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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争相称霸，争斗愈演愈烈。苏联继续在我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并且大规模地入侵阿富汗。面对这一形势，小平同志把“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80年代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进而强调:“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 鉴于上述情况，军委考虑，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首先就是要进一步增强高级干部的战略意识，从分析世界战略形势特别是周边形势入手，领会我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研究一旦外敌入侵，我军应采取的战略对策。于是，军委决定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这个主意是叶帅提出来的。具体的筹备工作，由总参来承担。我到总参工作后，首先就是协助得志、杨勇同志具体筹备这个研究班。当时为了保密，取了个代号:“801”会议。为了做好筹备工作经军委批准，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得志同志牵头，我是成员之一。 筹划战略问题研究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军事战略方针作出更为准确的表述，来统一全军的思想。 我军保卫祖国的战略思想历来是明确的，但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战略形势，有着不同的表述。粉碎“四人帮”后，军委高度重视战略问题，成立了军委战略委员会，由徐帅担任主任，我是成员之一。中央军委在1977年底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对我国的战略方针作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8个字的概括。这对于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军的建设和战备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依据军委确定的战略方针，粟裕同志深入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指导问题，认为可以在预设战场依托阵地或不远离阵地，进行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并向军委提出积极的建议，对统一全军的作战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粟裕同志是位勤于动脑、精于思考、善于谋略、勇于创造的军事家。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的安全，他呕心沥血，竭忠尽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他在战争中6次负伤，颅内留有弹片，又长期用脑过度，严重损害了健康。80年代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83年底几度病危。我时常去医院探望，希望他转危为安，继续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遗憾的是，终因病情加重，医治无效，粟裕同志于 1984年2月5日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参与主持了他的丧事安排。 粟裕同志深受人民的尊敬，他的家乡湖南会同县为其修建了纪念碑。1987年4月，我受中央军委的委托，专程前往参加揭幕仪式。和我一同去的还有南京军区原副政委孙克骥等同志。克骥同志抗战时期就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60年代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时，又和粟裕同志在一起。他思想敏锐，善于学习，很有文采，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多有建树。他的女儿孙随和海阳当兵在一个部队。后恋爱成婚。这样，我和克骥同志便成了亲家。在会同，我们一起表达了对粟司令的怀念之情。  粟裕同志在1958年以后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向我讲这些，仍然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我到军委工作后，于1994年1月，经江泽民主席批准，军委决定以华清同志和我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中明确表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实际上，是以这样的方式为粟裕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历史，又重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达些本应是后面的话，我提前在这里说了。 后来，在贯彻1977年确定的战略方针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家的思想更加解放，一些同志对“诱敌深入”的提法，产生了不同意见。有的高级干部在军事学术刊物上撰写文章，表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军事科学院宋时轮院民研究得更深'些，同我谈过几次，并向军委写过专题报吿。 作为军委战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认为，“诱敌深入”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我军确定的一个正确的军事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在讲到保卫祖国、准备打仗问题时，又多次强调过这一思想。像本回忆录第五章提到的，要把敌人放进来打。但后来，毛主席的想法也有过变化。 当时曾有同志建议，如果敌人从东南沿海向上海等地进犯，要在海边筑工事，不让敌人上来。毛主席说，还是要把敌人放进来，才好消灭。后来，许世友同志向毛主席和军委建议，说:上海不能放，要顶，要保卫大上海。毛主席同意，说许世友讲得有道理，不能一开始就把敌人放进来，要先顶住，争取一段时间，好进行战争动员。所以，我们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看法是不断发展的。 到了80年代，情况又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进行了30年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家业，如果外敌大规模入侵，一开始就把侵略军放进来，可能会使后方来不及做好充分准备，容易引起混乱，在政治上对我不利。而且，敌人向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将会采取突然袭击、长驱直入的手段。如果外敌从东南沿海登陆，我们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那么沿海几个重要的大城市，很快就会陷入敌手。这样，我国的经济命脉、重要基础必然要受到很大损失，不利于我军积蓄反攻力量。至干东北、华北地区，情况更是如此。因而在战争初期，为了争取时间，稳定战局，制止侵略军的长驱直入，从战略上讲，需要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区坚决抗击入侵者。更何况，我军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担负以坚守防御阵地为主要作战样式的作战任务。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战略方针中是否仍保留“诱敌深入人”的提法，确实值得研究。 另一方面，我也认为，“积极防御”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就包含“诱敌深入”的思想。在战略方针中，不出现这4个字 ,丝亳不妨碍我们在一定的作战阶段、一定的作战地区、一定的作战过程中，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法。 我倾向战略方针中不再采用“诱敌深入”的表述，这既没有改变我军的战略方针，而且比原先更主动、更灵活。我同得志、杨勇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均表示同意。 修改对战略方针的表述是件大事，总参一直持慎重态度，复进行了研究。后来，又征求了军委战略委员会成员和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大家都倾向于对战略方针的表述作局部修改。在此基础上，得志、杨勇与我商量，决定分别向几位老师汇报，听取指示，再作定夺。 9月6日，得志同志首先向聂帅作了汇报。聂帅表示，同意总参的意见，井且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总的还是打人民战争。战略方针及其具体化问题，是军队的头等大事，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明确统一的说法，报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  9月14日，按照得志同志的指示，我向叶帅作了汇报。叶帅表示: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和同志们讨论的情况，同意用“积极防御”的提法，但这仅是他个人意见，还有待军委讨论、批准。