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一切都百废待兴。就在这时，毛主席找到了李强，郑重对他说：“要不，你改行去干外贸吧！”
由于李强并没有思想准备，便下意识地拒绝了毛主席的提议，并表示：“主席，我还是搞技术吧！”没想到事情过后不久，负责经济的李富春找到他，再次请他干外贸。
这次，李富春像是早有准备，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来，你在苏联呆了6年，懂得俄语；二来懂得机械；三来懂经济，这些都是优势。
听了李富春的这些理由，李强深知自己再要拒绝不合适，便同意了组织上的任命。
虽说李强来到外贸部门，但他传奇的红色特工生涯更加传奇和精彩。李强是谁，他有着什么特殊的经历呢？
图|左起：周恩来、邓颖超、蔡畅、李富春
李强思想上的两次“转变”
或许人们都记得《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这一幕：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党的电台发报员向延安发出最后的电波：“同志们，永别了，我永远想念你们！”
就在此时，国民党特务冲了进来，这一幕便是黎明前我党地下电台极其悲壮的一幕。但是距离此时21年前的序幕，却不为许多人所知。
那是1928年10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在苏联开完“六大”，便住进了中央特科交通部长李强家中。当时的李强只有23岁，正是年轻气盛之际。
李强本名曾培洪，字幼范，化名曾培鸿、曾宗达。江苏常熟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是秀才。
6岁那年，李强来到私塾读书，后在家乡读完小学，1920年到杭州宗文中学就读。他刻苦攻读，成绩优异，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只因他受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思潮影响，极力摆脱传统观念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就在这时，他得到一位正在上海读书的小学同学周奎的鼓励和帮助，凭着自己在中学时数、理、化的优异成绩，成为上海南洋路矿学堂(后改名东华大学)中学部三年级新生。
1923年，夏中学毕业时的李强
这座学校当时是上海一所由中国人出资兴办的学校，这里有着不讲尊儒崇孔的现代气氛，比较注意发挥学生的个性和才能的教学方法，一切都让李强感到欣慰。
李强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他在中学毕业时获得中、英文两张毕业证书，成为这个学校大学部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大学时代，李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李强曾回忆说：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我是上海东华大学土木科的一名青年学生。那时，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都像山一样压在我们心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而五四运动所点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烈火，仍在我们青年人的心头燃烧......
1924年5月，李强在叶楚伧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很快，他发现对方是个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右派人物。
在共产党人恽代英和张灏这两位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李强于1925年6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李强在上海中共曹家渡支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李强被任命为曹家渡共青团书记，12月被增补为共青团上海地委候补委员。国共分裂后，李强被开除出国民党。而这次开除，也成为他思想飞跃的标志。
正是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李强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逐步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1926年初，李强任上海浦东共青团书记。他在这里把工人组织起来，还为他们办起了贫民医院和贫民学校。一面帮助工人解决困难，一面补习文化，提高文化素质与政治觉悟。
他在工作受到共青团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长任弼时的表扬，这年6月，李强任吴淞区共青团书记。7月，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将他调回。
这时，北伐军已进入江西，中共上海区委正在准备武装起义，并让强研制炸药和手榴弹，以应急需。
李强从来没有制造过武器，但他利用学过的化学知识，化工公司买回石碳酸、硝酸等原料，按比例进行配制，制成了黄色炸药。由于条件不具备，手榴弹没有做出来。他们通过别的方法，还是弄到了不少手榴弹。
李强在苏联时期的照片
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等人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李强在起义之前制成的炸药全部用上了。
1927年2月，李强担任中共常熟特别支部书记，后成立常熟临时行政委员会，李强担任行政委员。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爆发，中共常熟特别支部也转入地下，李强立即从常熟撤出。不久，李强秘密潜回上海，在血雨腥风中找到了中共机关，参加了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
在周恩来的请求下，李强研制无线电
1928年6月到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以加强中共中央对各地党委的联系和领导。
同年10月，中央特科的无线电通讯科承担了这项任务。当时无线电在我国还是新的东西，又因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与禁阻，须得自己动手制造发报机。还得自己训练报务人员，无论从技术干部或物质条件来说，都是困难重重的。
周恩来开完“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决定让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为此，周恩来来到李强家中和他谈话，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这一幕。
1929年中共中央建立的第一部电台旧址
当提出要李强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时，李强感到有些为难。在大学里，李强是学土木工程的，学的是“修铁路、建桥梁”，从来没有和电讯打过交道，连收发报机都没有看见过。
