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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Simpson, 'Pragmatism, Mead and the Practice Turn'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30 (12), 1329-1347, 2009. 引言 1）在过去十年中，组织研究的学者们逐渐对“实践”这一主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在“战略即实践”和“组织学习”等领域尤为明显。这种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对学术理论研究与组织实践经验脱节不满的“实践转向”，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于组织实践中人类实践的动机、过程与其产生的结果同样重要的观点。 2）当组织研究在说明实践时，往往会为自己寻找适当的理论家，来为新观点提供依据，例如吉登斯、布迪厄、海德格尔、维果茨基、维特根斯坦和福柯等等。但本文想在此引入一种新的声音——实用主义，来提供一种综合实践的习惯性和创造性、个体分析和社会分析的视角。 理论中的“实践” 1）在现当代理论中，“实践”的用法已经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实用主义者伯恩斯坦指出，这一概念既有基于充满活力和不确定性的世俗世界的、几乎不需要理论解释的“初级”解释，也有基于哲学和理论的、构成了对社会作出回应和应负有的责任的“高级”解释。 2）伯恩斯坦梳理了实践理论的理论史（主要是马克思、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实践理论），从中总结出虽然四种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却共有一种旨在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的努力。 3）而约阿斯的文献梳理则指出，在既往的行动理论中，潜藏着人们对于实践的二元论和理性主义观点。强调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的理论表现为“功利导向”的行动理论如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结构决定论的行动理论则表现为“规范导向”的行动理论如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论。两者的分歧不妨碍它们都是理性主义行动理论的变体，并且两者都没有充分阐释人类能动性的创造性层面。（可进一步参阅：汉斯·约阿斯、扬斯·贝克特｜行动理论） 4）当代实践理论家沙兹基则将社会理论中对于实践的关注划分出三种类型。 1.受到后结构主义怀疑人类的自由行动能力的影响，有一类学者对实践的关注倒向了对建立和维系稳定持久的社会结构的关注，具体表现为组织学习、实践共同体以及社会建构身份的持久性等研究，其核心立场在于人类实践是一种趋向平衡。 2.更加强调与意义相关的心理层面的微观视角，以及人类在实践中的“倾向”和默契，其核心立场在于人类实践是一种趋同动态而非结构的趋向平衡。 3.后人类主义、特别是那些与STS研究相关的实践理论。与前两者不同，这一视角强调社会实践的突现和转变过程中的多元动力，并与约阿斯的创造性行动理论产生了共鸣。这一视角虽然看到了创造性意义的生成过程动态和物的功能，但却往往会贬低能动者的主观体验。 当前实践理论的不足 1）从文献梳理中可以总结出实践理论的两个首要主题：首先，实践是一个既趋同又分化的动态时间过程；其次，实践涉及到人类能动性的发挥。但就目前研究来看，并没有很好地将时间性和能动性得以兼顾。 2）实践理论得以立足，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尝试综合各种二元论的承诺。但遗憾的是，实践理论家目前的努力仅仅只能说是批判了这种分离的弊端，但却并没有完美地将二元论综合起来。而实用主义这一哲学的特点之一即在于坚决反对二元论，因此本文后续将禅师那些实用主义思想中与实践关系最密切的部分，来为解决当前实践理论的问题提供灵感。 米德与实用主义 1）本文所主要采用的实用主义观点来自于米德。其原因有二。一是作为杜威的友人和合作者，米德对于社会生活的经验描述，将实用主义的范围从哲学扩展到社会；二是虽然米德常常与符号互动论联系在一起，但诚然来说后者只是部分、零散地吸收了米德的思想，因此反而忽略了米德哲学真正激进且富有洞见的部分。 2）米德的思想旨在发展一种关于动态过程、突现和进化性变迁的社会理论。米德认为，人类行动不仅共享着社会结构的共性，还探索并创造性地重构意义。为了捕捉这一过程的复杂性，米德意识到需要将社会行动置于时间的流动过程中。下文将分别从相互作用性和时间性两个方面呈现米德理论中那些与实践相关的部分。 相互作用性 1）互动=相互作用？（可进一步参阅：齐美尔社会学理论中的突现论意涵） 米德曾经将“社会行为”描述为一种示意动作的对话（a conversation of gestures），一个人的示意动作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反应，而另一个人的反应也会引起前者的反应，如此反复。这种示意动作是相互作用和社会性的，因此它既是我们理解自己和彼此的手段，也是建构、强化和破坏社会意义的手段。尽管米德也使用“interaction”一词，但这并不能和“互动论”相混淆。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杜威对interactions和transactions进行了区分。 