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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Michael Strand and Omar Lizardo，2015，“Beyond World Images: Belief as Embodied Action in the World”，Sociological Theory，33（1）. 尽管实用主义并没有在“信念（belief）”相关领域作出广为认可的贡献，但很明显信念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对古典实用主义来说至关重要。在最近的行动理论研究中，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主要被用于理解行动的目标，从而对抗帕森斯主义的行动论和DBO模型（基于期望、信念和机会的机制解释模型）；正如这些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后两种解释路径依赖于有意向性的目的论，认为行动中的一些决定性因素（欲望、信念、机会的逻辑推理)优先于实际行动。因此社会学中的理性行动理论与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论”本质上没有区别，两者都视欲望和信念为行动的外生因素。新实用主义者遵循杜威的主张，认为只有当行动“顺利完成”时，涉及欲望的意识和“视域中的后果（ends-in-view）”才会产生；否则，“生命冲动和后天习惯……就会在没有视域中的后果或目标的影响下发挥作用”。为行动积极设立目标的欲望和后果并不位于“先于实际行动的心智活动”之中；相反，目标和后果是“对欲望和偏好进行反思后的结果，而欲望和偏好本身是前反思的，并且持续发挥着作用”。 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理性行动理论模型和帕森斯的规范主义行动模型都认为意向性于独立于实际行为之外，意向性产生于不断持续进行着的行动过程的自我反思性控制之中。欲望、目的和利益受到情境的制约，只有出现了“行动的自动化程序”被打破的“情境挑战（problem-situation）”时，欲望、目的和利益才会被明确地主题化表述出来。然而，新实用主义的批判忽视了从非表征主义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信念在行动中作用的可能性。而皮尔斯的思想为填补这一缺憾提供了最合适的切入点。 皮尔斯关于信念的论述 对“情境挑战”的关注根植于实用主义的探究理论（inquiry theory），后者涉及到欲望、目的和利益的适当性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实用主义者如皮尔斯的一些早期文章中对信念概念的重构。皮尔斯认为，信念是指对习惯的一种确信（certitude）或“确定性（fixity）”。信仰的本质是“习惯的建立”，或“在我们的本性中建立一套行动规则”，又或是一种“大脑的习惯......它将决定我们身临其境地预想未来去做什么”。因此，“信念的感觉或多或少地表明在我们的本性中建立了某种将决定我们行动的习惯”。 因此，皮尔斯创立实用主义的初衷，即在于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关于他所谓的信念被“确立”下来的过程的学说，这一过程说明了习惯是如何获得“不言而喻的确信态度（self-evident certitude）”的。在非实用主义的解释中，确定性可能是由顽强意志（tenacity）（例如，拒绝做任何挑战既定信念的事情）、权威（例如，宗教或政治的信仰强制力）或笛卡尔式的“先验推理”产生的。对皮尔斯来说，这些关于信念的确立过程的说法有一个共同问题，它们不能承认任何改变固有本性包括“本能”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信念都是值得被怀疑的（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明确无疑的确定性），这些信念都是从现实世界的行动中获取的。作为后天获得的能力，信念在根本上仍然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因为我们仍然有能力体验到对它们的怀疑感。 皮尔斯将怀疑定义为信念的反面。“怀疑是一种不安和不满意的状态”，它源于行动中的习惯缺乏完全有效的应用。当我们去践行预先形成的习惯时，由于现实世界的阻力和有效行动的失败，我们可能会经历一种“怀疑的激发”或“骚扰”（irritation of doubt）。这种阶段反复出现则会形成所谓的“信念的破碎（shattering of belief）”。而“探究（inquiry）”则指通过建立一套或多或少被确立下来的习惯来保持“信仰状态”的斗争。因此，它是一种“确立”（或形成）信念的办法，却不涉及顽强意志、权威或先验推理。 因此按照皮尔斯的表述，探究是一个信念形成的过程，它植根于习惯对其应用的特定情境的创造性适应。