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延安西路420弄9号，美丽园龙都大酒店门前一侧，种植着几株翠竹，竹下立着一块小石碑，碑文简单、平淡。
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9号。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第一座无线电台，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收发报。年底，李强等到香港开设了分台，经香港分台的转递，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开通了无线电联系。
然而，就是这看似无奇的数语，却穿越了整整92个春秋，把汪郎带进了曾经那个我党地下工作者在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深入敌穴，为了革命事业而不顾自身安危的惊心动魄的谍战岁月。
1、李强临危受命建立无线电台，要在白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谷。
在反动当局刻意制造的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存革命火种，我党在白区的革命组织全部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斗争，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之间的联系遭到削弱。
这一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成功创建了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然而，在反动当局的封锁、分割下，党中央要想加强和各地党委组织之间的联系，并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经验推广到反动当局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指导各地党委的革命实践斗争，就必须建立一支无线电讯的革命队伍。
因为，如果还是单纯地依靠地下交通员来传递情报、传达党中央指示，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我党所承受的风险和压力是很大的。
在不考虑反动当局对地方上的严密监视及交通等问题，仅是交通员的身份暴露或背叛革命，这对我党的革命事业又是一次惨重的打击。
事实上，这种靠人为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当时也已经跟不上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
所以，建立属于我党领导的红色无线电台通讯网络，提高我党的通讯科技水平，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这关系到革命的成败。
1928年10月，刚从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归国的周恩来，根据六大会议指示，准备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
但选谁来负责这件事情，让周恩来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选中了中央特科下的交通科科长李强。
李强，原名曾培洪，字幼范，江苏常熟人，1905年9月出生，1925年入党，革命经验丰富。
1926年2月，他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组建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7月，为配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在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的指示下，研制出了大量黄色炸药。
1927年3月，他又研制了大量的炸药、起爆药、手榴弹，为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提供了一定的武器装备支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强又妥善完成了我党重要成员的转移及革命群众的善后工作，减轻了我党的革命力量在上海的损失。而他在交通科科长的任职期间，又为我党建立和完善了秘密交通网络，确保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的绝对安全。
加上他毕业于纯英文教学的上海南洋路矿专科学校，学习的是土木科，有一定的理工基础和英文阅读水平。这在周恩来看来，李强不仅承受住了革命的考验，又有很强的科研能力，非常适合承担建立红色电台的任务。
但这对于李强而言，完全属于赶鸭子上架，因为他对无线电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何况也面临着实际上的困难。
在当时，无线电通信技术在世界上属于新技术，在中国并没有大规模普及，而且反动当局还严密控制着中国所有的无线电通信设施设备，无线电报机更是被列为战略物资，轻易不可得。
在这样的环境下，市场上也没有中文版的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籍出售，即使李强有心自己研制无线电台，也无从入手。
怎么办呢？只能找洋人学习无线电技术。
对李强的为难，周恩来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坚定的鼓励，没有中文书，可以看英文的，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学，掌握无线电技术，研制出属于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发报机。
不仅如此，周恩来又给李强派出了一位战友，时任我党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开始学习无线电报务。
李张二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上海进行了一场无声的革命斗争。
2、排除万难，我党的第一座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研发成功了
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尤其是在缺乏资料，又身处白区统治下，注定是一个艰难而又伟大的任务。
事实上，李强最大的难点在于没有详细的无线电资料，而张沈川的到来暂时解决了这一难题。
张沈川，湖南慈利人，1900年4月生，1926年入党，1928年7月担任中共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而他还有另一个公开的身份，就是用张燕铭的假名字，成为反动当局在上海开设的无线电学校的学生，学习发报。
他利用自己的这一特殊身份，偷抄了两本军用密电码，以及一些教材提供给李强研究。
而李强自己也没有等待。
当时，位于法租界的福熙路403号有一家名为“绍敦电器公司”的变压器生产厂，老板蔡叔厚是我党地下党员，而工厂也就成为我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站，在这家公司的顶楼房间，李强安装了刨床、钻床、车床等工具，这里也就成为李强的电台秘密研究室。
窗外是刀光剑影，警笛长鸣，反动当局在大街上大肆搜捕我党党员和革命群众，室内却是灯火通明，图纸遍地，李强坐在纸堆上啃着冰凉的馒头研读攻克无线电技术。
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获取无线电台的样式和更多的详细数据，李强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
他一边凭借着自己流利的英文，出入洋人的洋行，偷偷搜集和无线电有关的书籍、报刊，查找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图样，绘制电台的线路图和零部件构造，购买一些无线电禁品零件；一边周旋于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无线电公司、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的买办身旁混脸熟，还和这些公司的职员称兄道弟，借机混入亚美公司的车间偷学技术，借出大华公司的机器拆卸后偷画草图，又装上及时送还回去。
