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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雨染杜鹃红,当年轻人面对领导误解以后

 昵称15596056 2024-04-09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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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陕西(Shaanxi),八路军战士们(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 摄

1941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224号)在一版左下角刊登了一则消息:

“河南滑县群众领袖陈树辉同志抗敌殉国,闻者莫不深为痛悼

【新华社山西某地特讯】前抗大学生陈树辉同志本系抗战后河南滑县县长兼黄河支队长,抗大毕业后,即在冀南军区工作,随后又在一二九师八旅担任文化工作,不幸在去年十二月在曲北寺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陈同志为河南滑县有威望的群众领袖,抗大优秀的学生,共产党很好的同情者,八路军文化工作的战士,此次殉难,闻者无不痛悼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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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20日的《新中华报》

细读之下,问题来了——

陈树辉烈士是什么人,这么优秀的革命同志为啥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同情者?早就当上县长兼支队长了,怎么到抗大深造之后,反被“贬”到部队当文化干事,犯了什么大错吗?倘真的不被重用,不受信任,却还如此敢于战斗,勇于牺牲,陈树辉“图”什么呢?

陈树辉即陈曙辉,原名陈水源,1915年出生在河南滑县新楼村(今属长垣)的一个富裕家庭。学生时代,就以光明磊落、敢想敢说,成为“孩子王”而著名乡里。

在前瓦屋村滑县县立第八小学读初小的时候,同学回答不上问题,有老师动辄体罚,用戒尺把学生的手打得红肿还不撒开。当年只有十岁的陈曙辉看不下去,站出来跟老师讲理:

“想老师您小时候也挨过打,也反对体罚学生吧?如今您是老师了,更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戒尺能打出好成绩,我愿受二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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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滑县群众领袖陈树辉同志抗敌殉国,闻者莫不深为痛悼》

不单敢跟老师讲理,陈曙辉还敢于跟父亲请来的风水先生论道。陈曙辉的父亲也是读书人,当过私塾先生,却不能免俗,请来风水先生看宅子,这可气坏了崇尚科学的陈曙辉,当众质问:“看风水有啥用?”

风水先生答曰:“可招财进宝,致富贵!”

陈曙辉大笑:“既然如此,先生何不将世间最好风水赶至自家,好做皇帝,何必东奔西跑,苦此营生?”

初小毕业,陈曙辉以优异成绩考入滑县县立一小,很快就成了文艺骨干,自编自导自演话剧。此时的他已经是“三民主义”的小小信徒,在编演的话剧中,组织同学演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官府压榨老百姓,中国哀鸿遍野,生不如死,然后陈曙辉扮演的孙中山走上台,拿出三瓶药水,告诉大家,分别为“民族、民权、民生”,分给受难同胞,大家四处播撒,人民群众就此得救,纷纷挥拳奔走,参加国民革命。

高小毕业,陈曙辉又考入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初级中学,此时的他更进一步,开始阅读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革命作家的文章,在作文中谈论自己的革命理想:

“推翻黑暗统治,实现民主自由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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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校徽

如果照此发展,陈曙辉的未来,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就是“德先生(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赛因斯Science ,科学)”的铁粉,然而很快,蒋记国民党就好好给他上了一课。

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刘峙、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李敬斋,为钳制进步思想,派人抽查开封各中学学生的作文,发现陈曙辉的几篇作文格外“扎眼”,不是描写了农民破产、民不聊生的惨状,对贫苦农民深切同情,就是慨叹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没有被落到实际,土豪劣绅横行霸道,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很快特务又在学校的阅览室读者登记卡和陈曙辉的寝室发现了“异常”,这小子竟然敢喜欢阅读左翼作家的作品,还喜欢看《新青年》(1926年停刊)和《向导》周刊(1927年停刊)的过刊。要知道大革命时期,这可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此外,还领头罢课反对过学校里某位老师(不学无术的国民党党棍子、特务)。你说你要干什么,还不是潜伏的共产党或者共产党的预备队?