重要的是，正如皮尔斯所言，信念形成的探究过程涉及“自我责备（self-reproach）”（怀疑）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相信）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习惯遇到情境挑战时，行为者会体验到一种“自我责备”的感觉。行动者必须保持好奇心作出反应来重新部署习惯，从而维持情境中的“自我控制”感。 面对行动中的挑战时，行动者会创造性地尝试发展出新的习惯，从而重新建立起情境控制（situational control）和信念。皮尔斯将这种状态描述为“为下一次行动做好自我准备”。进一步的行动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挑战，这就更新了通过探究创造性地形成新的行动模式的过程。最终，通过这一过程的不断更新迭代，行动模式开始接近于“那种固定的特征，这种特征将以完全没有自我责备感为标志”。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自我控制的行为最终趋向于习惯的最终状态，在那里没有进一步的自我控制的空间”，或者是皮尔斯所说的“确立信仰的状态，或完满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后续的实用主义思想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行动中的一般行动力包括怀疑和信念之间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型塑习惯是形成和确立信念(“自我控制”)的主要机制。 信念的自我实现属性 在讨论其他的当代实用主义理论与我们的论点的相关性之前，特别是考虑到皮尔斯关于信念是未经思考的习惯的定义看起来是多么的反常，在此我们先有必要阐述一个经典社会学观点——默顿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及其中体现出来的皮尔斯信念概念的影响。 在这个观点的典型例子中，信念以这样一种方式调节行动，即行为人改变现实以适应它们。“对情境的最初定义”（例如，“银行要倒闭了”）引发了一波行动（从银行取钱），最终改变了情境以确证最初的信念（银行倒闭了）。这颠覆了表征主义中信念与现实之间的“正常”关系，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是信念反映现实，而不是现实正在反映信念。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实现的预言是（规范主义的）社会学中的一个关于信念的奇怪案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性的颠覆”。 然而，我们并没有偏离“正常情况”，而是指出行动中的信念的模式本质上是自我实现的。为了使这一说法更为言之有物，我们需要放弃对信念的表征主义的理解，而支持皮尔斯的定义，即信念存在于习惯中，并且只是顺带被表征出来了。这表明，通常情况下，行动的未来取向是通过对即刻未来的非反思性预期来实现的；换句话说，行动者根据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信念来制定一个现在。这意味着这种对未来的承诺涉及的是具体实施的预期行动路线而非流于表征的信念。 关键是要意识到，当行动者参与到情境中，他们会预想“好像”某些东西已经存在或某些事件已经发生。在这一点上，行动的时间性要求行动者“自我定位”他们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会出现（或作为现实）的东西。因此，行动中的信念是一种对世界的“预言性接受”，它是实际行动的预设，表现为在行动场域中找到与某种独特的预想未来相匹配的“即刻遵循”的能力。 在此意义上，行动总是在发生在特定情境之中，而这些情境带有它们自己的客观倾向，在经验上和分析上是可以与信念相关的主体内性现实（intrasubjective reality）分开的。这意味着信仰作为一种实践的“预言”，也可能在其承诺和预期中失败。然而这种“失败”并不是行为人无能或不理性的表现（如极端的理性选择理论所暗示的），这恰恰是对其实践理性的揭示。在每个时刻，行动都存在多种可以被实现的可能性；然而，一旦其中一种在信念中得到实现，其他的就被关闭。由于行动者是在在先前预期的“不真实”蓝图的支配下将自己引导到即刻的未来面前，因此预期的现实可能会与情境“脱节”。这就会暂时打破信念和微观预期的现实（the micro-anticipated reality）之间的默契。 我们在此认为，这些信念与情境不匹配的时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些时刻也是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创造性的场合，即行为者“重建”他们在情境中的参与，以恢复或修补约·阿斯所说的“非反思性的信念（unreflective belief）”的状态。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阐述的，信仰与情境的不匹配也可能导致性情倾向和习惯的长期滞后和失效——也即布迪厄所说的“惯习迟滞（habitus hysteresis）”——甚至是信念完全从现实世界中退场，由此导致长期无法对情境采取适当性行动；也即“怀疑一切（radical doubt）”。 