兄弟以及子嗣分封为诸侯，拥有爵位，这种分封，以宗法制为基础，有大宗和小宗之分。所谓大宗，即可传之万代，小宗，则只可传三代。 传万代，传的是姓和氏，也是爵位，就是通常所说的贵族。今天大多数姓，其实都是氏，就是这个大宗所传下来。而小宗，三代之后，就不能再传了。 哪些是小宗？只有两类人，一类是王叔、王子和王孙，一类是公叔、公子、公孙。 今天，我们看到，公孙是姓，但公叔和公子，已经无姓。而在相关史料，叫公叔、公子、公孙者非常之多。其实，这些人，都属于小宗，最初称为王孙或者公孙，那是因为他们是王的孙子或者诸侯的孙子，又是庶出，不属于立宗权的大宗，只能立小宗。先王去世，新王立，这些王孙公孙的地位也长了一辈，成了王子或者公子，也与王的血缘更远了。到王或者诸侯的孙辈继位，他们又再长一辈，成了王叔和公叔，血缘则更进一步疏远。 这些人，没有继承权，他们的孩子，因为血缘的更进一步疏远，不能继承父氏，便没有了姓氏。只能以祖氏为姓。 这些具有王家血统（主要是庶出）却又没有贵族之氏者，就是士。士氏同音，其实语义非常接近，只是在立宗权上存在不同。 能得到分封者，始终是少数。而士族，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之间，部分人在王或者诸侯的属下任职，成为卿。更多的人，没有这样的机会。 士连立宗权都没有，更不可能有开府权。 士族崛起之后，士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大增，一旦受到诸侯重用，便可以成为卿。王和诸侯的家庭建筑群，称为家，而卿受到重用，也需要一个集居家和办公一体的场所。这个场所，不能称为家，低一级，因而称为府。 无论是家还是府，实际都是一个行使私权之所。体现公权的时候，王室或者诸侯室，称为宫，下一级，还是称为府，再下一级，称为衙。 封建时代，能成为天子卿士者，大都是王叔、王子、王孙之类的人，而能成为诸侯卿士的，通常都是公叔、公子、公孙一类人。这两类人，地位都很高，通常有很大的府邸，没有开不开府的区别。 只有到了春秋后期，白衣士子，才有可能成为诸侯之卿。这些人，其实也是君王之后人，却又和君王的血源太远，出身寒微，一旦成为卿士，便有了高门大院。这就叫开府。 一旦开府，其府就有了公权和私权二重属性。 这类具有公权性质的高门大院，往往挂有公权性质的牌匾，如宰相府，太尉府，御史府。这类府邸往往会举办一个挂牌仪式，称为开府。 并非这类府一开始就是公权府，和天子朝廷一样，有一部分是办公场所，带有公权属性，后院通常是卿士的居所，即为私权之地，公私兼宜。 进入战国，诸侯国剩下已经不多，几个主要诸侯国，都已经成了大国。再以私府办公，颇为不妥。毕竟主要卿士的属员很多，所以不得不单独开府。 由此可见，公权从私权中独立而出，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仅仅是开府的过程，就非常漫长。 战国后期，已经有了公府和私府之分，秦统一之后，除了郡县，仍然公私合用，在中央一级，公府和私府，已经绝对分开。公府，都有单独建筑，也就是官府或者官署。这种公府的开府，通常被认为自秦建新都咸阳而始。 秦的旧都栎阳，官员之府，还是公私不分，并没有单独建立公府。在咸阳筑建新都之时，秦国已经非常强大，秦国已经有了统一六国的雄心壮志，规划新都是，其思维不再是建设诸侯国的中心，而是建设整个大秦王朝的中心。于是，设计了一系列独立的公府。 最大的官署，是相府。在秦朝还有相府，到了汉代，已经没有相府了，因为已经不设宰相或者丞相。汉代的丞相，成了一种象征意义，一种虚置。 钱穆先生说，皇帝有什么事，交代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这话没有毛病。皇帝确实是通过御史中丞完成和御史大夫的联系。 但是，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也是开府大臣，有自己的办公署所。 御史大夫这一职位，和宰相一样，有一个私权向公权析出的过程。相比于宰相，御史大夫因为是皇帝身边的近臣，私权性质更重一些。实际上，御史大夫这一职位，从始至终，也没有完全公权化。更大的监察之权，仍然掌握在皇帝手里，御史大夫，只不过是代皇帝行使监察执行权。 御史府和太尉府以及相府平级，只不过，太尉府和御史府的职责单一，属员更少，远没有相府庞大。所以宰相权重，太尉次之，御史大夫排在第三。彼此之间，只是一个排名，根本不存在从属关系。 钱穆先生说，“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这是当时皇室与政府关系之大概。” 这个大概，概得有点远。宰相或者御史大夫呈报给皇帝的事，往往是需要最高决策的大事。因为皇帝有最终决定权，所以，这类报上来的大事，皇帝能决定的，当场就御批了，万一不能决定的，还有一道决策程序，召开御前会议。 御前会议，才是君主时代最高的决策机构。 所谓御前会议，也就是通俗所说的廷议，或者朝会。这种会议议决的都是大事，不可能天天开，往往是固定多长时间开一次。 御前会议的决策方式，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常常看到的，某些事，由钱穆先生所说的程序上呈皇帝，还有些事，由大臣在御前会议上直接提出。 事情提出来后，仍然是皇帝能当场决定的，便立即拍板，觉得有必要讨论的，会充分听取御前大臣的意见。这些御前大臣，包括三公九卿等，都可以发表意见，甚至包括涉及某一领域、某一地方事务，也会邀请相关人员参与，并且表达意见和建议。 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常委会。常委总是那固定的几个人，列入常委会讨论的某一议题，往往由专事官员汇报。如果讨论的议题特别，还可能特别允准或者是邀请某些成员参与。 一个议题，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讨论的，经过御前会议充分讨论之后，最后由皇帝拍板，形成御旨。 御旨随后被下发给相关的执行机构执行。 非决策权范围内的事务，由具体执行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呈皇帝，通常情况下，皇帝不需要提交御前会议，可以直接御批。 钱穆先生这些对相权和皇权进行比较的文字，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皇帝其实没什么实权，实权掌握在宰相手里。皇帝其实也没什么事做，所有的事，宰相都替他做了。 历史上，确实有很多皇帝没什么事做，更没什么实权。同样还有另一种情形，皇权很大很重，非常集中，而相权很轻很弱。 皇权和相权，其实就是一种权力平衡设置，之所以会出现两个极端的情形，是权力失衡的结果。 点击进入：二号首长第一部第一章 点击进入：二号首长第二部第一章 点击进入：二号首长第三部第一章 点击进入：二号首长第四部第一章 点击进入：二号首长第五部第一章 点击进入：二号首长第六部第一章 点击进入：二号首长第七部第一章 点击进入：二号首长第七部第二章 点击进入：刘茗钰城市客厅第001章 点击进入：大亨出世第001章 点击进入：深圳斗牛第001章 点击进入：在河之洲第001章 特别提醒：每日看完更新后点一下文末右下角的“在看”，可以及时收到最新章节推送的信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