就本文而言，只需要指出，互动是发生在身心独立的行动者之间的事情，而相互作用发生在作为关系整体的各方面行动者之间；在互动中意义在行动者之间机械传递，在相互作用中意义不断在行动者之间突现。用此在后文中，作者使用的是更适切米德本意的“相互作用”而非不太准确的“互动”。 2）表意的符号与概化他人。 表意的符号是社会性的首要来源，因为它能使人们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站在他人的立场上预测别人对我们的示意动作可能做出的反应。但是尽管一个表意的符号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应该”出现的行为，但个人最终还是会自己选择如何行动。例如，当教师发出“上课”的示意动作如起立时，全班同学和教师都明白教学即将开始，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班同学都会全神贯注地坐好。 因此在表意的符号之外，概化他人也是社会调节的重要机制。概化他人代表了一个群体或共同体的普遍态度，确保了复杂的协调活动能得以进行。此外，概化他人本身就可以成为“相互作用”中的参与一方。例如，当一个人给银行打电话时，他想对话的不是电话那头一个不认识的职员。但他预测这家银行可能对自己诉求的反应时，他所参照的不是和这个职员以往对话的经验，而是和这家银行以往交易的经验。 3）综上所述，相互作用性对实践理论提供的思路在于：社会实践可以从实时发生的的相互作用意义生成的角度来理解。作为一种影响社会行动意义的能力，能动性以表意符号为中介、发生在相互作用之中。社会能动性永远不能归属于任何单一的行动者；除非其表意行为能引发某种回应，否则行动者就没有能动性。 时间性 1）米德认为，仅凭相互作用性并不能充分表述人类的社会性。受到柏格森的影响，米德强调社会行为必然是时间性的；但不同于伯格森将对绵延时间的内省式体验置于优先地位，米德认为客观事件是建构时间流的关键，只有当时间流被一个事件打断时，时间才能被体验到。 2）在《行为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Act）》中，米德同理指出，虽然人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由“客我”中植入的习惯所引导的，但当某种困境阻碍或抑制了这种行动流时，反思过程就会被激发出来。这种反思过程与杜威的“探究（Inquiry）”概念极为相似，具体分为四个阶段： 1.冲动 “问题”的出现抑制或阻止了某种习惯行为的继续。这种问题表明，行为者对彼此示意动作的预期反应与实际体验不符。 2.感知 通过对这种不匹配的感知进行研究，可以对问题及其原因做出更复杂的诊断。这一分析确定了在继续行动之前需要解决的条件。 3.操纵 形成并评估关于如何纠正问题的其他假设。在这一阶段，米德的逻辑与皮尔斯的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概念密切相关，通过遡因推理，可以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4.完成 问题至少在当下得到了解决，活动继续进行，尽管与最初的行为模式有所不同。随后的行动证明了这种变化的有效性，无论这种变化十分微小。 3）米德的时间观认为，过去和未来都寓于现在的行动之中。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行动者必须不断重构他们过去的历史（经验），以理解他们当前的相互作用。与此同时，他们将这些理解投射到未来（预期），以推断当前行动的可能结果。 4）与静态的“客我”相对，“主我”提供了米德理论中的动态原则。当“主我”展望未来时，“客我”的行为习惯提供了必要的参考消息；而“主我”则是行动的创造性替代方案的源泉。基于此，米德对于行动理论或曰实践理论的建构是非目的论的，目的和手段是在社会情境中共同构成和共同发展的，不存在孰先孰后的决定关系，并且社会情境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的。 这些对实践理论来说有什么用？ 1）引入一个具有动态性和突现性的实践概念。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生活意味着积极和反思性地涉入那些构成“经验”的相互作用。“经验”不仅是一种过去体验的沉淀，还包含了上文中所说的相互作用性、社会性、反思性、投射性和预期性。这意味着实践的结果无法从目的论的意义上进行预测；相反，实践是对未来的演绎，是在行动者预测其社会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时出现的。这些预期性行为决定了行动者对其正在进行的行为的决策，并最终型塑了他们的世界。 2）实用主义观点的第二个关键含义是，实践和自我认同是共同建构的过程。 也就是说，行动者在他们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获得自我的目标、意义和感觉，从而不断地建构“客我”。 米德认为，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我能才能看清自己，才能产生自我意识。实用主义视角提供了一种可能更富有洞见的视角，它将自我认同和实践视为共同构成、相互作用和意义生成的过程。 3）实践在动态过程中既有趋同也有离散。诚然“客我”所承载的“概化他人”提供了一种建立和规范社会行为预期的手段，但“主我”的存在保证了行动者的创造性和解决新出现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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