信念与创造性 总而言之，实用主义的观点强调，信念起源于实践，信念感是一种根植于习惯发展而来的对未来的承诺。为了进一步澄清，我们必须考察一下信念在当代社会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实用主义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约阿斯的实用主义社会学“情境化创造性理论（theory of situated creativity）”： “所有对世界的感知和实际行动都是建立在对不言而喻的事实和行之有效的习惯的未经反思的信念之上。然而，这种信念以及建立在之上的行动惯例，会反复被打破；既往的习惯性的自动化行动程序被迫中断……这便进入了一种实际存在的怀疑阶段。而走出这个阶段的唯一途径是重建被中断的情境。” 与对约阿斯的“情境主义”相反，行动者的创造性并不是为了解决“如何在一段时间内组织行动”的突发问题；相反，行动者的创造性是为了在信念被情境挑战所质疑时，恢复他们建立在习惯上的未经反思的信念。虽然创造性事件经常涉及到行为者创造性地发展或部署行动模式，但其背后的核心（非目的论的）动机却是行为者要恢复其默会的（主体内补的）信仰感。根据这种说法，行动的自我实现的预言通常是通过“对不言而喻的事实和行之有效的习惯的未经反思的信念”实现的。 在一定程度上行动者成功创造性地改变了环境，也便意味着“一种新的行动模式的面世”。情境的阻力所带来挑战的效果类似于皮尔斯意义上的“意外”对信念的消解。预期的反应应该是对情境进行重建，包括基于信念对“现实的新的或不同的方面”的预期。然而，这个信念形成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副产品”，它并不会作为目的论意义上意图的面目出现。这一过程是行为者通过产生新的行动模式尝试去恢复或“确信”他预先投射的和未经反思的信念。 实用主义和信念的可塑性 如果要说实用主义社会学对信念的解读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它对习惯的个体演变（或发展的）后果的理解显得过于浅薄。实用主义的解读最终淡化了所有习惯的部分毋庸置疑属性和惯性趋势（inertial tendency），因此也淡化了信念的内在“顽固性（stubbornness）”。这样一来，实用主义的说法就接近于假定所有的习惯都同等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甚至是那些似乎是本能的或相当于先验范畴的习惯）。这个问题甚至在一些强调信念的具身性及其持久性的理论工作中也很明显。 例如，约阿斯强调了习惯和行动能力，以及欲望、倾向和目标的身体性（corporeality）。就“情境脉络是行动的构成部分”而言，行为者对目标和欲望的模糊倾向，以及他为实现“视野中的后果”而动员的存在于例行化习惯之中的未经反思的信念，都受到行动者“个人身体”的影响。约阿斯拆解了理性行动理论关于行动依赖于非身体元素的假设，使习惯成为行动的主要基础。这些习惯是通过“行为者对他的身体的工具化”，在发展一个特定的身体模式时获得的。 这个论点的一个重要实例是詹姆斯对习惯的发展和人脑的“可塑性”之间相互作用的强调。习惯涉及“不易消散的极端特定路径”，因为它们被“刻入”大脑的可塑性结构之中。可塑性在这里指的是大脑“拥有一个富有弹性以至于很容易被改变和影响、但也有一定刚性从而不至于轻而易举被马上改变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每个弹性和刚性相对稳定的平衡阶段都有新的习惯的出现”。当我们在大脑的可塑性结构中“摸索出”新的习惯时（似乎主要是通过重复的行动），这些习惯实现了一种具身性的确立，反过来又使得未经反思的信念成为其具身性的功能。重要的是，詹姆斯和约阿斯的说法都意味着行为者变得更具有可塑性，而非单纯惯性行事。过去确实对于现在来说很重要，但这始终是一个可修改的过去。 然而，这种临时临场的可塑性使实用主义者无法发展出一个连贯的信念理论，尤其是当信念与主观性产生联系时。我们可以在当代文化理论的辩论中看到这一批评路线的展开，其中的典范当属斯维德勒（Swidler）的文化/行动链接模型（model of the culture/action link）：即相对搁置行为者层面的动机，而强调文化性“工具”的情境效用。实用主义的行动模型被批评为没有具体说明在信念形成或在行动中施行的过程中“是什么在行使控制权”。这个分析盲点使实用主义理论家无法说明行为者是否可能在不减轻对情境的困惑或重构情境挑战的情况下改变或保留其信念。就我们的目标而言，这意味着实用主义在说明行动的主体内部起因方面的洞察力是有限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借鉴了一个能为我们提供了更有力的文化概念的理论，即以布迪厄、利萨尔多、斯特兰德和华康德为代表的“强范式”实践理论。我们的基本立场是，行动者“通过现存情境施加的持续的、无意识的条件反射”被打上持久的烙印。如果信念是未经反思的习惯，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信念都具有相同的性质，也并非所有的信念都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行动而得到修正。