时值中原大战后,蒋记国民党接管河南,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即便是省会开封的学校里也砍得人头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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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的刘峙

后来被称为“现代豫剧之父”的樊粹庭先生,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社会教育推广部主任,一位叫李道祥的同事曾听前者说:

“刘峙当省主席后,令省府所属各机关各出一人,组成检查队,分赴各学校检查共产党及有共产嫌疑的人,教育厅长以社会教育推广部的工作是不定时地去外县公演电影,所以让该部主任樊粹庭参加检查队。当他们检查第一初中学生时,叫各班级排成队,贾鹏举是他们班的排尾,从他身上搜出了共产党的传单,把他和别的有嫌疑同学都关在图书室内。检查队临走时,查点人数少一人,后来从书柜底下把贾同学找了出来。他被带到拘押共产党员及嫌疑人士房子的外面审问。”

在刑房里,敌人连抽贾鹏举同学四百鞭子,想撬开他的嘴,问清楚开封各学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名单和组织关系。只要你吐口,学你继续上,你爹妈供出来你这样一个好学生不容易,你们郾城县一年才能有几个考上省立第一初中的?你未来是一条学霸之路,好好走下去不好吗?上完省立一初,再省立一高,然后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是没任何问题的,国内其他明白大学也平趟,只要你表现好,教育厅、省党部还可以资助你官费出国读书啊!

可这位15岁的小伙子,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却没吭一声。几天后,特务单独点了贾鹏举的名字,他知道将要被杀,临走时,还小声向难友们说:“同志们,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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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袁咨桐烈士,比贾鹏举烈士还年长一岁,可惜没有后者的照片

要不是敌人查无实证,陈家上下打点,陈曙辉很可能成为第二个“贾鹏举”。饶是如此,也被抓进“反省院”,最后开除学籍,教育厅还通令全省各中学,均不准其再入学。

幸好陈曙辉学习好,改了个名字,从“陈水源”变成“陈曙辉”,以同等学力,考入安阳省立第二高级中学。但好景不长,陈曙辉又被认定为“共党嫌疑分子”,遭到国民党安阳县党部逮捕下狱,再次被学校开除。这次的理由相对充足:

组织同学,多次闹学潮反对老师(校长私人关系安排的不学无术者)和教官(动辄打骂学生),煽动同学关心时事,关心群众,大搞读书会,看“违禁反动书刊”,募集捐款资助贫苦工人、农民孩子求学,为他们办免费辅导班,为营救惨遭妓院老板毒打,逼良为娼的雏妓,大闹妓院和警察局,殴打嫖客(炼铜癖)……

后果很严重,父亲一怒之下,断了陈曙辉的经济来源,强令他弃学从医,赶紧回家娶妻生子,老老实实别再瞎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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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安阳

陈曙辉在日记中,愤懑地写道:

“要用我这久不用的钢刀将人世间的荆棘铲除,用我久不唱的喉咙为社会上的怨屈与不平呼喊。”

没办法,陈曙辉从安阳跑到北平,在亲戚朋友和同学老师帮助下,到北平的私立民国大学读书,一天只吃两顿饭,全靠给各种报刊写文章赚稿费维持生计。但这也不是办法,比较既没有圈子,也没有关系,更没有名气,写的内容更不惊爆眼球。正在愁苦之际,突然看到一则“中央军校政训研究班”第四期的招生通告。

所谓“中央军校政训研究班”,又名军事委员会政治研究班,简称中央政训班,是蒋介石为国民党军队培训政工骨干的法西斯训练机构。自1932年到1936年,先后共招生四期,等同黄埔军校学历,也是“天子门生”,如陈曙辉的第四期就比照黄埔十一期。所以国民党,特别是政工、特务系统非常重视,第四期学员全部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复试在南昌集中进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训处长贺衷寒亲自口述面试,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潘佑强担任班主任。未来“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大批干部,担任政治教官和指导员,并积极开展活动,发展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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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军校本部

毕业后,多数学员分发国民党军在华北各部队,从事政工工作。

不过国民党军的政工工作,从其政工干部被军事干部起的外号——“卖狗皮膏药的”、“姨太太”,就可见一斑。虽然国共两军的政工制度都师法苏俄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开展还较我军更早,但我军从井冈山斗争开始,逐渐探索出了自己特色,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政工制度,而国民党军队从北伐开始建立政工制度,到蒋介石叛变革命,政工制度就不断腐烂,基本成了摆设。蒋介石本人大会小会讲“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可其反动统治核心就是军事独裁,国民党军的政工干部与其说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不如说是“太监监军”,手里没有兵权,也没有经费、人员保证,最终只能沦为辅助甚至是“帮闲”的工作。

1938年冬1939年春,有人对147个部队单位(以师为单位)的614名士兵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士兵知道中国国民党的占70%弱,知道“三民主义”的占48%弱,还有30%的士兵不知道中国国民党,52%的士兵不知道“三民主义”。即使知道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也很少知道这两个名词以外的内容。调查者慨叹:“这是目前军队政治训练最确实的成果,说明政训工作没有渗透进士兵和基层民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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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视察庐山高级军官训练团

所以,陈曙辉作为国民党军的政工干部,在国民党军队中根本看不到希望和光明,有的只是黑暗、腐朽和反动,新军阀并不比旧军阀高明多少。

更让陈曙辉深感愤怒的是国民党的“攘外安内”政策,“九·一八事变” 东三省沦亡后,日寇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热河丢了,山海关丢了,冀东特殊化了,华北主权断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蒋介石却连日本侵略者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更极其无耻地宣布“侈言抗日,立斩无赦!”