再加上当时反动派对无线电设备控制非常严格，书店里也找不到有关的中文书籍。周恩来说：没有中文的书，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
周恩来知道，为了准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需要的武器，李强曾经苦心钻研制造过黄色炸药和手榴弹，进一步鼓励说：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也造出来了吗？
周恩来语重心长说：国民党对无线电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控制得很严，市面上没有成品出售，这才逼着我们自己造。这方面的中文书籍也很难找，你的英文基础好，可以买英文书刊来学。有什么困难，组织会尽力帮你解决！
听了周恩来的话，李强当即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搞无线电，又把任务交给了我，那我就边学边干，全力以赴！
领受了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后，李强先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同各无线电行业交朋友，和他们一起研究;并同苏氏兄弟开办的“亚美无线电公司”以及“大华无线电公司”等商店来往，以便从那里购置无线电器材、工具以及制造收发报机的线路图样。
在从书店买回不少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专业书籍进行学习后，开始试装收发报机。当时大华公司专门生产大型收发报机，李强通过关系设法把产品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研究，逐渐摸到了门道。
中央特科训练班旧址
接着就是制作，市面上只能买到一般零件，重要部件得到外国人办的洋行里去订货，但像紫铜管绕的线圈，洋行里也买不到，就得自己来做。
在购买零件的过程中，李强认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此人原是南京号邮轮上的报务员，比较懂行，给过李强不少帮助，提供给他不少所需要的零件。
还有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教会了李强如何绕线圈。给李强帮助最大的，是曾留学日本专攻电机专业，在上海创办绍敦电机公司的共产党员蔡叔厚。
就这样，在无线电设备和技术资料极其缺乏的条件下，李强和涂作潮一起试制收发报机。他们住在蔡叔厚开设的霓虹灯楼上。为了保护他们住处的安全，陈赓曾到这里来察看过。
李强和涂作潮藏在这里，呕心沥血，多方琢磨，经过日日夜夜的苦干，经历无数次失败和试验，奋战一年，终于在1929年造出自己设计、制造装成的第一部收发两用的无线电台。
这部电台的功率虽然只有50瓦，但不知道效果究竟如何。张沈川利用这部电台产品能够抄收国民党电台天气预报和国际新闻开始，最后和世界各国业余无线电台联系，证明这部电台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从此，李强便和张沈川在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租住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为秘密电台的台址，建立起我党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
1930年3、4月，中央和南方局建立电台通报后，电台又转移到静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32号一幢两层楼房中。同年9月，电台便转移到慕尔鸣路。
从苏联到延安
1929年9月，中共中央派李强两次前往香港建立电台。香港的电台虽然工作不到一年，但也做了不少工作。
1930年3月，中央特科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周恩来让李强负责这项工作。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方式秘密进行，防止敌人破坏。
第一期培训结束后，第二期培训开始，培训的任务由李强和顾顺章负责，李强和张沈川具体实施组织。虽然训练班制定了一些规定来防止敌人破坏。但训练班开办不久，还是发生了两起侦探闯入训练班的严重情况。
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骄傲大意，没有听取李强分散办学点的建议。就在培训开办一个多月的1930年12月17日，巡捕便将培训班连锅端，将张沈川等20多名教员、学院和收发报器材全部装入囚车，这个案件便是震惊中央的“福利公司事件”。
李强刚好前往不远处的毛齐华家中吃饭，才成功脱险。李强很快骑车通知其他同志们转移，将各处的中央文件和电讯设备取走。党中央紧急指示他暂停一切活动，由陈寿吕接任第四科科长。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幸亏有强壮飞、周恩来、李克农、李强等人及时转移机关和工作人员，才让我党避免了一场大灾难，李强等人撤离上海。
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李强于同年5月从哈尔滨来到莫斯科。在李立三的安排下，他在共产国际宿舍暂住，后来到苏联邮电部通信科学院。进行了7年的学习、科研和教学工作。
虽然他并没有像其他领导人来中山大学，但投身于自己擅长的通信科研领域，后成为党内著名的通信科学家。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用英文完成了无线电科学论文《发射菱形天线》，并在苏联无线电领域引发震动。
也是因为这篇论文，李强被苏联政府聘用为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其名字被收入苏联百科词典中，他的研究成果也被命名为“李强公式”。
李强正在工作
从1932开始，李强来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担任教员，并用一口流利的英文给各国党员讲授物理、数学、无线电原理。
1937年，李强再次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员讲授制作零件。课余时间，他还学习射击、骑马、放电影。
在苏联的七年时间，他具备了广博的科学知识、科学家的素质、一口流利的俄文结交了苏联的众多朋友。
就在这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爱国的李强归心似箭，终于在1938年经历了各种周折回到祖国，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来。
回到延安后，李强被安排到延安军工局身兼重任。他刚上任不久，局长滕代远便和他谈话说：“你可以和王诤一同工作，你来主持军工局的全面工作，并兼任军委三局副局长。”
李强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个任命，刚到陕北的第一年，李强便骑着一匹大青马走遍了沟沟坎坎，寻找资源。
他深知资源才是生产的第一要素，尤其是茫茫的黄土中蕴藏着大量可供生产的军火资源。
1940年，李强在为延安军工局的职工授课
延长石油沟的石油是重要的动力原料，陕北的棉花是硝化棉的重要原料，黄土岗中还埋藏着煤矿和铁；黄土中则蕴藏着生产军火的资源......
