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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道德直觉的判断，未必一定有利于长远的社会公益。 看到一则新闻，觉得挺有讨论价值的，简单说说。 最近，有一名男生考南京大学物理学系的研究生，专业课排名第一，但面试之后却被刷下来了，一查原因，疑似是其思想品德考核不过关。在此之前，有多名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帖，向学校反映，该名学生存在严重素质问题：他曾在学校宿舍录视频虐杀猫，还加入过一个以虐猫为乐的网络团伙。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该生被南京大学刷下之后，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传出消息，该生已经进入兰州大学复试调剂名单。于是有些网友有跑去兰州大学的微博等平台上上留言施压，要求兰大坚决不要录取这名学生。 实事求是的讲，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心情也挺复杂的，因为虽然不养猫，但我自己就非常喜欢猫，是潜在猫奴一名，我至今不敢看任何一个网传的虐猫视频，我也没办法想象一个正常人会以什么样的心态，平白无故的对一只猫狗下这样的重手，还录下视频来以此为乐，甚至博取流量。 我觉得有这样癖好的人，内心里也许都有欺软怕硬的潜质，他们知道小动物对他们的肆意侵害无法反抗，所以乐于对动物施加残忍的虐待，自己则扮演对这个生灵予取予求而不受任何威胁的“上帝视角”——这种心态再前进一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媚上而欺下，对比自己弱小者肆意妄为的“个体暴君”。 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警惕、谴责并且惩处虐待猫狗的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惩处“虐猫者”，是为了防范他们最终成为“虐人者”。 但这种惩处的限度应该在哪里的呢？ 从新闻中我们可以得知，在虐猫行为东窗事发之后，该男生曾经接受过公安机关的批评教育，并且写了保证书，保证之后不在进行类似的行为。 这个惩处，老实说其实不足以“惩前毖后”、打断他的行为。但目前我国确实也没有相关的法律，能支持给予虐待猫狗者更多更适当的惩罚，这是我们的法治建设有待完善的地方。 但与之相对应的，在虐待者已经接受了惩处（哪怕不足够），依然以此为理由，让他在考研过程中因此被刷。这个处罚同样存在问题。 因为“一罪不二罚”是一个法律的常识，那些虐待、伤害他人的人，在蹲完大牢之后，尚且有权重新开始工作，有权受教育。一个学生，因为曾经虐待了猫狗，就要被心仪的大学拒之门外，甚至可能这种拒绝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让他因此无权受研究生的教育……我们要问，相比之下，这样的处罚，是否又过重了呢？ 思考后我们会发现，其实这名学生当初在公安局受到的处罚过轻，与眼下他受到的处罚过重，这两件事是一体两面的。法律给与犯罪者相应的惩罚，不仅仅是为了惩恶扬善，另一层含义其实也是为了给犯罪者一个赎罪的机会，让所有人都看到他已经受了相应的惩罚，从而可以重新融入社会了。所以比较而言，如果我们的法律未来能够完善，对于虐待猫狗、甚至发视频到网上的人给予“xx小时社区义工”之类的惩处，这对于虐待者本身来说，也会是一件好事。 因为适当的惩处能够帮助他们洗去道德上的污点，以重新开始。 总而言之，我觉得以学生曾经虐猫为原因判定其研究生不合格，这个处罚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它不符合一罪不二罚的原则，让人因为某种罪责（即便这个罪责是令人厌恶的）永久的被取消某种权利，在法理上是不适当的。  而对于虐猫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件事其实也值得思考。 虐待猫狗问题在美国最初引发重视，应该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1964年，著名的连环杀手、绰号“波士顿扼杀者”（The Boston Strangler）的阿尔伯特·德·萨尔沃 (Albert de Salvo)落网了，该凶犯在此前两年的时间内，用异常残忍的手段先后强奸、虐杀了13名女性，震惊了整个美国。