在日记中,陈曙辉心头在流血:

“日寇侵占我东北,又提出种种要求,实乃图我整个中华,政府却一味忍让,签订什么和约,真令人发指,凡有骨气之中国人岂能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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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亲善提携为我中央既定方针”,1935年6月4日,《何梅协定》谈判过程中何应钦致蒋介石的密电(来自理水的知乎专栏)

他讲了三件事:

“河北省政府未移至保定以前,有一日本下等勤务兵,称欲面见省主席于学忠,卫兵引他进去。日勤务兵行至半路,将一大包东西交给卫兵,令转给于主席,他便走了。后来,于主席接到这包东西,将纸包打开,原是一面青天白日旗包了一包大粪,臭气扑鼻。日本人污辱我如是!

日本浪人在天津河北省政府门前脱下裤子,向着省政府解小手。时常有日本浪人在省政府门前吸纸烟,将火柴在吾省守卫卫兵所持之枪上摩擦。

在北平,任何一日军兵、勤务兵都可以向我华北军事最高长官何(应钦)部长打电话谈话,不管什么机关他们都可以任意冲撞。有一次,几个全身武装的日兵要往北海游玩,因何部长住在北海,卫兵阻止。他们就和卫兵吵闹,后来何部长传令叫他们进去,然而,他们却转身走开,大摇大摆说道:'你们何部长请我们进去,我们也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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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6日,蒋介石“侈言抗日,立斩不赦”手令(来自理水的知乎专栏)

那时的华北,稍有良心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只有一个念头,一门心思,就是要抗日,要救国,绝不当亡国奴,谁抗日就跟谁走。此时,由于蒋日签署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日方要求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及各军师政训处、国民党各级党部,撵走所有军队政工人员和党务干部,陈曙辉也被调回后方,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视察员,在招商局的江轮上工作,逍遥自在,收入又高,还被视为“钦差大臣”,地位尊崇。

荣华富贵近在眼前,他却非常苦闷,时常向往能参加到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中,对于显然是由中共领导的义勇军游击战术,相当向往,陈曙辉在日记中写道:

“义勇军以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崭新姿态出现,游击战术的发展,创造义勇军抗战史中的新纪元。游击战术不但可以避免与日军正面接触损失实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弹药的缺乏,游击战术分散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力,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感到疲倦,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对日军实行奇袭,破坏交通设施、工业区,都给予日军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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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解放襄阳战役中被俘的康泽

在焦急的等待中,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迅速沦陷,陈曙辉的家乡豫北也成了敌占区。1938年秋,终于经过军委会别动总队长康泽的批准,陈曙辉被任命为别动总队少将参谋,同意他跨过黄河,到滑县组织民军,抗击日寇。毕竟师生一场,康泽特批给陈曙辉“头把盒子”12把,子弹六千发,手榴弹500颗,电台1部,经费1万元,实报实销,以后还能继续领取。

所谓“头把盒子”,又叫一号驳壳枪或大号自来德,从中央军系统的习惯来看,具体应该是德国造、西班牙造180毫米枪管的驳壳枪,因为枪管较长,又称“长苗盒子”,有20响与10响的区别,康泽给陈曙辉是20响的,由此可见康泽对陈曙辉的器重与希望。

可回到滑县,陈曙辉却先找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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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水灾中的滑县人民(来自骆驼背上的知乎专栏)

滑县党组织是1931年从中共河北省委(1930年底前称顺直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发展面来的(1930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的党组织划归中共顺直省委领导)。当年6月,成立了第一个支部,主要负责人为聂真、胡敬一。他们原来都是国民党左派,分任国民党滑县党部的常委和组织部长,因为组织农民开展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宣传打倒帝国主义、“耕者有其田(孙中山的主张)” ,1930年被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以所谓“言论荒谬,行动越轨”的罪名,撤销在滑县党部的职务,并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通缉。两人跑到北平,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又回到滑县,建立党组织,领导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滑县第一个党支部、第一届县委,都是在聂真同志家里城里的。