1938年3月，军工局正式建成之际，李强选择了安塞茶坊镇作为发展军工事业的基础。在茫茫的黄土高坡上，他白手起家，重用技术人员，创办了炸药厂、枪炮厂、炼油厂、炼钢厂以及制药厂。
仅用一年时间，延安军工厂便生产了数万颗手榴弹、掷弹筒门、步枪、迫击炮弹。这是他在上海制作炸弹的延续，也是他在苏联学习的成果。
中央军委将李强重用技术干部的经验向根据地和各边区推广。1944年5月1日，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职工代表大会会议，毛泽东亲自为他题词“坚持到底”。
毛主席为李强题词
李强奉命建造短波发射台
1944年6月，李强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担任延安自然乐学园院长，成为继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之后的第四任科学院院长。
期间，他成果保护了沈鸿、钱志道等工程师。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培养了500多名干部。
不仅为抗日战争以及夺取全国胜利，甚至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这些人后来有的当了部长、有的当了局长，后来甚至成为国家著名领导人。
解放战争期间，李强以军委工矿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考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这三大军区的资源和兵工生产情况。经过9个多月的调查，李强撰写了三篇内容详实的调查报告。
一次，李强在考察军工生产时遇到了廖承志。廖承志告知他：“你赶紧去西柏坡，朱德和刘少奇正等着你去谈话！”
李强快马加鞭赶到西柏坡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刘少奇和朱德向他交代了建造短波发射台的这项紧急任务。
毛主席为延安高级技术干部讲话，前排右一位李强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我党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始建于1940年。由于当时的延安军工局和广播电台关系密切。
李强奉命建造了短波发射台，将新华社的声音传到全世界，成为了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
李强从废钢中找到一根合用的汽车曲轴，巧妙地用于电台曲轴。使中断的广播恢复了对内对外广播。
解放战争开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并随中共中央不断转移，这次已是第四次迁移台址，台名也变为河北新华广播电台。
李强接受任务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勘察新台址，最后确定台址建在河北井陉县，播音室选在窟窿峰村，发射台则建在天护村。
天线架起来了，但没有测定方向的仪器，无法对天线调试。李强提出：“找个月色明朗的夜晚，根据北极星的位置，瞄准地球子午线，这个方向就是天线第一个木桩的方向。”
晚年的李强重返延安
结果这个天线正对着南京和上海之间的无锡上空，这也是无线电史上的一个创举“李强公式”第一次在祖国得到了运用。
李强在北京的第一个办公室是在广播事业局。此时，廖承志已调往侨务办公室，广播事业局的工作就由李强负责。
1949年10月1日，李强作为广播领域的专家和领导人，承担了保证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那部扩音机顺利运转的特殊任务。
开国大典当天，李强早早便赶到天安门城楼上进行调试，效果还不错。等到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时，他打开机器发现扩音器中竟然发出了一阵阵刺耳的声音。
他推断是机器和外界的音响产生共鸣。在紧急情况下，李强赶忙将自己的帽子扣在麦克风上，噪声果然消失了。
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已经登上天安门城楼，群众向领袖欢呼，李强则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与立于城楼正中的那架扬声器相连的各台无线电设备上。
李强
他仔细地听着那里面传出的音质、音量、音色。毛泽东走向话筒，随即，李强和在场所有人都熟悉的那洪亮的湖南口音通过话筒向全世界传出了一句最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担任广播事业局局长兼任邮电无线电总局局长。在任期间，他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领导和架设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的一条有线电话和一条长达一万两千公里的电话铁路，为中苏两国的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当李强构想着建设“世界第一塔”，将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推上更上一层楼之际，组织又有新的使命等待着他。
毛主席点名让他搞外贸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决定访苏，李强奉命随行。毛泽东考虑到李强不仅懂俄语，还懂技术，便当面命令李强：“你改行搞外贸好不好？”
起初，李强婉言拒绝了。但是在李富春的一再请求下，他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
1958年，李强和周恩来、贺龙等人会见蒙古代表团
鉴于李强在无线电电子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成就，1950 年，他被授予范旭东先生纪念荣誉奖章。
同年，李强30 年代在苏联发表的学术论文《发信菱形天线》被译成中文，第一次在国内发表。
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撤销，成立对外贸易部。于是，李强留在了莫斯科，并担任外贸部副部长一职，常驻苏联中国大使商务参赞。
1955 年6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李强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成为此届大会推举出的172 名学部委员之一。
这个身份，使得李强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院士中唯一的老资格的革命家。
1970年，李强和朝鲜贸易省副相签字后握手
1956年，李强回国后，正式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后成为部长。在对外贸易副部长、部长这个职位上，李强一干就是几十年，为新中国的经济、外贸、外交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他的努力下，还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此外，李强还兼任几个科技和国防建设领导机构的职务，如国家科技委员会副秘书长、航空工业委员会成员。
1956年，李强和曾经和昔日的老战友陈赓和聂荣臻一同畅饮。一晃几十年，他们一个是副总长、开国大将，一个是国防科委主任、开国元帅。
一向淡泊名利的李强突然有些羡慕，开玩笑提出：“把我调到你们部门，让我也当当将军，过过将军瘾！”
聂荣臻元帅笑着说：“我活了这一辈子，差的就是你的才华，不然也是一个学部委员。”
陈赓大将笑着说：“我党将星如云，可像你这种技术性的专家却是少之又少。目前国家急需外援来研制尖端武器，能担当如此重任的，舍你其谁？”
半醉半醒的李强听后，和两位好友哈哈哈大笑。
身为外贸部副部长兼任科技专家，李强还曾频繁来到核导弹基地进行实地考察。中苏关系破裂后，李强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负责清理苏联专家的遗留工作。
在进行了中苏贸易、抗美援朝军火贸易、中苏分裂中断贸易之后，李强正式被任命为任外贸部部长 。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他主管援越抗美的物资供应。在内忧外患中，年逾花甲的他日夜苦撑，保证了中苏军火物资源源不断运输到越南前线 。