叶帅还对加强干部训练特别是院校训练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我回来后，向得志、杨勇同志作了传达。 9月20日，得志、杨勇和我一起向徐帅汇报。徐帅也同意对战略方针的表述作适当调整。他认为，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是做了一件好事，以后要按战役方向，组织团以上规模的实兵协同训练。他强调:要坚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不管武器怎么发展，不管什么情况，战争的性质还是人民战争，还是正规军、地方军、游击队三位一体。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是进攻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但对此理解上也各有不同，所以要具体化。  徐帅还联系历史，具体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守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朝鲜战争时我们守“三八”线，还不是都守住了嘛。因此，在北京军区方向，我们要构筑工事，坚决顶住入侵之敌的进攻，不能搞诱敌深入。在北京和各个重要方向，要构筑纵深梯次配备的坚固工事，迟滞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他们每进攻一个地方，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我们则可以争取时间。敌人就怕这个，因为他们拼人力是拼不过我们的。关于联合作战问题，平时就要编好，打起仗来，临时编不行。应该搞想定，搞实兵演习，打好基础。  9月30日，我们将上述情况，当面向小平同志作了报告和请示。他明确肯定了我们的意见，并表示要在“801”会议上讲话。 小平同志和3位老帅的指示，不但是“801”会议的指导方针，也是新时期总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样，统一战略方针的表述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筹备“801”会议之初，我就考虑，研究军事战略方针，不能泛泛而谈。要在统一全军高级干部思想的基础上，各军兵种、总部有关部门和军事科学院还要结合自己的任务，深入研究贯彻的意见，并且要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拿到会上交流，使大家都能受益。这一想法，得到了得志、杨勇同志的支持，也取得了军委的批准。于是，我们决定请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到会讲课，重点研究战争初期军兵种的运用。各有关单位领受任务以后，十分认真，一遍遍地组织研究，准备资料，反复修改，迸行试讲。有的还确定由军事主官登台去讲。 为了增强讲课效果，我同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总政颜金生副主任、总后李元副部长一起，从6月21日到7月1日，集中听取15个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同志试讲。试讲时，我请军委顾问李达和总参谋部顾问孙毅参加。两位老同志德高望重，有着丰富的作战和训练经验。他们不顾高龄，不避酷暑，和我们一起听试讲，提出了多好的建议。 为了准备“801”会议的讲稿，各单位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基础也都不错。但为了增强讲课效果，我感到思路应该更宽一些，起点也应更高一些。所以，在试讲过程中，我就深入研究对付假设敌从战争初期的战役突破扩展为战略突破，以及各军兵种的协同、自动化指挥网的建设、电子对抗、防空、战争动员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还请有关部门把历史上外敌入侵我国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特点，以及近期世界上发生的几场战争的特点，一一作了介绍，以开阔视野、打通思路。经过几上几下，反复研究、修改，讲课的准备工作如期完成。 9月17日至10月16日，“801”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共百余人。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研究我军如何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为了加深理解，会议开始时，还请外交部黄华部长作了关于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由总部有关领导、总参有关部门介绍了相关情况。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学习的基础上，转入第二阶段，由各军兵种、总参有关部门讲课，共讲了15课，对与会同志了解各军兵种的建设情况，树立合成军队的思想，研究解决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总结提高。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 小平同志在10月1日的讲话中，明确讲了战略方针问题。他说: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4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争肯定是持久的，我们同入侵之敌作战，一定要搞持久作战，中国有这个条件。我们要立足于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小平同志还讲了军队的编成、训练和精简问题。 图片加载中… 10月16日，叶帅到会讲话。他分析了国际形势，强调说:将来打起仗来，敌军可能从天上、地上、海上一起来，前方和后方差别就很小了。这将是一场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就是打常规战争，也同过去不一样了。就地面作战来讲，主要是对付敌军集群坦克的连续突击，还要对付它的空降、机降。就我们自己来说，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了，同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不一样了。特种兵多了，重装备增加了。部队越现代化，就越依靠后勤，后勤组织也扩大了。敌我双方的这些变化，必然给未来战争带来新的问题、新的特点。 叶帅重申了军事思想一定要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道理。他指出，有很多这样的事实:不少军事家往往用上一次的战争经验去指导下一次的战争实践，结果带来很大损失。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今后仍然是适用的。但是，由于受到一定历史和实践范围的限制，过去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对今后的战争不可能完全适用，它必须依照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叶帅讲到战略方针问题时，明确表示:在1977年军委全会的讲话中，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这次讨论，大家都主张改为“积极防御”。“积极防御”也包括了持久作战和诱敌深入的含义，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叶帅还特别强调要抓训练，说这件事可不能放松。就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好合成军队作战训练。 “801”会议开得很好，进一步明确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研究了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对于统一全军的作战思想，提高全军高级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很有收获。 在这段时间，我经常考虑:形势发展很快，情况也在不断变化，战略方针适时调整与明确了，部队的训练等工作也部部署了，但总参作为军委的总司令部，必须继续跟踪研究世界战略形势的变化，在组织领导全军搞好战备工作的同时，对我国面临的各种战争威胁作出客观的分析、判断，以供军委首民决策参考。小平同志也同我们谈过军队要服从大局、搞好调整的问题。他说，我看大仗几年内打不起来，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1983年9月，我请外交部、总参有关部局领导同志汗会，对80年代末或稍长时间能否爆发世界大战以及我周边有关地区的情况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80年代或稍长时间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 其主要根据是:“苏、美争夺仍有回旋余地，都避免危及对方根本利益，还不愿迎头相撞发动战争”;“苏、美军事力量势均力敌的局面现还难以打破，核力量均衡对世界大战的爆发起制约作用”;“世界形势向着'多极化’发展，对世界大战的爆发有一定制约作用”;“我国的对外政策有利于保持世界战略形势的稳定”。会议还认为:“蒋经国死后台湾可能出现什么情况，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扩充军备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还难以预料，值得我们密切注视。”会后，将上述意见整理成文，由我签发，以军委战略委员会办公室的名义上报军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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