聂真、胡敬一作为播火者,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团员,另一方面积极组织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打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两方面工作都影响极大,后来滑县出来的革命干部,基本都是他们培养的,当然这其中即有光荣者,也有叛变者。聂真的工作成绩,甚至得到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的高度“赞赏”。为了缉拿这两名“共党要犯”,刘峙亲临滑县,带来一个团的兵力,又觉得不保险,再调动庞炳勋部队的一个团,妄图消灭革命的火焰,其间六次抄了聂真同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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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英名录中的刘艳三烈士

陈曙辉的革命引路人,安阳省立二高国文老师刘艳三,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为受陈曙辉牵连,被学校开除后,逃到北平投奔汲县省立十二中的学长聂真。黑暗的现实,最终教育了这位爱好革命文学的大学生,1934年聂真介绍刘艳三入党。

在北平讨生活时,最照顾陈曙辉,为他提供食宿帮助的,也是一位滑县籍共产党员,叫张辑五,当时他们都在私立民国大学读书。不过那时候,张辑五还没有加入共产党,跟陈曙辉一样都属于“热血青年”。陈曙辉到中央军校政训研究班读书走后,张辑五留在民国大学继续读书,成为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36年入党,担任民国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校学生自治会主席,从此成为职业革命者,抗战爆发前一直从事学运工作。抗战爆发后,由北平党组织派回河南,准备进行武装斗争。

听说张辑五回来了,陈曙辉立刻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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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的“播火者”聂真中年和晚年照片

老同学相逢,看到陈曙辉,张辑五有点不敢相认,原先的穷酸学生,几年不见,如今一身笔挺将校呢中央军军服,领章上还闪烁着一颗金豆,作为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不能不有所警惕。

“不认识了吗?六年前我在北平穷困潦倒的时候,还是您帮助我度过了难关。那时我才十五六岁,正碰上江西招生,说是受训后可以工作,我就坚决要去。您教育我说'此事不能干。’我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将来一定为共产党服务。’您劝我仔细考虑一下,我指天发誓,您才同意我去了。现在我回到这里,向您报到!”

陈曙辉这话,听得张辑五心中一惊,赶紧把老同学拉到没人地方,继续交谈。陈曙辉简单介绍了离开北平之后,在中央军校读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还有此次出任军委会别动总队少将参谋,由康泽亲自安排到豫北的情况,还拿出盖有关防大印的委任状,并且严肃地对张辑五说:

“我说到做到,决不食言。国民党给了我这么丰富的物资,开了这么优厚的待遇,就是要我以'关岳会’的名义组织抗日武装,和共产党争地盘、争领导权。现在向您汇报,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是现在就把武装拉过来?还是等发展到一个大队之后再拉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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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曙辉 烈士

张辑五说:“您的意见呢?”

陈曙辉继续说:“我的意见,可先向您交底,保持秘密联系,等发展到一个大队的时候再拉过来,编入八路,不过此事要绝对保密。如果认为这样肯危险,那就等八路军开过来后,不论人枪多少都全部拉过来。”

张辑五想了想:“还是第一个方案好,关键问题是保密。”

陈曙辉说:“是的,我这里没问题,就我一个人知道。您这里需要谁知道,请您定好了。反正无论如何要保密,否则我就有生命危险。”

两人相约,陈曙辉努力发展武装,尽量争取人枪和经费物资,张辑五负责找地方党组织关系,等待八路军发展到豫北的时候,举行起义,把部队拉过来,参加八路军,为党领导的抗日事业献上一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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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早期基层党组织发展情况

然而,张辑五的党组织关系在北平,一开始手里没有组织关系,暂时不能跟滑县当地的党组织发生关系,八路军此时也没有过来。等党组织关系捋顺后,党的工作需要和抗日形势的变化,却让老同学的约定无法执行了。

1937年10月,中共开封市委重建,张辑五被调到开封,准备让他继续负责他在北平熟悉的学运工作,不久又转任睢县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后,沿陇海线向东推进,豫东沦陷,开封沦陷,郑州岌岌可危。6月,为迟滞日军攻势,蒋介石扒开花园口,制造黄泛区。水东人民在共产党带领下,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抗日反顽斗争。但是张辑五在豫东,陈曙辉在豫北,俩人就很难再通消息了,交接关系更属难上加难。

告别张辑五,陈曙辉在滑县,迎来了真正的考验。

1938年2月14日,那天是正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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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兴凯

大学教授出身,口口声声要与滑县父老共存亡,抗日到底的县长许兴凯跑了。临走还卷走县政府存在银行里的全部公款(十几万),拐带全部地方武装(县政府的武装警察、政警队和公安队)五百多人枪,想作为逃过黄河去,跟省政府讲价钱,继续升官发财的资本。要不是士绅拦住,仓库里的赈灾粮340包大米白面,也得被许兴凯全部拉走。

虽然这是抗战时期,多数国民党地方官的标准操作,可还是唬得滑县士绅百姓有点不知所措。毕竟明清两朝,地方官丢城失地是掉脑袋的罪过,轻易没人敢这么干,何况还监守自盗?