1976年，李强陪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陪同下游览八达岭长城
在李强65岁那年，他接受了接受周恩来的任务，就像多年前接受周恩来交给建立电台任务一样，于1970年12月亲自率队潜入到越南南方前线丛林，考察援越抗 美的战况、物资供应情况，任炮火连天，冒生命危险而在所不惜。
1978年，国家走上正轨后，年逾古稀的李强以 他渊博的知识、宽阔的眼界、敏锐的思想，率先向中央提议利用外国贷款，第一个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等，最先促进对外开放，为与欧美、港澳贸易作了大量工作。
1981年3月年，李强正式从对外贸易部长的岗位上退休，并担任国务院顾问一职务。
李强在退居二线后，依然牵挂着国家建设，继续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继续支持和关心着国家的科技事业。
1996年9月29日，他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
纵观李强的这一生，李强真正做到了毛主席当初鼓励的那样“坚持到底”，无愧于一个革命家和科学家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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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为党理财的“红色管家”
熊瑾玎，湖南长沙人，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当年5月21日，在何键的策划下，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带兵袭击湖南的省市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逮捕和杀害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熊瑾玎也遭到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县政府通缉。在这种处境下，他在给亲友的回信中写道：“亲朋漫念风尘苦，正要艰难著此身。”在经过几个月的隐蔽斗争后，熊瑾玎毅然前往汉口寻找党组织。
1927年10月，熊瑾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被分配到湖北省委机关担任文书交通工作。但是随着湖北省委机关被破坏，熊瑾玎在湖北的工作已无法继续开展，同时，恩师徐特立的病情反复，需要转往上海进行彻底的治疗，于是在1928年4月，熊瑾玎前往上海。熊瑾玎到达上海后，找到了李维汉。李维汉熟知熊瑾玎理财经验丰富，性格稳健可靠，于是让他进入中央组织局会计科，主要负责党的经费管理工作。由此，熊瑾玎开启了他创办红色生意的生涯。
如今已修缮一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位于福州路近云南路口，天蟾舞台旁边（图源：文汇报）
熊瑾玎进入中央组织局会计科工作后，受李维汉所托，寻找一处可供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处所。于是他便装扮成一名商人，亲自到有房屋出租的地方进行考察是否适合建立中央秘密机关。
194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的样貌，拍摄者为周公馆工作人员祝华
在经过缜密考察后，最终在云南路找到一处适合作为秘密机关的二层楼房。房子一共有三间，一间面积较大，能容纳十几个人，可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一楼是周生赉医生的私人诊所“生黎医院”，来往看病的人可以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的进出。同时，这所房子位于上海著名大戏院——天蟾舞台的后面，平时来开会的中共党员可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上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达开会的房间。若有事发生的话，还能顺着云南路的楼梯上去，直到楼上房间，或从这座楼梯下来混入来往的行人中。于是，熊瑾玎租下了这所房子。1928年4月，一家名叫福兴布庄在此开张，熊瑾玎成了布庄的“熊老板”。
熊瑾玎在为党工作的同时，还需处理布庄的生意，因此一时工作繁重，分身乏术。而且当时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下，为避免引起怀疑，保证机关安全，中央秘密机关采取“机关社会化”“家庭化”方式掩护运行，即地下党员的日常行动要符合合法身份，住家就要像住家，商店就要像商店，写字间就要像写字间。住家要夫妇两人，妻子需要像家庭妇女一样买菜、烧饭、洗衣等。另外，地下党员的衣着、来往等方面也都要合乎身份，比如住棚户区的人家，如果常有西装革履的朋友来访，就不大协调。所以主管中央组织局工作的周恩来和李维汉建议，让熊瑾玎推荐一名女同志来协助他工作。熊瑾玎考虑良久，举荐了湖南互济会的朱端绶来担任福兴布庄的“老板娘”。
朱端绶原是长沙女师的学生，是徐特立的得意弟子，早年领导了纱厂工人反抗压迫的斗争并取得一定成效，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日事变”中，她表现出处事冷静、为人谨慎的性格，十分符合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要求。因此组织安排朱端绶以“老板娘”来协助熊瑾玎的工作。他们对外称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后来，朱端绶与熊瑾玎在朝夕相处中互生情愫，最终成就了一段佳话，成为一对红色伉俪、传奇夫妻。
中共六大后，以福兴布庄名义设立的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成为中枢。周恩来、邓小平、项英、任弼时、李维汉、李富春等人经常来福兴布庄开会。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内还原的当时工作场景
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后叛变，他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掌握了大量有关党中央的核心情报。值此生死危难之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采取了紧急措施，一天之内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指挥机关的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周恩来指示党中央秘书黄玠然通知熊瑾玎夫妇搬迁，熊瑾玎、朱端绶将中央文件、账簿等迅速转移到别处隐蔽，机关则安全转移。
1925年“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对印刷厂的管制日益严格，党的宣传品很难在一般印刷厂里印刷。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宣传品需求量激增。中国共产党决定设立自己的地下印刷厂，于是党组织先后在上海建立了数十个印刷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秘密印刷所位置（图源：文汇报）
集成印刷公司便是党在上海创立的印刷机构之一。1928年春，熊瑾玎和毛泽民在虞洽卿路（今西藏北路）瑞和里进弄第二家创建了集成印刷公司，因其地址在瑞和里，因此又名“瑞和印刷厂”。集成印刷公司的厂长是毛泽民（化名为杨杰），副厂长是彭礼和，工作人员大约有40人，大多数为党员和团员。
集成印刷公司的对外业务是承印广告、请柬、名片、发票等，对内秘密印刷党的宣传品，比如党的文件、内部刊物、传单和马列主义书籍等。为保证印刷厂安全和掩护刊物和印刷品的传递，在印刷党的宣传品时，多会采用伪装的手段，比如将瞿秋白的《三民主义》的封面换成和国民党出版的《三民主义》一样的封面。
