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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强 转自：《谍战春秋》 李强（1905-1996），江苏常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进入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从事情报保卫工作。1927 年11月，参加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任无线电通讯科科长，受命研制建立了党的首个秘密无线电台。1931年4月后被派往苏联，从事无线电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果。1938年回国后，长期在党的军工、广播、外贸、科研行业工作，均做出突出成绩。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建立和健全了党的中央机构。根据形势的发展与地下斗争的需要，组建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参加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仍由顾顺章兼科长，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科，我任交通科长。  青年李强 行动科在内部也叫“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打叛徒，清除隐患。叛徒是我们地下斗争中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们决不宽容他们。当时以及后来的如白鑫出卖彭湃，范梦菊出卖向忠发，顾顺章出卖恽代英，都是典型的例子。 白鑫原是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营的党代表，后来到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为乞讨活命，竟主动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告密。 为掩人耳目，他与特务串通，乘彭湃出席会议之际，让人把他与彭湃一起抓走，演了一场苦肉计。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以及中央军委负责士兵运动的邢士贞等。  彭湃烈士 彭湃等被捕后，周恩来心急如焚，当他从内线了解到敌人要转解彭湃的确切消息后，便立即亲自组织力量营救。他还指示说：“凡是会打枪的都去！”因为我的枪法不错，所以也被列入人选。 但因拟用于这次行动的枪械还涂着防锈的黄油，必须擦净后才能使用。等我们赶到行动现场时，押解的囚车已经过去。彭湃等同志牺牲后，我们千方百计要除掉白鑫这个可恶的叛徒。在内线的配合下，终于在不久后给了这个叛徒以应有的惩罚。  当时的报纸 1928年6月至7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由于国内环境的恶劣和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未能出席会议，周恩来出席并领导这次大会。 六大之后，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我党开始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因为我们以往仅靠人员往来传递消息，速度慢，而且不安全。如果通信人员途中遇到麻烦，还有泄密的危险。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 一天，周恩来把我找去谈话，要求我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我听后有些为难，因为我虽然上过大学，但对无线电却一窍不通；而且，反动派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书店也根本没有与此有关的中文书籍。周恩来鼓励我说：没有中文的书，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 在周恩来的信任与鼓励下，我当即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搞无线电，又把任务交给了我，那我就边学边干，全力以赴。与此同时，军委将特科的四科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仍由我担任科长。 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交代的任务后，我立即开始了工作。先是到书店里买回不少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专业书籍，进行系统的自学。然后是摸索、实践。  英文无线电杂志 那时的上海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的大华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大型收发报机，我通过关系，设法把产品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研究。这样，慢慢摸到了门道，心里有了底。 最后是制作。一般的零件在市面上能买到，但重要的部件却很难买到。我们就利用一些外国人办的洋行，在那里定货取货。可是像紫铜管绕的线圈，洋行里也买不到，就只有靠自己做。 在购买零件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郑原是南京号邮轮上的一名报务员，到大华后，专门负责为各轮船上的小型无线电台提供零配件的买卖。在他的帮助下，有时让我安装，有时让我修理，还供给了我不少所需的零部件。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还教会了我如何绕线圈。 当时沪东有恒路上有一家兆敦公司。是共产党员蔡叔厚开办的，专营变压器。我设法弄来了几部机床，其中有刨床、钻床、车床，并在蔡叔厚的公司里找了间屋子，自制了一些无线电零件。  蔡叔厚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第一批无线电台终于研制出来了。但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的心里也没有底。