没办法,许县长跑了,新县长何日派来又遥遥无期,滑县士绅只好组织了自治委员会,推举北洋政府时期作过山西省政治实察专员、陕西省陕绥划界专员,冯玉祥时期做过河南民团军参议,时任滑县赈务会、救灾委员会主席的贾心斋,出任自治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行滑县县长职权,后来又正式担任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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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革命后的贾心斋同志

许兴凯2月14日跑的,鬼子是3月29日来的。期间,多股土匪也来扑城,贾心斋组织自治会民兵,连续跟这两伙强盗死战。撵走了土匪,却扛不住鬼子的飞机大炮,从天刚黑打到次日天亮,掩护老百姓多数逃出城,鬼子进来搜到四百多人,撵到东北隅,用机枪打死三百多人。北关的群众基本卖牛肉为业,家里都有宰牛刀,鬼子怀疑反抗,都给集中到北关桥旁,用机枪射杀。

后来鬼子二打滑县,乡绅百姓有了经验,都躲出去了,没想到土匪进来,当起了皇协军助纣为虐,四处拉票,老百姓苦不堪言,还好这时候八路的东进支队来了,我军围攻县城,打跑了鬼子,活捉了土匪,人民终于看到了希望。

此时,国民党的各种势力都来找贾县长了,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安排来的冀鲁豫边区自卫军中将总指挥兼河南省第十三行政区督察专员龚柏龄,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找蒋介石推荐的河北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还有本地惯匪出身,蒋日两头吃粮双番号的杂牌司令扈全禄等草头枪王,就开始盯着这块肥肉,要求滑县人民给他们“上贡”。至于抗日,都不积极,扈全禄和曾经在濮阳抗日,后来又投降日寇的雷少荃(孙殿英新五军部团长),还劝贾心斋跟他们一起为“识时务”,跟他们一样“曲线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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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家奴(蒋日伪扈全禄匪帮,最终在解放战争中彻底覆灭

贾心斋义正言辞地回绝道:“我们豫北有岳飞,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能做张邦昌和秦桧,对不起祖宗!

扈全禄和鬼子一把火烧了贾心斋的祖宅,后者反而更坚定了抗日决心,跟大家说:

“原本我还有羁绊,这下好了,鬼子汉奸替我清理干净,我可以无忧无虑抗日了。

几年下来,贾心斋发现真正抗日的,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当丁树本、龚柏龄南撤之后,他坚决留下来。没多久,丁树本在长垣投降日军的消息传来,贾心斋原来存在的依靠国民党抗战的幻想彻底破灭,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940年3月,他把国民党给他颁发的“滑县县政府”大印交给共产党,率国民党的滑县县政府集体人员,投奔八路军,一起打鬼子。这颗大印是当时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收到的第一颗国民党县政府的大印,也是唯一的一颗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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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盖有伪“滑县县公署印”的“居住证(良民证)”来自骆驼背上的知乎专栏

陈曙辉投共比贾心斋还早两年,贾心斋对这位青年才俊评价极高:

“陈曙辉真栋梁材也!是个有志青年,富有爱国热情,和地方人士相处很好。”

有中央军校的文凭,算是蒋介石“钦点”的“天子门生”,更有大特务头子康泽的背书,要武器有武器,要经费有经费,要粮食有粮食,陈曙辉一开始的发展非常顺利,回来没多久,就组织起三五百人的队伍,报号“滑县抗日民军(也称抗日自卫军)”,自任司令

有了队伍,陈曙辉就敢跟鬼子拼一拼了。

鬼子一打滑县城的时候,陈曙辉主动请缨,带着民军守卫南门,日军多次强攻,均被阻于城外。战斗中,他光膀子,甩大刀,亲率敢死队,在城墙上与日军搏斗,在全县人民心目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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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下的道清铁路清化站

滑县城被日军占领后,陈曙辉就带着民军在广大农村打游击。比如他曾多次利用化妆成乞丐,带人到县城和道口镇、道清铁路上,多次摸岗哨、掏汉奸、搞伏击、断交通。仅在1938年7月20日夜,滑县抗日民军就带领周围群众,集中力量将王庄以北的铁路破坏了十余里,并将铁轨抬走,路基炸毁,枕木焚烧。同时又消灭了王庄车站守敌二十余名,获得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子弹一千多发,造成这条交通要道相当长时期的瘫痪。