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李强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硬是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机器运行逻辑以及电台的制作工艺，并收集了很多制造电台所需要的零件、线圈、电机等。
努力没有白费。
经过李强、张沈川的反复拆装、收发实验，1929年9月，他们终于成功研制了我党历史上第一台无线收发报机。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刻。
1929年，秋，夜。
“滴滴滴……嘀嘀嘀……”
电波声通过架设在阳台上的天线，刺破了夜空。
在大西路富康里9号弄堂深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一台只有50瓦功率的笨重电报机，在张沈川的操作下，成功接收到了反动当局电台发出的新闻和气象预报，并和国外业余无线电台完成了联络、通报。
李强则兴奋地在屋内来回走动，收发报的成功，也就意味着他研制的电报机完全符合无线电设备的使用标准，使得我党在通讯史上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尽管电报收发机的灵敏度不高。
3、红色电波的发展壮大
我党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后，深感无线电人才的匮乏，于此，以李强、张沈川为核心，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采用单线教学、分散居住的方式，培养自己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
而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壮大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的革命力量，我党决定，以上海秘密电台为基础，在白色恐怖相对较松的香港再建一处电台，建立我党第一条无线通讯网络，作为党中央和南方地方党委及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中转站，从而掌握南方的革命斗争形势，制定新的斗争方向。
作为我党电台的研发专家，这项任务又落在了李强的身上。
1929年12月，李强避开反动当局的密探，只身到达香港后，选中了九龙弥敦道街的一座中式小楼，作为我党新开电台的台址。
后又秘密返回上海，带着从我党建立的无线电培训班中毕业的黄尚英，携带两只装着自研的收发电报机的豪华大皮箱，在关口混过了港警的检查，有惊无险地到了此前选中的小楼，架起了电线，安装了我党历史上的第二座电台。
1930年1月，远在香港的报务员黄尚英，向我党上海电台秘密发送了一条信息，其所使用的电码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写的，被我党称为“豪密”的电码。
正是这条电报，给处于白色恐怖下，转入秘密斗争状态的党中央带来了极为鼓舞的力量，由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广西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上海电台和香港电台是我党自己研发，自己制定电码的第一对互通电台，沪港无线通讯的成功，使得我党开始逐渐摆脱依靠交通员传递信息的方式，揭开了我党利用无线电实现远距离通讯工作的序幕。
随着我党在农村革命斗争的深入，到1930年底，全国各地已经建立了十几个红色苏维埃政权，中国工农红军也发展到了10万多人。
而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打败反动当局的军队时，曾缴获了一部半电台（即：其中一部电台只有收报机，没有发报机），同时被俘虏的10名报务人员经过思想上的解放后也加入了红军，这就为中央苏区建立无线电通讯队伍建立了基础。
基于此，为了加强各苏区之间的信息互通交流，同时也为了加强党中央对苏区的领导，1931年初，在中央苏区已经具备建立无线电通讯队伍的能力上，我党决定向中央苏区派遣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建立电台，并着手准备将无线电通讯技术推广到所有苏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红军无线电通讯网络。
在党的这条无线电通讯建设方针的指导下，1931年到1932年间，瑞金中央苏区、鄂豫皖根据地、湘赣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等苏区都相继建立了红军电台，苏区和党中央之间的联系、苏区和苏区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起来。
4、将秘密电台打入反动当局内部去，建立敌特内部隐蔽战线
有了自己的秘密电台后，就必须将这条新的作战路线扩大，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在这样的思路下，1929年12月，经我党批准，中共特科三勇士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组成党的特别战斗小组，打进反动当局的特务组织党务调查科，利用反动当局的电台，和我党的上海秘密电台进行联络，在敌人内部形成了我党的隐蔽革命战线。
在这条隐蔽战线上，因为钱壮飞和反动当局的党务调查科头子徐恩曾是同乡，被徐恩曾任命为机要秘书，并要求他在各地建立特务基层组织，补充特务人员。
借此机会，钱壮飞在党务调查科的人员选用上，安排了很多我党的情报人员，而他自己则亲自兼任反动当局的情报机构“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的社长，安排自己的战友胡底担任反动当局的天津情报机构“长城通讯社”的社长，加上已经成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编辑的李克农，由此，我党在反动当局内部建立了一条南京、上海、天津的秘密电台情报网，为我党的革命工作提供的千里眼，顺风耳，为我党在白区的隐蔽战争提供了有力地安全保障。
试想，如果我党没有研发出自己的电台，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反动当局抓捕后，武汉的反动当局特务机构将此消息密电南京后，截取此电报的钱壮飞又如何能快速将这信息传递给党中央，我党又如何能抢在反动当局行动之前，完成党中央机关和人员的转移？
正因为我党上海电台的建成，1931年4月，在我党武汉的20多个秘密机关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近乎全部被反动当局破坏后，我党在上海的中央机构才能躲过这场重大灾难。
5、汪郎说
当然，汪郎的文笔有限，无法用文字完全描述出在当年那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们，在弄堂深处用电报微不可闻的嘀嗒声向敌特宣战的时候，所承受的常人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
试想，当年我党领导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如果他们的心中没有对党革命事业的无比热忱，没有对党的无限忠诚，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那么在反动当局的严密统治下，又怎么会在敌后白区演绎着红色电波“永不消逝”的近乎传奇的革命故事？
今天，站在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曾经秘密战斗过地方，再也找不到红色电台的任何痕迹。
汪郎只能闭上眼睛，在几株翠竹前凭吊李强、张沈川等我党无线电通讯英雄们在白色恐怖下所做出的英勇事迹。
抚摸着竹下的石碑，感念万分，岁月能带走人的生命，改变地表上的建筑，却带不走史册上的丰功伟绩，以及人们心中对英雄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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