集成印刷公司同时也是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点之一。1928年，唐锦涟到达上海后，就曾在集成印刷公司找到熊瑾玎，而后被党组织派任为湘沪交通员。
1928年，毛泽民被党组织调派到天津，集成印刷公司改由王凌波主持，厂址也由原虞洽卿路迁至与鸭绿江路接界的元芳路（今商丘路）。1930年9月，集成印刷公司遭到破坏，王凌波、杜延庆、杨匏安等17人被捕，集成印刷公司随之结束营业。
鸭绿江路丝绸厂是熊瑾玎代表党中央出资，由钱之光和江阿明共同经营的中央联络点。1929年，钱之光奉党中央命令来到上海，熊瑾玎与他接头，向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经中央研究，钱之光是浙江诸暨人，对丝绸行业较为熟悉，令他在上海筹建一个丝绸厂，作为党的联络点。
印刷《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手扳印刷机复制品（图源：文汇报）
杭州作为丝绸的著名产地，丝绸业发达，经营丝绸业的商人众多。在经过慎重考虑后，钱之光回到杭州，与好友刘海麟商议，想要在杭州寻找一位善于经营、谨慎可靠的人来帮忙管理丝绸厂。于是，刘海麟向钱之光推荐了江阿明。确定了人选后，钱之光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将丝绸厂的地址设在鸭绿江路。当时的鸭绿江路是上海织绸厂最集中的地方，便于隐蔽，适合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丝绸厂历经半年建成，投产后开始向市场销售绸缎。
钱之光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党中央的秘密印刷厂，印发党的报刊材料，只是兼管鸭绿江路丝绸厂的工作，厂内具体工作则由江阿明负责。他每个星期去一趟丝绸厂，一方面是察看厂里的状况，另一方面是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47年《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所示鸭绿江路的位置（标绿线者）及附近商号。此时仍可见鸭绿江路两旁及附近有绸布庄、制衣厂、缫丝厂等与纺织相关企业（上海市档案馆藏）
有一天，钱之光照例前往丝绸厂，结束工作后，绕路回来，路过黄浦江边时，遇上了租界“抄靶子”（上海方言，意为搜身）。钱之光为避免引起怀疑，没有立即转身往回走，而是身穿西装，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抄靶子”的巡捕看到钱之光的气派和模样，就没有检查，任其通过了关卡。
鸭绿江路丝绸厂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保障了秘密印刷厂的工作，当时朱端绶作为交通员，时常受周恩来派遣到丝绸厂送取文件。熊瑾玎送中央文稿印刷和取回印好的中央文稿时多半在这家丝绸厂与钱之光碰头，由钱之光将文稿带到印刷厂去印刷，或者钱之光将印好的文件带到这里交熊瑾玎再转送中央。
1929年，经党组织同意，熊瑾玎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租赁了一栋二层楼房，开设了一家兼卖杂货的天生祥酒店，用于掩护党的地下活动，王凌波是酒店的“老板”。
天生祥酒店的主要职责是担当铺保（以商店名义出具的保证书）。当时汇款或在银行设立户头都需要铺保。国民党肆意抓捕进步人士，有时因缺乏证据，不得不释放时，也必须要有铺保。1932年，地下党员朱仲丽被捕后，就是由天生祥酒店盖章铺保保释出来的。当时，天生祥酒店的掌柜周酉兰还为朱仲丽出庭作证，证明她是同德医学院的学生，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
1938年，熊瑾玎与朱端绶合照
天生祥酒店同时也是党的地下联络点。1930年，唐锦涟在湖北为党中央筹得现洋2000余元，钞票1000多元及黄金首饰一批。在回沪途经沙市时，不幸被逮捕，所筹经费被扣押。关押期间，唐锦涟设法托人寄信到天生祥酒店转交给熊瑾玎，请熊瑾玎设法营救。熊瑾玎在接信后通过关系，以上海杂粮业公会的名义发电报给沙市军督稽查处，证明唐锦涟为杂粮商人，前往沙市采购杂粮，请予释放。但电报到时，唐锦涟已趁关押他的国民党部队开拔混乱之机越狱逃跑了。
天生祥酒店还曾掩护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杨开慧牺牲后，在1931年初春，毛泽民请李崇德（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夫人）将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上海。李崇德根据毛泽民的亲笔信将三个孩子送到辣斐德路的天生祥酒店，后来三兄弟进入大同幼稚园生活。
1931年大同幼稚园部分保育员与幼儿。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别为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同时，熊瑾玎平时也常常安排一些从外地到上海的同志或者是党外的进步人士到天生祥酒店留宿。比如，党外进步人士廖奕到上海时，常常在天生祥酒店留宿。当时廖奕与蔡元培、熊希龄等人关系紧密，有时候熊瑾玎也会通过廖奕去找蔡元培、熊希龄营救被捕的同志。
天生祥酒店开张后，在王凌波等人的努力经营下，生意红火，在同行中赢得了信誉，王凌波还被推选担任酒店行会的“会首”。1930年9月王凌波被捕后，天生祥酒店由党外友人洪福生主持。
1928年底或1929年初，熊瑾玎让长子熊侃文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大的酒店，名为正泰酒店。1929年春夏之际，熊瑾玎又在虹口区美租界内设立湘发泰酒店。这两家酒店也都是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点。苏区来人时，留信在酒店，信封上就写有：熊泰儒、熊瑾廷、朱瑾思等名字作为暗号，因此，熊瑾玎和朱端绶每天或者每隔一天就要到这些联络点看看。朱端绶在取回书信和文件后，往往用明矾水洗抄出来，再交给党中央的负责人。
熊瑾玎与家人合照
1931年4月，熊瑾玎与唐锦涟在党组织的要求下，在华德路（今长阳路）辽阳路口开设了一家名为庆丰恒的酒行，作为党中央的联络点。唐锦涟是店主，管理店内事务。1933年4月，贺龙的家属向元姑被捕，熊瑾玎在给贺龙家属送生活费时被坐探逮捕。4月9日，熊瑾玎儿子熊侃文去寻父亲，又被蹲守的坐探逮捕。20日，朱端绶也被逮捕。
为营救熊瑾玎等人，党中央通过互济会聘请史良担任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庆丰恒酒行的店主唐锦涟还为熊瑾玎作证。熊瑾玎在《寄唐锦涟》诗中提到“救护频输策，陈词竟挺身。古言真不爽，患难见交亲”，来感激唐锦涟的营救。熊瑾玎被捕以后直到1937年出狱前，唐锦涟也曾多方设法营救。庆丰恒酒行一直营业至1937年9月歇业。
熊瑾玎按照党的指示和需要开办了许多“红色生意”。一方面，这些生意的盈利所得全部用作党的经费，为党的事业发展创造了经济条件；另一方面，这些生意的经营场所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传送了大量的重要情报、物资，是党的秘密机关和地下交通的重要一环。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熊瑾玎既需要掩护好党的中央机关，又要经营好这些生意，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他的精心经营之下，这些红色生意都获得了盈利，而他将全部盈利都用于党的事业和救助生活有困难的党员，自己和朱端绶则过着俭朴的生活。同时，熊瑾玎为人热情诚恳，做生意又极讲信誉，因此在行内也颇受称赞，“熊老板”的称号渐渐在上海滩流传开来。
陈云解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济建设人才缺口问题
经济建设是国之大计。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就必须培养足够的具有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尽快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陈云提出一系列解决经济建设人才缺口问题的具体措施，使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效。梳理这一过程并进一步体悟陈云关于经济建设人才战略的思想，对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48年8月，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题为《当前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