消息传到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龚柏龄乘机拉拢陈曙辉,程潜任命陈曙辉为滑县县长,龚柏龄还给陈曙辉的滑县抗日民军要了个正式番号,编为“第一战区冀鲁豫边区自卫军总指挥部直属特务团”。

接任滑县县长之后,陈曙辉先解决县政府财政问题。将全县富户、大地主召集到县政府,商量解决办法。他主张富户出钱,支付政府经费,并带头捐献家财。此前,为了发展扩建部队,陈曙辉已经是毁家纾难,主动将自己家中的大部分财产卖掉,作为军费,自己和家人一直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这次等于是要砸锅卖铁,搜罗仅剩的一点维持家人基本生活的家底,拿出来作为抗日政府的活动经费了。可滑县的“体面人”绝大多数都站起来表示反对,要求不论贫富,普遍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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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英名录中的陈曙辉烈士

前面我讲过很多次,这些费用如果“一体缴纳”,那可就水太深了,最后结果必然是群众拿大头,越有钱越少出,甚至不但不出还能最后分肥,传统上从清末剿捻军、打黑旗,到民国各路军阀路过,都照此办理,你得按规矩来,不能乱了章程。

都什么时候了,鬼子都堵在家门口了,还想着发国难财?眼看小伙子陈曙辉被一帮老头子搞得没办法,反倒是贾心斋先生力排众议,支持陈曙辉的意见,说:

“你们都是有名的富户,还说有难处,那些穷人就不难了吗?搞均摊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这些大户人家平时都还有贮备,现在就是拿出来一些,也不影响大家的生活。如果大家都不拿,陈县长怎么办公?县政府怎么开展工作?咱们怎么抗日?希望大家还是要体谅一下陈县长的苦衷才是。”

贾心斋带头捐献家产,拿出来抗日,其他人只好跟着“出血”。财政问题解决后,陈曙辉部的抗日活动更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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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廷舟 烈士

但是问题来了,随着部队扩大,难免鱼龙混杂,军纪成了大问题,虽然陈曙辉多次整饬,也连续杀了几个害群之马,思想复杂,部队不纯的问题仍然是个病灶,时不时折腾一下。

于是陈曙辉决定向八路军学习,派出自己的政训处主任、小学教员出身的耿廷舟等人到八路军里学习“治军秘诀”。学习归来,已经秘密入党的耿廷舟,向陈曙辉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介绍八路军顽强的战斗作风、严明的组织纪律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努力劝说陈曙辉率部参加八路军。

耿廷舟带来的这股新风,让部队顿感脱胎换骨,陈曙辉更加坚定了向八路军学习,最终加入八路军的决心。

这却让龚柏龄如坐针毡,龚柏龄忠实地执行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政策,对陈曙辉的抗日行动处处掣肘。对陈曙辉改革县政,得罪士绅的行为早就非常不满,如今又变成了“七路半”,部队里公然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是屡加责难。最后不但撤了陈曙辉的滑县县长职务,并勒令他交出武装,还要逮捕陈曙辉,送回一战区接受军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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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英名录中的耿廷舟烈士

抗日何罪之有?这让作为国民党员的陈曙辉深感愤懑,更加坚定了背弃国民党,投奔共产党的决心。

为了争取陈曙辉走向光明,保护和发展他所组建的抗日队伍,共产党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年仅19岁,时任滑县工委书记的某人,利用小学前后届学弟的关系,多次找陈曙辉谈话,给他写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抗日的形势和前途,恳切劝导陈曙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阵营。同时,滑县工委还通过陈曙辉部队内外,他的老关系中的地下党员和革命青年,反复向陈曙辉做争取工作。经过他们的劝说和开导,陈曙辉日益倾向共产党,赞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逐步认识到,只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队伍,脱离国民党,才能施展自己抗日救国的抱负,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向国民党决裂的决心之后,陈曙辉让人告诉龚柏龄:

“县长大印奉还,抗日武装一枪一弹不交!”

当然这枚大印,最后辗转还是由贾心斋先生交给了共产党,因为人民站在共产党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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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四地委的干部合影,某人就在其中

1938年12月,龚柏龄做好了抓捕陈曙辉,围攻陈部的最后准备。通过内线提前得到消息后,某人连夜通过陈曙辉的亲戚,向陈曙辉示警,要他立即起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陈曙辉连连感叹:“共产党真够朋友!”