而媒体对该凶犯的背景调查发现，此人在童年时曾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小恶魔，他经常把流浪甚至邻居家养的猫狗抓起来，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致死。 美国当时没有惩处虐待动物者的法律（说来讽刺，人类史上第一部反虐待动物的法律，是20世纪30年代在希特勒力主下由纳粹德国制定的），结果就只能放任这个熊孩子这样胡作非为。 而萨尔沃很可能就是在这种虐待动物中培养了他的残忍，最终觉得虐待动物不过瘾，将魔爪伸向了女性。 但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随着几年后萨尔沃在监狱医院中被人刺杀而成了永远的谜。 但精神病学家约翰·麦克唐纳持续关注了这个案件，并进一步对恶性犯罪者的童年进行大量统计调查。最终他得出结论,认为青少年时期有虐待动物、纵火和（5岁以上）持续尿床这三种行为的人，长大之后犯下恶性犯罪的概率较高。 这就是儿童心理学界非常著名的“马克唐纳三要素”（Macdonald triad）。 美国曾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对这个理论奉为圭臬，所以你能看到很多美国家长对孩子“耍熊”行为，尤其是纵火和虐待动物的重视和管束，远比国内严厉的多。美国人在这一点上确实有点咱“三岁看老”的感觉，认为如果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同情心，长大了铁定没个好。 不过最近几年，“马克唐纳三要素”在儿童心理学界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原因是马克唐纳当年的调查时不严谨的，他只研究了后来实施犯罪的重罪犯童年的行为，却对普通人童年是否有类似的行为疏于调查。用这种调查方法——开玩笑一点说，如果只进行这种调查，麦克唐纳即便得出一个“生下来会哭是长大后恶性犯罪的征兆”的结论，似乎也能成立。因为所有人在刚生下来时，肯定都哭过。 而最新的研究认为，儿童在幼年时期缺乏同理心，耍弄甚至虐待小动物，很可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不信你扪心自问一下，你小时候有没有干过下列种种行为中一个： 用水灌蚂蚁窝？ 上树掏鸟蛋，或者把小鸟从窝里扒出来，勒令让它飞？ 为了验证蚂蚱的生命力一根根扯断蚂蚱的腿？ 把蚯蚓切成好几节，看它还会不会活？ 踩乌龟壳看乌龟有多硬？ 把小兔子毛都薅下来看兔子抗不抗冻？ 拿石头砸狗和猫，看自己打的准不准？ …… 这类事情，你小时候干没干过？ 严格说来，很多人在儿童时期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过虐待小动物的行为。人类的同情和善良等观念很可能是后天习得。 而残忍，也许是我们一种不愿意承认的一种天性和幼态。 法国哲学家卢梭在《爱弥儿》中赞颂孩子的天性就善良而温柔，伏尔泰就曾嘲笑过他的非蠢既坏。人性中的善良需要道德的教化。而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遗漏了这种教化的人，很可能会把残忍的幼态持续到相当年长的程度。 说回那名虐猫的大学生，我不知道他的童年经历如何，但的确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在此前没有在这方面受到足够严厉的惩戒，因而在虐待动物上呈现了一种残忍的幼态持续。 但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警方对他进行了训诫教育、或者更严厉而适当的惩处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并像那些小时候多少虐待过小动物，长大后却及时戒断这种行为的正常人一样，知觉到这种行为的残忍与不道德。 如果这种知觉已经达成，那么因为曾经虐猫而不许他考研，不仅在法理上，即便在伦理上，似乎也做的有些过火了。因为一个人在某方面的幼态持续，未必是他自己的错误，社会不能不教而诛。
文章的结尾我想说，某些符合道德直觉的判断，未必一定是符合社会公益的。 比如一个曾经虐猫的人考研，网友通过举报和舆论向校方施压，让他取消了研究生资格。这看似很解气、很过瘾。可是如果这种处罚方式成为通例，考研的学生只要被曝出有某种道德污点，就可以被取消资格。将来有没有可能被应用在别的事件上？ 比如说，你和同宿舍的室友在考研中彼此竞争某个名额，关键时刻，室友把你当初宿舍“卧谈会”时的某段发言录音掐头去尾发出来，举报你，说你这么说不合适，伤害某某感情，甚至触犯了什么什么法律，那这种事情影响如果闹得影响足够大，校方有没有可能也为了少惹麻烦，也把你刷下来了？ 那样的话，以后大学宿舍里的关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见微而知著，我觉得这种处罚口子，开不得。 符合道德直觉的判断，未必一定有利于社会公益。公益的最终实现，仰赖于法治的完善。 全文完 本文3000字，感谢读完，恢复写一点这种稿子，不知是否让读者们满意。 总之长文不易，喜欢请给个三连，感谢您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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