妥善处理旧职员
解放战争初期，陈云被派往东北战场，参与决策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大政方针。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东北财经工作和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1948年6月起，陈云开始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此时，越来越多规模大且技术先进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轻重工业工厂、市政企业被人民政府接管，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显得越来越紧迫和重要。当时东北解放区缺乏专门的企业管理人才，存在“只有政治厂长而无经济技术厂长”的问题，从工人中提拔的厂长把握不了全盘工作[1]。因此，正确对待旧职员，包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是解决新接收企业管理问题、使城市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关键环节。
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在新解放城市中，干部及工人普遍存在“左”的情绪。比如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过程中就产生不适当地打击旧职员的“左”的错误。无独有偶，此类情况在鸡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都发生过。陈云认为：“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2]
陈云为处理这个问题投入大量精力，采取了下述措施：
第一，起草《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企业职员分为5种并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其核心是将广大技术人员同少数国民党特务、把头和企业把持人员严格区分开来。陈云指出：“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而生产及业务的负责管理人员则“有专门知识或业务技能，有组织生产、组织业务的经验，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3]。可以看出，他制定政策时始终抓住中心问题，着力于恢复生产，团结和教育一切有用人才。由于政策得当，《决定》颁发后，经济形势很快稳定下来。
第二，采取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效化解工人与旧职员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他充分肯定旧职员的价值，指出：“职员也是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没有职员画图、写账、打算盘也不行，没有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更不行。”另一方面，规劝工人不要因为小“气”而影响“全力干大事”。他认为，工友之中如果受过哪个职员的气，这个职员作了自我批评，而且道了歉，那么，工友的气就应该消了。[4]
第三，着力于解决党内干部及工人对旧职员的偏见。《决定》要求，不管是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还是新提升的工人，对忠于职务的旧管理人员，必须服从其管理。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仍不断强调工商业资本家的价值。他指出，我国民族资本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近代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这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是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需的。[5]
综上所述，陈云于1948年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后，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投入极大精力，正确处理了新接收企业的旧职员问题与管理问题，针对工人、旧职员、党内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在实践上贯彻了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方针，还为之后解决全国范围内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管理问题积累了初步经验。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前排左六），薄一波（左五）、马寅初（左七）任副主任
集中使用技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前夕，恢复生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东北地区则是重中之重。为此，陈云多次到沈阳及其周边城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情况。最后，他把着力点放在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鞍山和本溪两个遭到战争破坏的钢铁厂。此时，除机器和资金问题外，最缺乏的是技术人才。
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中财委所属各部召开各种专业会议。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发现技术人员数量不够且分布不均。鞍山、本溪钢铁产量占全国钢铁总产量的80%，但技师只占全国技术人员总数的25%。煤、电工业以东北居多，技师人数也是关内多、东北少。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有石油及水电技术人员多留在华东，而华东当时并无油矿及水力发电企业。相反，西北玉门、延长油矿及东北小丰满发电厂等处技术人员却十分缺乏。
这一问题并非只有东北地区存在，几乎各行各业都缺乏专业技术人才。面对此种情况，陈云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按国家的需要合理分配”“只有如此，才能统一行动，发挥力量”[6]。因此，他提出一系列措施落实集中使用技术人才的思想。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招聘科学技术人员。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9年5月组织东北招聘团，由当时松江省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冯仲云率领，去上海招聘大学教师、理工农医科技术人员及文艺人才，到东北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工作。到1950年6月，共招聘专业技术人员4500余人。在此期间，本溪煤铁公司分6批从北京、上海、天津、南昌和四川等地，共招聘技术人员149人。