正好张沈川曾学习过无线电收发报，于是就请他来操作、检验。 张沈川先从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与气象预报开始，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无线电台联系通报，结果证明我们自制的无线电台完全符合要求，可以投入使用。从此，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张沈川也成了我党最早的无线电专业人员之一。  张沈川 1929年9月底，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党中央派我到香港建立电台。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先后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我一个人去的，目的是选地点和房子，既要利于隐蔽，又要便于工作。结果选中了在九龙弥敦道的一所房子。当地组织为我们物色了一个朝鲜人作报务员；还派了会说本地话的卢彪夫妇住下来作掩护。一切安顿好后，我便启程返回上海。 到了年底，我第二次去香港，同行的有黄尚英。我们随身携带着收发报机。海关检查时，我们早有准备，把事先预备的银圆往警察手中悄悄一塞，他心领神会，在我们的箱子上用粉笔做一个记号，看都不看，就放我们过关。也许，他把我们当成了一般的走私者了。 在香港安装电台要比在上海安全，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管理不像国民党那么严；另一方面是香港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较多，当局也管不过来。黄尚英试着发了几天报，讯号很稳定。接着，我们就按约定的时间、呼号与频率，和上海党中央的电台联系，相互通报。 因为工作辛苦，生活条件差，黄尚英得了肺病。那时的肺病是不治之症，黄尚英不得不返回上海，不久就病死于回浙江家乡的途中。他去世时，年仅20岁。对于这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我党无线电事业中第一位以身殉职的同志，我一直深深怀恋着他。 1929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到了香港，找到了我，询问了有关电台的情况。当时小平同志正奉党中央的指示去广西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有了香港这部电台，就可以及时将起义的消息与情况经香港报中央。此外，邓小平同志的妻子张希远当时已经牺牲，他托我回上海后帮助安葬。 12月11日，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取得成功，消息经香港电台很快转报给在上海的党中央，这对大家也是个极大的鼓舞。不久，我回上海后，立刻遵小平同志之嘱把张希远的遗体安葬在上海公墓，墓碑上还写着立碑人的名字：曾幼范。 1930年12月，香港的电台遭到破坏，当时曾三是上海中央电台的报务员，17日他突然收到一份香港发来的明码电报。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英国朋友发来的，告诉我们电台已被英国当局查获，报务员被捕，但处境尚好。我马上把情况报告给中央，立即通知与香港停止联络。香港的电台尽管只工作了不到一年，但它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半年之后，我们的报务员也被放了出来，因为他们没有抓到多少把柄。 也是在1930年12月，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江西苏区红军在龙岗战斗中俘虏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1931年初，张的亲属来找我们，说只要我们放人，他们可以拿枪支弹药来交换。 那时，红军的枪支弹药非常缺乏，很需要得到补充。我们的电台还不能与江西苏区通报。周恩来决定派龚饮冰、涂作潮与张的亲属一起赶往江西谈判。然而他俩刚到南昌，就听说张辉瓒已被红军处决，只好中途返回了上海。这一事件也说明在党中央与苏区间建立电台联系是何等的必要。 1931年春，伍云甫、曾三和涂作潮带着我们自制的50瓦功率电台，由上海经福建长汀到达江西瑞金。行前，聂荣臻专门找他们谈了话，强调了党中央与江西苏区联络的重要性。后来，电台是送到了，但由于功率小，远距离通讯效果不好，上海方面收不到。 怎么办呢？5月，正好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二十六军公秉藩部作战，知道他们有一部100瓦大功率的电台。于是，打仗前，我们就派人进行了侦察，告诉部队作战时保护电台，而且一定要打胜。结果一切如愿，我们打败了敌军，完好地缴获了这部电台。曾三便利用这部电台发报，与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由于有了这部大功率电台，组织上才派王诤负责组建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电台大队，并由他担任大队长。从此，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开始有了电讯联络。  毛泽东称赞王诤是“我军通信工业的开山鼻祖” 1930年3月，党中央曾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军委特科指定由我负责。训练班采用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学员来自各个苏区。张沈川与我担任教员。学员们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一，我们便采取因材施教，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学员们学习非常刻苦，专心致志，两三个月后全部结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骨干。 经过这一期的培训，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据此，党中央决定，再为各省及根据地培训一批无线电工作人员。第二期培训任务交由顾顺章和我负责，由我与张沈川具体组织实施。根据上一次的经验，我们建议仍采取分散教学，或开设两个电器商店作掩护的办法。 