剩下就水到渠成的事,12月28日,陈曙辉率部起义,正式加入八路军,与八路军黄河支队、汤阴县抗日民主政府武装大队和编为“八路军冀鲁豫边区游击第二支队”。

为更好地争取陈曙辉,稳定这支起义武装,经第二支队和直南特委研究,确定了两条原则:第一,不拆散其武装;第二,主要人员应根据他的政治、思想情况、身份地位和要求等妥善安排其工作。

党组织认为陈曙辉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年轻有朝气,积极抗日,要求进步,决定由其任第二支队司令员,红二十五军出身的老红军,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营政治教导员、黄河支队司令员鲍启祥任副司令员,全面掌握军事指挥权,刘汉生任政治委员,代表特委执行政治思想领导,耿廷舟安排在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另外,陈曙辉带过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和一个宣传队,均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在政治部。此时,陈曙辉全部武装约二百多人枪,整体编为第二支队第三营,除个别干部外,营、连、排干部均由他原来的人员提任。经过这样整编后,陈部人员都很满意安心,全部武装基本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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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队政委刘汉生

但是很快问题来了,直南特委的主要领导人是王从吾和信锡华,后者总觉得陈曙辉身份可疑,跟蒋介石、康泽关系太深,很可能是潜伏进来的复兴社(军统)分子,政治上不可靠,不宜长久使用。副司令员鲍启祥也对组织安排不满意,总想把陈曙辉挤走,自己扶正,所以也经常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怎么怎么长短。

结果,陈曙辉几次提出入党的要求,也被搁置。

顺便说,讲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革命不是一帆风顺,党的内部也不是纯而又纯。根据后来党内对于这一期间,直南工作的总结来看:“个别老党员对统战不满,工作有些'左’的倾向、关门主义倾向,如地主的儿子带枪参加部队硬不要,狭隘保守作风。

当然政委刘汉生对陈曙辉评价很高,认为:“陈曙辉同志是一个爱国心很强的人,而且对我党的认识也很好,诚实、可靠,抗日热情高。”

所以应当重用,更应对他的入党要求积极呼应,发展其入党。人无完人,要看主流看发展,不要求全责备,年轻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身上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太正常了,应该用宽容的精神去对待他们,要相信年轻人,更要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军队是革命大熔炉,在这座大熔炉里,他们承受反复捶打,才能百炼成钢,一定可以真正成为合格的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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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王从吾同志

但刘汉生同志只是支队政委,陈曙辉同志的入党问题,也不是他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实在没办法,陈曙辉就去找王从吾同志告状,他是相信党的,希望党组织能接受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王从吾和特委其他同志商量了一下,最后找陈曙辉谈话,说:

“你学习一下好,你还没学习过呢!你还要学习,学习回来再工作。”

对于陈曙辉,王从吾同志的印象一直不错,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小同志”,现在就卡在信锡华的疑心病上,不能人尽其才。不如送到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上级首长给个结论,也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同时提高其政治理论水平,为未来培养军政双优的青年干部奠定坚实基础。

1939年5月,陈曙辉同志插班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半年后结业,分配到冀南军区,但他坚决要求下部队,到基层连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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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从滑县到抗大,陈曙辉随身带去的介绍信没讲他当过县长、支队长,属县团级干部,他自己也讲,陈曙辉是下定决心,要重新再来,以实际行动来时刻接受党组织的考验,赢得党组织和人民军队的信赖和认可。

1940年6月,陈曙辉被派到八路军新八旅,任文化及军事教员,协助教导队长培训全旅基层军事及文化干部。

后来,新八旅政委王幼平曾回忆:

“曙辉同志,中等身材,长圆脸型,着装整洁,很具有军人风范。他谙练操典,教学认真,能吃大苦、耐大劳,工作很有成绩;在作战中表现得很勇敢,冲锋陷阵,很有军事才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他自己的行动表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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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毕业的同学

由此可见,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不但降职使用,还一直没有解决组织问题,没让他入党,但陈曙辉同志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首先要争取在思想上入党。

但还没等到解决陈曙辉同志组织上入党的问题,1940年12月,在反“扫荡”作战中,日军突袭新八旅旅部所在的冀南曲周县北寺头村,为了掩护部队和老乡转移突围,陈曙辉端着机枪,率先向敌冲杀,英勇战斗直至最后,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追悼会上,王幼平政委致悼词说:

“陈曙辉是一个经得起革命考验的优秀爱国志士,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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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毕业证章

1993年,刘汉生同志再次谈到陈曙辉问题时,也讲到:

“由于我们对陈曙辉的认识有偏差,不够信任,将其调离,从而引起陈曙辉的严重误解和不满。从陈的一贯表现和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看,调离的作法是欠妥的,对团结党外人士和巩固这个武装都不利。因为陈虽为国民党员,但起义的举动就是一种进步,而且他在第二支队期间,同甘共苦,服从领导,曾几次要求入党。在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后,调到冀南地区新八旅降职任见习参谋,一直在部队基层锻炼,不幸在1940年一次和日军作战中英勇牺牲。对这样出身、这样身份的人,曾两次受到委曲和不公正处理,仍能跟我们到底,的确不容易,没有一定的觉悟和较好的思想品质是不易作到的。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在陈部被编入第二支队以后,不但武装扩大了,而且干部、组织机构也大大充实了。”

就在陈曙辉牺牲的这一年,他的“老大哥”张辑五终于打听到陈曙辉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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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在内黄整编后连级以上干部合影

1940年5月,中共中央为发展和加强华中抗日力量,决定由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黄克诚同志率领第三四四旅和新二旅,从冀鲁豫边区越过陇海路,南下豫皖苏边区。新二旅六团的前身就是原来的三大队,问到陈曙辉同志,新二旅的同志告诉张辑五:

“陈曙辉已经率领一个支队加入了八路军,表现很好!”

作为革命领路人,终于等到陈曙辉同志历经千难万险,“修成正果”的消息,张辑五同志非常高兴,可不久就接到噩耗,陈曙辉同志牺牲了……

多少年后,张辑五同志想到陈曙辉,仍有锥心之痛,曾在怀念文章中,写道:

“恶后徒悲余何?无限悲痛而已!”

陈曙辉牺牲后,战友在烈士忠骸上,取出一个染满血迹的日记本,其中有这么一句话:

“凡事未做决莫声张,埋头苦干,做了再说亦不晚,最好做了亦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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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革命的号笛,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军号手 沙飞 摄

后记:为什么要写这么长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不加注释都已经快一万五千多字了,加了注释,交代完文中出现人物的人生轨迹,直接突破两万字大关了。想想还是算了,忍痛删掉注释,有机会再说吧?

我常说,革命是列火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中途下车后半段又上车,能一路到底的并不多。

这篇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滑县的国民党县长许兴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李大钊烈士的学生,1920年就参加了北大马克斯主义读书会,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是大革命失败,李大钊被杀,吓破了许兴凯的胆,此后他就告别革命了。

我党在滑县的党组织,当时前后脚两任书记,前面的叫吴蓝田,后面的就是文章中的“某人”。吴蓝田抗战期间,因为想换老婆,组织上没批准,就投奔了鬼子,成为可耻叛徒,无恶不作,甚至要把入党介绍人灭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微博去看,我写过很多。

后面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干的事儿,大家都清楚。不过回到1938年,时年19岁的他,作为县委书记,那真是敢想敢干,不愧是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他和陈曙辉烈士是小学的前后同学,后者是康泽别动总队出身,中央军校高级政训班的“天子门生”。虽然早就心许共产党,但共产党不知道啊,唯一知道的张辑五去了豫东,这位年轻的书记愣是一次次登门,一次次写信,作陈曙辉的思想工作,最终把陈曙辉拉过来。

但当时革命,不等于后来就能坚持革命到底,吴蓝田不也是如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何尝不是坚持斗争,毫不动摇,可是后来还是在个人待遇,在票子女子方面,站不稳了,直接当了汉奸卖国贼,抗战胜利后又当了国民党特务,对曾经掩护过他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老乡们大开杀戒,剥皮扒心、活埋铡腰,无所不用其极!

陈曙辉烈士,参加八路军后,因为出身问题,被当时的豫北地委书记信锡华认为是“复兴社分子”,死活不让入党,送到抗大学习,其实就是要兵不要将。可是陈曙辉怎么做的?服从组织安排,只要让我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官大官小,手里有没有人枪都无所谓,他是真的认可共产党,认可共产主义的,所以从县团级被贬到部队当文化干事,勉强算是连级干部也毫无怨言,最后壮烈牺牲,真的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

再说信锡华,老同志是没少吐槽这位,最后终于到1947年被控有严重错误开除党籍,1987年才平反。当然你不能说这位同志就完全是坏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坚持地下斗争,还是非常英勇无畏的。

所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也许不少同志在单位天天学习,天天公文里写这句,但是对照历史,就会发现太难做到了,先辈如此,我们自己呢?

我只能说,做好自己,坚持做下去,能让有些同志,哪怕一两位同志看到我的某篇文章,心有所动,支持着自己跑远那么三四步,我就很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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