第二，将关内的技术人员调往东北地区。在陈云的主持下，重工业部于1949年12月召开首次全国钢铁会议，会议决定把钢铁建设的重心放在东北，并决定对全国技术人员进行调查与登记，由重工业部统一分配。这项举措很快得到落实。1950年4月，国家从华北钢铁公司、石景山钢铁厂、天津钢厂抽调近百名技术人员到东北各企业、学校工作。1954年至1956年，国家从上海选调给松陵机械厂的技术工人有870人，从全国各地抽调给黎明机械厂的各类人员达8833人。
第三，部门内部互相调剂，集中使用技术力量。1951年7月25日，陈云、薄一波致电曾山，提出贸易部所属进出口公司等单位缺乏技术干部，请求从华东抽调一批熟悉五金、化工、电工、机械、医疗、仪器等方面的技术干部给贸易部。在调剂技术力量方面，从1950年到1956年，上海共向全国各重点建设单位输送技术工人6.3万余人、工程技术人员5400余人。
1953年9月，陈云同陈叔通（右）、包达三（中）交谈
充分改造和利用党外人才
北平解放后，新中国即将诞生。发展生产和恢复经济成为首要工作。因此，中共中央作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由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重要决定。陈云面对经济建设人才严重缺乏的局面，针对改造利用党外人才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不拘一格广泛招收人才。陈云到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干部筹备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缺乏经济建设方面的人才。陈云的办法就是不拘一格，广泛招收人才。他曾说过：“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3]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人就是陈云进北平后很快注意到的懂经济的党外民主人士。而且，陈云知道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交往多且熟悉他们的情况。为尽可能避免闲置党外财经人才，他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著名学者、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邀请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此外，中财委还接收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专家学者十五六人。在陈云不拘一格、广泛选用人才的思想指导下，中财委用不到3个月时间便组建成一支300多人的精干队伍。
第二，高度重视技术、尊重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指出，中国产业工人不过300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30万。这些人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6]在当时的工商界，侯德榜被称为“制碱大王”，古耕虞被称为“猪鬃大王”，陈云对他们十分尊重，多次过问永利碱厂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从资金和销售上给予帮助；陈云认为侯德榜是国内有名的化学专家，向党中央建议“请他担任财经委员会高级技术顾问”，使其为国家化学工业建设作出很大贡献。古耕虞对猪鬃外销很有经验和办法，陈云就促成他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与中国猪鬃公司签订代理猪鬃外销合同。此协议的实行使得猪鬃出口量直线上升，超过了旧中国出口的任何一年。可以说，陈云重视技术、尊重人才的思想使党外专家在国家经济恢复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努力调动民主党派专家的积极性。中财委成立后，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局面发生很大变化，陈云说：“过去是'小摊摊’，现在要搞大城市的'大买卖’。”[7]因此，各方面都需要专业人才，他很注重调动民主党派专家的积极性。当时，有些人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于安排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担任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不服气，认为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可有可无”[8]。这一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党派人士才能的发挥。针对党内干部这一倾向，一方面陈云在组织上保证党外专家有职有权，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当时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16个部级机构，除副主任马寅初是民主人士外，还有6位部长是民主人士。另一方面，陈云教育党内干部要重视民主党派专家。1949年11月19日，他出席全国交通会议，谈到发展交通事业时指出：“我们党内交通运输人才很少，懂这些的人也不多，我们没有经验。交通工具是现代化的，要有专门的技术与知识。”“我们要将事情搞好，就要和全国人民合作，将党外有经验的人才看作是我们国家的财产。”这时，担任交通部部长的是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陈云这番话既是有感而发，也是为了调动民主人士工作的积极性。
高度重视苏联专家
1949年初，为恢复鞍山、本溪等工业基地的生产，陈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他发现，中国缺少五金方面的专家，留在鞍山的日本技师不仅技术不精，政治上也不忠诚。因此，他认为，必须尽快聘请苏联专家，否则，鞍山、本溪难以全面复工，甚至连需要从国外订购哪些设备都开不出清单。[1]
由此，我国向苏联提出聘请技术专家的请求。1949年1月6日，莫洛托夫来电表示，苏联政府已同意满足中国政府聘请专家的要求，并让中方提出所需专家的数量。我国随即提出聘请328人的清单：工业212人、军事工业64人、财政及工业大学38人、航空机械修理14人；此外还有铁路工作人员200人。8月14日，中共访苏代表团回国，与苏方最终议定，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派遣200多名苏联专家分期分批来华工作。
195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苏联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建设东北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1951年，聘请了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陈云具体负责聘请苏联设计组、审查设计和确定订货的工作。他认为，在若干年内，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没有培养出来以前，“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他还提出接收订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都要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指导。[9]
陈云对苏联专家十分重视，在工作方面，尽力为苏联专家的工作提供方便。例如，当时，由于缺乏全国性系统资料，苏联专家无法开展工作。他专门主持召开研究苏联专家工作问题的会议，决定迅速成立全国性部门，系统收集资料，解决了苏联专家工作上的困难。在生活方面，想方设法提高苏联专家的生活待遇。1949年9月24日，他同薄一波致电中共中央，提议筹设特别商店，用实物配给的办法对苏联专家进行补助。不仅如此，陈云还经常教育党内干部向苏联专家学习。9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部委联合办公会上讲话指出，必须认识到苏联的帮助对我国革命的重要性，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向苏联学习，搞好与苏联专家的合作。