同样地，行动者也不会在生命历程中的任何时候都保持一种“恒定”的创造性能力来重新调整习惯。持久性习惯的积累对新习惯的生成具有一定限制。因此，当面临一个情境挑战时，习惯化的信念并没有立即被改变，而是导致行为者以一种利用当前情境与既往情境的最大公约数来做出反应。这意味着，通过“情境化”获得的行动能力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仍然是不被质疑的，或至少在面对短期甚至中期的情境阻力时是可以抵制内心的怀疑压力的。 实践理论和信念的持久性 信念作为实践理论核心关注点的兴起，可以从布迪厄思考这个问题的演变中来考察。在《实践理论大纲》和《实践感》等书中，布迪厄早期对规则的遵循和策略的关注几乎完全被对构成“具身性的信念”的无意识模式所取代。这一点在后来书中增加的一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信念与身体”。 布迪厄在此论述的关键是对比他的“实践性信念”概念与艾尔斯特的理性行动理论和萨特的唯意志论行动哲学之间的区别。后两者将有意识的决策（在存在主义中信念是凭空产生的，在理性行动理论是通过“理性”适应世界而改变信念）作为行为者涉入世界的基础。布迪厄批判的基调是，如同所有规范主义行动模型一样，存在主义和理性行动理论将信念和行动之间的关系理想化为一种理论逻辑。避免这个陷阱的方法是否认“决策”是行动者及其对观念或行动的承诺之间的默认关系。针对这一点，布迪厄用“信念”代替了行动者与这些承诺之间的默认关系。因此，一个承诺的行动意味着存在一个支持该行动的信念；但这里出现的主体内性并不涉及一个信念或行动的决策。相反，当行动者对一个可能的行动场域保持一种“即刻遵循”（不是由表征所“调停”）的关系时，他们就会相信。 信念作为一种产生行动承诺的非语言化的性情倾向，这一概念必然要求对习得信念的形成过程进行解释。至关重要的是，行动者“自幼年其便持续地被植入到”由特定范围的权力所界定的情境以及对该情境所提供或排除的可能性的体验”之中。这意味着行为者不能让自己相信或相信自己在做某些不属于从这个（形式上的）立场所能得到的可能性范围的东西。相反，一种“即刻遵循”的关系适用于那些与“从统计学上看属于同一阶层成员”的可能性相关的现实。 那么，基于行动者对结构化的规律性的重复接触，信念“前反思地瞄准”即将出现的事物。持久性信念的形成来自于重复性的经验模式，这些模式是由行动者在场域中占据特定位置的属性决定的，这能确保即将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行动对行动者来说是“准存在的”或事前真实的。它们拥有“与直接感知到的事物一样被确信的地位”。 然而，当考虑到超越即刻情境的行动环境时，我们可以认为信念是对某一场域中成员的索引，是一种“实践性信念”，是准入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信念是认真对待该场域中发生的事情的基础。由于它涉及到对现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预期性要求，我们对于这种信念的看法也必须跟“决策逻辑”保持距离，相反我们认为决策是在信念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或决定是一种“承诺行为”，它是根据基于信念的假设而产生的，这些假设通过排除其他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而使行动者作出其决定。 除某些特殊情况，行动者并不需要通过对预期后果的反思性审查（reflective examination）来发展“理性预期（rational anticipations）”或检验“信念的合理程度（rational degree of belief）”。而在情境危机时期则是一种特殊情况，此时主观和客观结构的例行化调适（例如在预期和机会之间，现实信念的基础）被中断或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理性选择”确实可能出现，或者说至少在那些具有理性能力的能动者中会出现。 正如我们下面所说的，这里的对立与理论理性(或缺乏现实主义)和实践理性(或现实主义信念)之间的对立类似。 总而言之，对于实践理论来说，信念最好被认为是一种行动中的前反思性的相关情境、对于某种客体的固有倾向社会模式、观念和未来设想。原则上由于未来的可能性弥散于一个场域的各个位置上，因此信念包含着行动者所面临的每一个“可能的”未来。信念需要行动者对这个由其自身时间轨迹所塑造的世界有持久性的积极参与。信念也是习惯的一种功能，这种习惯由于创造性行动在受到挑战或干扰时相对具有可塑性。然而，由于行动者在一生中以时间序列的方式习得信念，因此并非所有信念都是相同的：有些信念具有可塑性，但有些信念则不那么具有可塑性。当习惯需要改变的情况时，在重构的习惯或创造性的适应能够行之有效之前，持久性的信念会发挥保守的作用。然而，在这些情况中，信念仍然是行动的组成部分。当具有时间性的环境的变化速度超过了行动者者的适应能力时，则行动必须按照原先预期的信念来执行(或扳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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