很快，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又一次办起了训练班。这也是我们党办得最早的、正规的无线电训练班。这一期的学员有16人，教员的力量也更强。尤其是几位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同志回国后被调来担任教学骨干，使训练班如虎添翼。  上海福利电器公司旧址 12月17日上午，学员们正在上课，突然一批侦探、军警闯了进来，经过搜査带走了收发报机及器材，拘捕了20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与我不在现场，因而幸免于难。这些同志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虽被严刑拷问，但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直到1936年8月，在周恩来的多方营救下，他们中的16人才获释出狱，另有4人被敌人百般折磨，不幸死于狱中。16位同志出狱后，又重新投入了革命斗争。  训练班学员曾被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20人受尽折磨却无一人叛变 上海的地下斗争真是艰险曲折。“福利电器公司事件”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顾顺章叛变的严重事件。 顾顺章原是南洋烟草公司的工人，五卅运动前就入了党。五卅运动后被指定为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后又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军委特科的科长，负责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保卫工作。 1931年4 月，他亲自护送张国焘经武汉潜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归途中，他竟违犯党的纪律，擅自在汉口以化广奇的艺名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王竹樵指认，被国民党逮捕。  历史上顾顺章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顾顺章被捕后立刻叛变，并要求把他秘密解往南京见蒋介石。武汉的特务机关急于邀功请赏，把这一情况连发6份特急绝密电报给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幸而被打入敌人内部，当时担任徐恩曾秘书的钱壮飞同志首先得知。钱壮飞抢先把消息报告了上海的党中央，随即脱身而去。 周恩来、陈云、陈赓、李克农等同志面对险恶形势，机智勇敢地领导特科人员日夜奋战，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转移了中央机关，并及时通知了有关同志，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把我领导人一网打尽的企图，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损失。我也是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才搬家转移的一个。为此，我们都深深感激钱壮飞同志，没有他的忠诚、机警和及时报告，我们的遭遇将不堪设想。  周恩来晚年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在中央军委派陈寿昌通知我转移的同时，周恩来经过郑重考虑决定派我到苏联去学习、工作和深造。临行前，蔡叔厚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到天津后去找他的一个亲戚，他会帮助我。 我乘轮船到天津后找到了他，在他的帮助下，去德国驻天津领事馆办了签证与护照，并买到了到柏林的火车票（中途可以在莫斯科下车）。这是因为当时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只能这样“曲折迂回”地赴苏。 1931年6月，我登车北上。车到哈尔滨，又经苏联领事馆签了字。这时正好碰上大学的同学周奎，他在哈尔滨的海关工作。在他的关照下，我很快又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到了莫斯科，我立即叫了一辆马车，直奔共产国际所在地。共产国际的接待人员询问了情况后，马上通知了李立三。李立三把我接到他住的旅馆里，给了我一些生活费，让我先住下，工作以后再说。我看李立三当时的情绪不高，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了批评，共产国际对他已不再信任，他对自己以后的工作都不清楚，自然也很难再为我作具体的安排了。 1931年11月，王明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政治上以“左”反“左”，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对稍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即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认为我与顾顺章关系密切，是顾的死党，对我极不信任。他曾私下对人讲：“不能让张工程师（化名）上东方大学，也不能让他回国，回去以后，他是要背叛革命的。” 这样，我就被派到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工作。但还是住在共产国际的宿舍里，每天到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研究院上班。从此，我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强”，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觉得文章好，请点赞！ 关注我们，关注“红色IP”公众号，读更多真实的红色故事！ 【文：李强 转自：《谍战春秋》，本文摘自李强回忆文章《我的革命历程》，原文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9辑），1994年2月第1版。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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