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一五”时期），苏联和东欧各国来华工作的技术专家达到8000多人，为中国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7000多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全方位的，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培养技术干部，一直到新产品的制造，组织现有企业生产配套用的和辅助性的半成品、成品和材料等，都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可以说，在新中国恢复与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苏联专家起到重要作用。
1954年夏，陈云同志同朱德、林伯渠等同志视察官厅水库
着力提高党内干部专业水平
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必须遵守经营管理工厂的企业化原则。什么是经营管理工厂的企业化原则？陈云认为，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但当时党内干部“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1]。
针对上述问题，陈云认为党内干部要努力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精通业务。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强调经济干部要转变被动心态，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要“下决心，学会业务，否则一辈子受气”[8]。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干部努力学习工作领域的专业知识，干一行会一行。比如在说到培养地质人才的时候，他指出：“老干部是不是也可以学地质业务呢？应该学，只要自己长期地努力学习，是可以学会的。”[6]
第二，向一切内行学习。教育党内干部认真向内行学习是陈云在抓经济工作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在延安时期，他即要求干部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结交了很多科技人员、经济理论学者，如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经济学家丁冬放、留德化学家刘咸一、延安兵工厂厂长沈鸿、化学家钱志道等，经常向他们请教。
在东北，适逢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之时，陈云丝毫不放松对党内干部的要求。他在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他们（技术人员）的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是需要的，共产党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
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后，他适时提出需要教育干部很好地与资本家在企业内部共事，规定若干与资本家共事的制度和办法，并且教育干部学习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中一切有用的东西。
总的说来，陈云的上述思想对于提高党员干部专业能力及业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从而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958年7月15日，陈云同志视察无锡国棉二厂
按需培养专业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恢复和发展经济角度来看，技术人员普遍不足。为此，中财委组成专门委员会，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及时向教育部门提供所需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数量，以便据此确定和安排各类大学及各级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人数和比例。按需培养专业人才，实现教育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有效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是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形成的人才观。
1953年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陈云针对计划进行汇报时指出，在技术力量方面，供需很不平衡。经初步计算，5年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两项需增加技术人员39.5万人，但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仅为28.6万人，相差近11万人。
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3种解决措施：第一，根据需要设立专门学校。比如1952年，为开发西北石油资源，推动设立石油专科学校以培养中级干部。第二，兴办短期训练学校。他认为，“培养技术干部，应以举办短期（一年左右）专科学校为主”。大学生、高中生不够分配，也可以考虑招收初中生，训练一两年，使他们能参加简易的工作。6第三，工厂兴办训练班。采用传、帮、带的办法，大量培养技术人员。
经过一系列举措，工人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对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起到重要作用。到1954年底，一大批经过培训的专业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或领导岗位，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干部在各种岗位上都占有较大比例，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占38.5%，在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占41.2%，在车间主任中占80.05%，在工（段）长中占90.73%。到1957年，工人平均技术等级由1953年的三级提高到四级，其中一到三级工占36%，四到六级工占58%，七到八级工占5%。时隔多年，陈云还感慨地说：“必须肯定，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50年代、60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10]
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云为解决经济建设人才缺口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取得巨大成效，为党的工作重心顺利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奠定了人才基础，还为党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抓好经济建设人才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